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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晖丨张亦峥：我的留学生妈妈，成了双榆树商店掌柜的
张亦峥，1950年代初期生于北京。1960年代后期赴山西、黑龙江插队。1970年代末期开始小说写作，两三年止。1980年代初期从事新闻出版工作。参与两本省刊和两本国家期刊的创刊、策划、采编及终审工作直到退休。
作者 ：张亦峥
妈妈九十七时还耳未聋眼未花
那天，“新三届”公众号掌柜的忽然在微信里问：不知道谁有1980年前后的双榆树商店和饭馆的老照片？我当即回他没有啊。他怕我不知道他说的是哪里，又提示我：隔着马路和旱沟，友谊宾馆正门斜对面。这地方，我还能不知道？我在那一带混了好几十年，更何况我娘在那个年代，在那个商场当过好几年走资派呢。掌柜大惊道：老妈是这个店的领导？一个小百货店也有走资派？见了他大爷的鬼！
掌柜不知道的是，双榆树那个店在那个年代在那一带其实是一个挺大的商场，不光有商店，还有理发、餐馆、照相馆、杂货店什么的，七七八八的一大堆劳什子。用今天的话说，南起魏公村，北到海淀镇，东达政法学院，西至苏州街，方圆几十里的老百姓全凭这个商场休闲购物呢。当年的确是个繁华的去处。相当于城里的西单商场呢。何况这个商场的下面还有北工、人大、农科院、外语学院、友谊宾馆等五七个机关店前呼后拥，众星拱卫，更显其妄自尊大了。
掌柜立马嘱我写这个，还说要赶紧的。我说，你得容我想想，写别的都好说。写老娘，就有点像外科大夫给自己的亲娘老子动刀子，着实有点儿胆战心惊，有点儿无从下手。
为啥？别看我妈在那儿做事，其实，早先我并不清楚妈在那儿做什么事。打小我只知道，我妈是贸易经济系的，之所以知道，是因为要是我走丢了，能告诉人家到哪儿去找我妈来接我。我也知道我爸在哪儿，只是他的单位在城里，太远。不大好找。
我知道我妈在哪儿做什么，还是我的同学说给别人时听来的。小学时的一个春天，我们去社会主义学院春游，所谓春游就是在该院的主楼里玩电梯，忽上忽下的，玩爽了，也让人逮住了。人家审我们，问我们家长都是做什么的，我的一个同学，他爹是我们院儿主持工作的校务部副部长，说完他爸，就替我说，他妈是双榆树的经理。我还纳闷经理是个什么东西。问他，他说反正也是管事的吧。
后来，我才知道，自然灾害那几年，北京的大学都自己办商店。我的一个于姓阿姨被组织派去办大学里的商店。这于阿姨是学法律的，办商店大概不大专业，就拉上学经济的我妈来搭档了。对于一个日本庆英大学的留学生，妈办商店简直就是小儿科。立时就办得风生水起。大学里不光冒出了商店，还雨后春笋般生出了一堆专卖高级点心的咖啡馆什么的。
谁也没想到，自然灾害过去了，各个单位办的商店都被商业局收编了。我妈自然也被商业局招安，派到了双榆树当经理。本来，她应该回贸易经济系，可是，大概她干这个太顺手，干上了瘾，也就没跟组织提回系里的事。再说，那个年代，不都是一切听从组织召唤吗？组织召唤她干这个，她怎么可能去干那个呢？那时候不是有个民谣：我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垒进大厦不骄傲，垒到厕所不悲观吗？
直到改革开放，大学重张，妈才想起回大学。可是大学人事处却说，您再待两年就该离休了，我们实在爱莫能助啊。又过了两年，那位于阿姨当了大学人事处长。就是她想拉我妈一把，也为时晚矣，妈刚好办完离休手续。
