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丨韩贤强：母亲成了“石柜村的王光美”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韩贤强，高三六六届毕业生，1968年在泾县汀溪公社大坑大队马家岭生产队插队七年，1975年招工芜湖市搬运公司汽车队，1978年参加高考，大学毕业后留校，曾任安徽工业大学党委宣传部长，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研究室主任。

原题

一位年轻母亲的遭遇

作者：韩贤强

人性善恶的讨论，显得纷繁复杂、莫衷一是，现实生活中，尤其是文革时期，人性善恶，特别是人性之恶，表现得丰富而多彩、广泛而深刻，究其原因，已经不是一个哲学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了

 劫后余生的母亲，看上去，一切皆好，似乎没留下什么痕迹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逻辑。像母亲这样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在劫难逃，至于为什么？那可不知道！“坏人”先是被集中到生产大队关押、批斗，然后“坏中选坏”送到人民公社关押、劳动、批斗，至于为什么？那可不知道！

一对戒指，如今，你在哪里？

1966年的下半年，按照上面的精神，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逐级相继成立红卫兵组织。石柜村的一些小青年照葫芦画瓢，套个红袖章，拎个涂上一头红、一头白油漆的专政棒，成立了红卫兵组织。按照“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号召，开始“扫四旧”。扫四旧是个好事情，可以满足人的窥私欲，满足人的占有心，是人的阴暗心理的一次公开而合理表现。

一天，门外传来一阵令人发悚的锣鼓声，家里突然涌进来一帮人。定睛一看，人，都还是熟人，只是因为装束时尚，看上去新奇，又夹杂着心惊，不知道他们会干出什么事来。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这伙人走到一起来了。究竟哪些东西属于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将这些抽象概念转变成实物，那是需要想象力的。

家里重要一点、值钱一点的东西，都放在从南京带到石柜村的两只木质包皮的酱红色大箱子里。两只箱子被红卫兵们翻了个底朝天。红绸子被面上，绣得是龙凤呈祥，四旧！一件中山装呢外套，四旧！一件绣花的童装背心，四旧！一只电灯泡，少见，四旧！……凡被认定为四旧的东西，没有登记，没有收条，全被送到大队部去了。照片和信件，散落一地，用一只化肥袋子装起来，带走，需要研究研究。那几天，从我们家到大队部，沿途都能捡到我们家的照片和信件。

所幸，两枚戒指，没有被抄走。一对大戒指，一枚上面刻着一个“美”字，另一枚上面刻着一个“满”字，是母亲结婚时，外公外婆送给母亲的纪念品，母亲一直当作最珍贵的东西珍藏着。

大妹从泾县中学回来，说起外面在扫四旧，母亲有了防备之心，两枚戒指当时就想让大妹带走，大妹害怕丢失，没敢带。筒子口是进出石柜村的必经之路。返校时，大妹背着个大挎包，走到筒子口，突然听到一声吼：“站住！”大妹心里一震，于是，站住。过来几个红卫兵，其实也就是石柜村里的小青年，说：“检查！”大妹被带到一张桌子旁，四五个红卫兵将大妹的大挎包里的东西全倒出来。每一件衣服，到边到拐地捏，又拿起来，对着阳光看；每本书，一页一页地翻。最后，剩下带到学校去吃的一大茶缸子锅巴粉，也被倒在桌子上，用手细细地捏。遗憾的是，什么也没有发现。最后，两个女红卫兵过来搜身，鞋子脱下来看看，再也想不到要检查的地方了，才放行。如果，真的将两枚戒指带在身上呢？想到这里，大妹掠出一身冷汗！

背后坐阵指挥抄家的大队书记觉得：吴美云家怎么会没有翻出些稀奇的东西呢？不可能！扫除四旧，务求彻底。

小妹被叫到大队部。大队书记亲切又不失权威地对我这个只有11岁的小妹妹软中带硬，一字一顿地说：“小姑娘，不要拍，家里有什么四旧，告诉我，就什么事也没有了，也不会将你妈抓起来。不然的话，就不好讲了。”小妹不作声，心里害怕，脸胀得通红。书记给小妹倒了杯热水，微笑着，亲切地说：“暖暖手”。小妹两眼盯着地，心里蹦蹦跳，怯怯地问：“金戒指算不算四旧？”书记心中大喜，却不动声色，语调平缓，轻轻慢慢地问：“在哪里？”小妹的心情一下子轻松下来，感觉是救了妈妈一命，急切地说：“就在我这件棉袄里，妈妈缝进去的。”小妹指指身上穿着的碎花棉袄。书记喜出望外，仍旧不动声色、语调平缓地说：“棉袄脱下来，拿出来，我看看。”随手将椅背子上自己穿的短大衣披在小妹身上，小妹顿时感到一股暖流流进心田，真切、真实、真正感受到了党的温暖。书记将两枚金戒指，用手掂了掂，顺手放进抽屉里。

