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影丨张鸣：父亲是国军少校军需官，一辈子在赎罪

学者简历

张鸣，浙江上虞人，1957年生，长在北大荒。做过农工，兽医，初学农业机械，后涉历史。1994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研究生；1996年毕业后留校任教。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题

父亲的赎罪

作者：张鸣

转载自微信公号私人史

父亲还活着的时候，就动过无数次的念头，想要写一写他。确切地说，还在我刚会看书，可以动笔写几个字的童年，就有这样的冲动了。当时的我只是觉得自己的父亲，跟别人的都不一样。只可惜那年月赶上了“文革”，课都不上，作文就都免了，后来即使有作文，也都是革命的题目，不像后来的小学生，动辄被要求写自己的父亲母亲。 

我的父亲名叫张季高。我知道，按过去的规矩，别说子女，就是平辈人也不能轻易叫人家的名字的。人的名字，是留给长辈叫的。我的父亲有字叫鼐卿，是祖父找人给他起的。父母在世的时候，母亲高兴了，就喊鼐卿。带点杭州腔的普通话，让人听起来像是“爱卿”。刚过门的嫂子，就十分纳闷，忍不住问我哥：你妈怎么老叫你爸爱卿？ 

我还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父亲的名字，已经满大街被人乱叫了。文革时期，所有带所谓历史污点的人，在劫难逃。父亲被打倒揪斗，用教过我语文的一位老师（他是大学生）的话说，是天经地义。一个国民党反动军官，居然混进场部机关，是可忍孰不可忍。其实，他不知道，更早些时候父亲待的机关更大些，在位于佳木斯的东北农垦总局。 

父亲是浙江上虞人。我的曾祖，据父亲说，是个手艺人，银匠。做银狮子，一绝。闹长毛的时候，曾被掠进南京，为太平天国诸王打造银器。城破之前，幸运地逃了出来。到了祖父这一辈，就被送进钱庄做学徒。当年进钱庄学徒，是需要本钱的，钱庄票号非殷实人家的子弟不收。所以，曾祖看来还是有几个钱的。没准是拐了长毛的银器发了财，也说不定。

祖父学徒的钱庄，在上海，出徒之后，就在上海钱庄里做。慢慢升上去，越做越大，做到了好几个钱庄的董事。钱多了，就想开工厂。虽然投资失败，但到了父亲出生之际，家里还相当殷实。只是，祖父把剩余的钱财交给了在上海银行做职员的大伯打理，自己回到了上虞老家做乡绅。父亲在家里是老小，从小被养在乡下的乳母家，长到六岁才回来，但毕竟还是个少爷。 

滋润的少爷日子，到了抗战爆发就结束了。侵华的日军，对江浙的扰害是最厉害的，烧杀抢掠淫，无恶不作。接二连三地逃难逃难，逼得父亲成了热血青年，一个人去投军打鬼子。当年兵荒马乱，他全然不知道，他那在日本航空士官学校学习的二哥，已经在中共地下党的运作下，投奔了延安。所以，他只是就近找到了忠义救国军。 

忠义救国军在中国大大的有名，这要归功于样板戏《沙家浜》。但是，这支由军统建立的队伍，根本不像《沙家浜》里讲的那样，是一支汉奸队伍。正相反，忠义救国军打日本人的积极性特别高，特别热血，牺牲也特别大，当然战绩也不错。后来，我在台湾找到了一些当年这支军队的资料，回来拿给父亲看，看得他老泪纵横，说他看到了好些老长官老同袍的名字，他们中的好些，当年就已经血洒疆场了。 

抗战胜利后，他们的部队合并到赫赫有名的新六军（一支远征印缅的英雄部队），父亲随军开到了东北。到了1948年辽沈战役爆发时，父亲已经是名少校军需了，随军驻扎在沈阳。战役结束后，新六军稀里糊涂就散了，父亲跟众多同袍一样，做了俘虏。解放军给了他两个选择，一是回老家去，但路上死生由命。二是到黑龙江开荒，那里，已经有了一个军垦农场，1947年建的九三农场，实际上是个俘虏营。 

父亲几乎想都没想，就按了第二个键，老老实实开荒去了。 

此后，父亲一辈子都认为自己的确是做了反动军官，对人民有罪，并用自己的一生来赎罪。当年的北大荒，地老天荒，人少狼多。监管者和改造者之间，关系比较模糊，换言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亲。没过多久，父亲就因为玩命干活，得到了监管者的欣赏，被解放，成了农场的干部，得以发挥他的特长，善于处理数字，既可以做统计，也可以做会计。

