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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影丨韩贤强：父亲：一个被辜负的生命存在
作者简历
韩贤强，高三六六届毕业生，1968年在安徽泾县汀溪公社大坑大队马家岭生产队插队七年，1975年招工芜湖市搬运公司汽车队，1978年参加高考，大学毕业后留校，曾任安徽工业大学党委宣传部长，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研究室主任。
原题
听说父亲回来了，心情很复杂，一夜无眠！凌晨两点多钟，趁着下弦月，我和大妹就上了路。从马家岭生产队到石柜村，要走六七十里山路，过无数条溪水，还要翻越上九里、下九里的九里岭大山。山很大，人很小。人在大山里行走，如同沉在大山沟的沟底，万物寂静。月光下，两个小黑点在移动，显得人是多么地渺小。在无情的大自然面前，人的情感是多么地奢侈、做作和无聊，也更加显得人是多么地可笑而且可悲。我们疾步如飞，两边黑糊糊的山，向我们压过来，一会我们走在月光下，一会走在山的阴影里。山头上，不知名的鸟儿，发出忽悠长忽短促，忽凄厉忽悲哀的鸣叫，使我们的心情更加忐忑不安。谁都不讲话，各想各的心事。
父亲，对我们来说，既熟悉又陌生，既亲近又遥远。父亲离家时，我10岁，大妹8岁，如今已是“知青”，在马家岭插队。已经十多年没有见到过父亲了，见了面，一声“爸爸”，还能喊得出口吗？
父亲到家时，二妹小妹正在水田里放鸭子，听说爸爸回来了，心里怦怦跳，迟迟不敢回家，赶着30几只鸭子，在外面转悠，慢慢地往家的方向移。进了家门，二妹小妹躲在母亲身后，偷偷地看父亲，别家孩子脱口而出极其随便地一声“爸爸”，对二妹小妹来说，太难了！父亲挨个慢慢地摸了摸两个女儿的脸。小妹拿着父亲换下来的脏衣服到河边去洗的时候，一股应该熟悉却陌生的气味使小妹感到阵阵眩晕，好像在梦中，这真的是父亲的衣服吗？几十年后，小妹回忆起当时的感受，如同昨日。父亲给他最小的女儿，买了一双时髦的白皮鞋。
我和大妹到家，天刚蒙蒙亮，父亲还没有起床，二妹小妹睡在父亲身边，一边一个，都不愿意起来，享受着父亲的体温和气息。父亲见到我和大妹，先开了口，饱含深情地说：“哦，都回来了！”声音很小，却很清晰。我看见父亲的眼睛里，闪烁着泪花。
时值“文革”后期，阶级斗争的气氛还浓得很。第二天，天还没亮，月光下，我们送父亲到榔桥河汽车站乘车返回。一条石板路穿过筒子口，上大道，就出了石柜村。刚踏进筒子口，突然听到一声吼：“什么人？”父亲很自觉地站住，等待检查。可能是因为天太冷，很长时间，没有人出来，我对父亲说：“走吧”。母亲说过：“人要生活在人窝里，不能生活在鬼窝里。”我想：生活在什么窝里，是由不得自己的，即便只能是生活在鬼窝里，也要努力保持一个人的良知吧。
父亲、母亲和我
1938年，抗日战争第二年，父亲十五岁。一天清晨，奶奶打扫卫生，从一个圆瓷筒瓶里拿鸡毛掸子掸灰的时候，一张字条，从鸡毛掸的柄上掉下来，奶奶拾起，拆开来看，上面写着：“我走了，你们是找不到我的，我会自己回来。”是父亲的笔迹，奶奶眼前一黑，当场昏倒。这一走，泥牛入海，父亲便杳无音讯。1937年12月13日，日寇占领南京，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亡国奴的悲愤情绪，像乌云一样，重压在扬州城的上空。1937年底，从镇江方向过来了大批日军，侵占了扬州。残暴的侵华日军在扬州城里，疯狂屠杀平民、烧毁民房、抢劫财物、强奸妇女，其残暴程度令人发指。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父亲选择了离家出走。