我还是从头说吧。我妈出生在东北爱珲，就是《爱珲条约》的那个爱珲。最北边境上的一个小城。虽说她是东北人，除了高高大大像东北人，别的地方一点儿都不像。我懂事起，就没听她说过东北话，她说话从来就没有东北女人的高声大嗓，总是柔声和气。还不会骂人，这尤其让我不爽。我后来从山西转到东北插队，跟屯子里的人说，我妈是爱珲的，他们就笑话我，说我嘎哈、牛子、瘪犊子都不懂，还好意思说自己是东北人？
我那个从未谋面的外祖父在张作霖麾下混事儿，我妈出生的第二年正赶上第一次直奉战争。外祖父阵亡了。不久，外祖母也伤心过世。妈就成了孤儿。一个齐齐哈尔的教书女先生就收养了妈。我们叫她奶奶。虽说跟我们没有血缘关系。但这个孑然一身的女人抚育了我妈，竟然凭借一己之力，直供养我妈庆英毕业。在那个年代这的确不是件容易的事。况且庆英几乎就没有平民子弟。更何况我妈还是中国人。
前两年，我老婆去日本玩儿，她的同事跟她说，看呀，这就是你婆婆念书的大学。我老婆回来跟我说，她好歹也在两个大学工作过，也去过不少大学，可就没见过那么清静的大学。就见人走来走去，啥动静也没有。我说，你想听啥动静？吵架？还是广场舞的嘈杂？那你可去错了地方。在家里待着，不用开窗户，那鼓乐隔着玻璃，就能吵得你想骂大街。
共和国十年，我们全家的影像。那个冒儍气的就是时年7岁的我
我生来就没吃过我妈的奶水。我没满月，我妈就去系里工作了。奶奶说我是吃金山奶粉长大的。我说我怎么没听说过这个牌子的奶粉啊。奶奶说，米国货，你到哪儿听说去。还说，先是我陆续带你们，大点儿了，都一个一个送船板胡同幼儿园了。全托。你六岁就上了子弟小学。后面的事就不用我说了。
子弟小学有食堂，也有住宿，大概是自然灾害以后，食堂才散伙。那几年多亏我们上了学，不光没饿着，每日午餐后，还能领到一个水果，不是苹果就是梨。大学的领导说，饿着谁，也不能饿着我们的孩子。可妈却惨了，两条腿都浮肿，一摁一个坑。领导每月给她补养两斤炒豆面。我们回家时，她还会冲了给我们当油茶喝。那时，我们都不懂事，还会自己偷偷冲着喝。可她见罐子空了，从来没有问过我们是怎么回事。这让我弟得寸进尺，还从她的皮夹里翻出钞票，买高级点心，不光自己吃还请几个同学一块儿吃。吃就吃吧，有个同学还报告了老师。老师找我妈。我弟就不敢回家了。一大帮人民群众帮着我妈满院儿旮旯犄角找我弟。找到后半夜才在小学三楼大厅的电视柜里，找到缩成一团，呼呼大睡的我弟。就这，我妈也没抽我弟，连句狠话都没说。甚至都没有说给从城里回来的我爸听。
当然，儿时，我也做过不少糗事。记得有一回，我妈领我去院儿里的俱乐部玩。妈和几个大人玩一种骨牌，我太喜欢这些小方块儿，（正面材质是奶黄的象牙背面是滑溜溜的紫竹。后来，我才知道这玩意叫麻将）。他们玩的时候，有张牌掉到了地上，我看没人注意，就捡来揣在兜里跑回家了。我曾想用小刀在这牌上剜个小洞，穿个小绳，像吊坠一样挂在脖子上。谁知这玩意太硬，用了吃奶的劲儿也就弄出一点儿划痕。我只好揣起来。那上面刻着一只有红有绿的小鸟。实在太可爱了。没事我就拿出来瞅瞅。有一次我太大意了，瞅的时候让妈看到了。妈二话不说，拎起我就去俱乐部，让我跟人家道歉。我死攥着那骨牌就是不撒手。妈才不管我又哭又闹呢，硬是掰开，奉还人家，还替了我说了一大堆认错的话。妈说，公家的东西再好，也是公家的。说出大花来，也不能往自己兜里揣。等我大了，有了一点小小的权力时，贪污受贿还就真就和我一点关系也没有了。
后来，我敬爱的石老师让我们写《一件难忘的事》，我写的就是这个。讲评的时候，石老师说，咱同学差不多写的都是学雷锋扶老大娘过马路。可你们一个月能出几回咱们院儿？咱们院有尽是汽车的马路吗？再说院里也没那么多老大娘呀，够你们扶过来扶过去吗？就算老大娘够多，你扶过来，他扶过去的，那不是折腾人家吗？是做好事吗？值得你们难忘吗？同学们就笑起来。然后，石老师就念了我的作文，问大家好不好？同学都说好。石老师又问哪儿好。同学就不说话了。石老师就说，好就好在真实，没瞎编，没随大流赶时兴。都给我记住了，以后作文就这么写。我是记住了。他们记没记住？我就不知道了。