这个时候，终于接到父亲来信的母亲，也带着我的大哥和大姐，从浙江老家，火车倒到汽车，汽车倒到马车，千里迢迢来到了冰天雪地的北大荒，与父亲团聚，一家人住在一个当年的日本兵营的厕所里。这个上千人的俘虏营，母亲是第一个来找丈夫的妻子。多少年之后，父亲对我说，就凭这个，他一辈子都感激母亲。 

即使成了农场干部，依旧是个干活的。当时的北大荒农场，异常地艰苦。农场所在地，都是黑龙江最荒芜的地方，千里无人烟。听妈妈讲，当年养鸡养猪基本上是不可能的，狼就住在屋子后面，稍不留神，家禽家畜就全数填了狼的肚子。夏天的蚊子小咬（一种特别小的蚊子），多到成群结队，连蚊帐都挡不住。冬天零下40摄氏度的天气，是家常便饭。只要是住平房，还经常碰到这样的事，一早上醒来，发现门已经被大雪封上了，得推开窗户，爬出去把门挖开，才能出门。 

其实，父亲也可以有别的选择。当年投奔延安的二伯父，已经做了哈尔滨飞机制造厂的厂长，他要父亲到他那里工作。但是，父亲不肯，他做过反动军官，要赎罪。他相信，只要自己肯干，老实改造，终有出头之一日。 

所以，在我和哥哥姐姐的记忆里，父亲就是一个公家人。没有休息日，总是在加班。家里什么事情，他都不管。那年月的北大荒，在农场的时候，每年的秋天，要把房子整修一遍，墙上抹一层沙泥，还要掏炕，把炕里的烟灰弄出来，否则就烧不热。垒炉灶，修火墙，做窗户上的棉罩。更重要的，家里从做饭到取暖的燃料，都要从山上和沟里去搞来，打柴或者打草。这样的活儿，别人家都是父亲做，只有我们家，是母亲带着哥哥姐姐做。妈妈是个标准的能干的浙江女人，干什么都一阵风。一阵风一刮，家里什么都有了。 

父亲算盘打得好，垦区之内没有对手，当年有人用机械计算器跟他比赛，结果败在他的手下。毛笔字写得好，但有用得着的，谁都可以找他。刻钢板刻得更好，但凡要出油印小报，就得找他。用复印纸誊写材料，他一次可以复制七层，别人三层就已经了不起了。这样一些技能，在今天早就没有丝毫用处了，但是在当年的北大荒，还是一些了不起的技艺。

所以，父亲总是很忙，有段时间，他既是农场的统计，又是会计。同时，农场的这些烂事，又都来找他。都是替别人白干，干好了，人家可以当他的面，把功劳抢走，他笑笑，一声不响。干砸了，当面挨骂，也是笑笑，一声不响。那么些年，他替领导做的所有大事小事，功劳他一丁点份儿都没有，但有了差错，全都承担。这样的人，即使是反动军官出身，也没法让领导不喜欢。 

那个时候，北大荒这种地方，人太稀少，天荒地老的，内地的政治运动，哪怕原本热火朝天的烧死人，到了这种地方，也就是个火星了。加上父亲这种人，口讷，一口上虞土话，即使说，人家也听不明白。成年累月，就躲在角落里干活，该他干的干，不该他干的也干。所以，一场场运动过来过去，他都没什么事儿，而且一直待在计划部门，接触的都是国家经济的机密。当年东北农垦总局的领导们，好像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

“文革”前，父亲陪总局和农垦部的领导去黑龙江笔架山劳改农场视察，在那里，他居然见到了他在新六军时的老团长。身为劳改犯的团长，在地下捡烟头。父亲见了，不避嫌疑，过去把自己身上的烟还有钱都塞给了他的老长官。由于是跟着大人物来的，看守们，也没有拦着父亲。回来之后，父亲唏嘘不已，工作，更加卖力了。 

打记事起，我的家就在“城里”，先是在密山县城，然后是虎林县城，接下来在佳木斯。从九三农垦局，到了铁道部农垦局，然后是东北农垦总局。在佳木斯的时候，楼里面还有抽水马桶，虽然是几家合用，但比起下面的农场，已经相当现代化了。在总局里，吃的用的，都有下面的农场供着，相当不错。可是，父亲面对这些，总是感觉诚惶诚恐。他从来没有想过，他能待在这里，是因为自己能干，总把这些看成是领导对他的特别照顾。 

