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影丨秦曼琳：父亲跌撞沉浮终不弃

作者简历

秦曼琳，1955年1月出生，中学毕业后到延安河庄坪公社插队当知青，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公司退休职工，现居西安。九十年代起在报刊杂志中陆续发表散文、漫画、书法作品。

原题

父亲

作者：秦曼琳

今年是辛丑年，是老父亲的本命年，父亲已经96岁了。

去年八月，年事已高的父亲开始神志不清、卧床不起，完全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虽然，医院的大夫、护士天天来家里输液换药，家里请的有保姆专门护理，家人照顾得也很周到，但父亲的身体仍然每况愈下，所有的器官都在我们肉眼可见的情景下曰浙衰退。由于喂饭越来越困难，子女们终于不得不启用了之前一直不愿使用的鼻饲管。

春节期间我回到家，看到仰卧在床上的父亲，他一侧鼻孔插着用透明胶带固定在同侧脸颊上的鼻饲管，面色苍黄，整个人瘦得脱了型。我靠近他说：“爸爸我回来了”，父亲没有表情，眼神空洞无神，毫无反应，曾经精明能干的父亲终于到了谁也不认识的阶段。

看着年老体衰的父亲受此折磨，我顿时泪如泉涌。父亲那普通却勤劳、平凡但曲折、艰辛仍幸运的一生，如同电影般一幕幕从我脑海里闪回。

（一）兵荒马乱

父亲姓周名中立，1925年8月26日出生在山西省平陆县常乐乡葛赵村一个普通农户家。1954年4月—1957年4月，国家修建三门峡水库时，葛赵村被淹没，全村迁址洪阳村。爷爷奶奶世代都是农民，大字不识一斗，却省吃俭用，在父亲七岁时就送他入村小学读书，希望儿子能成为识文断字、知书达理的读书人。

1937年11月8日，日军分两路入侵山西。父亲随家人逃难至河南，即使身处战乱，爷爷奶奶仍然想尽一切办法让父亲继续读书。每到一地，爷爷就央求当地的学校收留父亲插班上学。就这样断断续续读到小学毕业，父亲以优良的成绩考入洛阳潞泽中学（山西会馆）继续读书。

然而好景不长，战火持续蔓延。父亲后随祖父母逃难到铁家磨村，铁家磨村没有学校，父亲为了不荒废学业，便和几个一起逃难的小伙，牵头组织了十多个孩子，教他们识字、写字、算算术，这也是父亲做的头一件公益事。

旧中国早婚盛行，1941年年仅16岁的父亲就在爷爷奶奶的安排下成了家，娶了一个比父亲大三岁的农村姑娘。父亲是不同意这门婚事的，然而无论父亲怎么抵制抗婚，终究拗不过长辈，不得不奉命成婚。

（二）离开家乡

1945年抗日战争以日本人投降胜利结束。短暂的和平带来了许多机会。父亲借口出去找工作逃离婚姻的羁绊。

父亲悄悄收拾简单行装，趁着夜色不辞而别离开家乡。听说宝鸡益门镇国立七中招沦陷区学生，不交学费管食宿。父亲辗转来到宝鸡，又因日军投降停止招生。父亲又来到西安，借住“山西会馆”。后经同乡令狐庆之介绍，父亲在当地军区学校药房当了学徒工。主要工作是打扫卫生、蒸汽水，给各科室送药品。虽然工钱不多，但管吃管住，日子还算过的去。

父亲很诊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所以干起活来特别勤快卖力，吃苦耐劳。

药剂科主任侯子贤也是山西人，很喜欢父亲这个小老乡。侯主任看父亲在西安举目无亲，周末便经常叫父亲到家里玩，父亲勤快，眼里有活，去了就帮忙给侯主任干家务。时间久了，侯主任经常留父亲在家吃饭。闲聊中侯主任了解到父亲读过初中。就问父亲有什么打算，愿不愿意学点东西？父亲回答；“愿听侯主任指教”。侯主任说：“我干药剂多年，这里有很大学问，学好也是一门手艺。这样吧，以后我每天教你几个常用药名的拉丁文和英文，以及药性、适应症，你好好学习，以后会有用的”。

在侯主任的严格要求和精心教导下，父亲夜以继日认真学习，反复诵读，半年后就能认识三百多药名了。同时，处处留意观察司药调配处方，随时随地默默学习。一年后，有时司药忙不过来，父亲就主动帮助调配、取药，然后拿给司药过目，行了就发给病人。结果经父亲之手调配的药方基本没出过问题，日子久了也得到司药们的信任和支持。忙的时候，干脆就放手让父亲照药方调配取药了。

1947年，解放战争进入更加激烈的对抗阶段。这年三月，国民党由胡宗南任总指挥，在陕西集中了34个旅近25万兵力，开始向延安发起重点进攻。为躲避战争，父亲工作的这所军医学校准备迁往上海。侯主任是山西人，不想去南方。候主任有朋友正好在兰州公路局医院，准备去兰州。问父亲有什么打算？父亲毫不犹豫的跟侯先生说：“先生您到哪，我就跟您到哪”。