从后来的情况看，父亲跑到南方某个大城市，跑到了国统区去了。如果父亲多跑几步，跑到了延安，那将如何？后来，我和父亲谈起过这件往事，天真地问父亲：“你怎么不跑到延安去呢？”父亲说：“当时国共合作，一致抗日，只要能够找到机会做点抗日的事，又能够挣到钱，寄给奶奶，跑到什么地方去，都一样。”当年，父亲只有15岁，在那种社会环境下，只有抗日的意识和养家的愿望，还谈不上觉悟和信仰。父亲反问我：“你现在对我提出这个问题，背后是不是有投机和功利的思想？”
父亲一边做事，一边读书。至于究竟跑到了哪里，具体做了些什么事，父亲不愿意说，我也没有再追问。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父亲22岁，作为民国政府地籍测量及评估技术人员，出现在安徽泾县石柜村。1938-1945年，此间有8年之久，父亲到哪里去了？做了些什么事？母亲不知道，父亲不肯说。
1946年，父亲与母亲在旌德县结婚，父亲任旌德县教育长，当年返回扬州。那时，兵荒马乱，社会动荡，家境虽然不好，家里还是用了佣人王婆婆。1947年，母亲回泾县生我，后去扬州。1948年，我周岁后又返回泾县，过了周岁，再回到扬州时。这时，母亲发现家里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几个人挤在一起住的狭小逼仄的房间换成大房子了，每个人都有了自己的房间；有了一套不新，但也不旧的豪华家具；有专车了，上下班不用甩腿；奶奶、姑姑和母亲还可以坐着车子去看戏了；有勤务兵了，闲来无事，我骑在这位勤务兵哥哥的肩上逛大街……
扬州解放在即，人心惶惶、社会动荡，满大街军车扬起的尘埃里奔跑着散兵游勇，街面上的店铺，早早地就关了门，扬州城实行晚间戒严。一天傍晚，正当扬州城门关闭之时，父亲带着母亲，抱着周岁的我，仓惶逃出扬州城，当晚到了南京。1946-1948年，其间有3年之久，在扬州，抑或是在其它地方，父亲究竟干了什么事，能够如此发迹？这种生活，一直延续至扬州解放。
以上两个阶段，加起来有11年，父亲究竟在干什么，母亲不知道，父亲不肯说。父亲作为一个“历史反革命分子”，曾经使他经受了从肉身到心灵，一直深至骨髓的屈辱，当他从幽暗的深渊下走出来之后，更愿意选择把那些曾经惊心动魄的世事人情，永远淹没在黑暗中，不再提及，永远不让儿女知道，向往着在新社会，生活能够有尊严地体面地重新开始。父亲天真地认为，这样，他的子女就割断了与他那段经历的联系。父亲不肯说，或许也是源于想让我们能够在新社会里，和别的孩子一样，无忧无虑，健康成长。就让我们接受父亲的这份良好愿望，接受父亲的无奈和善良吧！
常常听到父亲说起蒋经国。蒋经国长父亲13岁。有一个阶段，父亲和蒋经国常在一起用餐。五六个人，五六个菜，经国先生喜欢吃鸡，中午每次用餐都有一只整鸡；经国先生吃饭快，吃相凶猛，三扒两口，狼吞虎咽，吃饭只为充饥；经国先生办事，雷厉风行，身先士卒；经国先生为人和蔼，从不训斥下级……父亲和蒋经国先生在一起，干什么？父亲不肯说。按时间推算，届时经国先生任宁沪线经济特派员，正是上海“打虎”的阶段。父亲学过经济，父亲所为是否与此事有关？
父亲说过，后期，经国先生推荐，父亲短期担任过一个军事院校的教育长，学校为部队培养电讯、医务人员，挂少将衔。那一年，父亲25岁。父亲还说过，解放前夕，国民党军队逃往台湾，没有战斗力的军事院校被解散。扬州城城防司令要父亲当他的副官，带父亲去台湾，父亲要带母亲去，城防司令不同意。那时，我已经出生，母亲的肚子里还怀着大妹，父亲舍不下妻儿，只有另谋出路。
另有一个版本说，父亲想到台湾办报纸，去了一趟台湾，做了一些前期工作，回来接母亲和我时，江面已经封锁，被困在了大陆。如果真的是去了台湾，又将如何？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去世，我剪辑了一大本参考消息上的有关蒋经国的报道，交给父亲，父亲很认真很仔细地看了每一篇文章。