这样的好事，到了1964年，终于结束了。中国政治，阶级斗争这根弦，是越绷越紧。1962年刚刚有个缓冲，马上就开始社会主义教育，四清。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无论领导用着怎样合适，父亲在总局机关是待不下去了。

正好，总局的畜牧处处长，一个留学日本的专家，也在总局待不住了，自愿下到下面一个畜牧场做场长，顺便，也把父亲带了去。他没有想到，两年之后，“文革”爆发，他的生命就结束在那里，而我父亲，也一直待在那个小小的畜牧场，一直到退休。而在“文革”中，他这个反动军官，在那个人地两生的小地方，显得特别地扎眼，因此，受了不少的苦。 

“文革”中，他进了牛棚。牛棚里的遭遇，比当年在俘虏营糟一万倍。北大荒的人际环境，从来没有这样恶劣过，没来由的阶级仇恨，被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煽惑到了没来由的高度。一个小地方，一个国民党王牌军的少校，一个在忠义救国军干过的人，当然是个最凶恶的敌人。不仅父亲进了牛棚，连累母亲也进了去。我们的家，被抄了不知多少次，因为有些人总认为在这个破房子的某个地方，一定藏着电台。抄来抄去，抄不出电台，另外一些人改了主意，改打存款和金条什么的主意。要父亲交代，以争取人民的宽大。但这东西跟电台一样，真的没有。 

几年之后，父亲从牛棚里出来之后，我们才发现，他受过很重的伤，尾椎骨被打裂，没有治，自己扛过来的。手上都是嫩嫩的新肉，一问，才知道是烧砖的时候，从未及冷却的砖窑里抢砖烫伤的结果。再问，就什么都不说了。他能活着出来，现在想来，真是一个奇迹。从牛棚出来，下放到农场连队（当时已经变成生产建设兵团），还是劳动改造。父亲，依旧是那样玩命，像牛一样干活。 

其实，父亲不会干农活，不仅不会干农活，农家生活的一切，他都不会。后来听说的好些科学家不食人间烟火的轶事，在父亲身上，都演了不知多少次。后来我回父亲的老家，听老辈人讲，父亲当年，很喜欢挽起裤腿跟长工们下田，但弄了一身的泥，什么都干不了。听妈妈讲，在怀我大哥的时候，她想吃点酸的，让父亲上街去买醋，父亲拎着瓶子，转了一大圈，硬是没买到。其实，那时在镇江，中国的南方醋都，满大街都是卖醋的。

在农场的时候，很难吃到大米，妈妈一次好不容易弄了点大米，父亲自告奋勇要煮饭，发现米似乎多了一点，把碗里的米又倒了回去，结果，倒进了白面的袋子。更神奇的是，这样的事，父亲一连干了两次。关于做饭，他只会把米煮熟，其他的，连面条都不会下。只要妈妈不在，他就只能把萝卜或者土豆煮熟了，蘸酱油吃。

可见，他干农活，尤其是定量的农活，会干成什么样。但他一直在拼命地干，数九寒天，汗水每每湿透棉袄。回家的时候，冻得邦邦硬。后来，妈妈只好在棉袄的背面，缝上一块羊皮。 

我们家里的事儿，包括子女的教育，都是妈妈说了算。多数情况下，父亲连表示赞同的机会都没有。别人的家长学期末都会查看孩子的成绩册，但我们家没这样的事。妈妈从来都想当然地认为，我的孩子学习不会有问题。既没有批评，也没有鼓励。寒暑假的作业，从来没有大人来督促过，爱做不做。这都是妈妈的意思，但父亲对此十二分的赞同，妈妈不问我们的成绩，他也不问。所以，每到快开学那几天，都是我最紧张的时刻，天天赶做作业，累得半死。即便如此，耽误了妈妈交代的家务活，还是要挨骂。 

说良心话，我上学的时候，还是很乖的，学习也不错。比较起来，在全家五个子女之中，父亲最喜欢我。标志性事件有三个。第一个，在虎林的时候，我当时好像是5岁，父亲出差，我缠着不让走。父亲没辙儿，掏出两元钱塞给了我。我很高兴，哥哥们更高兴，那时候两元钱可以买好多好多好吃的。虽然上街买什么，其实都是哥哥们说了算，但钱毕竟得从我这里拿，让我感觉很得意。但是我不知道，这钱给了我，父亲出差到外地，就一分钱都花不了了。 