我小学毕业的那个暑假，我妈说，在家待着也是待着，不如去干点活儿吧。就把我领到双榆树，那儿有个菜店，门口堆着山一样高的西红柿。周围有一帮女人在那里挑捡坏了西红柿。妈说，你就在这儿干吧，像她们那样干。我干了一天，妈下班了，骑着她那辆凤凰斜梁坤车带着我回家。到家，累的我饭都懒得吃就呼呼大睡了。连着干了好几天，有个女人跟我说，孩子你才多大啊，就来做临时工啦，我们一天一块二，你多少？我说我白干。她说怎么白干呢？我说就是白干。她说，那领你来的女人是谁呀？我说我妈。我上中学以后，上同学李京河家玩，她妈一见我就说，你不是那个捡西红柿的孩子吗？我说是，您不是问我挣多少的阿姨吗？她说，你妈是个好人呢。你走了，我们才知道你妈是经理啊。后来你怎么走了呢？我说，我妈让我干活，在那儿干，白干，还不如给人打草呢。我就给收草的打草去了，我挣了一块七毛五，我妈又给我加了一块钱，我买了个顺风牌的乒乓球拍。一夏天总算没白干。李京河笑了说，你小子跟我妈还做过工友呢。我说，正好大你一辈儿。后来，我和李京河成了铁杆儿。他妈特喜欢我去她家玩儿。
我妈在双榆树做事时，有件事我记得特清楚。那是一次放学后，我进门张大嘴，刚想问妈晚上吃什么饭。妈就给我做了个收声的手势。悄声说家里有客人在休息呢。原来，商场有个年轻售货员得了什么病，她家在远郊，没人照顾她，妈就把她接到家里来养病了。奶奶就成了临时护工。我奶奶有点儿文化，不光会做饭，还挺懂护理那一套的，在她不声不响的侍弄下，那售货员一个礼拜就没事儿了，非说要走。我和奶奶去送她。她说了一大堆感恩戴德的话。还说真不知怎么感激我妈呢。
我妈下班后，见那人没影了，就急着说怎么能让她走呢。还没好利索呢。弄得我奶奶像是有多大过错似的。我就在一旁大抱不平，说，妈妈，你不知道，她那走的劲头，我们拦不住啊。
妈尽做这种事了，还得连累着奶奶费力不讨好。妈以为这是行善，其实，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反倒成了她拉拢腐蚀青年一代的罪证。
史无前例的风暴是突如其来的。十四岁的我没有任何准备，就接受了大革命的洗劫。更可悲的是，还撕心裂肺，义愤填膺地往烈火里扔柴禾。
那时候，我们白天晚上都在学校为保卫红旗而生，为保卫红旗而战，为保卫红旗而献出问心无愧的一生呢。根本就忘了自己还有家有父母有兄妹呢，那时这些中学生们差不多都是血脉贲张，呼喊着：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处处有青山，活着干，死了算，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呢，何等的豪迈，何等的激扬。
有天晚上，我半夜回家，妈还没回来。都下半夜了妈才回来。头发散乱着，面色惨白，身上还尽是墨迹和浆糊，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的，像是疲惫极了。我问她怎么啦，她强做出笑脸，轻声说，没事儿。睡一觉就好了。第二天，我还没起床，她就走了。
奶奶说，是不是人家斗争你妈啦，像土改斗地主那样了。我说妈又不是地主，凭什么斗争她？