除了一对戒指，书记还将收缴到大队部的我家一床黄呢子军用毯拿回家去了。那床黄军毯是父母在南京大学医学院工作时，公家发的。当时，医学院更名为解放军第五军医大学，属于部队院校。

文革后期，上面有政策，要归还扫四旧抄去的东西。那两只木质包皮的酱红色大箱子，躺在大队部会议室的角落里，包皮被擦坏，撕裂，露出木质，锁搭扣没有了，箱子里面空空如也。两只大箱子跟随我们从南京到石柜村，多少有些感情，久经磨难，还能见到尸骨，悲从中来！

我曾看见也算是我的小学时的学长，后来成为大队长的，曾经穿着从我家抄去的那件呢子中山装，蹲在筒子口的墙根子底下晒太阳。那一对金戒指到哪里去了？一定还在人间吧？不该是戴在书记儿子、媳妇的手上吧？如若如此，这个世道，还会好吗？

吴家祠堂里关押着的一批牛鬼蛇神

西阳人民公社石柜大队的地富反坏右，被关押在吴家祠堂里。吴家祠堂建于清代同治年间，以往，过些年，就会翻修一次，是石柜村，溪头村、西阳村一带，吴姓人家的圣地，如今，早已破落。

厢房、雕花隔板，荡然无存。大厅的一半，被战略物资——大粒子食盐占据，堆得像一座小山。两边墙上“忠孝节义”四个大字，早已缺胳膊少腿。屋上的瓦片，有些已经掉落，露出腐烂的椽子。台阶上、天井里的石缝中，长满青草。大门边一块戒石上，依稀可见“不孝不悌，妄作妄为”告诫族人的八个大字。三人合抱的柱子，油漆斑驳，柱子上“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标语，在风中飘舞，发出啪啪的声响。柱子上拴着一头老牛，卧在几把稻草旁，两眼无表情地望着世事变迁，悠闲地嚼着草。

吴家祠堂里关押着石柜生产大队抓来的十来号人，大多数是石柜村吴姓人，吴家祠堂是石柜村吴姓族人光宗耀祖的地方，也是惩罚不孝不悌子孙后代的地方，如今被关押到自家祠堂里来，真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其中，也还有少数几个外姓人。

谁有资格被关押？也是有个大致范围的，但边界并不十分清晰，可以由主观情感来决定。新屋里七奶奶是个地主，生有一儿一女，儿子跑到上海去了，找不到，算了；女儿义珍是生产队长、贫农代表的姘头，既是姘头，说明思想感情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站到贫下中农这一边来了，自然不在关押之类；而义珍的丈夫，溪头都胡家人，是个文化人，曾经当过保长，对其妻与生产队长、贫农代表的关系，是个什么态度？不满？那就应当关押起来。其弟，义珍的小叔子，也是个文化人，会拉二胡、唱京剧，解放时，还是个孩子，说他是个地主分子？有点过分，那就算坏分子吧，可他也还没来得及干什么坏事，不管算什么，也应当关押起来。义珍的母亲七奶奶，名正言顺的地主，当然的关押对象，关不关？一来年龄太大，实在抓不上手，二来是义珍的娘，多少也应当让她沾点女儿的光才对，不关了，打个招呼吧：“不许乱跑！”七奶奶好像不领情，回答得妙：“我个三寸金莲，蚂蚁爬得比我快，往哪跑？”

十来号人关押在吴家祠堂里，母亲是唯一的妇女，安排在祠堂的角落里，一把稻草上铺床被子就是床，饭由家里送。当时，我与大妹妹在外面读中学，两个小妹妹，一个13岁，一个11岁，承担母亲和舅舅两个大人的一日两餐。整日枯坐无事，三餐确无必要。现在细想起来，这两个小姑娘，怎么能够做得出四个人的一日两餐？