新中国刚刚成立，国家急需干部，当年父亲25岁，报考了华东军政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南京大学。我见过南京大学校长潘菽（1951-1957任职）颁发给父亲的用毛笔签名的讲授《经济学》课程的聘书。父亲在大学上课的资历，从何而来？父亲先在南京大学医学院工作，医学院后来调整为解放军第五军医大学，因为是部队院校，个人历史情况查得很严，父亲申请转到农学院森林系。森林系后与金陵大学农学院的森林系合并，组成南京农林学院。再后来，南京农林学院分为南京农学院和南京林学院，父亲在南京林学院工作到1957年。
其间，父亲参加过江苏省委与高教部联合举办的马列主义理论研究班的学习。父亲说过，他去北京开会，被许闻天认出来了。许先生历任民革中央委员、常委，参与组织“孙文主义革命同盟”，反对国民党政权的独裁统治，与中国共产党真诚合作，为民主革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父亲说过，他不是国民党员，反倒是参加过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不知是否就是指“孙文主义革命同盟”？
1957年，父亲的历史问题暴露，政府花了六年时间，才将父亲的历史问题查清楚。六年的时间不算短，可见案情之复杂。父亲说，南京老虎桥监狱旁边，有一所小学，上课下课的铃声，学生上学放学的喧闹声，都听得清清楚楚。父亲说：“我进去时的一年级小学生，我离开时，都六年级了，毕业了。”1963年，父亲被判十年徒刑。1963年，国家的政治风向已经左转，判刑十年，不是很重，说明父亲的“罪行”不是很大，但刑满后，仍在押。
1975年冬，按照毛泽东的决定，司法机关特赦了全国在押的战争罪犯、美蒋特工和武装特务船员、原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党政军特人员，去向由老伴决定，即老伴在哪，就去哪，即便离婚，只要没有与他人结婚，工作由政府来做，并安排力所能及的工作，每月发放特殊津贴，愿意去台湾的，还提供方便，充分体现了政府对特赦人员安置的人文关怀。这个“决定”，在全国范围迅速传达，果断落实。
父亲回忆说，各个监狱的相关人员被迅速集中，大家心里都在猜测，发生什么事了？互相之间并不熟悉，见面都只是应酬地点头示意，并不将内心的猜测拿出来讲。上厕所时，低声问：“你过去是干什么的？”低声答：“也就是在伪政府里当个小差。”待到开大会，宣布决定，给每个人发放“公民”证书时，才露出庐山真面目，个个面面相觑。
这些国民党旧军政人员，对这一决定，开始不敢相信，继而兴奋得彻夜难眠。父亲当然也不例外，但是，当大家沉浸在要与家人团聚的欢乐中时，父亲因母亲坚决反对父亲回石柜村，前途未卜而彻夜难眠。释放时，政府给每个人定制了一套中山装制服，一双皮鞋，一只小皮箱，还发了200元钱，组织到各地参观祖国建设突飞猛进的大好形势。
和父亲一同被释放的，芜湖地区有四个人，编成一个小组。一为审判日本战犯谷寿夫的国民党方面代表之一，南陵县人；一为国民党中将班志洲，芜湖人，妻子为中学教师，因丈夫特赦喜极引发心梗而亡；一为国民党装甲旅的团长。每到一处，统战部门都要当作一项政治任务，隆重而又盛情地招待他们。四人中，因为父亲年龄最轻，被推作代表发言。父亲说，很为难，又不是抗美援朝回来的，有什么好说的？之后，中共中央统战部将父亲叫去，做过一个阶段的对台统战工作。父亲说过，扬州籍的国民党要员，他都熟悉。
父亲的“公民”证书上的日期是：1975年12月15日，距1957年12月9日父亲被逮捕，整整18年过去了。解放后，父亲隐瞒了历史，以“担任家庭教师”一语以蔽之。通过有关渠道，父亲的这段历史，也有可能会搞清楚。我想，有必要吗？随它去吧，谜有谜的魅力。
我小的时候，爷爷奶奶就从南京到郑州，和叔叔生活在一起。直至他们去世，我都没有见到过爷爷奶奶，因此，我只能从照片上去想象他们。对爷爷奶奶的家庭背景，我也是一无所知。爷爷年轻的时候患眼疾，一只眼睛失明。我小的时候，和爷爷相对而视时，也总是自觉地闭上一只眼睛，免得爷爷因为他和我们不一样而难堪或尴尬，我愿意和爷爷一样。爷爷嘿嘿一笑，用他那只粗糙的瘦骨嶙嶙的手，在我脸上一抹，让我的两只眼睛都闭上。