第二天，还是半夜她才回来。我没问她，她就说，群众说我是走资派。我说，我不大懂什么是资本主义。可我知道，商业就是赚钱的。古今中外都是。买东西的不给钱，那不就是抢劫吗？卖东西的不赚钱，那不是赔本赚吆喝吗？不就是傻吗（那时候我还没学会使用傻逼这个词）?怎么就是资本主义呢。再说，商场是公家的，不是你的，赔了赚了都是公家的，和你有什么关系呢？妈说，她也是这么想的，可人家不认，就斗争她。斗吧，他们斗腻了就不斗了。我说，才不是呢，斗你哪儿有个完呢？斗来斗去就该来抄家了。妈说，抄吧，反正桌椅板板凳都是公家的，大不了，咱们再买些新的就是了。我说，他们会停发你工资的。妈说，我们要相信群众相信党。还真是这样，十年结束，妈的工资也没停。可一辈子也没涨过一次。从1955年定级，到她1982年离休，一次没涨过。不过，这已然是万幸啦。何况我干到退休，也没赶上妈。
很多年以后，妈的一个同事跟我说起妈，说，你妈呀，待人太过实心眼儿了，善良大劲儿了。你还记得那个在你家养病的售货员吗？当年斗你妈时，就数她斗得欢，摁着你妈妈的脖子，捶胸顿足，痛哭大骂，说你妈妈小恩小惠拉拢她，用鸡汤鸡蛋腐蚀她，拽着她走资本主义羊肠小道。我说，这人呐，那年头咋都成了颠倒黑白的牲口呢？她懂啥叫资本主义吗？别说她，就是我现在都没整明白呢。
妈被人当走资派斗争以后，我就不去学校，不去斗校长，也不去斗老师了，因为我不知怎么就觉着斗他们，就是斗我妈呀，那我还是人吗？不也成小畜牲了吗？我天天跟院里院外的跟我差不多的孩子一起玩，去跟人打群架，发泄胸中的愤懑，抽烟，喝酒，满世界地醉生梦死。妈说，你颓废了，我说，你告诉我，比起斗来斗去，我颓废是不是更好些啊。妈说，小时候你画画，我给你买速写本，写生夹，你现在没事，就在家画画，我再给你买画画的文具。我说，还画个屁，报上说连线条色块都是封资修的，我不是没事找事吗？妈说，你就作吧，早晚得出事。
妈还真说对了，不久，我就作进了学习班。一直到插队开始。关了三个多月才放我回家。在家待了两天，就上了赴晋的列车。
离家前，妈说，插就插去吧。你爸和他的同事差不多都弄到干校了，他不能送你。我白天劳动改造，晚上写交代材料，今天跟单位请了半天假，领你去海淀老虎洞买点儿插队穿的、用的吧。就领我在那个海淀最大的百货公司，花十七块钱买了个小衣箱，又花十五块给我买了身斜纹哔叽的板蓝。妈特意要件大一号的，妈说，你才十六岁，将来还得长，宽大点儿好，明年就不大了。这个哔叽是加厚的，一时半会儿穿不坏。至于样式，我说要中山装，妈说，还是学生装吧，穿着精神，将来要是有一天你又上学了，不是正好?
没想到，妈又说对了，我还真又上学了。不过这个再上学，我差不多等了十年。报到那天，我还真穿了那件学生装，虽说都洗得发白，领口、胳臂肘也打了补钉，但我必须穿，因为它见证妈的预言和坚信未来。
我去山西插队了。我妈从双榆树发回大学的商店监督改造了。
到了山西，头两年活的还算滋润。该吃吃该喝喝，妈总会按月汇钱来。和我一起插队的我的两个老大，爹娘也都没停发工资，我们仨自然还没心没肺过着寄生虫一样的生活。横水街上，从东到西，哪个馆子回锅肉炒的好，哪个羊汤铺子羊汤正宗，我们都门儿清。逢集不逢集，滋是馋了，我们都会腿上五里地去解馋。弄得那些掌柜的都和我们仨混得厮熟，见到我们，老远就眉开眼笑，招呼我们进去尝鲜。
第三年，日子就有点吃紧了。爸在干校染上大病，送到公安医院，就不省人事了。尽管他的领导通过私人关系请来协和的大夫来会诊，也没能回天。爸还不足50岁，就撒手人寰。
自此，拉扯我们四个儿女的重任就全都压在了妈的肩上。要是一个人每月寄10块，就得40，寄20块就得80，妈所余自然多乎哉？不多也了。可妈一如既往地拉扯着我们。我们四个，分别在不同的地方插队，最远的隔着好几千里地，妈要惦记这个，记挂那个，的确不大容易。这时妈又被发到了干校，每月发工资第一件事，就是给我们钱，为使我们在插队的日子里少些衣食之忧。当然，也给我们寄些报刊什么的。先是给我寄《人民日报》，后来，我跟她说，我正和张放学日语呢，她立马寄来《北京周报》，每月都会如期而至。她写信说，什么时候识字都有用（在她看来，学习外文和中文都是识字）。总有派上用场的时候。
