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影丨俞可平：江南花山村的一个普通农民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俞可平，生于1959年，浙江诸暨人。1981年毕业于浙江绍兴师范专科学校政史系；1984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哲学系研究生班；198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获政治学博士学位。留校后调入中共中央编译局，2001年任副局长。2015年任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哲学政治学双学科博士生导师。现为北大讲席教授、北大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北大城市治理研究院院长。

原题

父 亲

作者：俞可平

不服老的父亲，80岁时见到石磨还想去推一把

我曾写过数篇纪念文章，纪念逝去的友人或先贤。他们或是怀抱理想投身革命的忘年之交，或是学富五车满腹经纶的学界同仁。今天是我第一次撰文纪念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普通群众”，他既不是党员，更不是官员，是江南一个名叫花山村的普通农民。但于我而言，他有着特殊的意义，也特别值得纪念。

他生不逢时。还是十多岁的孩子时，就被进村的日本鬼子掳走，强迫做随军马夫和苦役。被日军抓走后的30多个日日夜夜，他一刻不忘逃生回家，却屡屡失败。在一个风高月黑的夜晚，这个孩子终于逃脱鬼子的魔掌，凭着惊人的毅力和强烈的回家欲望，在一位素昧平生的他乡同胞帮助下，一步一个脚印，硬是从100多里外的异乡，逃回了老家。这一个多月痛不欲生的折磨，给他留下了终身的疾病。他因此痛恨日本鬼子，以及那些帮助日军欺凌他的汉奸和伪军。

他的儿子深知父亲对日本鬼子的切齿痛恨，当儿子成为学者后，日本的一些大学曾多次邀请他访问讲学，但他始终没有接受。他想，去日本访问讲学会刺痛父亲的心。父亲看出了儿子的心思，对儿子说：你不要因为考虑我的感受而拒绝去日本访问讲学，现在的情况不同了，你们应当更多考虑中日两国的关系和自己的学术事业。

一介农夫居然能够忘记个人的好恶，而想到国家的大局和年轻一代的事业。可见，“普通群众”的境界，未必比党员干部低。

他过了80岁仍疾步如飞，每天坚持登山，还骑自行车上街。他的听力不好，有一次骑车出门时躲闪不及，被后面的汽车撞飞好几米远。司机赶忙下车，扶老人起来，问他有否受伤，并说：“我有急事要办，要不要先留下我的姓名地址并给你一些钱去医院看看？”老人缓缓坐起身来，伸伸腿脚，觉得没有什么大事，便对司机说：没事，你赶快去办事吧。

可到了第二天，老人便全身不适，子女们赶紧将他送进医院，他在医院治疗了十几天，花去了数千元，并且身体从此每况愈下。子女问：你记住那个撞人司机的电话没有？他答：我当时觉得身上无大碍，他又急着要去办事，所以没让他留下姓名电话。竟无半句怨言！

在“老人摔倒后要不要去扶”成为全社会争议的话题时，居然还有这样一位老人，明明被人撞了，首先不是考虑自己是否受伤，而是考虑他人有急事要办！看来，即便在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时候，真正的好人仍不失善心和诚信。

他对自己的不久人世有一种明确的预感。去世前的数个月，他召集5个子女及他们的所有家庭成员，讲了处理他身后事的几个要求，其实也就是宣布了几条遗嘱。第一条是，身后事一切从简，决不允许搞时下农村中正流行的那些“装神弄鬼”的“道场”和“法事”，那是一整套在上世纪50年代的“移风易俗”运动中被废除而在近年又死灰复燃的传统殡葬仪式。当儿女们说，那样别人还以为我们做子女的不孝顺呢，他却坚持说：如果你们违背我的意愿搞这些我不喜欢的仪式，那才是真正的不孝。他对子女说，如果你们要热闹点，就出钱请村里人看场戏吧。

殡葬是农村中最重要的风俗之一，别说普通村民，就是其他人，有几个敢于冲破这些习俗啊？我想，不俗的农民，常常比庸俗的精英更加文明！

他还有一条遗嘱，是特地对刚从北京大学毕业去美国攻读生物学博士学位的孙女说的。他对孙女的要求是：万一我去世时你在美国，那就一定不要回来，学习更重要。好好学习，学成后回来报效祖国。孙女听后颇为感动，事后对父母亲说：我在学校上政治课时也几乎没有听说过这样的教导。其实，真正的爱国，常常不在说教！

这个富有个性的普通农民，不是别人，就是我的父亲。他叫俞立才，是浙江诸暨花山村的一个农民。父亲生于农历1926年的腊月，按公历应是1927年1月29日，在2014年7月5日走完了他艰辛坎坷而又知足幸福的一生。

说起父亲的名字，还有一个小故事。小时候听奶奶说，父亲本来应该叫“立财”而非“立才”。因为他出生前后，适逢“江浙战争”爆发。一日，爷爷到河边的草丛躲避激烈的战火，居然意外地捡到了一只灌满银洋的战靴。这笔天上掉下来的钱财对一贫如洗的爷爷来说，来得太突然，也太容易，他便将刚出生的父亲取名为“立财”。我爷爷给爹爹起了这样一个名字，不知是为了纪念这笔“洋财”，还是希望儿子一生有财。但“立财”这个名字对于文化人来说，显然太土太俗了点，父亲上学后先生便将其改为“立才”。

