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历本文作者
赵刚，1949年出生，满族，祖籍辽宁沈阳，从小在北京，62年以后在江西南昌，南昌二中三二制六七届高中毕业，南昌大学夜大电子专业毕业后去日本留学，日本大阪工业大学大学院硕士毕业，先后为下放知青，工厂工人，美工设计，电子制版中心负责人，现场翻译，出国留学后在日本电子试验设备公司开发部就职担任研究开发，检查机械设计，中日英技术翻译等工作，70岁退休，现居日本神户。原题
不尽长江滚滚流
回忆我的老父亲
1983年，作者与父亲的合影
我下了动车，走进南昌站的地下停车场、立即感到一股热浪迎面扑来、好家伙！一大早就体验到了南昌的炎热了。汽车开出停车场，来到地面、驶向我熟悉的街道：老福山、八一广场、江西宾馆……离家越来越近，我按耐不住思念我的老父亲的心情。父亲的经历可以说是一部极其富有传奇色彩的巨片，他是爱新觉罗后裔，第十二代孙，名为毓凌，名义上与清朝末代皇帝溥仪是叔侄关系，不过出了五服（北京图书馆里所珍藏的爱新觉罗宗谱中有我祖父和父亲的记载）。我是爱新觉罗第十三代孙，恒字辈，所以笔名为恒刚。我父亲从小在私塾学习，九岁时曾遭受到刺客的追杀，目睹“随童”被当作自己丢了小小的性命；1935年我父亲17岁时，有一次溥仪接见他，觉得父亲聪明勤勉，就问他将来想干什么，父亲说想学开飞机，当飞行员。于是溥仪就让手下给了父亲1千块大洋，让他到日本东京学开飞机去了。当时父亲在东京只是学习飞行，没有和其他贵族那样与日本军部来往，结果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有人揭发说我父亲是中国奸细，于是军部要抓他。父亲还没有学成毕业就赶快逃回国了。父亲回国后因不满祖父的作为而离家出走，曾当过邮差，跑龙套的演员，打杂的，也曾当过滑翔机教练。后来因对东北伪满政权没有好感，便在1942年进关找出路，游荡到南京后，遇到同学飞行的熟人白起（汪精卫政府的航空署少将署长），他邀请父亲当教官，给了个少校，第二年升为中校教官，工作主要是教南京高中生学飞行，开滑翔机。父亲在1942年去航空署任教官时改名为赵鹏，后来参加革命后一直用这个名字。1945年夏，父亲所在的航空署上下同仁与地下党取得联系，策划起义去延安，白起一家8口通过封锁线去了延安，后为解放军空军航校校长，军衔时为少将。蔡云翔，于飞等开“建国号”专机飞到延安，是当时我军的第一架飞机；何健生等其他20余人在地下党援护下去了新四军驻地。只有我父亲因我妈正面临生我二姐，不能出走，结果国民党到南京就立即抓了我父亲，以伪满皇族，伪汪空军中校教官、国府专机班机航长罪名，判刑三年，关进南京监狱。经此变故，我二姐出生不久就夭折了。在南京监狱中我父亲与地下党取得联系，表示想去延安。1948年我父亲出狱后，地下党告诉我父亲，现在不必去闯封锁线，要我父亲向国民党中的熟人好友策反。南京解放后，领导要我父亲去华东军大学习，学习结束后我父亲被派到解放军第七航校（老航校）当飞行教官，当时伪汪航空署起义参加革命的老同事白起、何健生、于飞等多人都在老航校负责教学工作。
任解放军第七航校教官时的父亲
在父亲被关在南京监狱的三年中，我母亲在常州当纺织工人，后来参加了共产党，1950年随父去牡丹江，曾任随军家属队队长。牡丹江航校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个航校，在抗美援朝中起了重要作用。1952年肃反时，介绍我父亲参加革命的一个领导干部被查出有问题，我父亲为此不适于再在解放军空军，便转业到北京，在中国国防体协工作，我母亲也转到北京在国家体委工作。我最早的记忆是住在天坛里面靠回音壁东面的红房子里，所以从小就对天坛很熟悉，在那里面玩，捉蟋蟀，爬树採桑葚，上小学也是自己走，绕过祈年殿，从北门出去到崇文区第一中心小学上学，二年级才搬出天坛到龙潭湖的国家体委住。我父亲后来调到国家航空干部训练班，仍为教官，教学员滑翔，那时虽然有政治运动，但父亲都没有出事，只是历史问题未定而已。而且我父亲曾在中央国防体协滑翔学校参与进行山坡弹射高级滑翔机试飞成功后，被记大功，受到贺龙元帅的接见和宴请，1960年代初期到南昌组织水上滑翔试飞成功，记三等功。