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晖丨韩贤强：挨批斗的母亲，被称为石柜村“王光美”

作者简历

韩贤强，高三六六届毕业生，1968年在安徽泾县汀溪公社大坑大队马家岭生产队插队七年，1975年招工芜湖市搬运公司汽车队，1978年参加高考，大学毕业后留校，曾任安徽工业大学党委宣传部长，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研究室主任。

原题

母亲选择了

一条最难的路

作者：韩贤强

母亲出身大地主家庭，婚姻，自己做不了主，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父亲因历史问题被逮捕时，母亲28岁。这时，摆在她面前的路有多条，走哪条路，必须自己做主了。母亲，选择了一条最难的路：背负政治、经济、舆论三重压力，孤身一人，带着五个不谙世事的孩子，熬过1957-1977那个艰苦年代的每一天。

现在，母亲年过九十，老了。母亲真正意义上的人生，是从28岁开始的。她本来可以成为一个幸福的人，最终还是苦难成就了她，使她成为了一个真正的母亲和妻子！当然，母亲是个平凡的人，但是，在人生重大问题的选择和处理上，体现了人性的光辉。

母亲是个幺女，外公外婆的掌上明珠，倍受溺爱，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17岁嫁了人

母亲吴美云，1929生人，天生丽质，长相随外公，圆脸，大眼睛、双眼皮，高个头，见过她的人都说她是“从画子里走出来的人”，人称“美姑娘”。上面一个哥哥、一个姐姐，母亲是个幺女，倍受溺爱。六岁，母亲进私塾读书。上学那天，日头高照，母亲穿着一件新的绸面小旗袍，头上插一朵小红绢花，外婆牵着她，喜气洋洋地来到石柜村私塾馆，给先生磕头。

念了一年多的私塾，转到溪头街上的洋学堂，在那里，母亲一直念完初中，在农村，算得上是个有学问的人了。母亲好强、好学，有悟性、记性好，从小念书，成绩优异。

母亲在溪头都龙坦中学念书，两条大辫子，一身蓝布衫，眉清目秀，无忧无虑。一日，放学回家途中，遇见吴氏祠堂公仆秋落索。秋落索望着母亲抿嘴窃笑。母亲问他：“秋叔，有什么好事？”秋落索将手中一沓红请柬一扬，虽未看清，竖行写着几个大字看得还是真切：“谨择……举行小女吴美云……订婚仪式，敬备菲酌……”秋落索说：“走了，散请柬去啰！”拖着长长的余音。

母亲立即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太突然了！母亲喜欢读书，不想结婚。当晚，母亲没有回自己的厢房里睡觉，一连好几天，就住在哥哥的店里，躲着父母亲，算是对这桩包办婚姻的反抗了。

订婚对象叫王平，王平是其化名，真名韩孝信，是民国政府派到石桂村的土地陈报测量技术指导员。王平20岁出头，四方脸、瘦高个、小眼睛、白皮肤，就住在外公家中。这个年轻人彬彬有礼，谈吐不俗，在当地后生中，很少见。听说王平很受上面器重，马上又要升任旌德县荐任级教育长，这一走，不会再回来了。情急之中，外公毫不犹豫地定下了这桩婚事。

订婚后月余，母亲随父亲去旌德县城上任。在县政府小礼堂里，举办了婚礼，旌德县的政府要员、社会名流，悉数到场。那年，父亲24岁，母亲18岁。父亲年轻有为，春风得意。不久，父亲又调扬州任要职，后期追随蒋经国先生。

1957年下半年的一个傍晚，母亲从南京林学院医务室下班，走近家门口，发现公安局的一辆吉普车停在门口，心里一惊！父亲被捕。那年，父亲34岁，母亲28岁。

孩子养不活，送人，丈夫出了事，离婚，这种事，只关乎活命，不涉及亲情和道德，平常得很

母亲带着我们兄妹五人，我老大，10岁，最小的妹妹，2岁，离开南京，回到娘家石柜村。生活，将怎样继续？那年头，孩子养不活，送人，丈夫出了事，离婚，常事。都活不成了，还奢谈亲情、道德？同村一个本家在外面当中学教师，被打成右派遣送回乡。一到家，老婆就和他离了婚，改了嫁。也是五个孩子，留下大的跟着父亲，在农村放牛，其余的孩子都送了人。 

