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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题
作者 | 陈彩虹
一个平常的周六午后,一个简单的微信邀请,陡然打开了我尘封四十多年的记忆。
那是二〇一七年六月十一日,刘晋长兄邀请我加入“湘乡一中(原工农中学)文艺宣传队”的微信群。就在点击入群的一瞬间,我完全没有料到,记忆长河里奔腾的洪水,就这样猛烈地冲开了厚重的闸门。
四十多年前,在湖南省湘乡县涟水河畔的湘乡一中,有这么一支学生文艺宣传队,她集聚了学校最优秀且具备文艺天赋的男女学生们。这支青涩多于成熟的艺术队伍,仅仅以笛子、二胡类简单乐器的组合,用青春的底色,奔放的激情,和几分环境并不允许却压抑不住对于美的向往,高歌时代,劲舞革命,带给了当时学校、农村、厂矿和县城的街头巷尾一抹亮丽的风景。
四十多年过去了,回忆之旅一经启程,竟然是那样地令人激动,令人浮想联翩,令人回味无穷,更令人久久不愿走出那记忆的时空。这道已经成为历史过往的风景,对于我们这些当年的宣传队员,究竟有什么值得留恋?
在我脑海里出现的第一个人,是我们的音乐老师,也是宣传队的最高艺术指导,刘颖特。
这是一个一眼看起来和那个时代不大合拍的男人。有些讳言的家庭出身,大大超过了当时应当结婚年龄却还是单身,他的言行举止,与外界革命口号震天响的激昂气氛,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记得,他说话时,态度总是那样谦卑,声调总是那样温和,连那应当有些份量的批评之声,也被他柔化得没有了力气。就是这样一位很有几分“另类”的老师,天性般地展示了别致的男人优雅,正好在那个革命气概阳刚得过度的年代里,赋予了我们这些成长之中的少男少女们,一份软和的性情。
坦率说,我已经记不得多少颖特老师指导我们的细节了。有一个场景,却一直有着清晰的记忆。那是排练改编的歌剧《园丁之歌》时,他辅导主角“俞英老师”,要求演员用和蔼、亲切的说话口气,去循循劝导那贪玩的学生。当时,那位“女老师”,感觉很难去把握好如此的语言,刘老师是那样地耐心,如同潺潺流水般的启发和示范,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结果,那个“园丁”剧中经典的场景,达到了全剧的一个高潮。
我一直在想,从颖特老师的性情来说,他是在用生活体验来指导艺术,那么,是不是他的生活本身,就是一种艺术?我没有确切的答案。在那个革命亢奋的年代里,在背负有种种历史重压的环境下,谦卑、温和,避开锋芒,至少,也是一种生存的技巧吧。就在我们这些懵懵懂懂的少年,私底下不大恭敬地以“刘姿势”来描述颖特老师行姿坐态时,或许,不知不觉之中,我们内心里,不只是接纳了一份艺术的优雅,还收获有一份生活的智慧。
很久没有见到颖特老师了,只是知道他后来做了很长时间体育学校的领导。这是一个颇具意味的人生安排。要知道,再温和的体育项目,也是讲究强势和力量的,有时候甚至需要点湖南人的“霸蛮”劲。时代变了,行当转了,颖特老师那温文尔雅的性情里,是不是有了几分体育的张狂?