就这样，父亲随侯主任到了兰州公路局医院。侯主任管理一个药品仓库，父亲负责药品调剂工作。

“我能行吗？”父亲担心自己没有学历，又不是专业科班出来，独立工作干不好。“怕什么，你能行！”在侯主任的鼓励下，父亲开始负责医院的药品调剂工作。父亲工作踏实认真，兢兢业业，一丝不苟，没有出过任何差错，得到大家一致好评。

1948年3月初，彭德怀带领西北野战军挥师西进，以全新的姿态，利兵秣马，遥望兰州，心中涌动着战胜马家军的期昐和渴望。眼看战乱逼进兰州，人们纷纷往西逃，父亲随着逃难人流来到了酒泉，在酒泉卫生院担任药务工作。     

 1949年9月酒泉解放，解放军进入酒泉的那天晚上，全院30多名职工大门紧闭不敢外出。两天后外面动静小了点，大家力推父亲和医生杨培礼走出去看情况？父亲和扬培礼医生轻轻打开门，探出头朝大街望了一圈，见大街上有人走动，于是他俩壮着胆子朝钟鼓楼走去。只见东关有很多解放军战士正在贴标语、画漫画，向群众宣传共产党的政策。

三天后，解放军军管处进驻医院，组织职工开会，稳定民心，安排医院尽快开门接诊，服务百姓大众。

（三）奔赴延安

1950年7月，楊培礼医生回西安休探亲，不久来信说西安解放后变化很大！现在社会安定，生机勃勃，他不再回酒泉医院了，请父亲帮他把行李带到西安。恰好这时组织批准父亲回家探亲，到了西安父亲先把楊培礼的行李交给他同学，然后回到山西省平陆县老家。

离家一别五年，爷爷奶奶和太奶奶见父亲回家，激动的泪如雨下，说什么也不让父亲再离开家了。父亲给爷爷奶奶谈了自己的工作，说：“我现在是公家的人了，是有组织的，必须服从组织管理，遵守组织纪律。休假期满，必须回去报到。”这期间，父亲妥善处理了当年爷爷奶奶包办的婚姻，办了离婚手续。半个月假期结束，父亲又一次离开了家乡。

说来也是天意，返回兰州途经西安的时候，父亲在西安钟楼巧遇楊培礼医生。杨培礼兴冲冲的告诉父亲，他要去革命圣地延安，参加筹建陕西省延安人民医院，他邀请父亲一起去延安，建设革命圣地医院。

父亲有点为难，考虑兰州是省会，延安是山区，而且兰州的工作也已熟悉。杨培礼说：“这样吧，你先回去销假，我到延安看看情况？咱们再联系”。

父亲回到酒泉医院一周后，收到楊培礼医生寄来的信和路费，热情洋溢地邀请父亲去延安工作。

那年父亲25岁，正是热血青年，革命战争年代没能去延安参加革命，现在能去人人向往的革命圣地延安参加老区建设，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父亲没再犹豫，立刻动身来到西安。按照杨培礼医生的引荐，到西安北关外找开煤厂的秦老先生，搭拉煤顺车到铜川。

当时，公路局还没有成立，去延安的路不通，到了铜川再搭便车到洛川，找驴车到延安。山高路陡，走走停停，奔波了七天七夜终于看到了延安宝塔山，父亲心情很激动，楊培礼医生和几个同事前来接父亲。

父亲初次来到延安革命圣地，一切都觉得特别的新鲜，人与人之间感情真诚纯朴，大家特别热情，晚上在杨培礼医生家里谈了医院情况。父亲来不及参观革命旧址，顾不上欣赏陕北的黄土风情，第二天就上班了。       

1950年，延安条件非常艰苦，医院还在筹备阶段，各方面还不正规，只能因陋就简。延安的第一所医院建在花石砭西北局旧址的土窑洞里，起名“陕北行署卫生处”；1950年更名为“延安人民医院”；文化大革命后叫“延安地区医院”；2000年为“延安大学附属医院”至今。医院的设备来自中央卫生部的160箱小型医疗设备。药房总共三人。父亲负责药库管理和门诊药房日常工作。当时医院看病完全免费，病人非常多，说是下午五点下班，实际总要忙到七八点给最后一个病人抓完药才能下班。

虽然工作比较忙，业余生活还是很愉快的。父亲和楊培礼、贺树章三人都是单身汉，组织上对外地来的单身汉生活上很照顾，专门开了小灶，一日三餐。下班后三人聚在一起拉二胡、弹三弦、吹笛子。周末还会去跳舞，在贺树章的教导下，父亲很快舞步自如，周末舞场成了大家放松心情的好去处。父亲年老之后回忆起这段往事，曾感叹的说：“那是一段非常难忘的快乐时光”。