在国家航空事业上不断努力奋斗，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新中国第一张滑翔老照片，在北京表演后留影，右起站者第一人是父亲父亲的战友王凡，建国初期一起搞国防体育滑翔（王凡是驾机起义参加革命的）1955年外国专家与滑翔学校教学员合影，父亲蹲者后排左11958年山坡弹射滑翔试飞组全体成员合影，左1副校长于飞，左2父亲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父亲很快就被揪出来了，被游街，挨批斗，在机关强迫劳动，成了“老运动员”，前前后后竟然长达20年，但他还是坚持说：“我相信组织相信党……” 直到1985年，在胡耀邦主持工作时，父亲的问题才最终得到解决，恢复了名誉，享受离休干部待遇。车到家门口停下来，我才从记忆中惊醒。我立即下了车、顾不得拿行李、先去家门口“叫门”。之所以说“叫门”，那是因为父亲在里面经常看电视，再加上耳朵有点背了，不使劲拍门或大声呼唤，很可能就进不了家门。我在楼道的家门口使劲地拍了几下铁门，喊：“爸……! 我回来了!!” 听了听，没动静?! 我又跑到外面的厨房窗口，向里面大喊：“爸---! 我回来了!!”这时，忽然听到开门的响声，我连忙跑回楼道的家门口，只见门开了，父亲扶着拐棍，已经颤巍巍地走出家门口，站在过道里，向楼外张望， 看到我后就嗓音嘶哑地大声说：“回来啦?! 快进屋！”我赶紧上前扶住他。父亲比几年前苍老多了，饱经风霜的脸庞布满了皱纹，脸颊已经下陷, 身体仿佛又矮了一截，不过，能自己走出来，直挺挺地站在那里，作为95岁高龄的人，是相当不容易了。我急忙上前，轻轻地搂抱着他，用手拍着他的肩背再一次说：“爸--我回来了”，眼泪涌出了眼眶。
父亲与战友吴英诚（全国伞翼滑翔协会主席）合影
我眼睛里是父亲年迈苍老的身影，心头掩盖不住刚刚见面时所受到的冲击。从小我以爸爸曾是飞行员，又是解放军的飞行教官而自豪，想望着自己将来也参军当飞行员。可是后来，当我15岁那年，上了团课却没能入团，这让我很奇怪，侧面了解到原因是父亲的问题，我的希望彻底破灭了。文革开始那年，只有17岁的我亲眼看到父亲被挂牌游街，跪在我家院大门外面的马路上示众。后来他被关进机关牛棚，直到我被下放，再也没有和父亲见过面。父亲与第七航校老战友，日中和平友好会访华副团长大澄国一先生合影1968年我被下放到兵团后，享有探亲假，可只能探望被下放到乡下的母亲，不能去见身为“牛鬼蛇神”的父亲。到了1971年我才被允许去探望父亲，当时父亲住在“机关的牢房”里，只有五，六个平米，里面只有一张桌子，一个凳子和一张床, 父亲被晒得黑黝黝的，看上去虽然消瘦，但很结实，挺有精神的。父亲当时仍处于被监视的状态，但革委会还是允许了我们外出，父亲带我到了胜利路的北味时鲜楼，要了两大碗我最喜欢吃的鲜肉水饺。1973年夏，我再次回南昌探亲，父亲的情况有了改善，他虽然仍然在机关劳改队劳动，却搬到体育场观众台下面的一间房屋里居住，脱离了日夜被监督的日子，那次有个意外插曲，一直深深地埋在我的脑海里：兵团宣传队的一个女友到大院来找我，但她不知道我家在哪里，就向在道旁劳动的老干部们打听我父亲在哪里，正好我父亲就在人群里干活，于是父亲就急急忙忙地带她来家，然后赶回去劳动。她的出现，让当时一同被监督劳动的老干部们惊奇地瞪大了眼睛，议论纷纷，羡慕得不得了，可我却气得满脸通红，几乎要恼羞成怒了，我不愿意让别人看到我父亲这个样子，特别是在女孩子面前。但当我看到父亲那激动的脸上露出少有的笑容和满怀希望的眼神，我说不出话了，父亲真不容易啊，虽然他身处逆境，但还是盼着长子能早点解决终身大事呢。
作者和父亲在日中和平友好会关西支部长花原明雄家花园里的合影
可父亲做梦也没想到，我后来的恋爱却给他带来了天大的麻烦，那几乎是致命的伤害，差点结束了他的政治生命。好在我和她齐心协力，为自己的幸福而顽强地抗争，终于战胜了惊涛骇浪，来到了幸福的港湾，结婚生子，后来又出国留学就职，给了父亲很多的喜悦和安慰。1993年，当我在大阪工大研究院毕业，在一个电子试验机器公司就职后，曾接父亲到大阪小住。记得他曾盘腿坐在榻榻米上，感慨地说：“真是想不到啊，当年我十七岁托老子的福来日本，现在七十五岁靠儿子的努力来日本，中间竟隔了有六十来年啊”。我笑着说：“我也是托老子的福来日本的呀”（我是由父亲在牡丹江航校的日本老战友大澄国一等人凑集的“赵刚留学基金”来日留学的）。
1985年父亲组织邀请日本悬挂滑行访华，左1作者，左4大澄国一，右2作者父亲