第二件事，是他要教我学算盘。可能在他心目中，这点手艺，足以安身立命了。可是，每次他拎出算盘，我就逃之夭夭，根本不给他一点机会。一个和孩子很少见面的父亲，好不容易抽出时间，要教儿子算盘，这对他来说其实相当不容易。可惜，我却无从体会他的苦心。当然，我不学，他也只好徒呼负负，无可奈何。当年的我，自我感觉是要做大事的，具体做什么大事，我也不知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跟算盘不会有一点关系。 

第三件事，跟一次老师的家访有关。那年，我跳了一级，本该读三年级的下半学期，直接进入到四年级读下半学期。班主任老师，是个男的，有口音，好像是河南人。那时，“文革”还没开始，但这个老师不知为何，就是不喜欢我。

记得好像是一次我们班出去劳动，给附近的生产队铲地。半截休息期间，我和一个同学发生了争执。其实这也不算什么大事，年龄小，个子小，在班上受欺负很正常，争着争着，就打起来了。这时候老师过来了，明明看着是我吃亏，而且谁都明白是怎么回事，并不怨我，可他却批评我。我当然不服，就跟他争了起来，他发脾气，我就甩手走人。然后他就一路跟着我回到家，兴师问罪。

那年月，我们那儿的规矩是，只要老师来找，家长不分青红皂白，就会把自家的孩子揍一顿。显然，我们的班主任，也有这样充分的期待。没想到，很少在家的父亲，恰好在家，大概是回家取什么东西。常在家的母亲，却没有在。父亲平静地听完老师的告状之后，居然慈爱地摸摸我的头，说了一句：“小鸣，怎么啦？”气得老师一句话没说，转身就走。

后来“文革”期间，我这个出身不错的班主任，成了学校的红人，为了报这一箭之仇，接二连三地发动同学批判我，重点就是要我交代怎样受反动家庭毒害的。交代不满意，下次再斗。一次，我到牛棚给父亲送东西，看守们闲着没事，拿我们这些犯人家属逗瞌睡。非叫我谈谈对父亲罪行的认识，我一声不响，双方较劲儿，整整憋了一下午。还好，他们居然没有揍我，却毫不犹豫地将我的反动态度，反馈给了学校。而当时学校当家的，恰好是我的班主任，于是，我被学校开除了。直到一年以后，这位班主任老师被人查出当年“反右”的时候，他被划为“中右”，也垮了台，我才重回学校读书。

那时候，有个大人跟我说，你跟你爸爸太不一样了。你爸爸人家怎么整他，打他，折磨他，他都一声不吭，全然顺从。可是你，却总是反抗，哪怕被人打得头破血流，也要跟人对打。 

尽管父亲在他所在的农场，是挨整最厉害的人。在牛棚里挨打，差点被打死。后来下放劳改，从汽车上摔到水泥晒场上，口鼻流血，昏迷不醒。没有人管，妈妈拖着他，拦了一辆顺道的汽车，送到医院，才算是从阎王爷那里又转回来了。但他对整他的组织，真的一丁点怨气也没有。他坚持认为，自己是个做过反动军官的人，在新社会是个罪人。无论人家怎么整他，都是应该的。他一直都相信组织，相信群众，一次又一次地交代自己的所有问题。不仅交代自己的问题，连自己妹妹小时候上庙里烧香扶乩，做扶乩童子的事也说了出来，害得我姑姑被所在单位整，非说她是一贯道。

“文革”后期，我无意中看了他写给我三伯父（也被划为“右派”）的一封信，在信里说，我们现在是在做狗，但我们要争取做成人。其实，他不知道，在那个社会格局中，他一辈子也都变不了人。别说他，一个有钱人家的少爷，一个国民党军官，就算是他的儿子我，也一个样，只能做狗，不，狗崽子。“文革”前，就算是父亲很受重用的年月，学习成绩很好的大姐，也不能考大学，只好选择上了中师。 

