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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晖丨韩贤强：母亲的婚姻，决定了她的的一生
母亲29岁时，父亲因历史问题离家，特赦回来时，母亲50岁，21年的光阴，过去了
外公、外婆在处理儿女婚事上，过于性急：十五六七岁，年纪轻轻，不让子女读书求学，却急于谈婚论嫁。包办婚姻虽是那个时代的通例，但娶媳嫁女还是十分慎重，要选择根本人家，“嫁女择佳婿，毋索重聘；娶媳求淑女，勿计厚奁”，事关子女终生幸福。主观上，外公、外婆也确实是努力这样去做的，但是，几十年后回过头来看，外公、外婆对舅舅、姨娘婚事的处理，最终，都不如人愿。虽然，母亲对外公、外婆让她过早地结婚，也不满意，但也事出有因。
母亲一生忠于家庭，在父亲因历史问题身陷囹圄的漫长岁月中，经受住政治压力、经济压力及社会压力，含辛茹苦，只身一人，无依无靠，把四个孩子抚养成人，给了子女们每一个人尽可能好的前程，也给了一生坎坷的父亲，一个完整的家。
土地陈报是民国政府在抗战前和抗战中的一项重要的农村政策，是田赋征收的依据，受到民国政府的高度重视。但是，抗战中的土地陈报，鲜有人问津，土地陈报公务员待遇过低，陈报技术人员严重不足，保、甲长协助不力，地主与官吏相互勾结，隐匿田亩、逃避赋税、中饱私囊。抗战胜利后，民国政府逐步加强土地陈报工作。
1945年，石桂村来了个土地陈报测量技术指导员王平。王平，化名，真名韩孝信，后改为韩一峰。王平刚刚20岁，四方脸、瘦高个、小眼睛、白皮肤，就住在石柜村大地主吴寿徵家中。这个年轻人能说会道，为人热情，谈吐和见识非同一般，在当地后生中，还真是少见得很。外公是一名国民党党员，多少有一点政府意识，对政府上派过来的人，有一种“自家人”的感觉，也会有一种亲近感。此人，逐渐博得了外公的欢心，后来成为了我的父亲。
在娶媳、择婿上，外公经历了两次失败，教训惨痛，无可挽回。儿子吴企文，门当户对地娶了黄田村朱家知书达礼的地主家大小姐朱事妮，他不要，以死抗争，养成豪赌恶习，将自家一家中药店铺输个净光，硬是要赎本家连胡子家的丫环为妻，虽最终如了愿，却不得善终，未留下一男半女。大女儿吴绵云择婿，选的也是黄田村朱家地主七奶奶家的大少爷朱金龙，此人独闯重庆做生意，本想能成就一番事业，不料此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竟然五年不归家，女儿孤身万里寻夫，才发现丈夫已另寻新欢，无奈之下，离婚了结，从此，人生风雨飘摇。
外公心里纳了闷：这个几千年来娶媳择婿门当户对的婚俗传统，到了我们家里，怎么就不灵了呢？现在只有一个小女儿在身边了，也已十六七岁，到了待嫁的年龄，真的是要睁大眼睛了！
匈牙利作家卡·米克沙特，在文学名著《奇婚记》里，描述的老爷裘里男爵家三个女儿的婚姻状况：大女儿嫁了个白痴，老爷心里很懊恼，心想，二女儿再不能嫁个白痴了，于是出了几道难题，答得出来，可取二女。题目果然有难度，一时间，无人能答。一日，来了个青年人，解答了所有的难题，老爷很高兴，将二女儿嫁给了他。结果发现，又是个白痴！原来，长期无人能答题，急坏了二女儿，于是，她就将答案告诉了这个年轻人。只剩下三女儿比罗什卡了，怎么办？这就是同样摆在老爷和外公面前的同样的问题。老爷在两个青年人都不知情的情况下，亲自和邻居贵族青年亚诺什谈了一场缠绵悠长的真情恋爱，在充分了解了亚诺什后，决定将三女儿比罗什卡嫁给他。外公似乎也在模仿老爷裘里男爵这个颇似喜剧的伎俩，要亲自考察了。结局如何，那就要看外公和母亲的运气了。