从爷爷奶奶的照片看，爷爷显得瘦小；奶奶显出一副忧郁和劳累的样子。我是长孙，奶奶当然喜爱。我十岁时，收到过奶奶的一封信：“大强长孙：你十岁了，奶奶今天给你写封亲笔信……”毛笔书写，字迹秀美，满含慈爱和牵挂。信中，凡提到我的名字的地方，都会换行顶格写，这种书写方式就是传统书信的格式，以示尊重，奶奶还真把我当个人物看了。奶奶娘家是开米行的，有三个哥哥，都行医。奶奶上过洋学堂，英语说得还蛮溜。
我工作以后，出差西安，途径郑州，去看望叔叔婶婶。婶婶对我说：“奶奶晚年卧床近八年，常想你，到后来，思念之情与日俱增。文革时，奶奶已经到了生命的晚期，听说红卫兵大串联，学生全国乱窜，每天，她都要我们去火车站找你，最终，奶奶还是在失望中离世。”婶婶极其平静的话语，深深地震撼了我！心中充满了自责、悔恨、无奈、悲哀和怜悯。叔叔问我：“明天去少林寺，还是黄河故道？”郑州，我是第一次来，想去的地方太多了。我说：“去看看爷爷奶奶吧。”
爷爷还有个妹妹，我叫她姑奶奶。姑爷爷是南京一家银行的董事，人高马大、办事干练。父亲有一个妹妹、一个弟弟，依次相差两岁。姑奶奶没生孩子，膝下无子女，奶奶就将女儿，也就是我的姑妈，过继给他。爷爷经姑爷爷介绍，成为钱庄店员。奶奶说，就怕看见爷爷背着铺盖卷回来。如果爷爷背着铺盖卷回来，就是被钱庄解雇了。事与愿违，爷爷还就是常常背着铺盖卷回来，坐在他那张破旧的藤椅上，一筹莫展地叭嗒叭嗒地抽着他那杆长旱烟袋，吐出来的烟雾，像无形的忧虑和绝望，笼罩着整个家。那时，没有稳定的家庭收入，一家五口衣食无着，生活艰难，奶奶为此操碎了心。
父亲是老大，在艰难的家庭环境中，小时候，就有很强的长子意识，要帮助父母抚养弟妹，撑起这个家，作为长子，父亲觉得这是他的责任。小时候，父亲卖过烧饼油条；帮酱坊里挑过酱油……至今，我还似乎能够看到：寒风细雨中，一个瘦弱的大男孩，穿着一条齐膝盖的旧单裤，一只手拿着一个破斗笠遮着头，从雨中跑过的身影。在父亲一生的各个阶段，都充分表现出他的“长子”意识，“长子”意识成就了“父亲”这个人。
父亲的“长子”意识，养成了他孝敬父母、爱护弟妹、慈祥子女的品质，形成了他坚韧、隐忍、宽容、先人后己的品格。无论儿女，还是女婿、媳妇，以及孙子辈，只要是与父亲相处过的人，都对他深怀敬意。父亲认为，孝敬父母是一个人私德的基础和境界。父亲服刑期间，在物质条件极度匮乏的情况下，硬是将从嘴巴里省下来的几斤粮票、几块钱寄给父母；在奶奶病危期间，父亲连往返路费都不够，饿着肚子，去郑州看望奶奶，让奶奶临终前能够见到他一面。
母亲因胆囊炎，住鼓楼医院治疗，一个多月，其时，父亲已是近70岁的人了，父亲送吃送喝，从不假手于人，起早贪黑，往返锁金村和鼓楼医院之间80多次。媳妇过生日，父亲都要准备一个信封，装上钱，信封上端端正正地写着：祝我们的女儿生日快乐！媳妇生女儿在白华林场做月子时，父亲负责采购食材，肉摊子前围了一群人，父亲说：“以前买肉，我都让你们先买，今天不行了，那两个猪肚子，我都要了。”
家庭成员中，没有谁没有享受过父亲的慈爱。即使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父亲咬着牙，忍着病疼，从不在亲人们面前大声呻吟，怕给子女带去精神上的压力和负担。这些看似小事的事，还真不是人人都能够做得到的。
学习，是父亲与我们永恒的话题，凡与父亲聊天，都会有一种努力的冲动。父亲送我们礼物，一般也都是书籍。父亲常说：学业无成，不要急于成家生子，你死的时候，盖棺定论，在你的讣告上，不会写上何时娶妻生子，育有几双儿女，会说你做了什么事，人生一世，要努力争取留下一点痕迹。工作之后，我们凡有著作，或是报刊上有我们的文章，父亲总是兴奋异常，总要珍藏起来。