不久，叔叔来信：嫂子，你一人带着五个孩子，没有稳定的工作，在农村怎么生活？两个小的，送到我这里来吧。姨娘也来信了：老三给我做儿子吧，那么多孩子，一个妇女，累死你都养不活！母亲两眼含泪，痴痴地看着我们，从老大看到老小，又从老小看到老大，流泪了！母亲嚎啕大哭，两手紧紧地抱着小妹妹，不停地颤抖！舍不得，一个都舍不得！再苦，也要苦在一起！

一天，母亲在溪头街上碰到曾经的姐夫，姐夫见到这位年纪轻、人清秀、有文化、不愁嫁的小姨子，出乎寻常地亲热，笑着对母亲说：“离婚，和他离婚！溪头街上就有法院，只要一句话，就离掉了，都用不着讲第二句！”接着说：“想想，好好想想，不要犯傻，也就是一念之差，那往后的日子，可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他就不相信劝不了眼前这个年轻的单身女人，她能扛得了政治上的压力、经济上的困难、社会上的谗言吗？只要一个压力，就能压垮她，何况是三座大山呢！三天两头姐夫就往母亲这里跑，猴子不上树，多敲一遍锣。母亲远远地看见姐夫过来，轰地一声就关上了大门。

早妮，贫苦出生，母亲儿时玩伴。母亲回乡后，和母亲常有走动，母亲的艰难，她都看在眼里。看着母亲的三个闺女，个个模样俊俏，来了主意，对母亲说：“美云啊！找个贫下中农，给姑娘找个婆家吧，到那会，谁还敢欺负咱贫下中农的丈母娘？经济上你也好有个帮手啊，何必这样辛苦呢？”

母亲一句话不说，早妮又现身说法：“姑娘大了不中留，你看我家大丫头，找了个手艺人，做上门女婿，多好！”看母亲还是不动心，口气带上了威胁：“人家上门求女，你不答应，得罪人呢！人家整你还找不到茬，你这不是送人话柄，看不起贫下中农吗？你这个死脑筋，姑娘养在家里，留着杀得吃吗？”母亲知道她心不坏，笑着说：“对，你说的对！留着杀得吃。”

三条路都被堵死，母亲毅然决然地走上了一条最难的路：孤身一人带着五个孩子，在社会的大风大浪中颠簸沉浮。

为了能够让孩子们吃得饱一点，穿得暖一点，读得上书，在一次次被击倒后，母亲又重新站起来

母亲带着她针灸、药剂的专业证书，到泾县卫生局找领导，得知母亲的情况后，安排了工作：培训公社卫生所的赤脚医生，开设“针灸培训班”，母亲成了“吴老师”，有了47元一个月的工资。

我们兄妹寄养在母亲的表舅家中。我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肚子里没什么油水，饭量大，盛起饭来，堆得老高。舅奶奶呵斥道：“饭，是给鼻子吃的吗？是饿死鬼投胎吗？”我给母亲写信，说“吃不饱”。母亲焦虑万分，找到泾县卫生局领导，要辞职。卫生局领导苦口婆心地说：“你要三思而行啊！”没有生活经验，也没有人可以商量，一心只想着孩子，母亲说：“不想了，我辞职！”

母亲一回来，西阳公社卫生所邀请母亲去上班。西阳公社卫生所负责人，是个庸医兼流氓，母亲觉察到此人有图谋不轨之心，退出了卫生所。一个大军用帆布背包，用一个硬纸盒衬在里面，一盒盒常用药，码在里面，再加上听诊器、体温计等简单器械，就成了一个背在肩上的卫生所。母亲开始独自行医。

七里坑、桃岭的山民听说当年的东家陶老爷的女儿在行医，纷纷邀请母亲去看病，医好了不少多年的积患。为此，我们多了许多“舅舅”。正当母亲行医一帆风顺之时，政治空气越来越浓。终于有一天，大队民兵营长，带着两个民兵闯进家，要收缴母亲的药包。