地主分子吴然，是个没心没肺的人。看押他们的几个小孩子，一人拿着一根金箍棒，你追我打，围着祠堂里的柱子转，一直追打出祠堂，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等他们回来，吴然训斥道“疯哪去了？再不回来，我们就走了。”

晚上，是没有煤油灯的，黑暗中，关押着的十几个人，各想各的心思，没人睡得着。吴然拉起了他那把旧二胡，边拉边唱：“我手持钢鞭将你打”，凄婉的唱腔，在破旧的大祠堂里回荡，唱累了，自言自语：“睡吧，睡吧，有人给我们站岗呢，怕什么？睡吧！”

坏分子金生友，拿个电筒在墙上乱照，看见一只小蚂蚁。他指着墙上爬着的蚂蚁，说：“我们就是这个虫子”，说着，用手一捻，蚂蚁死了，痕迹都没有。

金生友的话是对的，他们的日课，就是每天上午挂着牌子游村，游完，站在大路边，供人瞻观。有不识字的好事者，盯着牌子看，吴然指着牌子上的字，一字一顿地念给他听：“地、主、分、子”，好事者暧昧地朝吴然傻笑，笑一会，看半天，也没看出个名堂，走了。

每到母亲游村或在路边示众的时候，两个小妹妹吓得躲在家里，胆怯地从门缝里往外张望。

批斗大会开得很热闹，也很有趣

不能总让这帮人闲着，隔三差五，这帮人还要拉出来斗一斗。一日午，太阳把人照得暖烘烘、懒洋洋的。祠堂里的十来个人，经过一番打扮，戴上自制的纸糊的高帽子，胸前挂一个自制的牌子。母亲的高帽子和牌子上都写着“地主分子吴美云”，再打上×××。十几个人用绳子绑着手，被十几个红卫兵提着金箍棒，一对一地押着，像演戏一般，押人的和被押的，很快，都进入了角色，似乎还踩着锣鼓点，从祠堂里鱼贯而出。

批斗会场就在石柜村边花古墩下的一块平地上，几棵大树上挂着“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谁想翻天，就砸烂它的狗头”“再也不吃二荐苦，再也不受二荐罪”的标语，平地上站着一百来号人，其中一些人没经历过土改，还不能想象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场面，很期待地过来看看热闹，真的像看戏一样。

生产队长的老婆早妮，贫苦出生，和母亲同年同月同日生，喜娘接生，接完早妮，接母亲，只差一个时辰，天然的两个小玩伴，母亲总是把她带回家里来，送她玩具，她也给母亲带些好吃的。

早妮看到母亲胸前挂个“地主分子”的牌子，心想：我和美云从小一起长大，在一起玩，她干什么坏事，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解放的时候，我们才十几岁，十几岁的小姑娘，也是地主？早妮很气愤，大声嚷起来：“美云不是坏人，斗她？搞什么鬼！”有人在喊口号，应者寥寥，群情并不十分激奋；也有人怪声怪气地响应，像是在演戏。其实，也确实就是一场荒诞戏。

十几个被批斗的人，一字排开，作低头认罪状。仅靠煽动，要使斗者和被斗者之间，凭空产生出深仇大恨，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只能靠煽情，只能靠人性中的恶了。小郭，无为人，一年灾荒，一路要饭到了石桂村。他一把揪着母亲的头发，把头往下按，母亲被按得双腿跪倒在地上，小郭口里骂骂咧咧：“还不低下你的狗头！”

早妮真是再也看不过去了，大叫：“一个妇女家带几个小孩，容易吗？你试试看，够可怜了，你们整她，算什么本事？有种的跟日本鬼子干去！”早妮心直口快，说真话，好打抱不平。前几天，吃忆苦思甜饭——野菜糊糊，她又叫唤开了：“这是什么饭？喂狗啊！解放前，吃得比这好多了！要是前两年饿饭，能有一碗这样的糊糊，倒是能救一条人命呢！”有人跟在早妮后面附和，一片骚乱。忆苦思甜，批判的目标是解放前，现在批判起三年饥荒来了，散会，散会。