一靴银洋来得容易去得也快，家里依然赤贫，父亲便从小就给村里的大户人家放牛，没有条件上学。我们村自然条件很好，有山有水，湖田涝了有山田，山田旱了有湖田，是出了名的富村，所谓“游遍天下，不如花山脚下”。江浙在中国得近代风气之先，村里的富人在民国时期就捐资办了一所新式学校，还起了一个很洋气的校名，“时化小学”，村里的适龄儿童可免费上学。父亲放牛时，常去时化小学旁听。

后来，爷爷看他如此爱学习，便在10多岁时送他进时化小学，父亲便断断续续读了3年。大概在1946年前后，父亲迎来了人生命运的第一个转折点，他以优异成绩考取了浙江省立初级中学，数学和国文成绩在全省名列前茅，是全省仅有的7个公费生之一。

但好景不长，父亲在杭州的省立初级中学读书不到半年，同学们惊讶地发现，他的肚子变得越来越大，像是有几个月身孕似的。原来父亲患了一种在家乡常见的疾病：血吸虫病。学校便决定让父亲休学治病。然而，对于赤贫的父亲来说，回家后哪有钱治病？爷爷便说，你不是读书的命，还是在家继续放牛干活吧。于是，父亲的命运再次改变，一切又都回到了原点。一身的聪明智慧，失去了最重要的施展舞台。

父亲后来到北京我家小住时，跟他在省立中学最要好的几位同学再次见面了，这些昔日的同学后来大多成了著名的专家学者。他们异口同声地对我说：你父亲绝顶聪明，是班上成绩最好的，同学们没有一个不服他，要是不生病休学，成就必定在我们之上。尽管这或许是功成名就的叔叔阿姨们对布衣一生的父亲的宽慰之语，但我听后还是非常欣慰。

1949年家乡解放，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建立。父亲出身贫农，又念过几年小学，还在省立中学上过半年学，这在当时是我党最为倚重的农村新生力量。因此，他被委以重任，担任村农会的重要干部。不久，他的血吸虫病也得到了免费的治疗。父亲切身体会到了翻身做主人的感觉，他也终身怀有对共产党的感恩之心。他以百倍的热情投入到了社会主义建设之中，无论在“土改”“合作化”，还是在“四清”运动中，他都站在前列，是农会里的年轻骨干和上级党组织的重点培养对象。

然而，正当他热情真诚地投身于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时，命运再次捉弄了他。作为村里的主要干部，他的重要职责是开展本村的阶级斗争，批斗和改造地主富农。但父亲的阶级觉悟似乎从来没有真正提高过，他没有打内心去痛恨村里被打倒的那些地主富农。后来他曾经对我说，他觉得有些地主富农并不坏，当年对他们这些长工和放牛娃都很好。因此，每次政治运动要划清阶级界线和批斗“地富反坏右”这些“黑五类”时，他不但不积极，还常常为这些“阶级敌人”说些好话。

父亲的生前挚友中，也确实有好几位是本村地主的子女，他们因为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大都到城市工作。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这些地主子女的工作单位，多半都会派人到村里找当年的农会干部了解家庭情况，父亲照例给他们说了不少好话。在这种情况下，组织上觉得父亲的政治立场不够坚定，够不上党员干部的标准。父亲不仅始终未能成为中共正式党员，而且在“文革”前又从农村干部变成了一名“普通群众”。

父亲虽是个地道的农民，但在当时的农村，他也算是一个众望所归的“知识分子”了。在不做村干部后，他仍担任过粮站助理员、代课老师、生产队会计等职务。在解放前，我们家还是村里的族长之一。这种双重身份，使父亲成了村里的“乡贤”，享有崇高的威望。村里的公事私事，一旦遇到难题，常常会邀请他出面协调解决。

然而，由于长期疾病缠身，不能做重体力活，他倒是从来没有成为一天挣10个工分的“劳动力”。改革开放前在我们老家，不能每天挣10个工分的男子，常常称不上是真正的农民。从这个意义上说，父亲又不是一个典型的农民。在这方面，他还不如做儿子的我。我17岁就成了生产队干部，一个十足的农村青壮劳动力。

父亲原先是一位典型的旧式家长，但到了晚年，他身上发生了许多戏剧性的变化，旧式家长的作风荡然无存。他开始主动地体恤关爱母亲，也开始倾听并尊重母亲及子女们的意见。这种转变使得父亲变得更加宽厚，他成了一位“文明”的老人，由“严父”变成了“慈父”。不仅儿女们敬重他，孙子孙女们也都喜欢他。

父亲一生充满好奇心，也一生好学。最新款的手机到了他手中，不出半天他便会将常用功能搞得清清楚楚。去世前的那年，我送他一个iPad，他更是爱不释手。父亲的好奇与好学，助他从一个旧式家长变成了一个新式农民，这是父亲晚年得以安享天伦之乐的重要原因。

父亲离开我们快一年了，每当我怀念父亲的一生时，除了感恩父爱，总有许多的感悟。我常常感慨，个人的命运是时代命运的一部分，“普通群众”常常不普通，不俗的农民比庸俗的权贵更可敬。

2015年6月21日父亲节，

德国讲学期间写于巴伐利亚州

基辛根县欧森塔尔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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