父亲十分重视和珍惜与子女相处的时光，他渴望和我们团聚。他每次到我这里来，晚上，总是靠在我的床头与我谈心。父亲对什么事都饶有兴趣，问这问那没个完，我熬不住了，父亲的声音变得模糊。父亲听到轻轻的鼾声，充满歉意地自言自语：“好，好，明天聊，明天聊。”父亲怕影响了我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他总是强调：“不要因为我们来，而影响了你的正常生活。”春节前我们回家，不论距春节还有多少天，父亲总是说：“都回来了，好，好，从现在起，我们就过年！”
父亲的“长子”意识，也锻炼了他吃苦耐劳、果断干练的能力，没有父亲忍受不了的痛，也没有他吃不下的苦，从来都是吃苦在前、享乐在后。什么事，都全力以赴、尽力而为，几乎没有父亲办不成、办不好的事情，父亲工作起来，可以用“拼命”二字来形容。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南京农林学院刚从南京大学分出来，林学院又和农学院分了家，一些基础工作都要从头做起，父亲除担任一些教学任务外，担任教学设备科科长。教学设备建设，既具专业性，又具基础性，对一个学校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父亲没日没夜地工作，即使深夜在家，我们一觉醒过来，看到的，也只是父亲伏案工作的背影。
一次，在校园里散步，路遇十几年前的老邻居，竹类专家乔老教授，他说：“你爸，那可真是个干事的人！”几十年过去了，父亲的工作热情和效率，在当年的教职工的心目中，至今仍然印象深刻。周日，父亲常在办公室，我去玩，发现他办公桌的台板下面，压着许多花花绿绿的外国邮票。我知道将有邮票的信封纸片泡在热水里，邮票会自动脱落，再将邮票反过来贴在热水杯子上，一会，邮票就干了。父亲的工作要经常和国外相关机构联系，那时，我就学着集邮了。由于父亲卓越的工作能力和取得的工作业绩，很快得到校领导的器重，委以重任，经常让他列席校党委会，有意让他参加中共，这件事和他的历史问题纠缠在一起，变得复杂。
我在芜湖搬运公司汽车队期间，经常随车外出，途经泾县白华林场，往往天刚蒙蒙亮，我下车去看望父母，母亲说：“你爸爸上山砍柴去了。”我站在家门口，看着云雾缭绕、轮廓模糊的大山，心里酸酸的，父亲已是六十多岁的人了！父亲曾对我说：“你的货车路过白华一带，只要有人招手，都要将他捎带上，给他们一个方便，他们都是我的‘选民’”，其时，父亲是白华地区选出来的“人大代表”。父亲对国民党政府选举的腐败是有深刻认识的，他说过，国民党扬州市政府选举时乌烟瘴气的种种情形，连棺材都抬到会场去了，选不上就死，以示决心。
白华林场办了个招待所，让父亲经营，父亲管理得井井有条，在白华林场有口皆碑。每天，父亲天不亮就去十几里路以外的榔桥河采购食材，还给各家各户捎带鱼肉菜蔬，返回时，将鱼肉菜蔬挨家挨户送上门，不耽搁各家各户中午烧饭做菜。
后期，父亲回到南京，受聘于南京木材厂。当时，南京木材厂的经营状况不太好，为了扩大业务，父亲联系了过去工作过的南京林学院和白华林场。父亲查阅了南京林学院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毕业生的工作单位，这些人在各单位都有一些职务，都有一些工程在手上，通过他们联系到一批工程订单。通过白华林场，又联系到一批木材订单。南京木材厂按照使用单位的规格，加工白华林场的木材，将三个单位联系起来，打通了生产、加工和使用的环节。南京木材厂搞活了，白华林场搞活了，也满足了建设单位的需要。
父亲要经常出差办事，父亲都是按照一天24小时来安排时间的。如果出差一周，父亲会带一布袋烧饼，足有几十个吧，饿了，两块烧饼、一杯开水，就解决了一顿饭的问题。睡觉都安排在火车上，既节省了住宿旅馆的费用，时间也得到充分的利用。父亲办起事来，总是深思熟虑，想好了每一个细节；行动起束，雷厉风行，日夜兼程，进展神速。搞活了三方，父亲也从中赚了一笔钱，这笔钱，满足了父亲晚年的愿望：给三个女儿各买了一枚戒指。父亲善动脑筋，点子多。他去鼓楼商场购物，给商场提建议，商场采用了，效益大增。那年中秋节，商场送来了锦旗、奖金和慰问品。