早妮，三代贫民、根红苗正，丈夫是贫农代表、生产队长，讲得又都是实情，谁也奈何她不得！会场一片骚动，人分两派，互相叫骂，将几个被批斗者凉在一边，看着他们吵。

早妮的丈夫，是个圩里上来的，有弹锦花的手艺，文革期间，当了石柜村生产队队长、贫农代表。他看着自己的老婆在叫骂，不作声，不支持，也不反对，任凭她自由发挥，有一点“坐山观虎斗”的味道。

母亲不认识小郭，估计小郭也不认识母亲，井水不犯河水，哪来的阶级仇恨呢？估计他也就是看母亲是其中唯一的女的，头发好抓吧。批斗回来后，母亲洗头，说：“没什么，只是小郭的唾沫星子溅到头发上，有点脏！”

人分三六九等，各有各的表现

现在回忆往事，想象那个场景，是滑稽剧呢，还是荒诞剧？真是说也说不清。没过两天，晚上有人通风报信，说：“明天下午四点，要批斗你妈”，三点钟，二妹捧着一个大搪瓷缸，偷偷跑进吴家祠堂，给母亲送去一缸子稀饭，好让母亲吃饱，批斗的时候，能够坚持得住。母亲一口气喝完稀饭，对二妹说：“不要怕，没事的，过两天就会放我回去，我要好好劳动，我能养活你们。不要对你哥哥姐姐讲，让他们安心读书，照顾好妹妹”。二妹眼泪直流，使劲地点着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几番批斗，母亲竟然获得一个美名：石柜村的“王光美”。批斗，对一些人来说，很容易上瘾。二妹和生产队一伙人在田里耘田，休息时，坐在一棵大树下。小郭看着二妹，突然好像想起了什么，说：“我们在田里累死累活，王光美在哪里享清福？”二妹心里一惊，浑身发凉！母亲在家帮人做衣服呢。

一会，小郭带了两个红卫兵将母亲押过来。让母亲站在田埂上，低头认罪，几个人嘲笑谩骂，喊口号：“打倒王光美！打倒吴美云！”喊得既不雄壮，也不整齐。二妹两眼看着地，眼泪在眼框里打转，浑身发抖，恨无地洞可钻。一些人在看热闹，一些人在聊天。三五人，过了一把瘾，母亲又被押回去。

那个年代，人有尊严吗？一家富农家的女人，因不从队长的淫威，找了个莫须有的罪名，将她剃了个阴阳头。阴阳头也是文革的发明之一，即将人的头发剃去一半留下一半，游村示众。因忍受不了这个侮辱，这位刚烈的富农家的女人，上吊寻了死。

对阶级斗争抱有满腔热情的人，并不多。大队书记、生产队长不主动、不带头去斗争什么人，别人搞，他们也不反对，反对了，怕引火烧身。还有一些人，对过头的事，还会有些反感，喜欢唱反调，打抱不平，早妮算一个，孙老头子也算一个。

孙老头子是要饭出身的老牌子贫农，还有两个政治过硬的儿子，大儿子空军地勤转业，也是石柜村里最有名望的转业军人，小儿子年轻有为，年纪轻轻就是公社干部了，谁都撼不动他们一家人。生产队里开干部会，舅舅常被叫去通知人。一次，舅舅通知孙老头子到生产队开干部会。孙老头子到会场后，大发雷霆：“让地主通知我来开会，开什么会，开反革命会吗？”孙老头子知道什么时候要开批斗会，要抄家，还会暗地里给“坏人”通风报信。

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冲锋陷阵的主，都是些“与人斗，其乐无穷”的二百五、楞头青，专以害人取乐而已。政治运动有如一场风暴，使社会沉渣泛起，搅得天昏地暗，风暴过后，沉渣仍要回到社会的最低层，对沉渣来说，风暴是难得的机遇，要抓紧机会，尽情飞舞一番。文革中的活跃分子就是这样，这些人，大都没有好下场。那个徐大裁缝的儿子小徐，还有小郭，在后来的武斗中，都不知去向，有人说，被人趁乱打死了。那个年代，也不是打死人不偿命，有些人被打死，懒得追究，心里想：“死得好！”民不告，官不究，就这么不清不白地不了了之。

关押在公社期间，母亲遇到一个人

在吴家祠堂关押了十来天，这帮人被放回家。没过两天，家里突然闯进四个红卫兵，在民兵营长的带领下，抓母亲来了。一个红卫兵将一根绳子的中间扎成一个圈，往母亲头上一套，两边的绳子分别在两个膀子上绕几下，手就被背到后面去了，绳子再回到胸前胸后绕几道，脖颈、双臂、手腕、胸、背，全都用绳捆牢了，这就是所谓对重罪犯人采用的“五花大绑”吧。这帮人动作麻利，熟练的很，一定是练过，而且一定还绑过许多人。