她又说对了。果然，1979年，就派上了用场，我的第一个小说在《北方文学》刊出。她看了说，你要是想写小说，我可以找林薇阿姨帮帮你。我说不用，我已经长大了。可在她眼里，我仍然是需要她扶持的孩子。
可当时，她哪儿知道，我学日语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啊。光平假名片假名，我就折腾了好几个月。她哪儿知道，她寄来的《北京周报》都让我和村里的老乡，当烟纸卷烟抽了。老乡都说，这个纸薄，卷烟正好，瞧这纸灰，跟你们抽的中华烟一个样，多白净。比那报纸可是强多了。那纸你嘬劲小了嘬不动，嘬劲大了，它就呼呼蹿火苗子，还呛嗓子。
可怜我妈的《北京周报》就这样让我给糟贱啦。要是能留到今天，备不住还会有人当宝贝收藏呢。
我插队回京探亲时，还有些让我记忆犹新的事。那回冬天我回家，才早晨6点多，天还没亮，黑呼呼的。路过大学商店时，见一个人在商店门前扫地，那天风挺大的，刮着鸡毛蒜皮绕世界乱飞，扫地的就得来来回回反复清扫。走近一看，那人穿着个蓝大衣，衣摆让风吹得像张满的船帆，扫起来就更吃力了。倒是那人一下就认出了我。是我妈。我说妈你这是干什么？她说，扫院子呢。我说凭什么？别人怎么不扫你来扫。她挺高兴地说，单位革委会说，我算是回到人民队伍里来了，但还得思想改造，扫地也是思想改造的一项内容呢。气得我夺过扫帚，就要替她扫。她说，思想改造哪儿能让人代替呢？我说，我，你儿子是别人吗？她说，儿子也不行，还是我来，你赶快回家暖和去。多大的风哇，会冻感冒的。我说，那你就不感冒？她说，我习惯了，感冒不了。原来，这两年，商店门前天天都是她扫的啊。
那时，我真是欲哭无泪，欲语无声。
就是那回，我去商店买烟。我说，阿姨，给我来盒“前门”。那阿姨怔怔地看着我。我说许琳阿姨，你不认识我呀？她突然来了声“为人民服务”。我愣了一下，想起来是怎么回事了，就赶紧说，向毛主席保证……许阿姨说你保证什么？我说保证我知道暗号，一着急给忘了。许阿姨说，什么暗号，还密电码呢，我知道你不是坏孩子，卖给你吧。
回到家里，我就把这事说给妈。妈说，你不知道现在买东西时兴对语录？她要说为人民服务，你就该说完全彻底。她要说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你就该说向解放军学习。都是些主席语录，你得知道。人家许琳阿姨认得你才卖你烟。你要是在外面，对不上来，什么都不卖你呢。
我回山西前，听说商店来了阿尔巴尼亚烟，就又去买。许琳阿姨来了句“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回我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可又想不起来该对哪句，“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让我脱口而出。许阿姨说，毛主席说过这个最高指示吗？我说怎么没说过？我在学习班关了三个多月，天天都背这个最高指示呢，后面还有一句叫“很多问题都可在学习班得到解决”呢。许阿姨困惑地摇摇头说，挺好的孩子怎么关到学习班呢？又说，我知道你买烟是给村里的老乡尝吧，我这还有三整包都卖给你，反正卖谁不是卖？
回到村里给老乡抽，老乡说，这外国小扁烟，劲大，美得很。
到了1979年寒假我回北京，正赶上落实政策。妈领着我去位于东交民巷的市局信访站。接待的同志说，你们有什么要求尽管提。还有几个孩子在外地？要是孩子想回北京，想接班，我们可以按政策协助办理。妈说，她有四个孩子，两个已经回北京了。另外两个在外地。一个已经工作了，另一个还在上学。毕业以后，也是国家干部了，就不麻烦组织了。她要求的落实政策，就是想请组织把加在我爸身上的不实之辞，从孩子们的档案里抽出来。那接待的同志出了口气，像是如释重负，说，这个呀，我们早就通知孩子们的单位和学校销毁啦。