眼前的这个年轻人王平，已和外公在一起生活了数月，王平无意，外公有心。这是一场机智与老练的博弈。王平每次傍晚回到家里，就听外公吩咐：“发妮，给王先生上茶！”王平也总是欠欠身，双手接过来，说：“谢谢！”虽然发妮只是个丫环，可茶是外公吩咐的，不可怠慢。接过茶来，渴与不渴，总是要喝几口，但也从不牛饮。小节也须当心，外公在用眼角瞟着呢！外公喜酒，晚餐总要喝两盅，给王先生也倒上一杯。恭敬不如从命，王平客尊主意，从来不过分推辞，也总是端起酒杯，先干为敬地敬外公，然后以“不胜酒力”为由婉辞，外公也就主随客便了。外公的酒，都是陈年老酒，满屋子香气，钻鼻孔、沁肺腑。王平知道，这里可不是开怀大饮的地方，得显出辈份来，想喝酒，回家喝去！进半步、退半步，都会显得不得体，分寸，就是教养，一切，都显得无懈可击。
第二日，就要开始测量外公的田亩山场了。当晚晚餐，一切如常，未加菜，外公甚至只字未提第二天要测量田亩山场的事。这位老党员，这点觉悟还是有的，不说党国利益所系，做人的尊严，还是要讲究的吧。几天下来，外公的田亩山场测量结束。当晚回来，不等外公开口，王平先说了话：“田，510亩，山场，4200亩。”外公还不知道自己的田亩山场有多少吗？要这位王先生来告诉他？不过，王平觉得，说一下并不多余，还是必要的。外公紧接着就问：“全都量完了？”显得有点不矜持。王平却并不着急，一边将外套交给发妮，一边随口答道：“量完了”，语气平和，不显半点暗示。外公的脸上，掠过一丝不易觉察的笑容。当晚，外公加了两个菜，王平也多喝了两盅酒。
听说王平很受上面器重，年纪轻轻，马上又要调任旌德县任教育长，这一走，将不会再回来了。外公觉得不能再犹豫了，得赶快下手！
当年，母亲十六岁，还在溪头都龙坦中学念书。一日，放学回家途中，遇见吴氏祠堂公仆秋落索。落索是茄子的当地读音，秋落索就是秋天的茄子，深秋打霜后茄碱含量会比较高，认为是有毒的。秋落索这个人，看似老实，骨子里并不厚道，还常常使坏，秋落索外号的寓意也就清楚了。秋落索的妇人有一张喜庆的圆脸，讨人喜欢，曾在外公家帮过工，与外公家的人都熟悉，也很亲热。秋落索的儿子，从小独闯江湖，后来成了共产党的干部，有了出息。秋落索看到母亲，抿嘴窃笑，母亲与秋落索也熟悉，问他：“秋叔，笑什么？”秋落索将手中一沓红请柬一扬，怪声怪气地说道：“走了，散请柬去了！”
听话听音，母亲是个聪明人，立即明白发生了什么事，脸，一下子红了。太突然了！母亲人聪明，喜欢学习，成绩好，还想念书，不想定亲。对王平这个人，虽然早不见晚见，却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没什么印象。母亲不想见父母，就算是对婚姻的反抗了。当晚，母亲为了回避父母，没有回老屋里自己的厢房里睡觉，一连好几天，就住在哥哥吴企文的店里。
请柬，使消息长了翅膀，这件事，石柜村周围十里八里很快就传开了。学校里的同学也都知道了，见了母亲都抿着嘴笑，窃窃私语，母亲这个学，还能上得了吗？从此，母亲再也没有去过学校。
订婚后月余，母亲随父亲去旌德上任。抗战结束，内战开始，公路不通，外公为他们请了一名挑夫，本家吴大花的父亲，挑了一担行李，带足盘缠，从小路走。从石柜村到旌德城，抄小路约60公里。父亲穿一件蓝长衫，母亲穿一件深色碎花旗袍，上了路。
大半天走下来，母亲体力渐渐不支，越走越慢，挑夫挑着行李，在前面走，已经走得没有影子了。泾县和旌德县之间有一座山，叫分界山。山上林密路险，遍地荒草。走到一处平坦地方，母亲正想坐在一块大石上，休息一下，路旁突然闪出两个大汉，手中各提一把大刀片子，刀柄上还飘着红绸子，不好！遇到拦路打劫的了。
父亲、母亲乖乖地跟随着他俩走，拐了个弯，进了一间草棚，草棚里早已有五六个大汉在等候了。领头的一脸大胡子，带着浓厚的鼻音，声音嗡嗡地问：“干什么的？”父亲轻声细语，答：“教书的。”母亲拿着的一把油纸伞，吓得掉在地上，大胡子注意到母亲的手，看了看，手镯、戒指什么也没有，他们相信了父亲的话，说：“走吧，不许走漏风声！”父亲不敢怠慢，牵着母亲就走，连说：“不敢，不敢。”这一吓，母亲的脚步快多了。傍晚，到了旌德县城，住进了一幢早已安排好的小二层楼里。