母亲紧紧抓着药包带子，不松手，母亲要靠它养活五个孩子！民兵营长吼叫：“你这个坏人，还想继续害人吗？”母亲质问他：“我怎么是坏人？”民兵营长阴阳怪气地说：“你娘家是地主，你男人是历史反革命，双夹攻，你不是坏人，谁是坏人？”

民兵营长一挥手，两个民兵一拥而上，夺包就走！母亲手里只拿着一根挣断了的背包带，僵在那里，不停地颤抖，几盒药，撒了一地，针剂的玻璃瓶子，全碎了，药水渗进干土地里。母亲欲哭无泪。接下来，何以为生？

母亲凑钱买了架缝纫机，决定做裁缝。母亲一天裁缝也没学过，做得了衣服吗？手艺好，不如胆子大！不管会不会做，先将活接下来再说。不会做，就将家里的衣服拿出来，反复比较，先用报纸剪个样子，试一试，再在布上剪裁。一件衣服，比比划划，母亲要搞到深更半夜。我们一觉醒来，煤油灯仍在冒着黑烟，母亲的身影还在墙上疲倦地晃动。一次，有人要做一件中山装，家里没这种衣服，母亲就到商店里去看出售的中山装。熬了几个通宵，居然也将衣服做出来了！

七里坑、桃岭的山里人请母亲上门做衣服。下午五点多钟，东家还没收工，母亲先吃晚饭，胡乱扒几口饭，用碎布包几块咸肉，拖着长长的疲惫的身影，就往家里飞奔。到家时，天已黑，我们还在等母亲带回来的咸肉呢。

母亲上门帮人家做衣服，一不喝酒，二不抽烟；别的裁缝一天做四件衣服，母亲要做五六件。因此，请母亲做衣服的人，渐渐多起来。石柜村里还有个吴裁缝，看到请母亲做衣服的人家越来越多，找自己做衣服的人，越来越少，心中大为不快。一天清晨，吴裁缝径直窜到家里，拿走了缝纫机里的梭子芯，母亲跟在后面追，一直追到大队书记家。

书记还没起床，只见闹哄哄，闯进两个人来。书记披了件夹袄，坐了起来。母亲说：“书记，他把我缝纫机上梭芯子拿走了”，书记眯缝着眼，说：“什么东西，拿给我看看”，吴裁缝将梭芯子递给书记。书记看都没看，直接递给了母亲，母亲接过梭芯子，转身就走。只听见背后书记的声音：“人家是个新手，你一个男子汉，都是老裁缝了，还做不过一个妇女？出这个下三烂的馊主意，就不能动动脑子？”

接下来，会有什么幺蛾子在等待着母亲？果然，没过多久，来了两个民兵，强行将缝纫机拿走，交到公社去了，缝纫机被没收了！

裁缝做不能成了，跟在母亲后面的五张嘴，还要吃饭，总不能等着饿死吧？母亲安慰我们，说：“不怕！溪头街上药店收购半成品的中药材，药店里，我有熟人，可以卖药材。”于是，母亲又想出个挖草药卖给药店赚钱的路子。

那时我十三四岁，是家里的男子汉，挖草药由我承担，母亲制作：或蒸或煮或晒或切。村子里有个大秃子，30多岁，就是挖草药的，就跟他走。母亲凌晨三点起床烧饭，将家里唯一一块咸肉也拿出来蒸了。母亲拿出一个空的装盐的罐子，说：“带上，山上渴了就用罐子淘水喝，不会拉肚子。”我们挖的大多数是制作简单，又比较值钱的多年生草本植物，能卖个好价钱。

“没钱？没钱就不要念书了！你看，我儿子不是在家放牛吗？”母亲听他这么一说，扭头便走

母亲为我们上学，操碎了心！1963年3月8日，母亲给父亲的信中提到：“……孩子们在家过了个寒假，过得很苦，现在看病的人很少，收入也减少了。无奈之下，去年年底我替人家打了4件毛线衣，工资24元，刚够大强一人的学费和往返路费。以后，每月寄4元，孝侯（叔叔）每月寄4元，学校助学金3.3元，学校每月伙食费7.8元，还有3.5元，买本子纸张，就没有零用钱了。小梅每月只能给4至5元，在家里带菜去学校，去年的学费是付了，今年不知怎样。”  母亲说：“只有读书，才是人间正道。”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谁也没有间断过学业。