周玉清,这是记忆的行程里,注定绕不过去的人。她的名字,很容易就想到“冰清玉洁”那个成语。印象中,她身材是高挑的,又是精致的。她比我高一届,年龄其实大不了多少,却是我们那届宣传队的一号人物——队长。或许是与生俱来的领导气质,我们常常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她快人快语,“高八度”的音调总是显得有些咄咄逼人,仿佛就是我们的“第二老师”。实话说,那个时候,我们对周玉清是很有些敬畏感的。想来也是,漂亮的女生,一旦严肃得如严厉的老师,大家就不会将她当一般女生来对待了,也就不容易看到她偏冷表情下,那内心丰富的另外一面。
然而,当看到她演出时的认真投入,特别是看到她在《园丁之歌》中作为主角的出色表演时,相信没有人再会简单地将她视为严厉的“老师”。既要教育调皮的学生陶利,还要教育固执的同行方觉,《园丁之歌》的剧情安排对女主角的表演是有难度的。周玉清不只是依靠合适的艺术处理,更是依托内心本原的善良和细腻,加深了对角色的理解,以女性特有的柔和张力,温润人,打动人,最后改变了剧中人的观念,也改变了我们对她“严肃”的单向度认知。在那个年龄段里,我们居然可以看到如此严肃的女孩子,会有这样的“温和的力量”,实是在无形中,感受了一种别样的女性魅力。
事实上,滴水就能穿石,女性善良性情下的温柔,何尝不是一种征服人心的强大力量呢。看看当下的世界,有多少女性的政治家、企业家和社会活动家,不正在用她们难以阻挡的温柔之力,去征服和改造人心,去征服和改造世界么?
记忆中,我与周玉清没有多少交集,在宣传队里就节目有过的一些交流和讨论,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风吹云散。但她那有点严肃的表情,和女生善良内心衍生出来的柔和,合成了一幅颇有感染力的图景,那是挥之不去的。要不然,为什么一忆起宣传队,她就会出现呢?
离开湘乡一中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周玉清。玉清大姐,安好如初?在这里,请接受当年宣传队里乐队配乐小弟的一声问候!
回忆的笔墨由此前行,那个叫刘晋长的师兄马上就走过来了。晋长兄长得浓眉大眼,圆型脸,还是中学年少时代,就很有男子汉的气势。加上“不那么白”,或者直接说有点黑的皮肤,更长几分雄壮的英武。兄长这等形象,自然就是那时“高大上”的一种经典。正好,宣传队的绝大部分节目,都是正面人物为主,这也就使得兄长如鱼得水。我记得,在好多的节目里,都有他的存在。
晋长兄的“晋”字,让人推测他是不是出生在山西。我从来没有问过,尽管我们都是湘乡人民医院职工的子弟。但他那一口深沉标准的湘乡“街上话”,明白地告诉我们,他就是湘乡人。他普通话讲得好,这还不算什么。他长沙话讲起来,也是会搞得地道的长沙人都怀疑湘乡是不是长沙的一个区。语言的优势,他歌唱起来,时而昂扬,时而低沉,时而气贯山河,时而淡若轻云。那时唱歌,全凭真功夫,没有什么现代音乐设备的支持和补漏,晋长兄唱歌给人印象,就是那么深刻的原生态品种。特别地,他喜欢在刘颖特老师宿舍里,伴着风琴吼上几句。至今我也不明白,他是真的练练嗓子,还是以此招引某位心仪女生的注意。
我最佩服的,是他那久久也不会消退的热心肠。为大家张罗这,张罗那;一会联系这事,一会又牵扯那事,许多颇有些意义的活动就这样组织起来了。相对于学习生活而言,宣传队的活动是业余性质的,不同届和不同班级的同学,由于接触时间还是相对少,彼此之间真难得有特别深刻的印象。晋长兄不大相同,他大概是宣传队里跨越届别和班级很为“知名”的人士。
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有句名言,“闲暇是人生的精华”。现在的我们,都已退休或临近退休,开始在人生的另外一个舞台表演,都拥有这样那样的一些闲暇。在现代社会更多张扬个性,更注重自我生活的格局下,我们还真需要更多晋长兄这样的人,串联起一些人和事,聚合起一些单个的“闲暇”,形成某种集体形态的人生精华——或怀旧,或歌唱,或行走;或时为天南地北飞行客,或时为山峦溪畔品茗人。
这不,此次晋长兄邀请我加入宣传队的微信群,我又多了一份社会关联,多了一份生活形态。所有的宣传队员们,我相信,又多了一种彼此的牵挂。这可是功德无量的事呢。
那天入微信群,巧遇肖艳从大洋彼岸传来她美妙动人的歌声,引来了群里好一阵热闹。我听完的第一感觉,那就是“细妹子”唱的。洋溢着青春的活力,充满了女性的柔美,和悦轻张的声音里,还饱含了似泣如诉的情感——这应当是岁月赋予的吧。一下子,我被拉回到了四十多年前。可是,我怎么也想不起来,肖艳唱过歌么?竟然还会有如此高的水准?