没几天，县政府为父母亲在县政府小礼堂里举办了婚礼，旌德县的政府要员、社会名流，悉数到场。那年，父亲24岁，母亲18岁。父亲年轻有为，春风得意。
外公、外婆也坐着轿子赶过来，参加他们三女儿的婚礼。外公、外婆住在二楼的卧室里。第二天清晨，外公端着一只茶杯，凭窗远眺，看得见县政府前面的一个小广场，广场周边栽满了树。忽然听到一声凄厉的喊叫，外公循声望去，看见两个士兵正在鞭打一个绑在树干上的人，那人被打得血肉模糊，嘶心裂肺地嚎叫，外公不忍目睹，第三天，便离开了旌德县城。兵荒马乱的，能有个婚礼，就算是很不错了。
1946年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局势紧张，民国政府风雨飘摇，旌德县县衙内乱作一团。此时，父亲回到了扬州。
父亲在扬州老家，上有父母，下有弟妹，一大家子人，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生活艰难。爷爷瞎了一只眼，整日含着个三尺长的旱烟袋，奶奶偶尔还要在麻将桌上摸几圈，以菜粥度日，即便如此，家中居然还用了一个佣人。父亲、母亲和叔叔到芜湖找工作，无着。
母亲写信向外公、外婆数次借钱。第二次借钱时，外公对父亲说：“钱是死的，带货去，货变钱，钱购货，货再变钱，这就叫‘滚雪球’的生财之道”，外公送给父亲一批茶叶。茶叶到了扬州，很快就卖出去了，钱也很快就花完了。坐吃山空，又去借钱。救急不救穷，父亲三番五次来借钱，引起了外公、外婆的怀疑：到底这是一户什么样的人家？外婆决定去扬州一探究竟。
外婆带了一个大腌猪腿子和各种山货，由早妮的父亲陪同。早妮是与母亲同年同月同日生的一个玩伴，早妮的父亲是外公家的长工。外婆一双小脚，竟然从石柜村跑到了扬州。一看，外婆大失所望！奶奶用皮壳鱼招待外婆，外婆当着奶奶的面就说：“这种鱼，在我们家，只能用来喂猫。”外婆执意要带母亲回石柜村，奶奶说：“美云身怀有孕，走不得！”外婆可不是一个随便就能难得倒的人，拍着胸脯，用一种不容挑战的口吻说：“我还担不了这个责？一切包在我身上！”
1946年中秋前后，外婆带着母亲，母亲用肚子带着我，从扬州回到了石柜村。
按照风俗，嫁岀去的姑娘，不能在娘家生孩子。外婆在老屋里的隔壁麦姑妈家，租了间房，请了一个佣人，服侍母亲。麦姑妈是吴姓本家一户地主的女儿，与母亲同辈，远嫁宣城一户大布店的少爷，少爷去世，下嫁管家。兵荒马乱，布店倒闭。布麦姑妈夫妇石柜村。麦姑妈刚生了个孩子，叫王天林。
外婆在老屋里的隔壁麦姑妈家，租了间房。上图左二侧较高的房屋是我的出生地（侧面）；下图为我出生房屋的正面
1947年农历正月十五刚过，母亲天天去溪头都街上玩耍。正月十八日那天，母亲去溪头街上买了根甘蔗带回家，感到一阵阵腰酸腰痛，外婆说：“这两天到处疯，在外面路跑多了，贴张膏药吧。”贴了膏药，不管用，还是酸痛。外婆突然想到：是不是要生了？想到此，惊出一身冷汗！事不宜迟，外婆马上差人到溪头街上请喜娘，三代祖传接生的三奶奶。
三奶奶要母亲伸出左手，喜娘用自己的中指，按在母亲的中指尖上，这是喜娘给孕妇诊脉的一种特殊方式，中指尖上已经感受到强烈的脉动了。三奶奶说：“要生！今晚我是不能走了。”大家开始忙碌起来，全家一夜无眠。舅舅听到消息，兴奋得不得了，不停地来敲打房门，问：“可生了？生了没有？到底生没生？”无人答理。一会又跑过来敲门，问同样的话，同样无人答理。
夜十一点，母亲肚子开始阵痛，直至正月十九日凌晨两点，一声响亮的婴儿啼哭声，宣告了一个新生命的诞生！由不得我，就这样，我来到了人间。外婆用围腰兜着我，兴奋地不停地叫唤：“烧艾水！烧艾水！快烧艾水！”舅舅又在敲门，问：“男孩？女孩？”外婆兴奋地大声说：“屁妹妮！”