晚饭后，我给父亲洗澡，轻轻地为他洗头，擦洗脊背，冲洗全身，然后修剪脚指甲。每次回家都要这样做，似乎是为了弥补自己多年在外，不能尽孝的惭愧吧。想起了小时候和父亲在大众浴室里互相擦背的情景，在热得几乎令人窒息的水气中，我拿拧干的毛巾使劲给坐在长凳上的父亲擦背。父亲坐在轮椅上，我推着他在大院内散步，他告诉我说，现在自己的体力不错，能够走很远，扶着轮椅可以从家里一直走到大院的北门(有六七百米)，每次到老干办去，总是自己走上三楼， 看完报纸后又自己下楼。父亲的健康诀窍之一就是走路，七十多岁时经常到外面去逛街，一走就是好几个小时，有时到了吃饭时间也不回来，老挨妈妈的批评。父亲年轻时会打篮球，曾是华东军大篮球队员。他还会吹口琴，“解放军进行曲”吹得可棒了。他性格开朗，思路敏捷，生活乐观，有毅力，能坚持，还能逆来顺受，正因为这些原因，他才能在那场祸国殃民的大难中泰然处之，没有忍受不住批斗羞辱而去自杀。1993年，作者与父亲随同日本友人悬挂飞行时的留影也许因为曾是飞行员吧，父亲一直很健康，没有什么大病。可天有不测风云，1979年夏末，父亲61岁时,他去北京开会突然失声，回来到医院一检查，发现是早期喉癌! 当时家里的人都吓坏了，省体委机关让我陪同父亲到上海看病，出发前主任医生们及家人都极力主张开刀切除，可我和父亲在上海耳鼻喉医院看到那些切除了声带的病人欲言不能的痛苦样子，实在是难以下决心。上海的担当主任医生对我说，父亲的情况属于一期早，可以手术切除，也可以进行放射化疗。于是我作主，决定先放射化疗，看治疗效果后再决定下一步。经过三个月的放射化疗后，我父亲的早期喉癌治疗的效果不错，症状基本上消失了，父亲出院回家了。没想到半年后，我父亲的声带再次发病，发声困难，专门医仍然建议开刀切除，并告诉我们说我国这方面的医疗第一高手在山东济南，他用患者本人的生体组织做人造声带，效果很好，声誉世界,于是我父亲决定到济南去作切除治疗。他国庆节前到了济南，教授不巧去北京开会，手术由他的主要助手进行，当天,我父亲提心吊胆的准备，在就要被推进手术室时，被告知血库存血不够，临时改变为国庆节后进行手术。国庆节后教授回来了，给我父亲仔细检查后，说：“老同志，你的声带没有癌变问题，根本用不着开刀，回去吧。”我父亲还以为听错了，教授又说了一遍，他才放心，立即回家了。也真怪，自那以后，我父亲的声带没有再发病过，而且基本上也没其他什么大病。现在他已经95岁了，还头脑清晰，思路敏捷，经常翻译科技日文，撰写回忆文稿，甚至还热心于研究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想试制这方面的简易价廉的设备呢! 真是福人自有老天保佑啊！正是他保持经常用脑分析，有着好奇活跃的思维，对人生的乐观态度以及注重饮食，烟酒不沾的生活习惯，才让他能如此健康长寿。父亲告诉我说, 他的一个堂兄也是和他差不多的性格和生活习惯，跟国民党到台湾后去了美国，活到101岁，前年去世了，他有九个子女，孙子、曾孙就更多了，有一百多人，分散在美国各地。我对父亲说：“你就向他看齐，超过他！”
父亲最喜欢吃京味，每到京味菜馆他都自己看菜谱，点喜欢的京菜。这是95岁时的写真
老父亲这极其富有传奇色彩的生活经历，犹如一部大河连续剧，跌宕起伏，曲折离奇，波澜壮阔。想到这里，我的脑海里涌现出滚滚向前的长江，我们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不就像这源远流长，悠悠不尽的长江吗?!，她冲破三峡险阻，滚滚奔流，不息向前，从远古的黄夏商周，到春秋战国，秦汉隋唐，宋元明清……一朝接一朝，一代接一代，连绵不断。而我自己的家族，不也一样吗?! 不可思议的遗传基因从我的祖辈传到我父亲，然后传给我，接下去是我的儿子，在与命运抗争的激流中，搏风击浪，不断进取，力争向上。就是这千千万万的炎黄子孙，龙的传人，构成了一个个的大小家族，这些家族的血脉汇成了不尽滚滚的巨大洪流，推动着我们伟大的祖国不断前进，不断升华，和平崛起，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我从小梦想像父亲一样开飞机，50岁时圆了开飞机的梦
写于2021年父亲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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