1960年，我13岁，念初中。那年，饥荒猖獗，肚子都喂不饱，哪有心思去读书？半大的孩子都随父母弄吃的去了，母亲却始终一个人撑着，坚持不让我们辍学。因为招不到学生，一些初中停办，学生并入黄田中学，我所在的班级，一共只有11个学生。

高中对我有非凡的意义：户口可以从石柜村迁出来，由农村户口，转变为城镇户口。考虑到师范不用交学费，有饭吃，决定报考南陵师范学校。录取通知到了，拆开一看，竟然是省重点宣城中学，母亲为学费犯愁了。学费的事，搁一边，先转户口吧。

按规定，农业户转供应户，要将一年的口粮从生产队买出来，再卖到粮站去。从生产队买稻子的钱和卖到粮站的稻子的钱，应该是一样的，都是8元一百斤，但是，石柜村生产队要按16元一百斤稻子卖给母亲，粮站仍按8元一百斤收购，全年三百斤稻子，相差24元钱，这可不是个小数字，母亲认为不公，找大队书记评理。

书记悠悠地看着焦急万分的母亲，慢吞吞，一字一句地说：“你有钱啊，就给生产队多交点吧！”书记喝了一口茶，接着说：“没钱？没钱那就不要念书了！你看，我儿子不是在家放牛吗？”母亲听他这么一说，扭头便走！

办完户口迁移手续，母亲执意要送我去宣城。那天，联系了一辆货车，我们爬上车，天空一丝云彩都没有，万里晴空，一碧如洗，干净极了，车开了，清风徐来，吹散了夏末初秋最后的暑气，轻抚着母亲和我的滚烫的面颊，心情无比舒畅，从未有过的舒畅！

1964年，大妹初中毕业，报考师范，因为成绩好，被泾县中学录取。泾县中学报到要三十多元钱，母亲变卖了家里唯一值钱的东西，一把铜炊壶，但也还是凑不足学费。无奈之下，写信给南京林学院医务室的同事王静和，王阿姨立刻寄来了15元钱。母亲说：“我们一辈子也不要忘了她的恩情！”

同年，二妹10岁，小学四年级。放暑假的前一天，二妹背着书包，一蹦一跳地从学校回家。母亲看着二妹，沉默半晌，终于开了口，轻声说：“小四子，妈妈实在撑不住了，帮妈妈一把吧！”话音虽轻，听得真切。哥哥姐姐读书，要一笔费用；妹妹才8岁，身体又瘦弱，做不了什么事，厄运就降临到二妹头上。二妹白天参加劳动，晚上，母亲送她去夜校读书。

当年的吴家小姐，后来的官太太、吴老师、吴医生、吴裁缝，文革中，变成了重罪犯人

1966年的下半年，石柜村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开始“扫四旧”。一天，门外传来一阵令人发悚的锣鼓声，家里突然涌进来一伙人。家里重要一点的东西，都放在两只木质包皮的酱红色大箱子里。两只箱子被红卫兵翻了个底朝天。照片和信件，散落一地，用一只化肥袋子装起来，带走。那几天，从我们家到大队部，沿途都能捡到我们家的照片和信件。

吴家祠堂里关押着从石柜生产大队抓来的十来号人，母亲是唯一的妇女，安排在祠堂的角落里，一把稻草上铺床被子就是床，饭由家里送。当时，我与大妹在外面读中学，两个小妹妹，一个13岁，一个11岁，承担母亲和舅舅两个人的一日两餐。现在细想，这两个小姑娘，怎么能够做得出四个人的一日两餐？每到母亲游村或在路边示众时，两个小妹妹吓得躲在家里，胆怯地从门缝里往外张望。