舅舅听见外婆喜悦的声调，心里就有数了：男孩！一定是男孩！喜娘一剪子下去，剪断脐带，剪断了我与母亲十个月的生命联系。我就是一团七斤来重的肉，泛着微红，随喜娘在艾水中摆弄。喜娘将一小段脐带盘起来，压在肚脐上，抹上一层烧透了的艾灰，再用一块长布扎紧，包成粽子状，放在一床小锦被里。到第三天，盘在肚脐上的脐带自动脱落。
舅舅压抑不住内心的兴奋，将早已准备好的堆放在门外的爆竹点燃，在寒冷、寂静、黑暗的冬夜里，爆竹不断闪烁的红光，格外耀眼，爆竹噼噼啪啪的声响，格外炸耳！冲天炮带着呼啸声，拖着长长的五彩的亮尾巴，直插进漆黑夜空的深处，随即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撒下无数彩色的火花，映红了石柜村的半边天！愿上帝保佑这个孩子吧！石柜村的人都被惊醒了，知道陶老爷家添了外孙子。
正月十九天蒙蒙亮，外婆将我抱到麦姑妈家，要吃开口奶。麦姑妈刚生了王天林，还在月子里，奶水正旺着呢。人生无常，二十年后，王天林成了革命造反派干将，游手好闲，无恶不作，没和母亲少作怼，麦姑妈因饥饿难耐，上吊身亡。世事变幻莫测，令人扼腕叹息！一夜闹腾，麦姑妈一家人也没有睡好觉。天一亮，麦姑夫就过来道喜。
他可是第一个来道喜的人，真是摊上好事了！那就不是吃一个、两个红鸭蛋那么简单的事了，打了十个鸡蛋，下了一斤挂面，用个小脸盆大小的大古老碗盛过来，让他吃！不吃不行，要尽量多吃，不胀个半死不活，不会放过他，麦姑父一边摸着肚子，一边吃，一边笑。结果肚子胀得圆滚滚，路也走不动了，终究还是剩下了一点，蹒跚着，往家里挪步。外婆跟在后面，一个劲地道谢。据说，这样，婴儿才会多吃奶，长大才会多吃饭。后来，我的饭量果然就是大，是不是真的要追溯到麦姑父吃的那碗十个鸡蛋的面条呢？
母亲开始喝鲫鱼汤，吃红糖豆腐皮、红糖猪肚子一类发奶的食物，不能吃盐，不能沾荤，要持续一个月。后来，真是吃腻了，吃不下去了，母亲见到这些东西就哭！哭，哭也不行，还得吃。一个月后，吃了一个放了盐的猪肚子，才算是开了荤。母亲的奶水足，浓浓的奶水，源源不断，母亲又一次用她的生命，滋养了我！
外婆和母亲睡在同一张床上的两头，母亲喂完奶，将我交给外婆，外婆带着我睡。母亲那年19岁，还不会带孩子，怕睡熟了，一个翻身，将我压扁。
吃满月酒那天，老屋里下堂屋、上堂屋张灯结彩，摆了十桌酒，我包在一床红被子里，外婆抱着，满脸堆笑，站在母亲旁边，迎接客人。吴姓本家都到了。傍晚，爆竹又一次映红了石柜村的半边天！这是老屋里的最后一次喧闹。
母亲生我时，19岁，父亲25岁
三个月后的一个傍晚，父亲乘了一顶轿子进了石柜村，要接我们母子回扬州。轿夫站在门口不肯走，母亲知道，父亲没钱，就取出自己的私房钱，瞒着外公、外婆，打发了轿夫。
当晚，外公喝着闷酒，不着声，外婆陪坐在一边，不讲话，父亲、母亲站在桌子旁边，不敢坐。家里谁都不敢出一点点声，异常的安静！空气已经凝固了，划根火柴就能点燃，使人感到恐怖！外公喝完一瓶酒，将酒瓶狠狠地摔碎在地上。外公突然吼道：“韩孝信！我还一直以为你是王平，如今才看清你这个骗子！”外公指着父亲，大发雷霆！桌子被拍得跳起来，屋梁都震得颤抖！父亲低着头，站立一旁，脸胀得通红，气都喘不过来了。突然，父亲拿起他带给外公的酒，昂头便喝，外婆见状，走开了。一瓶酒眼看就要见底，母亲见状，急忙夺下父亲手中的酒瓶。
第二天一早，一切如常，好像昨晚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父亲带着母亲，母亲抱着我，礼貌地向外公、外婆告别。外公、外婆将父亲、母亲送出大门，送到路口，一直看着父亲、母亲拐进了筒子口，走得看不见了，才转身回去。外公叹息，外婆流着眼泪。
外公、外婆想念外孙，半年后，十月下旬，舅舅来扬州接母亲和我。从扬州坐车到南陵县，天色已晚，趁着月色改乘小船。清弋江上，寒风冽冽，桨在水中，哗哗地响。我要大便，舅舅抱着我，就在江里拉屎，一会又要小便，舅舅抱着我，就在江里撒尿，一会又闹着要喝水，舅舅没法，用饼干罐的盖子淘刚拉过屎、撒过尿的江水，给我喝。闹了一夜，船到泾县城，舅舅找到一头驴子，驮着母亲和我回到石柜村时，天才大亮。