高二十二班和二十三班之间只有一墙之隔。我在二十二班,肖艳在二十三班。我知道肖艳,首先是因为她学习好,数学老师肖行模在我们班说到过她。在我们那个年级,我门门功课都是拔尖的,听到肖艳,自然就有对手的感觉,暗中较劲。课间休息时,两个班的同学总是容易碰到,我也就特别地留意肖艳。虽说每次只是匆匆的一面之遇,印象里,肖艳好安静,好安静。
这一点,在宣传队里得到了证实。肖艳的安静,几乎说得上是悄然无声,一副与世无争的乖乖女样子。但就是这女孩子,真的很美,安安静静的美,简简单单的美,纯纯真真的美。或许,世界上许多美的东西,并不需要张扬;因为美,安静便是一种力量,就会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真的,肖艳带给了我们一个时代的美好,尽管在那个时候,我推测,没有几个人直接地赞美过。
因为如此安静,肖艳唱歌的才华就被她自己“埋没”了四十多年。好在那声音依然年轻,依然活力四射,特别是还存有那份抹不去的青春岁月的情愫,让我们年少时宣传队里的“错过”,今天获得了部分的补偿。
对于湘乡这座小城,对于湖南这片土壤,大洋彼岸,那可是遥远的地方。远方就是诗歌,就是梦想,就是年轻时候的向往。四十多年过去了,就我所知,肖艳是越走越远,越走越远。如今的她,是不是那远方的生活里有诗歌,是不是那远方的日子里触摸了梦想?如若从大洋彼岸回头望,湘乡就是今天的远方,湖南就是今天的远方。青山绿水的家乡啊,对于远在异国他乡的游子,何尝又不是一首乡愁的诗歌,又何尝不是一曲怀旧的梦想!
在宣传队里,肖艳的主要表演,就是舞蹈。一说起舞蹈来,一个整队的漂亮女生扑眼而来。正如那《斗笠舞》列队造型时的照片,一个个身姿美妙,楚楚动人。稍微夸张一点讲,当时的宣传队,整个全县最漂亮的女孩子都聚齐了。我想得起来名字或依稀记得又核对了一下的有,周玉清、刘湘建、龙蔓雅、辛莉、肖艳、韩蓉蓉、成福元、张琪娜、孙丽平、徐丽萍、徐立林。
文行至此,我内心忐忑不安起来,因为实在记不得其他好些女生的名字了,这是多么大的缺撼啦。在此,我想说,名字虽然没有提及到,但那个时代里让我心底获得美好的感受,你们都在其中。毕竟,一个队伍的美丽,是由这支队伍里每个人的美丽,组合而成的。每个人都展示了一份青春的秀色,贡献了一份女孩的美好!
说起宣传队里的女孩子们,“浪漫”这个词汇一定是少不得的。可悲的是,那个年代视“浪漫”如洪水猛兽,这个词是说都说不得。正值青春年少的女孩子们,言语可以禁得住不说,但那本原的自然天性,又有什么可以阻挡得了呢?正是如此,我们就在那一个个革命的舞蹈里,一幕幕战斗的剧情中,一阵台步,一个云手,一段台词,对了,还有那一个眼神,真切地感受到这些美丽女孩子展现给我们的天然浪漫。如今想起来,还都是心动不已。
就说那舞蹈《洗衣歌》和《斗笠舞》吧。对于我,它们简直就是一堂人生浪漫的教学课。
那是一个不能去触及人类本性里最原初的“爱”“情”“亲”等等情感的时代,“文化大革命”以其反人类基本情感的疯狂,将我们青春年少时对于人类美好情感的向往,几近全面扼杀。我们却在不幸中有幸。
就在这两个舞蹈之中,那些抽象的、集体性质的,以及指向大自然山山水水的艺术隐喻,让这些人类美好的词汇和词汇代表的原始情感,鲜活地表现了出来。少年男女的面面对唱,青春女孩的婀娜舞姿,“军爱民来民拥军”“帮咱亲人洗衣裳”“我编斗笠送亲人”。那舞蹈里有“爱”,那歌声里有“情”,至于“亲”,我们不是一遍又一遍地听到过么?水的柔情,山的伟岸;军,那是阳刚的男性;民,则是温柔的女生。浪漫这不在吗?情感此时无吗?