回来的时候，我跟妈说，其实，我挺想退学回北京的。我的好多北京上海的同学，都又退学回去插场或者插队了，这样就都办病退什么的回北京上海了。妈说，她知道。只是她觉得，上学出来就是干部了。说我不知道工人和干部根本就是两回事。我不能因小失大，不能只看眼前不看长远啊。至于回北京，她比我还想啊，让一个儿子在好几千里，天寒地冻的东北待着，她能不操心，能不牵肠挂肚吗？可你好好读书，将来考北京的研究生，也可以回北京啊。我说，我天生就不是念书的料，哪儿能考得上什么研究生啊。妈说，将来你要回北京，我帮你，何况我相信我儿子，凭自己的本事，总会回到北京的。
妈说的没错。凭妈凭我自己的本事，1992年，我赶上了北京知青返京的末班车，轻松愉快地回到了北京。
每个男人或者女人，差不多到了一定岁数都会有一种对婚姻的渴望。而我也没能免俗。只是我想起结婚那些麻烦事，又得娶亲，又得婚礼，又得摆酒吃饭，头都涨大了，便踌躇起来。有个同事给我出主意，说你旅行结婚啊，你说的让你头大的那些事就都省下了。好在我爱人算是个新派人物，我把这主意跟她一说，她连奔儿都没打就同意了。这让我至今还觉得有愧于她。结婚这么大的事，差不多人生就一回，就让我这样轻而易举地蒙混过关了。我老婆至今还说我巧舌如簧骗了她，比起现今的女子，她亏大发啦。
废话少说。那年秋天，我们去北京结婚。妈买了两块藏青色纯毛华达呢料子，一定要领着我们去王府井的一家服装店做新衣。妈说，这家店是50年代初从上海迁来的，后来专门给出国人员缝纫。你们还得来上两三次试衣、精改，人家才能给衣服定型呢。你爸有一套衣裤，就是你后来穿的那件英国进口的哔叽中山装就是在这做的。
我想起小时候，我都上中学了，还穿妈双排扣的制式列宁装。那时，我还没长大，妈的衣服套在我身上来回逛荡，像道袍。同学笑话我，说你穿的衣服不光太大了，还是女式的。回到家里跟妈说给我换件别的吧。妈说，别听他们瞎说，什么女式的？列宁同志是女的吗？你人不大，什么时候读书像穿什么这样上心，你就出息了。
后来，我穿什么还就真不大上心了。上中学了穿的都是爸妈的衣服。后来插队，老农的土布衣裤，穿起来更是从容不迫，在生人看来，我还真成了老农民呢。
这次我回北京结婚，妈特意买了两床软缎被面，给我们做了两套铺盖。我说，其实用不着这样，盖什么不是盖，冻不着就成。妈说，人家姑娘从黑龙江跑来跟你结婚，咱没给人家娘家一分钱，甚至连一顿酒都没摆，已经欠着人家了，可不能太亏人家啦，人家给你养了这么大的姑娘，不容易哇。妈能做的也就这些了，真是亏待了人家姑娘呢。我说，您跟我爸结婚的时候，不就是两个铺盖卷凑一块儿，就完事了吗？妈说，那时候不都是这样吗？现在不同了。我老婆在一旁说，咱们这就挺好了，比妈不是强多了吗？妈跟我说，你媳妇可比你懂事。我说，她要是不懂事，我会娶她当媳妇吗？
在紫竹院妹妹给我和妈拍了这张照片，妈就去了干校，我去东北插队，妹妹回了林场
1992年，妈已年过七旬，可为了妥妥贴贴顺利完成我调回北京工作，她怀揣着那些调动手续，跑到哈尔滨，亲手把我们未来的命运交给我。她这辈子也没求过谁，可为了我老婆的工作，她还是张口求人了，把我老婆调入她工作过，并且生活了50年的那所大学。院里的大人说，你家四个孩子，一个也没能留在大学工作。倒是你媳妇借了你妈妈的力。