我在扬州，水土不服，生了一头疖子，外婆见了，心痛得不得了。外婆用油炸发米圆子，给我们吃。随手夹了一个，放在桌上，我看见了，等不及了，随手抓过来，拇指一下子插进滚烫的圆子里，甩都甩不掉，哇哇大哭，手指烫起一个大血泡。外婆急得要哭，发狠说：“再也不炸圆子了，再也不炸圆子了！”那一年，在石柜村过春节，圆子是年年要炸的，那一年，没炸。家里虽然没炸泡圆子，还是充满了欢乐，也是老屋里的最后一次欢乐的春节。
从石柜村回到扬州，母亲发现家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状况大为好转。解放前夕那几年，父亲究竟干了什么事，如今父亲己经去世，谁也说不清楚了。但是，说的清楚的是，父亲为他做过的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1957年底。父亲因历史问题被逮捕，关押在老虎桥监狱。老虎桥监狱始建于1905年，主要关押政治犯。政府用了六年时间，才将父亲的历史问题才搞清楚。直至1975年冬，按照党中央的决定，政府颁布特赦令，父亲才被释放，恢复公民权。一个阶段，中央统战部安排父亲做对台统战工作，还当上了人民代表。整个服刑期间，父亲没有吃什么大苦，母亲呢？民间有一句老话“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母亲是怎样度过那些漫长的艰难岁月的呢？
随后，母亲带着我们兄妹五人离开南京，回到石柜村。生活翻开了新的一页。那一年，母亲29岁。五张嘴，每天都跟在一个29岁年轻母亲的后面，要吃、要喝，要穿，还要上学！五个孩子都在长身体，吃起饭来都不知道饱，不是吃了今天愁明天，而是吃了上顿愁下顿。
一天，母亲在溪头街上碰到朱金龙，他是母亲曾经的姐夫。在姐姐吴锦云与朱金龙离婚的过程中，父亲曾起过推波助澜的作用，真是“山不转，水转；水不转，人转”，这次，轮到朱金龙来劝母亲离婚了。母亲是朱金龙曾经的小姨子，朱金龙见到母亲，出乎寻常地亲热，不怀好意地抓住母亲的手，笑着对母亲说：“离婚，和他离婚！溪头街上就有法院，只要一句话，就离掉了，都用不着讲第二句！”还俨然以一个过来人的样子，好像是设身处地为这个小姨子着想，说：“想想，好好想想，不要犯傻，也就是一念之差，离或不离，那往后的日子，可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
那个年头，冤案多，离婚的也多，朱金龙就不相信，他劝不了眼前这个青年女人，她能扛得了政治上的压力、经济上的困难、社会上的谗言吗？一个方面的压力，就能压垮她，何况是三座大山呢！平日里，朱金龙就常到舅舅这里来，这一下，更是三天两头往舅舅这里跑了，“猴子不上树，多敲一遍锣”，为的就是劝母亲与父亲离婚。
舅舅心里也是清楚的，母亲从南京回石柜村时，舅舅到白华汽车站去接，第一次没接到，倒是接到一个被打成右派遣送回乡的本家。一到家，妻子就在他离了婚，改了嫁，几个孩子，留下大的跟着父亲，在农村放牛，其余的孩子都送了人。姨娘也曾有过劝母亲离婚之意。叔叔给母亲写信，让母亲送三个孩子给他抚养，母亲没有同意。
这头，母亲要时刻想着怎样喂饱五个不谙世事的孩子，那头，还要想着关押在狱中的丈夫。父亲的案情审理结束，可以按规定探视了。母亲去看父亲，要住在姑妈家。姑妈关照母亲，千万不要和她的孩子们讲到他们舅舅的事。在那个突出政治的极左年代，谁不怕和这类事件牵连上呢？若干年后，还是母亲在他们亲兄妹间劝说，在母亲的陪同下，父亲去看望姑妈，兄妹间才冰释前嫌，恢复了正常的兄妹亲情。所以，后来姑妈常把“美云，是我们家的大功臣！”这句话，挂在嘴上。