看近期的新闻,电影导演冯小刚拟新拍电影《芳华》。他在数百名顶级漂亮的女孩中,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选拔出了五、六名“纯天然”的女生。冯导和我们是同龄人,他的眼光应当具有我们那个时代的印记。我仔细地看了这些选中的“纯天然”女孩,果不然,她们真是个个都神似四十多年前,我在湘乡一中宣传队里看到的女生们。时光若是倒流,这些女孩穿上当时的军装或是工装,面色平和地照张黑白的相片,我或许就会将她们看成是一中宣传队里的队员了。
好多年没有看过什么电影了,冯小刚的这部电影一面世,我就会第一时间去观赏——不是为了那电影故事,也不是为了那电影艺术,而是想“对号入座”地忆起四十多年前,那些一起度过青春时光的女生宣传队员们。
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我在已有的几十个微信群里几乎默默无言。那天,在肖艳美妙歌声《牧羊曲》的引动下,我情不自禁地在宣传队群里,发出了对已经远去青春的怀念之声,由衷地赞美了当年的老师和同学,特别是赞美了那些歌舞、那些乐曲无形中带给我们的浪漫启蒙。或许是夸赞的对象被解读为只是指向了女生,“重色轻友”的调侃在群里出现。看到这样谈笑式评价,实话说,我的内心是愉悦的,甚至有几分的得意。可不是么?宣传队里女孩子们“颜值”多高,她们在歌舞之中展露出来的青春美好,硬是把那个时代对美和浪漫的禁锢之墙,捅出了一道口子,这难道不值得我们“重”其“色”吗?
回忆的长河流淌过“色”的九曲十八湾后,自然而然地来到了“友”的水域。宣传队里的年少俊男们,现在应当可以登场了。很有些意外的是,我在记忆的海洋里大面积地搜索,真想不起这些男生们有多少可以大说其道的故事。就是连名字,我都叫不出几个来。我一时语塞,有点不知所措。“轻友”看来不只是当下的玩笑,还真有历史的基因。也就是说,在那已经远去了的时段里,男生们在宣传队,不过是“轻”若配角性质的——在那簇簇鲜红鲜红的花朵之下,他们是鲜嫩欲滴的片片陪衬绿叶。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细想了很久很久,没有想得出其中的原由。或许,是历史给那个时代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吧。那些充满了无理亢奋和变态阳刚的日子,本意是张扬疯狂的男性阶级斗争意志,却在不经意中,给予了人性里本原的女性美和浪漫以某些成长的空间。湘乡一中文艺宣传队,从老师到学生,从此届到彼级,从节目的选取到剧情的调整,都在无意间,表现出了对那外部环境非理性斗争意志的不屑,自觉不自觉地将女性美和青春浪漫,推崇到了当时最高的境地。在这样的格局之下,男孩子们当然就成不了这幕历史悲喜剧的主角。
没有美和浪漫主旋律的昂扬激越,并不意味着年少的男生们在回忆时空里没有位置。当回忆的小船上溯到过往的支流时,风华正茂的少年男孩“碎片式”的往事,点点滴滴地浮现了出来。盘说起它们,或颇为有趣,或令人玩味,有些还带有淡淡的时代伤感。
从我自己谈起吧。我是一九七三年二月以农村户口的身份,通过正式考试进入湘乡一中的。这要感谢邓小平出山带来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让考试成绩成为了入学的依据。到校后时日不长,我被选中进了文艺宣传队。据称,选中的理由,是我会讲一口标准的长沙话(我一九五七年出生在长沙,一九七〇年随同被“遣送回原籍”的右派父亲回到湘乡县老家农村),普通话也讲得比其他同学要好。