回来不久，单位就给我分了房子。单位在城里，妈还在西郊的院里住，我回家来回就得三个小时，就有点懒了。只是每个周末回来一两次。妈知道我快回来了，就去院子的大门口迎着我。妈让我挽着她，走这一段从大院门口到家门这段并不太长的路，让我跟她边走边说话，我知道，这是她生活中最快乐的时候。我回去的时候，她总是要送送我，问我什么时候回来，其实她知道每周我什么时候回来，可她还要从我嘴里得到印证。因为我知道，我们都像长大的燕子离她飞远了，燕窝里就剩下飞不动的老母燕了，该是多么落寞孤单。
又过了十多年，妈老得走路不大灵光了。每到那个时候，她就趴着窗口往我回来的路上望。见到我，她隔着玻璃窗就叫我的名字。我就想，要是那天我没回来，她该有多失望呀。好在弟弟妹妹常回去看她，算是分担了我的良心。要是到了年三十那天，妈早早就和阿姨弟妹们操持年夜饭了。吃过年饭，妈总要催促我们，快回去吧，晚了就不好坐车了。我知道，我们走了以后，她的快乐时光就会戛然而止了，就剩下阿姨陪着她了。可她还是替我们着想。
一个阿姨总结我们四个孩子回来的情景，还挺到位的。说是老大回家光吃不做，老二回家不吃不做，老三老四是光做不吃。多亏家里先先后后的几个阿姨都还不错，都能尽心服侍妈。妈精神好的时候，阿姨就搀着她去楼下的花园里散散步，妈呢，教识字不多的阿姨认认字。妈跟阿姨说，你不好好认字，你再到别人家做工，怎么会使人家的家用电器呀。阿姨说，我不去别家做，就伺候奶奶了。妈说，傻话，奶奶都九十大多了，还能活多久呢？说得阿姨直抹眼泪。逢年过节，妈总会叮嘱我们，别忘了给阿姨发红包。有一回，我回家，阿姨说，家里来了好多人，都是志愿者，在奶奶那屋里，陪奶奶说话呢。还说让奶奶给他们讲传统教育。我推开妈的房门，妈见是我，笑起来，跟那些小青年说，我刚跟你们说的那个攥着幺鸡不松手的就是他，我大儿子。我没想到60年前的事，妈还会记得这么清楚。
逢年过节，集团、区国资委、区政府的领导总会来看妈，总会给妈带来一大堆从粮油瓜果肉禽海味到电油汀录放机一类的慰问品。妈总说，来就来了，带来这些东西，我也吃不了用不了，到了都便宜了我这些儿女们，不合适啊。后来，领导的下属，一到领导要看妈了，就直接给我们打电话，说快回家来拿慰问品吧。
这两年，妈的年岁更大了。逢年过节，我们就不在家里团聚了，就去外面的菜馆吃饭。我们都有退休金，可每次出去吃饭，妈都没给我们埋单的机会。妈说，算了吧，你们都是有儿女的人啦，往后用钱的地方多着呢。
去年，过完春节没几天，妈就走了。那天是初五。
妈有四个孩子。走的时候，竟然没有一个孩子在身边。后来，我才明白，妈是不想让我们看到她在死亡线上挣扎而悲伤啊，这是她能为我们所做的最后一次呵护。
妈走之前住了二十多天医院，已经慢慢好转，我们便不那么担心了。那天夜晚突然就严重了。妹妹和阿姨守护了一夜。早上明显就好转了许多。妹妹电话告诉我，我赶去医院，妹妹就离开了。谁知妹妹刚到家，阿姨电话就追来了。妹妹又赶回来时，床头所有的屏幕都成了直线。而那时，我还在去医院的路上。
病房里，妈的脸上已经蒙上了被单。妹妹说，你再看一眼妈吧。我揭开被单，妈的脸上还算是平静。
我第一个念头竟然是，我再也过不成母亲节了。别了，我的母亲节，尽管我是那么奢望再过一次母亲节。但过不成了。因为过节的主角——妈没了。就如同唱戏，角儿没了，光剩下龙套，还唱屁！
我也养了儿子，就他妈一个，愁得我就要死要活。我不由想起小沈阳的话，用来说妈：你这人，心该有多大！
我又想起院里大人和妈的对话：
大人说：你家四个孩子，就有俩记者。
妈说：另外两个是不想干。想干，四个都是。
我想，这是她99岁生命里聊以自慰的唯一骄傲。
在那个早春，妈就这么悄无声息地走了。留下了唯一一张全家福。那是共和国十年，我们全家的影像。那个冒儍气的就是时年7岁的我。
春晖：母亲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