五个孩子五张嘴，跟在母亲后面要吃的，家里食物短缺，母亲还要惦记着服刑中的父亲。家里有什么好吃的，都要留一点给父亲。一次家里吃兔子肉，用竹筒子装好，寄给父亲，结果没收到。那年头，是人都饿，管教干部自然不会例外，见到能吃的就想吃，何况还是稀罕的兔子肉呢，没收了，也算是情有可原。
母亲多次去探视父亲。在一个秋天里，我随母亲去过一次。凌晨，天还没有亮，我背着拎着带给父亲的东西，紧跟在母亲身后，走在一条街道上。深秋的凌晨，异常地冷，呼出来的气，立即变成了白色的雾，拎着东西的手，冻得僵硬，饥肠辘辘，肚子饿得前胸贴着后背。远处早起炸油条的小店里亮着灯，在一片黑暗中，亮着灯的地方，看得尤其清楚，在油条店里的雾气中，几个忙碌的身影，清晰可见。母亲指着油条店，说：“去问问，这桶香油卖给他们，要不要？”我问母亲：“不吃油，人会不会瘦？”母亲说：“不会！”我吃力地提着一桶油，一拐一拐地往油条店走去，将油换了钱。买回家的车票的钱，有着落了。
下午，到了农场，我们被一名管教干部带到一间平房里，让我们等候。隔壁的一间房子里，一位老太太带着一个小男孩也在等候。我靠在门框上，往外看。远处是一片石场，成堆的石子堆成一座小山。一会，从石子堆成的小山的那一边，冒出一批人来，由小到大，渐渐清晰，这些人穿着蓝白相间条纹的衣裤，看上去，一个样。这批人，三五成群地顺着山势，往下滑。
我已有六七年未见到父亲了，无法分辨谁是我的父亲。一会，走进一个人来，戴着奇怪的帽子，穿着蓝白相间条纹的夹衣，浑身是灰土。母亲迎上前去，那人却向我走过来。摸着我的头，问：“是强子吧？”母亲说：“带来给你看看。”母亲拿出一个皮鞋盒子，里面整整齐齐地码着蒸熟了的咸肉，天冷，肥肉都已经冻成了白色。母亲从里面拿出一块咸肉给父亲吃。父亲嚼得很快，一会，咕咚一声，吞下去了，母亲擦擦流到眼边的泪。
父亲一边吃，一边又从盒子里拿出好几块肉，送到隔壁去。母亲不高兴了，说：“孩子们在家搞双抢，都没舍得给他们吃。”父亲一直摸着我的头，我一句话也没有说，感觉得到父亲手的温暖。那晚，我和母亲住在一家小旅店里，一天，累坏了，那一夜我好像睡得特别香。
还有一次，母亲一人去竹箦农场看望父亲，傍晚赶到，才知道父亲已迁到竹箦煤矿去了。天已黑，已经没有班车，只能找一家旅店住下。旅店外，夜漆黑，除了淅淅沥沥地飘着的雨夹雪，毫无声息，被子是冰冷的，空气也是冰冷的，孤独、无助、凄凉、忧伤，笼罩着母亲，母亲感到委屈，感到恐惧，实在忍不住了，在空无一人的木板房里，用被子蒙着头，母亲失声号啕大哭。没有人知道她的苦！再大的苦也无处可以去诉说！
一次，无意间我翻开母亲的一本笔记本，发现一张纸片，上面抄写着俄罗斯诗人普希金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的诗句：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忧郁的日子需要镇静；/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心儿永远向往着未来；/现在却常是忧郁。/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将会过去，/而那过去了的，/就会成为亲切的怀恋。抄写的字迹是我熟悉的母亲的笔迹。
那时，母亲常说：“眼光要放远一点，要坚持！”在最难熬的日子里，母亲心中仍有一个坚定信念：丈夫要回来，孩子会长大！就是这个信念，支撑着母亲，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民国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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