由于乐队笛子吹奏者王良松毕业离开,我到宣传队没有多久,刘颖特老师不知道哪根敏感神经被触动,居然安排我学吹笛子。这一变化,不只是让我吹到了当时笛子的最高水准,能够驾轻就熟地给所有节目配乐,还让我拥有了某些特殊的历史“碎片”。
记得我参加的第一个节目,是歌舞表演《小八路见到毛主席》。那时,我还是演员身份。学校提供不了道具服装,要求每个队员,由家里掏钱做一身灰色的军装,平常自用,演出时做小八路道具。我的娭毑、爸爸和我是农村户口,日子清苦至极,完全没有钱;我妈妈在湘乡人民医院工作,两个妹妹为城镇户口,但妈妈月收入39.5元,养活这几口人已经不易,真的难以负担额外支出。
穷苦人家孩子懂事早,我久久不愿向妈妈提及此事,却也不想就此离开宣传队。那几日心中的煎熬,让我坐不是,睡不安,真是无以言表。终于,心事被妈妈看出。在得知事情原由后,她没有任何的犹豫,硬是想尽办法,买来了最廉价的灰布,请亲戚裁缝师傅免费做了那套看起来有些与众不同的八路军装。当那成型的服装摆在面前时,可以想象,我那年少的内心会有如何的震撼。我知道,我有世界上最好的妈妈,未来一定要好好地报答她!
由于我很快就转到了乐队,这套服装并没有伴随我参加歌舞表演,而是用做了笛子独奏演出服和宣传队集体照相时的出场服。自然,我是非常精心地使用这套服装。尽管价钱很低,看起来品质却很高,它装缀了我少年男孩的青春颜面,驱散了年轻内心的挣扎纠结。在我心里,那是一套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衣服,更是一份青春成长的标志性见证!那时开始,我一下子长大了好多。
在乐队,笛子的学习和提高,对于我是有挑战性的,但乐队的事情相对简单和利落,没有作为演员自备道具一类的纠结,也没有化妆、卸妆的复杂带来的大把时间耗费等等,我在宣传队乐队里的总体感受,一直是海阔天空、阳光明媚的,特别乐意并积极地参加所有的排练和活动。几十年过去了,我想问问那些演员身份的男生同学们,当年你们是否有过我“八路军装”那样的内心折磨呢?青春成长的岁月里,宣传队里的某件小事,是不是也催熟过你们的心智或是情感?
在那衣着不是灰色就是蓝色的一统年代里,草绿色的军装和军帽,是我们这些年少男孩子的向往,也是演出时常要用的道具。宣传队里的人员结构,可以分为三类吧。一类是“厂矿的(主要是湖南铁合金厂、湘乡三零五厂和冶建一公司的子弟)”,一类是“街上的(县城里城镇户口的孩子)”,还有一类就是我这样“乡下的(农村户口的孩子)”。宣传队里“乡下的”孩子不多,而我在这一类里,又被边缘化,因为我住在妈妈单位的宿舍里,模样也还像个城里的孩子。这种分类,大致可以决定军装和军帽的获取途径——“厂矿的”孩子每人都有一顶军帽;“街上的”孩子更为富足些,每人有一顶军帽,家在武装部或与武装部有关联的孩子还有一件军装上衣;“乡下的”孩子呢,当然就是啥也没有的了。
青春年少时的重大心事,有时就那么一点点。作为乐队成员,我并不需要任何的道具,但我渴望一顶军帽,渴望那种军人的威武。现在想来,其实是渴望一种少年男生的帅气,渴望一种与其他男生之间的地位平等。那时,只要你花较大的价钱,军帽是可以买得到的。恰恰这一点,对我完全不具备可能。我已经记不得,自己去了县里那个普通的帽子店多少回,最后,用很少的钱,买了个式样、颜色很是接近军帽的帽子。
当那草绿色的“仿制品”戴在头上时,我内心一个巨大的沟壑被填平,仿佛没有它,我就不是宣传队里一名成员似的。四十多年后来看,个中的滋味,其实是悲情的、苦涩的。是啊,哪个时代年少者青春的心事,又只是个人心理的起伏跌宕,而没有历史雕刻的印痕呢?