不能总让这帮人闲着，隔三差五，还要拉出来斗一斗。一日午后，祠堂里的十来个人，经过一番打扮，戴上自制的纸糊的高帽子，胸前挂一个自制的牌子。母亲的高帽子和牌子上都写着“地主分子吴美云”，再打上×××。十几个人用绳子绑着手，十几个红卫兵提着金箍棒，一对一地押着，像演戏一般，押人的和被押的，都进入了角色，似乎还踩着锣鼓点，从祠堂里鱼贯而出。

批斗会场就在石柜村边花古墩下的一块平地上，几棵大树上挂着“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标语，平地上站着一百来号人，其中一些人没经历过土改，还不能想象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场面，很期待地过来看看热闹，真的像看戏一样。

十几个被批斗的人，一字排开，作低头认罪状。有一个姓郭的，无为人，一年灾荒，一路要饭到了石桂村。他一把揪着母亲的头发，把头往下按，母亲被按得双腿跪倒在地上，蹭了一鼻泥，血，从擦破的伤口渗出来，滴在干涸的土地里。那个姓郭的嘴里骂骂咧咧：“还不低下你的狗头！”

没过两天，晚上有人通风报信，说：“明天下午四点，要批斗你妈”，三点钟，二妹捧着一个大搪瓷缸，偷偷跑进吴家祠堂，给母亲送去一缸子稀饭，好让母亲吃饱，批斗的时候，能够坚持得住。在一个角落里，母亲一口气喝完稀饭，微笑着对二妹说：“不要怕，没事的，过两天就会放我回去，我要好好劳动，我能养活你们。不要对你哥哥姐姐讲，让他们安心读书，照顾好妹妹”。二妹眼泪直流，使劲地点着头，不能哭出声来，不能让人看到。

几番批斗，母亲获得一个美名：石柜村的“王光美”。批斗，是容易上瘾的。二妹和生产队一伙人在田里耘田，休息时，坐在一棵大树下。那个姓郭的看着二妹，想起了什么，说：“我们在田里累死累活，王光美在哪里享清福？”二妹心里一惊，浑身发凉！一会，那个姓郭的带了两个红卫兵将母亲押过来。让母亲站在田埂上，低头认罪，几个人嘲笑谩骂，喊口号：“打倒王光美！打倒吴美云！”，在那个年代，人，连个畜牲都不如！ 

在吴家祠堂关押了十来天，这帮人被放回家。没过两天，家里突然闯进四个红卫兵，在民兵营长的带领下，抓母亲来了。一个红卫兵将一根绳子的中间扎成一个圈，往母亲头上一套，两边的绳子分别在两个膀子上绕几圈，手就背到后面去了，绳子再回到胸前胸后绕几道，脖颈、双臂、手腕、胸、背，全都用绳捆牢了，这就是所谓对重罪犯人采用的“五花大绑”吧。

绳子将颈子勒得紧紧的，母亲的脸色苍白，呼吸急促，有点喘不过气来。二妹发疯一样，抱住妈妈的腿，几乎是跪在地上，声嘶力竭地哭着求饶：“求求你们，绑松点，不要把我妈妈勒死了！”小妹又急又怕，蹦得老高，声斯力竭地哭叫！那一年，母亲38岁！二妹13岁！小妹11岁！母亲被五个彪形大汉带走了。

当年的吴家小姐，后来的官太太、吴老师、吴医生、吴裁缝，既没偷，也没抢，更谈不上杀人放火，就是一个弱女子，靠辛勤的劳动，养活着五个孩子，尽量让他们吃得饱一点，穿得暖一点，尽量让他们读书上学，如今，竟然变成了重罪犯人！社会的大潮，变换着人的社会角色，把母亲的人生推向了黑暗的深渊！

到西阳公社没过两天，通知母亲到工宣队食堂帮厨。厨房炊事员是母亲的好友胡亚兰。在她的帮助下，母亲能吃饱饭，偶尔还能有点荤，那一阵子，母亲的气色有些好转。母亲被关押到公社去了，家里只剩下两个小妹妹，我不放心，从宣城中学回到石桂村。到家，眼前的情景让我惊呆：家里的地面，土被翻过来了，一块门板，一头搭在窗台上，一头搭在灶台上，就是两个妹妹的床。家里被洗劫一空，很彻底。