父亲生活简朴，尤其是饮食，什么都吃，不讲究，不贪恋口福，从不浪费一粒粮食，有好吃的，从来都是先人后己。我曾经问父亲：“爸爸，你喜欢吃什么？”父亲回答：“凡是你们喜欢的，我都不喜欢；凡是你们不喜欢的，我都喜欢。”这可不是一句俏皮话，父亲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细思极悲！
父亲不善烹饪，却往往兴致很高地为我们烧点吃的。父亲擅长下面条：炒一个小炒做面条浇头，只听他在厨房喊：“大强！你吃几两？”面条煮好了，满满的盛一大碗，端过来，催促着：“尝一口，尝一口，趁热！”父亲认真地看着你，等你喝了一口汤，马上急切地问：“味道怎么样？咸不咸？”问的时候，望着你，脸上充满了期待，等待着你的赞扬，真是热情得让你不好意思说不好吃，味道确实也还可以。有时，我会故意说：“嗯，能吃！”父亲很高兴，他不期待多高的评价，他心里有数。
那时，家里经济状况不太好，白华林场周围也没有集市，难得买到猪肉，母亲去南京了，父亲一人在白华林场，生活简朴。一次我去看望父亲，吃中饭时，父亲烧了一碗肉，端上来，我发现里面有好几条蛆，天气热，肉己经放了两天了，父亲舍不得吃，等着我回来再烧。父亲是近视眼，看不清。我没作声，百感交集地吃完了那碗肉，父亲很高兴，很满足。
父亲是一个厚道的人，为人谦和，见人满脸堆笑，彬彬有礼，满腔热情，总是想到别人，为他人着想。在白华林场的时候，三五个林工从山上做事下山，到我们家坐坐。父亲总要给每个人沏一杯茶，杯子里都要放茶叶，从不用一个大茶壶沏好茶，再分倒给大家。父亲说：“每人一杯茶，对人尊重。”从上山下来的林工将家里干净的地面踩脏了，母亲有些不快，父亲悦：“没事，再扫一下，不麻烦。”夏天吃西瓜，父亲总是将中间几块切得很大，给别人，自己吃边子。
记得那年春节，我们兄妹都回了林场，除夕夜，一大家子人，有说有笑，半夜才睡。初一清早起来，发现父亲裹着一件棉大衣，在厅里桌旁的椅子上，睡着了。我去厨房一看，香喷喷的一大锅五香蛋，已经煮好了，正冒着热气。母亲和三个妹妹，还在房间里酣睡呢。
父亲为别人的事，都想得十分周到，急人所难。来了几个同事闲聊，说“想买一条大裤腰的裤子，跑了好多地方都买不到”，就这么随便一说，给过来倒水的父亲听到了。第二天傍晚，父亲对我说：“你那位同事要的那种大裤腰的裤子，太平商场顶层一个柜台里有卖”。一天不见父亲的身影，他为我的同事满大街找大裤腰的裤子去了。
晚年，父亲和母亲住在南林大二村，年岁大了，我们为父母请了个钟点工，隔一天来一次，做两个小时的家务。每逢钟点工来之前，父亲都要将地扫一遍，将家里尽量搞得干净一点。母亲说：“你都将事情做完了，要钟点工来干吗呢？”父亲说：“事情总是有的，真没事，让人家歇歇也没关系，钟点工一天要跑好几户人家，做得不停，够累的。”父亲与人相处，从不让别人吃亏。用他的话说，与人相处不能“望人呆”“礼多，人不怪”，要礼尚往来。二妹说过父亲，“你那哪里是什么‘礼尚往来’，人家给你的是淘米水，你还人家的是老母鸡汤。”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人敬他一尺，他敬人一丈。
父亲是个懂得幽默、会幽默的人，常讲些笑话，以掩饰他的尴尬或困窘。在“吃”的问题上，父亲有一句名言：吃饭这种事“吃的时候，彼此有些差别，吃过之后，大家都一样。”我们按照他的逻辑，也编出一些话来：“房子大小，醒的时候有些差别，睡着了，都一样。”父亲说：“送礼物给人的原则是，一要适用，二要常用，让他常常想到你。因此，最好的礼物是筷子。他如果不愿意想你，那只能饿着。”我们按照他的逻辑，也编出一些话来：“茶杯是适合的送人的礼物，让他在干渴和思念的选择中纠结。”父亲还说：“我不生病，是因为我没条件生病，你看那些有钱人，他们就经常生病。”父亲认为，要相信人的自愈能力，小病不治自然好，要承认衰老死亡的趋势，大病看了也没用……