我在乐队的时候,人数并不多。在我的记忆里,那个最清楚的形象,叫做彭立新。他个子长得很有特色,似乎是那种一直往上长,不往两边发展的类型。看他一眼,你就觉得清秀可爱,那张脸具有天生的幽默感。可惜我们年少的时代,幽默是一种奢侈,宣传队里的使用渠道不多。在乐队里,我吹笛子,他拉板胡。这可是当时宣传队的“当家乐器”。每次演出,都是我和他首先定调。自然,演出中,我们俩也是主力,首当其冲。在印象中,我们配合得天衣无缝。在这次加入微信群后,我看到了他多张后来的照片,内心真的有几分不平。四十多年过去了,那张脸还是洋溢着上天赐予他的年轻可爱。我推想,是不是他的那颗心,还固化在青春的岁月里呢。
和我同班的肖冰根,唢呐吹得棒极了。他是乐队的成员,但印象中,我们没有一起给节目配过乐。唢呐那个东西有些特别,无法融入笛子、二胡之中。他在乐队里,负责打击器乐,当时主要就是击鼓。他非常地娴熟。冰根的乐器技能,我从来不敢去问他是如何学得的。侧面了解下来,心里总有些说不出来的酸楚。他精通唢呐和打击乐器,因为那也是他用来挣饭吃的手艺,乡里红白喜事少不得这样的吹打高手!他很小就开始学艺,实际吹打的经历已经非常丰富,自然就成了“洞庭湖的老麻雀”。小小的年纪就承受了生活的压力,回忆起来,在他的鼓点里,是好像有些许的叹息。
乐长虹,这个名字,我自然记得很清楚。他会乐器,二胡拉得相当不错。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想不起来,他究竟在没在乐队里呆过。他也在北京工作,我们有过几次见面,可惜都是匆匆复匆匆,聊不上几句,很难说到当年宣传队的事情。易淼森,这是与我同年级不同班的同学。在宣传队里的角色,他到底是演员还是乐队成员,我现在完全不敢确定。本想发个微信,核实一下。考虑再三,这里的文字既然是自我的忆起,还是凭记忆而写,更为真实可信,也就留下一个悬疑吧。
乐队里的成员,能够记得起名字的,拉二胡的葛森是其中一位。虽然一起为各种节目伴奏,但我们交流还真不多,如今已经没有特别的印象了。在校时,我知道,他的学习也是很优秀的。离开湘乡一中后,我就再没有得到过他的消息。据说,他现在北京。光阴似箭,岁月苍桑,假若在某日相遇,也不知道是否还能辨认出彼此。还有,乐队里那个拉低胡的队友,好像是高我一届的学兄。他姓什么,又名为何?我想不起来了。这个时候,我对自己的记忆力,很是无奈。
乐队的一件“坏事”,却令我没齿不忘。
一天晚上,我们到湘乡三零五厂演出。那天厂礼堂里挤满了观众,表演的所有节目,都受到了极大的欢迎,我还吹了笛子独奏曲《扬鞭催马运粮忙》。演出结束后,厂里食堂给我们每人准备了一大碗榨菜肉丝面。在城镇粮食、副食都凭票供应,农村则是饭都难以吃饱的日子里,那榨菜肉丝面是何等高贵的美食,对正在长身体的少年学生具有多么大的吸引力,现在的孩子们无法想象。乐队成员不用卸妆,舞台大幕一关,我们就冲到食堂窗口排队,端来了那香喷喷的面条。乐队里面真有“高人”,好像就是那位拉低胡的学长,他催促我们赶快吃完。之后,领着大家,散入到卸了妆的演员队伍中,再次排队去端第二碗面条。当时,我内心是有一点点抗拒的,毕竟这是在“干坏事”。当榨菜肉丝面的香味飘过来时,我那弱小的心理防线瞬间就被摧毁,乐队成员每人如愿以偿地多吃了一大碗!