妹妹说，红卫兵来抄过家了。那天，七八个红卫兵，翻箱倒柜，找金银财宝，找反革命文件，照片、信件全部拿走。没找到金银财宝，心有不甘，将锅灶里的灰，又翻了一遍，没有，开始挖地，地被挖成一个坑、一个坑，挖遍了，什么也没有，他们很失望。劫后余生的两只鸭子，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在高低不平的地面上，跳来跳去，嘎嘎地叫。

母亲在工宣队食堂帮助烧饭，引起了工宣队队长的注意，工宣队长问胡亚兰：“吴美云有什么问题？”胡亚兰和工宣队己经混得很熟了，随口就说“屁问题！”下午，工宣队长把母亲叫过去，问：“你是什么问题？”母亲答：“地主分子”。工宣队长打量了一下母亲，说：“你40岁不到吧？”母亲回答：“三十八”。工宣队长皱起眉头，自言自语：“三十八，三十八，那怎么会是地主呢？”工宣队长客气起来，对母亲说：“坐，坐，你请坐。”母亲好像胆子也大了一点，说：“他们说是地主，就是地主。”工宣队长不作声。

母亲跑回家，将在南京林学院工作的证明，医学专业毕业证书，拿给工宣队长看。第二天，母亲接到通知，可以回家了。

母亲数次去探望父亲，承受着巨大的殇子之痛，总是对父亲说：“孩子还好，你放心！”

父亲对母亲很照顾，母亲个性强，父亲总是让着她，母亲对父亲很依赖。这会，母亲时刻都思念着关押在狱中的丈夫。 

家里有什么好吃的，母亲都要留一点给父亲。家里养了肉兔，一次烧兔子肉，母亲用竹筒子装好，寄给父亲，结果父亲没收到。那年头，是人都饿，管教干部自然不会例外，见到能吃的就想吃，何况还是稀罕的兔子肉呢，没收了，也算是情有可原。

父亲关押在南京老虎桥监狱，政府花了六年时间，将父亲的历史问题查清。之后，父亲从南京老虎桥监狱转到常州监狱服刑，父亲从“交待问题”转到“劳动改造”，意味着家属可以来探视了，母亲多次去探视父亲。

在一个秋天里，我随母亲去过一次。凌晨，天还没有亮，我背着拎着带给父亲的东西，紧跟在母亲身后，走在一条寂静的街道上。深秋的凌晨，异常地冷，呼出来的气，立即变成了白色的雾，拎着东西的手，冻得僵硬，饥肠辘辘，肚子饿得前胸贴着后背。

黑暗中，远处早起炸油条的小店里亮着灯，几个忙碌的身影，清晰可见。母亲指着油条店，说：“去问问，这桶香油卖给他们，要不要？”我问母亲：“不吃油，人会不会死？”母亲说：“不会！”我吃力地提着一桶油，一拐一拐地往油条店走去，将油换了钱，买回家车票的钱，有着落了。

下午，到了农场，我们被一名管教干部带到一间平房里，让我们等候。隔壁一间房子里，一位老太太带着一个小男孩也在等候。我靠在门框上，往外看。远处是一片石场，成堆的石子堆成一座小山。一会，从石子堆成的小山的那一边，冒出一批人来，由小到大，渐渐清晰，这些人穿着蓝白相间条纹的衣裤，看上去，一个样。这批人，三五成群地顺着山势，往下滑。

我已有七八年未见到父亲了，无法分辨谁是我的父亲。一会，走进一个人来，戴着奇怪的帽子，穿着蓝白相间条纹的夹衣，浑身是灰土。母亲迎上前去，那人却向我走过来。摸着我的头，问：“是强子吧？”母亲说：“带来给你看看。”母亲拿出一个皮鞋盒子，里面整整齐齐地码着蒸熟了的咸肉，天冷，肥肉都已经冻成了白色。母亲从里面拿出一块咸肉递给父亲。父亲嚼得很快，一会，咕咚一声，咽下去了，母亲擦擦流到眼边的泪。