“文革”结束后，牛棚的看守和打手，被作为替罪羊，当所谓的“三种人”来整。上面要父亲检举都是谁打了他。父亲只淡淡地说了一句话，我都忘了，记不得。他非常清楚当年主导整人的都是哪个，前面打人的都干了些什么，但他一个都不打算追究，也没有追究的兴趣。我从来没见过他这辈子埋怨抱怨过任何人，整他，打他的，他不追究。帮了人家，人家反过来抱怨他，骂他，也无所谓，他甚至连申辩都懒得说一句。活儿再忙，再累，只要有一点空隙，哪怕5分钟，他倒下就可以睡得着。我真的不知道，他的心能有多大。 

妈妈晚年老是说，这个家，如果没有我，你们几个都长不大。凭你爸爸，根本养不活你们。别的不讲了，每个月的工资，开了之后马上就会被借走。因为你爸爸是个滥好人，不管谁来跟他诉苦，他都会感动得一塌糊涂，然后就把钱借给人家。的确，小时候我亲眼所见，有人来借钱，当时妈妈不在家，爸爸刚好发了工资，就都借给人家了。回来妈妈问他借给谁了，他想了半晌说不认识。从那以后，妈妈到父亲的单位，强调了一项纪律：以后开支，由妈妈来领。

退休之后，父亲一直在编写场史。那一阵儿，全国各个县、各个单位都在做这个事情。修完场史之后，他又去编写黑龙江国营农场志，写完初稿带着稿子去佳木斯，半道整个包被偷走。当时没有电脑，所有的稿子，都是手写的。搁在别人身上，上百万字的稿子丢了，死的心都有，他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回来重新开始。这本很厚的书，最后出版了。总编是农场总局的宣传部部长，父亲是副主编。在我的记忆中，这是父亲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铅印的出版物上。虽然妈妈告诉我，其实你爸爸以前也投过好些的稿，发表了不少。但问妈妈发表在哪里？妈妈说不清，问父亲，父亲笑笑，一言不发。

那些年，黑龙江农场效益不好，一年一年的不发工资。只有离休人员才能按时给钱，别的退休人员，只能发点粮食和油，让你活着。当时，所谓离休和退休的标准是这样的，在1949年10月1日之前参加工作的，算离休。之后参加工作的，算退休。妈妈说，你从俘虏营出来，被批准参加工作，是在这个杠杠之前呢，你应该算离休，去找他们。父亲摇了摇头说，我是俘虏。俘虏，哪里会有离休的资格。 

当然，父母亲当时没有生活之忧，毕竟他们还有几个在外面工作的儿子。但是我知道，即使没有儿子的接济，父亲也不会去要求离休待遇。他的内里，依旧认为自己是新中国的罪人，反动军官。人家把他抗战那段抹掉了，他自己也抹掉了。尽管他作为军人参与内战，只是前一段投身抗战的自然延续，但是，他却在内心认同他就是一个反动军官，永远也赎不完罪的反动军官。 

农场志写完之后，父亲不知怎么，迷上了中医按摩。《黄帝内经》和《针灸甲乙经》这两本中医经典，被他翻烂了。他一辈子对我唯一的请求，就是给他买一套中医经典，我尽我之所能，能搜罗到的，都买给他了。自学中医按摩，感觉学出了一点名堂之后，父亲就开始帮人按摩。一来二去，竟然有了点名声。周围四里八乡的人，都来找他。他从不收费，一按摩，短则一小时，长则数小时。后来，我按他教我的方式，给周围人试过手，才知道按摩一小时要付出多大的辛劳。

来找他的人，有认识的，更多的素不相识。他也不问来者何人，略问一下病状，上手就按。完事就让人离开，连感谢都懒得听。有些人这回有病来看，下次还来，不仅自己来，还拉着亲戚来，连句好听的都不说。但也有些人会偷偷地搁下一只鸡，一瓶酒，一小袋的米。事后发现了，父亲也不知道是谁搁下的，自然没法子退，也就算了。 

再后来，父母亲岁数都大了，我们将他们接到北京。走的时候，送行的人满坑满谷，到处都是人。绝大多数，我不认识，父亲也不认识。他们都说受过父亲的惠，有几个老人，还说他们的腰间盘突出的顽疾，都被父亲医好了。我当时根本不信，姑妄听之而已。 

晩年的最后岁月，父母亲过得都不太顺。先后都摔断了腿，接上之后，行动也不大方便。父亲的状况好一点，也是一瘸一瘸的。但只要感觉好一点，就要求我们给他打个广告，免费按摩。我说，在北京不比乡下，什么人都有，如果有个差池，人家缠上你打官司，受不了的。父亲没办法，只好把他的本事，都用在了母亲身上，成天给妈妈按摩。