父亲从不上公共澡堂洗澡，说：“难免在澡堂里不遇到一个熟人，如果遇到，彼此赤身裸体，将何以面对？如果是上下级关系，成何体统？”有一次与父亲外出，他要去一下公厕，让我在外面稍等，一刻功夫，他就出来了。我问：“这么快？”他答：“遇见个熟人。”父亲进公厕，一眼看见个熟人，转身就走。父亲说：“在这种场合，是不宜打招呼的。”在沐浴、如厕这样的事情上，也显现出父的特色。
晚年，父亲闲居锁金村南京林业大学二村，和母亲在一起生活。父亲对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由衷地拥护。父亲说：“邓小平是个伟大的政治家，国家在危难之际，全国都死气沉沉，他振臂一呼”，讲到这里，父亲伸出右手，五个手指头不停地上下动着，“全国就都动起来了”。父亲宣称，我们都是邓小平的基本群众。
大妹妹想在南京买套房，以便照顾父母，父亲很严肃地说：“不行！”还说，官吏不能在任内治家产，是传统社会吏治的重要内容，大女婿曾任副省长，不能在任内购置家产。父亲对这位大女婿带回来的东西，总是要问清来路。父亲常常对我们说：“你们不要找他办任何事情，让他在那个位置上，多干几年。”父亲的观念是大妹婿为官清正廉洁的一个重要外因。
母亲也常对她的大外孙子说：“不要以为你是党员，你爸是高级干部，共产党可是翻脸不认人的，你犯法，照抓你。”大外孙连连点头，说：“我懂法，我懂法。”改革开放以后，母亲买了一张邓小平的标准像，一直挂在家里。
父亲对子女，总是彬彬有礼，不像长辈，倒像朋友。我每次回家，父亲都要接送。公共汽车一到锁金村站台，车窗外，总能看见父亲立在那里，两眼向车厢里张望。下了车，他笑容满面地迎上来，热情地和我握手，说：“哦！回来了，回来了好！”有时还会说：“欢迎！欢迎！”以此表达他无比喜悦的心情。
一次寒假回家，天下大雪，天色已晚。我想：这么大的雪，父亲是不会来车站接我了。我迎着飞雪，踩着吱嘎作响的积雪独自到家。进门，母亲问：“没看见你爸？他接你去了。”我下车时人多，天暗，父亲又戴着高度近视眼镜，没有看到我。我立即到隔壁人家借了辆自行车，返回公共汽车站台。远远地，在昏暗的路灯下，就看见父亲的身影。他撑着一把伞，用手将棉衣裹紧身体，看着从车上下来的每一个人。
离开家时，父亲是一定是要送的，一定要送到公交车站，看着我上车。上了车，我一定要回头，在人群中寻找父亲。他一定是站在那里，微笑着，看着我，挥手，好像在说：“去吧，去吧。”如果因为车上人多拥挤，没有看到父亲，心里总是不踏实。直到下一次回家，父亲还会问起上次乘车上车后的情况，以弥补他记忆中的那一段空白。
过了八十岁之后，父亲的身体每况愈下。我离开家时，父亲仍坚持要送，但送不到公交车站了。途中，遇到一个有长椅子的地方，他会说：“走不动了，自己去吧。”他坐着，看着我走。走到拐弯处，走到快看不见的地方，我回头，父亲一定会又站起来，微笑，挥手。
再后来，我要走了，父亲说：“送不动了，让你妈代表我吧。”父亲一生最后一次住进医院，似乎有什么预感，他将他的图章、信件，家传五代的量米的竹筒子……交给我，我相信父亲不愿，也不相信，这次住院就回不来了，但是，父亲还是理智地做了这些“交待”性质的事。此时，我的心里，充满了一种隐隐的不安，甚至恐惧。
2005年1月23日，父亲住进鼓楼医院急救中心。其时，我在合肥开会。父亲的肝脏不好。我问：要不要我回去？父亲说：“不要，安心开会吧。”一天一个电话，问父亲的病情，度过心急如焚的一周，会完，去鼓楼医院。父亲见到我，脸上显出笑意，声音微弱：“你来了”。父亲身体极度虚弱，浑身疼痛。一位女医生，急救中心主任的助手，也是主任的博士生拿过来一沓资料。肝、胆、肺、胃、肠等身体各器官都作了检查，虽不健康，但都没有大碍。女医生说：“明天早晨作骨扫描检查。”父亲不能吃，睡不稳，全靠吊水维持。