每每想到此事的时候,我心中的五味瓶就被打得七零八落,随后便陷入沉思之中。青春年少时,男孩子们具有这样的“坏”,不过是一碗榨菜肉丝面。古人云,“食、色,性也”。食不果腹的时光,这样的“坏”其实包含了最朴素又最深刻的天道伦理:人性里本原的需求,那是一种强大的力量,想挡都挡不住的。看看后来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大搞市场经济,不就是启动了每个人心底里这点“坏”,结果推动了整个社会的进步么?当然,人性中的这种“坏”,不能过界。过界了,“坏”就会累积起来发生质变,转化成冲突和斗争,反过来破坏社会的进步。这里说得有点远了。道理,还就是这个道理。
青春,容易让人联想到少年男女矇眬的倾慕之情。正值青春时期的宣传队员们,有没有过那种男孩女孩之间互相吸引、产生好感的青春萌动?这大概是包括所有宣传队员在内的许许多多人都想知道的事情。我的回答是,肯定有。不过,真的说不清楚,说不清楚。不只是现在回忆起来,说不清楚;就是当时的“疑似”当事人,我猜想,恐怕也无法说得清楚。
青春的涟水河,那时太平静了。除了几朵小小的浪花,瞬间地闪现过一些男孩女孩的内心秘密,的确再也没有什么显露在外的痕迹,能够让我们去展开想象的翅膀,推忆起那难忘的青春故事。今天,我想斗胆地问一声宣传队的兄弟姐妹们,当年你们心底里的最深处,是不是隐隐约约地装着某个人?如果是,你们说得清楚,那就是男孩女孩之间情感的萌芽?或者说,那就是你们或清晰或模糊地感觉到的初恋?
常理说来,宣传队里的少男少女们,比一般的同龄男女学生会成熟得更早些,反应会更为敏感些。谁与谁走得更近,谁与谁又相互倾慕,很容易被其他细心的队友发掘出来,私下好奇地议论一番。在宣传队的两年里,我几乎没有听到过这类青春的闲话,成双结对的故事编排更是无从说起。我又凭什么说,宣传队里肯定有男孩女孩相互吸引和好感的青春萌动呢?就凭刘晋长那练嗓子的几声吼唱?当然不是。
毕竟是生命最活跃的季节,青春的萌动总是会有这样那样小小的蛛丝马迹。记忆中,宣传队里曾经流传过一首通俗小诗。那时的流传就是互相之间秘密地抄写。我知道有些队员抄写过,我也抄写了。这首诗,用直白的方式写成,很有画面感,容易引起共鸣。诗,非言志便为情。这是一首情诗,尽管有人担心被发现,将其说成是“歌颂老师”的。矇眬情感萌动的少年,借诗抒发内心的感受,我想,天底下大概再也找不到如此能够证明少男少女倾慕的证据了。诗是这样写的。
来了
带出笑声一串
走了
留下深情一片
天天见面啊
看不够
一天不见
心挂念
啊,生机勃勃的青春,少年男女之间彼此的吸引和好感,在那个特殊的时代里,发乎于人的天性,却是止乎于稚嫩的内心,那是多么隐秘,多么纯真,又多么美好。在我对人的生命和情感认知里,少年男女之间,手指头都不曾碰触过的互相倾慕或喜欢,是人类情感世界中最高境界的一种。
一九七五年初,高中毕业,我离开了湘乡一中文艺宣传队。先是回乡下务农。后历史性地参加并通过了文化大革命后恢复的首届高考。再后就是大学毕业,到北京开始了新的求学和职业生涯。人生的南来北往,职业的东奔西波,或艰难曲折,或坦途顺意,说不得硕果几枚,也算是略有收成。几十年,就这么过去了。当回忆的小船靠岸在湘乡一中文艺宣传队的港湾时,心中就涌动起了一股强大的波涛。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呢?