母亲也是遭了一辈子罪的人，浑身都是病，90岁上摔断了腿，状况更差，后来能又多活了好几年，多亏了父亲。最后岁月的母亲，神志有点不清醒，只要身体不舒服，就叫起父亲给她按摩，别人，谁也替代不了，经常白天黑夜父亲都得不到休息。等到母亲去了，父亲的身体也垮了。但尽管如此，母亲死后，他还是央求我们，能不能让他给周围人按摩，哪怕就是我们的熟人就行。得到我们决然的回答之后，他就开始写书，把他按摩的经验，都写在了一本十多万字的书里，让我找地方出版。父亲的这个心愿，我当然没有理由拒绝，但是，书出版不久，父亲就被査出了晚期胃癌，没有挺多长时间，就故去了。临终的时候，他跟我说，你妈叫我去了，再晚了，下辈子就做不成夫妻了。 

晚年的父亲，也知道他的儿子写了好些东西，看中医书，给母亲按摩之余，会把我在报上发的豆腐块文章，一个一个地剪下来，收集起来。后来文章太多了，根本收不过来，他也照样剪。但他好像并不太明白我说的一些道理，而我忙，也想过跟他聊聊，谈谈心，但一直到他去世，都没有像样地谈过。 

我知道，直到死，父亲心里的“罪”，也并没有赎完。抗战胜利50周年，当局没有人对父亲这样的抗战老兵有点表示；60周年，当局也依然没有表示；70周年，父亲没有等到。哪怕只有一个纪念章，一个粗糙的纪念章，也算是一种安慰。可是，父亲和比父亲境遇还差的国民党抗战老兵，却永远也等不到这一日。他们依旧是人民的敌人，至少是曾经的敌人。

民族主义，现今似乎很时髦了，但意识形态的价值，永远都高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鸿沟，依旧深不可测。然而，像父亲这样的人，无论他的儿子怎么说，他都解不开自己的结，自己的那个反动军官的结。其实，像我父亲这样的人，原本就没有意识形态的那根弦，跟谁走，原本不是问题。从来没有想过在国共之间站边。仅仅因为国破家亡，才成了国军的一员。有谁知道，这个抉择，最后却进了反动阵营。

令人想不到的是，这些人在进入一个新世界之后，很快就接受了新世界对历史的所有解释。别的人无论怎么重说历史，包括他的亲儿子，实际上都无济于事。唯一能解开他们这个结的，是政府，政府哪怕不承认他们抗战的功劳，仅仅说一句，你的罪已经赎完了，都多少是一种人道的宽慰，可是，连这样的话都没有。

在“文革”后期，我曾经问过父亲，你这辈子做过什么亏心的事吗？父亲想了一下说，有。那是我刚当兵的时候，在连里做文书，司务长卷款逃跑，我恰好有事找他，结果，惊动了上司，派人把他抓了回来，枪毙了。除此之外，就是走错了路，一辈子都赎不回来，连累你们也跟着受苦。 

父亲已经故去一年多了，他至死还背负的包袱，还压在我的身上。这个包袱，不是他一直在乎的“罪”，而是他对这个所谓罪的在乎。这些年来，我见过了好些台湾的学者和名流，他们几乎都是去台的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后代。我们和他们，有这样相似的出身，却有着截然相反的境遇和心境。过去这半个多世纪的中国，有着这么多的人，国共都握手言和了，他们却依然在意识形态的漩涡里挣扎，不是他们想挣扎，而是漩涡还在，他们出不来。

很多人在那边的时候，其实对意识形态完全没有感觉。落到这边之后，很多人却在后来的政治漩涡中，身心都中箭受伤。即使是有幸善终之辈，像我的父亲，心里依旧有着沉沉的痛，人走了，伤口还在流血。 

自打抗战投军之后，父亲再也没有回过家乡。多少次问他，他都说不忙。到后来岁数大了，行动不便，也就算了。每次，我去上虞，拍些照片拿回来给他看，他都看了又看，但对叶落归根这件事，却从不表态。我知道，尽管含垢忍辱大半辈子了，其实他的自尊心极强。他不愿意这个样子去见祖坟，见家乡的父老。只好，做一辈子的游子。

（本文原载《张鸣重说晚清民国》，台海出版社2016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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