母亲的脸色苍白，绳子将颈子勒得紧紧的，有点喘不过气来。二妹发疯一样，抱住妈妈的腿，几乎是跪在地上，声嘶力竭地向他们哭着求饶：“求求你们，绑松点，不要把我妈妈勒死了！”小妹又急又怕，蹦得老高，声嘶力竭地哭叫！那一年，母亲38岁！二妹妹13岁！小妹妹11岁！

母亲被五个彪形大汉带走了。当年的吴家小姐，后来的官太太、吴老师、吴医生、吴裁缝，既没偷，也没抢，更谈不上杀人放火，就是一个弱女子，靠辛勤的劳动，养活着四个孩子，尽量让他们吃得饱一点，穿得暖一点，尽量让他们读书上学，如今，竟然变成了重罪囚犯！社会的大潮，不由分说地变换着人的社会角色，不可抗拒地把母亲的人生推向了黑暗的深渊！

到西阳公社没过两天，通知母亲到工宣队食堂帮厨。母亲被带到公社那天早晨，母亲走过食堂，从窗户里，一眼就看见在龙坦学校念书时的好友胡亚兰，母亲又惊又喜，正要叫她，胡亚兰急忙向母亲使眼色，母亲立刻就领会了：不能相认！

胡亚兰出身溪头都胡家，家道殷实，世代书香门第，父亲是溪头街上有名的绅士三先生。解放前夕，因丈夫生意失败，亏得一无所有，只能靠帮人家赶驴子送货为生。真是磕头都磕不来的生意亏损，土改时划为贫农。胡亚兰人高马大，和母亲个头差不多，人长得也标致，眉清目秀，雪白干净，能说会道，讨人喜欢，在地方上很活跃。这回，又和西阳公社工宣队的人处得好，混得熟，就调到工宣队食堂来了，专门给工宣队的同志们烧饭做菜。

母亲被抓到公社那天，被胡亚兰看见，就找到工宣队队长，说：“食堂里做饭炒菜，一个人忙不过来，把昨天抓来的那个女的搞过来，帮忙吧。”母亲就到了食堂。虽然人到了食堂，食堂的饭菜母亲是没有资格吃的，必须回去喝犯人的稀粥就咸菜。但是，暗地里，只要食堂里有肉，胡亚兰都要盛一点在碗里，放在灶头高处。母亲来了，避开人，空口就吃掉了。那一阵子，母亲的气色有些好转。

由于遇到了胡亚兰，母亲避免了劳动、批斗之苦，还有了随后的转机。她与母亲同年，也应该是年过九十的老人了。胡阿姨，如今，你在哪里？

家里只剩下两个小妹妹，怎么样了？

母亲被关押到公社去了，家里只剩下两个小妹妹，我不放心，从宣城中学回到石桂村。到家，眼前的情景让我惊呆：家里的地面，土被翻过来了，一块门板，一头搭在窗台上，一头搭在灶台上，就是两个妹妹的床。从南京带回来的两个包皮的大木箱，没了，可以拿走的东西全被拿走了，家里被洗劫一空，很彻底。

妹妹说，红卫兵来抄过家了。那天，七八个红卫兵，翻箱倒柜，找金银财宝，找反革命文件，照片、信件全部拿走，说要研究研究；好一点的衣服，也拿走了，没有说理由。可以拿走的，都拿走了。那帮人，刚走一会，又返回来，没找到金银财宝，心有不甘，将锅灶里的灰，又翻了一遍，没有，开始挖地，地被挖成一个坑、一个坑，挖遍了，什么也没有，他们很失望。劫后余生的两只鸭子，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在高低不平的地面上，跳来跳去，嘎嘎地叫。

从学校回家的当天，深更半夜了，我和两个小妹妹都睡不着觉，相对而坐在一盏小煤油下。突然，虚掩着的门被一脚踹开：“两个小反革命在密谋什么？开着门讲话！”踹门的叫小徐，是徐大裁缝的儿子。徐大裁缝不问政治，只顾帮人家做衣服，为人善良、忠厚，母亲得到过他不少的帮助。这个老实巴交的人，怎么会生出这么一个贼眉鼠眼的小流氓呢？晚上，只要家里有灯光，听见有人说话，小徐都会闯进来，坐在桌旁，说：“说，说呀！继续说！”如果家里没有灯光，他也会将耳朵贴在门上，听一会动静。