医院的医生大多有博士学历，还有一些洋博士。如同将军都是踩着士兵的尸体上去的一样，医生是以病人为代价，积累经验，逐步戴上名医的桂冠的。越是名医，治死的人越多。医院诊治病人，一切都按书本进行。上班了，科室主任带着一群医生过来查房。主任摸摸患者腹部，问：“还痛吗？”不等患者回答，他又转向那一群实习医生，问：“腹部痛有几种原因？”有医生小声回答：“十种。”主任再摸摸患者腹部，说：“谁来摸摸？”两三个实习医生走过去，摸摸。主任看看治疗记录，开点药，嘱咐几句。
父亲住进鼓楼医院已经十一天，并没有进行实质性治疗，基本处于检查阶段，一些大型检查，动辄好几千，也不排除医院有创收的冲动，而没有考虑实际病情。由于某些营养指标跌得很快，通过吊水补上去了，又很快跌下来，说明体内有某种原因造成营养大量流失，主任怀疑是癌症。各种检查，从上到下，血液、骨骼，无一不涉及，费用每天万元左右，结果都显示正常。
对此，我们提出疑义：第一，没有癌病家族史，第二，没有任何可感症状。我们介绍了父亲吃药的状况，提出是药物中毒，引起肝损伤。主任说，有这种可能，检查胃有明显灼伤也证明了这一点，而且，药物中毒引起肝损伤，也会造成营养大量流失。但是，要等各项检查完成后再进行治疗。凡检查之前，心情异常焦虑。在压抑中度过了十多天，有惊无险。
一天晚上十点左右，父亲大吵大闹，寻死觅活，说我们隐瞒了他的病情，直到十一点半，才安静地睡着。第二天，与父亲谈及昨晚的事，他全然不知，憔悴的脸上满是愧色，连连向大家道歉，说：“对不起，对不起，吵了你们了，没让你们睡好。”
还有一次，推着轮椅，送父亲去检查。途中，父亲说：“这是哪里？不是难民收容所吗？”父亲己经神志不清，有几次精神错乱得很严重，认不得周围的环境，认不得人，讲胡话。但是，父亲的病情变化，并没有引起医生的注意。
2月4日，主任来查房。父亲与他有一段对话。父亲问：“癌症的可能性基本排除了？”主任比较肯定地说：“是的”。父亲接着问：“那么，死亡的可能性也基本排除了？”主任说：“是的”。主任接着补充说：“但意外随时还是可能发生。”又说：“你的情况，均在我们的控制之中。”主任的话充滿哲理，也等于没说。主任让父亲用力握他的手，说：“还是有力量的。”我也摸了摸父亲的手，很柔软、很暖和。当晚，由于咳嗽，父亲满头大汗，我摸了摸父亲的背，全是汗，衣服也湿了。由于咳嗽，不敢给父亲换衣，用干毛巾擦拭，又用一条干毛巾垫在背上，准备第二天来处理。父亲微笑着，和我们道了再见。
想不到，这已是父亲的最后一夜。2月5日凌晨4：00，病情突然恶化，抢救无效，于上午9时去世。父亲最后一句话是：“妈妈叫我了”。女医生见到我，连连说：“对不起，对不起。”父亲住院13天，花费17.4万元进行检查，病因未明即告结束，死亡原因一栏为：呼衰、心衰。
晚年，父亲居住在南京林业大学，名曰“闲居”，其实并不闲：父亲开垦了屋前的荒地，种植了各种蔬菜瓜类和山芋、玉米，自用有余，二妹小妹也常去收获。此外，屋前屋后父亲还亲手种植了月季等各种花卉和桂花树、无花果树、香椿树、葡萄树、石榴树、柿子树……香椿树，每逢春夏之交，新枝茁壮，充满活力；秋季，石榴、柿子果实累累；月季，终年开放，枝繁叶茂、花朵艳丽。看到这幅繁茂昌盛的景象，心中总有一种淡淡的忧伤和浓浓的思念之情，景物依旧，人事全非，父亲已经不在人间！
父亲去世十多年后，我总还是觉得父亲不是真的离开了我们。父亲是我们人生的一笔财富，家中每有大事犹豫不决，或是一件事兄妹意见相左，都会想到父亲：父亲如果在，他会怎么做？
我常在梦中见到父亲，他好像在另外一个地方，活着，我还去看过他，只是身体有些弱；他好像是从什么地方回来了，我们还讲过话，心里还在想，怎么说父亲死了呢？他不是好好的吗？一定是搞错了……
在做这些梦的时候，梦中，我还提醒自己，不该是在做梦吧？并“确认”不是在做梦，但是，一觉醒来，悲从中来！父亲真的是离开了我们！
韩贤强读本
父辈的背影
蒋蓉：父亲走了，我跌入一条悲伤的河流李杭：我爹是台湾归来的地下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