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影 |袁晞:九一八,父亲的抗战
作者简介
袁晞,祖籍沈阳,生于北京,在成都上小学初中,后在四川农村插队,在工厂当工人。1982年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1988年毕业于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获文学学士、法学硕士学位。曾在新华社、人民日报工作。出版有《〈武训传〉批判纪事》《渐渐清晰的世界》《社论串起来的历史》等书。
父亲的抗战
高粱叶子青又青
九月十八来了日本兵
先打军火库
后占北大营
……
在沈阳长大的父亲,亲历了九一八。
1931年,17岁的父亲在沈阳东北大学附中读书,东北大学的校长是张学良。
我们家住在沈阳城里小东关,东北军驻扎的北大营在大北关外。
父亲清楚地记得9月18日这天晚上,北大营那边响起了枪炮声,震得房子直掉土渣,老百姓都不敢睡觉,天一亮,街坊四邻传递着小日本打了军火库、占了北大营的消息,全城人心惶惶。
接着又听说少帅在北京叫东北军不要抵抗的消息,人们都不知怎么办才好。又有人说日寇最恨青年学生,要进城抓学生。
爷爷那时在吉林省工作,我奶奶叫我大伯和我爸赶快逃往关内,亲戚来说,火车站日本人守着,不让学生走,认为学生进关就要搞抗日。于是大伯和父亲都剃了光头,扮作关内生意人的小伙计,夹在逃难的人群中逃出了沈阳。
“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的悲惨的时候”,父亲离开了家乡和爹娘,直到1945年才再回沈阳。
进关来到北平,父亲考上了汇文中学,从家里带来的几个大洋花光了,没有学费,有东北老乡说,可以到西单少帅府领“东北流亡学生助学金”。
父亲回忆说,到少帅府,凭后脑勺是平的和东北话,报上自己老家的住处,就能领到助学金。钱不多,但够学费和吃饭。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的6年间,父亲就是靠张学良的助学金过日子。
高中毕业后,父亲考上唐山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1937年夏天,为做毕业设计,父亲和几位同学到北平郊外长辛店的铁路部门实习。7月7日这天晚上,卢沟桥方向传来了密集的枪炮声,日本人打宛平城的消息传来。同学们又结伴逃回城里。
七七事变,又一次改变父亲的命运,更加远离了家乡。
学校南迁,辗转上海、长沙。到长沙后,读到邹韬奋先生办的《生活》周刊,有文章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都在招生,要好的同学商量着去去延安,几个人换了好几次火车到达西安,找到八路军办事处,在董必武安排下,步行去延安。一个星期,走了几百里路,终于集合到延河之滨。父亲1937年秋进入陕北公学学习,听过毛泽东讲课。
从陕北公学毕业后,父亲被分配到驻防安徽的新四军四支队,在四支队代政委戴季英领导下工作。皖南事变前,华东国共两党关系尚好,父亲在霍邱县抗战指导委员会组织民众参加抗战,又在国民党何柱国将军(后任第15集团军总司令)所属部队协同抗战。何柱国是张学良旧部,父亲是东北人,有利于开展工作。
1940年秋,父亲跟随王树声将军等新四军领导组成的新四军七大代表团,离开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前往延安参加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代表团离开安徽不久,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代表团过黄泛区,过日军的封锁线,过津浦、京汉铁路,与日军多次交火,历尽千难万险,1941年春到达晋冀鲁豫解放区。
这时,新四军代表团在山西八路军总部接到通知,七大要延期召开,父亲便和很多新四军战友留在太行山,换上第18集团军的灰军装,参加129师的敌后作战,直到1942年接到中央指示,到延安参加延安整风。
到延安后,父亲在中央党校参加整风,之后便留在中央党校工作。因为父亲是学土木工程的大学生,在延安这方面人才不多,父亲设计了延安中央党校大礼堂。党校副校长彭真请毛泽东为礼堂提写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父亲曾告诉我,毛泽东当时是在旧《解放日报》上写了好几幅,挑出自己最满意的。
延安中央党校礼堂正面(我父亲说他设计的正面没有门,“实事求是”题词显得更突出。进出的门在礼堂两侧)。礼堂原建筑在胡宗南进攻延安时炸毁
拿到毛泽东的题词后,父亲去找石匠刻在石头上,安在礼堂上方。直到现在,毛泽东当年题写的“实事求是”四个大字现在仍然矗立在中央党校大门口。
父亲还参与设计了延安飞机场,美国大使赫尔利来延安,后来毛泽东去重庆谈判,都是从这个机场降落起飞的。
1945年8月,传来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延安一片欢腾,爸爸说,到处都是火把,大家都兴奋得睡不着觉,述说着将要回家乡的喜悦。
抗战胜利后,父亲与很多延安的干部赴东北工作,秋天从延安出发,那时局势不稳定,走走停停,两个月后才到东北,去北满中共东北局报到前,途经沈阳,父亲才看到了阔别整整14年的家乡。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都是爸爸喜爱的歌曲,一听到熟悉的旋律,常常热泪盈眶。
在沈阳亲历九一八,在北平听到七七事变的枪声,在延安迎来抗日战争的胜利……我想,在历史的重要时刻,父亲处在重要的地点,是一种偶然;而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作为普通的中国人,汇入全民抗战的大潮又是一种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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