父亲一边吃，一边又从盒子里拿出好几块肉，送到隔壁去。母亲不高兴了，说：“孩子们在家搞双抢，都没舍得给他们吃。”父亲一直摸着我的头，我一句话也没说，感觉得到父亲的手，粗糙、有力、温暖。那晚，我和母亲住在一家小旅店里。一天，累坏了，那一夜我好像睡得特别香。

还有一次，母亲一人去竹箦农场看望父亲，傍晚赶到，才知道父亲已迁到竹箦煤矿去了。天已黑，已经没有班车，只能在镇上找一家旅店住下。旅店外，夜漆黑，飘着雪花，毫无声息；旅店内，桌椅是冰冷的，被子是冰冷的，空气也是冰冷的。孤独、无助、凄凉、忧伤、绝望，笼罩着母亲，母亲感到委屈，感到恐惧，实在忍不住了，在空无一人的木板房里，用被子蒙着头，号啕大哭！没有人知道她的苦！再大的苦，也无处可以去诉说！

弟弟是个早产儿，生下来不足4斤重，在温箱里呆了一个阶段，体质弱，好生病。弟弟10岁时，—场大病，后期，母亲每天给他注射葡萄糖，终无回天之力，没能熬过饥荒严重的1960年。为此，母亲深深内疚！两个妹妹也曾因病住院手术，每一次，母亲都十分紧张，不吃不喝，精神恍惚，人到了崩溃的边缘！所幸，两个妹妹都逐渐恢复了健康，夺回了两条命。弟弟去世、妹妹生病，母亲都瞒着父亲，怕影响父亲的情绪，几次探望父亲，父亲问起孩子，母亲总是说“还好，放心！”

弟弟去世时，父亲还在审查期间，问题还未搞清，案情还未定性。母亲说：“不能让你爸爸知道！”母亲独自承受着巨大的殇子之痛。后来，父亲好像有所感觉，要看看弟弟的成绩单，母亲到学校去，请求学校帮忙，学校同情母亲，每次都照办。那年头，好在农村还没有照相馆，父亲也想不起来要看看弟弟的照片。隐瞒了一年多，父亲要弟弟亲笔给他写封信，母亲实在瞒不住了，说出了实情。父亲没有责备，甚至没有问弟弟去世的任何具体问题，以沉默接受了这个事实。

母亲从28岁到57岁，用了30年时间，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完成了一个母亲和妻子的伟大使命

无意间，我翻开母亲的一本笔记本，发现上面抄写着俄罗斯诗人普希金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的诗句：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忧郁的日子需要镇静；/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心儿永远向往着未来；/现在却常是忧郁。/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将会过去，/而那过去了的，/就会成为亲切的怀念。字迹是母亲的笔迹。

母亲说，不要因为我受了苦，你们就对社会有仇，同情帮助过我们的人，还是多数，不然，我们也活不到今天。正如纪伯伦说：“一个伟大的人有两颗心，一颗心流血，另一颗心宽容，”罗曼·罗兰说：“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就是看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 

1957年，母亲28岁，因历史问题丈夫从南京林学院被逮走，1976年，母亲47岁，父亲特赦，1986年，母亲57岁，与父亲闲居南京林业大学，30年过去，父母走了一个圏，回到原处。不同的是，原先不懂事的孩子，都已长大成人；遗憾的是，弟弟已不在人世。当一切成为过去，往事都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逐渐被人们淡忘，没有多少痕迹能够留得下来。细想，世间亦本无大事，能够被人记住的，唯人品、亲情、生死而已。

2005年，父亲82岁，去世。目前，母亲住在南京林业大学分配给她的房子里，颐养天年。四个子女，大女儿从辽宁省地税局副局长的位置上退休，大女婿从辽宁省副省长的位置上退休，其它儿子、媳妇，女儿、女婿在高校工作，均已退休，大家轮流照顾母亲。五个孙子辈，均已成婚，五对儿十个人，七个博士、三个硕士。七个重孙子辈，个个活泼可爱。大重孙子夸太太：“您真是最后的大赢家！”

    2020.8.14

（作者注：本文请韩晓秋女士审读，提出了很多好的修改意见，深表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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