留恋。对的,就是留恋。
留恋那青春的岁月,留恋那浪漫的启蒙,留恋那少年成长中的苦涩,更留恋那情感萌动时的纯真。湘乡一中文艺宣传队,这支青春蓬勃的队伍,在革命的旗帜下,在战斗的激情里,不只是演奏过那个时代的主调,最是以无以抗拒的对美和浪漫的理解、向往和张扬,熏陶了每一个队员,成熟了每一份心智。
我非常认同这样一种说法:在你当下的气质里,有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想想看,那些我们唱过的歌、跳过的舞、奏过的曲,那些我们登过的厂矿、农村和街头巷尾的舞台,那些我们脑海里留下的台词,还有我们心底里装下的矇眬情愫,一句话,那段时空里溶入到我们青春血液中的美和浪漫,不总是在我们后续的人生里出现么?
一下子,我明白了,为什么自己会酷爱芭蕾舞。在北京,我观看过俄罗斯、法国、德国、美国等许多国家世界级芭蕾舞团的表演,《天鹅湖》《胡桃夹子》《睡美人》和《仲夏夜之梦》等世界经典芭蕾舞都欣赏过,次次如痴如醉。其中《天鹅湖》不知道看过多少遍,整个全剧的乐曲我都可以跟随哼得下来。国内优秀的芭蕾舞团,我也热衷跟踪过一段时间,中国芭蕾舞团、上海、辽宁、广州芭蕾舞团的作品,看过不少。早些年,北京舞蹈学院的毕业演出,因有芭蕾舞,我也不放过。思来想去,寻根溯源,当年《洗衣歌》、《斗笠舞》等在我年少心灵里播下的美的种子,在遇上芭蕾舞后,如何又不会长出新芽呢!
基于这种对美的酷爱,我曾经协助操办了中央芭蕾舞团的民族芭蕾舞《大红灯笼高高挂》的赞助活动。那是电影导演张艺谋的一次跨界式艺术尝试。作品的演出场次并不多,却是开启了东方民族题材与西方艺术形式结合的先河。我又一次陶醉其中。不过,这次“醉”的,不仅仅是因为作品的醇美,还因为我也是支持向社会传播美的一员。
我在宣传队里从来没有机会唱歌。二〇〇九年,在参加中央电视台特别节目《同一首歌》的录制时,我居然被选为歌曲《为了谁》的领唱之一。理由是,音准。我心乐开花了。湘乡一中文艺宣传队,那不过短短两年高中里业余时间的音乐训练,除了获得美和浪漫的浸染外,我的音乐基本功和技巧,也有了扎实的基础。
写到这里,已是夜深人静之时。禁不住,我站起来身来,走到窗前,驻足仰望。北京夏夜的天空,碧透如洗,繁星闪烁。我稍稍整了整衣服,右掌贴胸,向着南方,向着那远在数千里之外的湖南省湘乡第一中学,庄重地行了一个致谢礼。
后记:
回忆的闸门一打开,我就沉浸在怀旧的情绪里。远去的岁月,慢慢地走近,又慢慢地再次远去;记起的往事,一会儿清晰,一会儿又模糊。毕竟,四十多年了,过往的阳光风雨,都已成了久远的历史。这里信马由缰的回忆文字,有些是真实的故事,却也少不得一些推测和想象,还有自己激情迸发时的感慨。在此,想对文中提及的老师和同学说一声,我是从尊重、敬仰和感激的本心出发来写此文的,饱含着真诚和善意。倘若有不准、不对、不恭、不敬之处,绝非心之意愿,叩请万般鉴谅。
我在湘乡一中文艺宣传队只有过两年的经历(1973年到1974年)。这支以青春底色和时代激情为主线的文艺队伍,尽管整体的历史不长,却在潜移默化之中,通过积聚和传承,塑造了一种精神内核或灵魂。这种“精神内核或灵魂”是什么?我想,恐怕不是这篇只涉及两年之人、之事的回忆文章能够确切回答的。但是,我做了回答的尝试。这就是,年少青春时期“美和浪漫的启蒙”,或许是这支宣传队最具价值的财富,也是我这篇文字珍珠的串线。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以偏概全,不同届级的老师和同学,尽可赐教。我更为期待,宣传队里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们,共同忆起那远去的青春岁月,那铭心的浪漫时光,拿起笔来,记录下那份已成永恒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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