母亲被关到大队和公社期间，他来得更勤了。一次，他在桌子底下有意用脚踩二妹的脚。二妹是个暴脾气，拔出脚，狠狠地踹了他一下，一声吼：“不要耍流氓！”小徐灰溜溜地走了。后来，这个小徐被恨他的人吊起来打，致死。风将门吹得哐哐响，有我在，两个妹妹心不慌，都看着我，我是老大，要有个主意。可是，我的心里，一点底也没有。

第二天，将家里仅有的两只鸭子，杀掉一只。我还从来没有杀过鸭子，一刀下去，鸭子挣脱了，昂着带血的脖子，到处跑，呱呱呱地看着我叫。另一只鸭子，准备带给泾县县城里大妹妹的一个朋友，她家是做爆竹的，想让小妹妹在她家当学徒，好有口饭吃，有个安身之处。母亲被关在公社里，二妹不能离开石柜村，好有个照应。杀掉的鸭子，烧了一茶缸，两个妹妹各尝一块，就全部装在一个中号花茶缸里，准备带到西阳公社去，给母亲吃。带小妹妹到泾县县城之前，也要和母亲告个别。

到西阳公社所在地，找到工宣队的食堂，隔着厨房的窗户，向里面张望。母亲正在灶下烧火，胡阿姨在灶上炒菜，两人还一边在聊天。胡阿姨眼睛尖，看到我，说：“美云，把抹布拿到河里去洗一下。”母亲起身就看见了我。我跟在母亲身后，走到一条小溪边，母亲问了家里的情况，我说了准备带小妹妹去泾县县城学做爆竹的事。母亲说：“我在这里很好，很快会回去。鸭子带回去你们吃，我在这里有吃的。”

当晚，在鸭子里加了些萝卜，兄妹三人美餐一顿。第二天，我带着小妹妹，提着一只活鸭子，赶往泾县县城。一个11岁的瘦小女孩，用了大半天时间，竟然走了120华里路！到了泾县县城。大妹妹的那个朋友说：“爆竹卖不出去，早就不干了。”唉！又断了一条生路，我们很失望。

抓得快，放得也快，不需要任何手续，也不需要任何说明

母亲在工宣队食堂帮助烧饭，引起了工宣队队长的注意，工宣队长问胡亚兰：“吴美云有什么问题？”胡亚兰和工宣队己经混得很熟了，随口就说：“屁问题！”

下午，工宣队长把母亲叫过去，问：“你是什么问题？”母亲答：“地主分子”。工宣队长说：“你四十岁不到吧？”母亲回答：“三十八。”工宣队长皱起眉头，自说自话：“三十八，三十八，那怎么会是地主呢？”工宣队长客气起来，对母亲说：“坐，坐，你请坐。”母亲好像胆子也大了，说：“他们说是地主，就是地主。”工宣队长不作声。

母亲跑回去，将在南京林学院工作的证明，医学专业毕业证书，拿给工宣队长看。第二天，母亲接到通知，可以回家了。

不久，母亲得到平反。挂在大树上的高音大喇叭叫社员去开会，母亲也可以拎个小板凳，跟在人群后面，听传递毛主席最高指示了，即使是坐在会场的旮旯里，也终究是坐在会场里面了。

今年（2020）母亲92岁了，重孙子说：“太太是个人生的大赢家”

2017.8.11初稿

2020.3.14定稿

韩贤强专页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表扬小号

就摁下识别二维码吧

春晖：母亲之歌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长摁二维码  

加盟新三届2

我们不想与你失联

备份新三界

余轩编辑、少达审读

公 号 征 稿主题包括但不限于：童年回忆  文革经历  上山下乡     当兵岁月   青工光阴  高考之路校园回望  浪漫故事  菁英人物       职业生涯  学术履迹   追念师长子女教育  健身养老   兴趣爱好……新三届人一路走来的光阴故事40后、50后、60后的关注热点都是新三届公号期待分享的主题来稿请附作者简历并数幅老照片投稿邮箱：[e-mail]联系人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