父亲来到延安以后，见到了秦老先的女儿娥子（我的母亲），娥子是医院外科护士长。父亲和娥子一聊，原来都是山西老乡，娥子的父亲和父亲的伯父以前就认识，娥子的姑父谢子睿和父亲的伯父还是世交呢！后来，他们在工作中慢慢建立了感情。1953年在延安自由恋爱结婚，重新组建一个幸福家庭。

（四）政治运动

1951年“三反”、“五反”运动开始，“三反”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五反”即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运动。运动的出发点是正确的。但运动到了基层难免为了完成“任务”而伤害无辜。父亲工作的药房共有4位工作人员，都成了怀疑对象。第一个被纠出来的是康**，在大会上为了积极表现，就胡编乱造地揭发别人。父亲不幸成为这位康姓职工捏造事实陷害无辜的受害者之一。

解放初期，一些在旧社会染上吸毒恶习的人，借口看病到医院大剂量开镇痛药。父亲负责药房管理，对超出处方量部分不给取药。为此得罪了不少人（延大附属医院有档案记录）。在运动中找各种借口，对父亲进行报复性批斗。曾有一次医院从北京采购一箱美国的磺胺类药，开箱时就少了两瓶，院长参加验收证实药品确为中途丢失，而这件事竟然成为父亲贪污的罪证！后来，院长被纠斗，顶不住压力，违心承认共同贪污，进一步落实了父亲“贪污”的铁证。就连春节期间父亲和贺姓同事照的合影，也成了父亲和做案人订立共守同盟的证据。

于是，运动中父亲被责令离开药房接受审查，审查期间让父亲参加修路等医院建设。两个月后的一天，医院党总支书记贺**跟父亲谈话，组织上通过审查和外调，个别人揭发的错误与事实不符，证明父亲是个好同志，随即恢复了父亲的工作。

那年月，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一次比一次升级。第一次运动的余波往往又成为第二次运动的引子。父亲竟成为每次政治运动都少不了的“运动员”。

1964年，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运动″。1965年，"社教运动″更名为″四清"运动。认为解放初政策偏右，漏网了一批地主富农，叫民主革命不彻底。这两次运动都波及到父亲。尤其是社教期间“民族补课”，爷爷已经去世，却由原来的中农成分补定为“富农”成分。作为剥削阶级富农的子女，父亲再次受到冲击，经隔离审查一年后，父亲被定为“漏网富农分子”，决定开除公职，遣返原籍劳动改造，彻底被剥夺了父亲的工作权利。

（五）遣返原藉

1965年9月，医院派两个职工押送父亲回到山西平陆县老家，当地政府感到很为难，不愿接收。让押送父亲的职工向医院汇报，当时院党委书记王**下令：“坚决不能让他回来”。两个押送职工为难了，交给当地不要，带回医院又不准。他们把父亲带到县政府门口，不管不顾的就自己走了。

哪个年代户口管理很严，人是不可以随便流动的。父亲自从少年离家就很少再回故里，现在以被管制的“四类分子”的身份遣返回乡，每天在高音喇叭的吆喝下，干着劳而无获的重复劳动，身体上的劳累可以克服，人格上的屈辱却让他心灰意冷。当时祖父已经去世，不用面对儿子的落魄和无奈。好在有祖母的照顾和小妹的陪伴，祖孙三人相依为命，支撑着艰难的生活。

文革期间，人民公社一年到头不但不分红还欠款，吃盐都成了问题。村民们逐渐开始消极怠工和损公肥私，摘棉花的时候穿着灯笼裤偷棉花、结伴去盐池偷盐，再以投机倒把的方式买卖。父亲不会随波逐流，经常为一家三口的柴米油盐一愁莫展。

父亲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能在逆境中不断调整自己心态，努力适应环境。在改造的八年中，公社开始对“四类分子”管的比较严，不许乱说乱动，后来环境宽松了一些，  父亲看到当时的农村缺医少药，村民看病非常不便，父亲便利用自己掌握的医药知识和针灸技能，为村民治疗一些头疼脑热的病，用自己配制中草药处理伤口。还给生产队的庄稼、棉花、蔬菜配制农药；帮人写信处理问题。热心为村民服务，为农业生产服务，逐渐贏得村干部和村民的理解和信任。既然没办法变现状，也只能让自己去适应环境，这就是人类生存的法则。

祖母是一个只有1.45米高的农村老太太，父亲回去的时候已经60岁了，没有文化，不善言谈，但吃苦耐劳很明白事理。父亲遣返回乡她从不责问，她认为儿子是好人，并安慰父亲要坚持，只要活着就会有出头之日。为了减轻父亲的负担，祖母每天给人家纺棉花，纺一斤棉花能挣1元钱，每晚纺到半夜，实在困了就和衣躺一会。以此来解决一家三口吃盐和妹妹读书费用的问题。父亲说他从不记得祖母睡过一个完整的夜晚，由于长期熬夜祖母的眼睛几乎失明了。父亲在原籍劳动改造的八年中，正因为有祖母在生活上的照顾和精神上的支持安慰，才支撑着父亲走过了人生最艰难、最屈辱的岁月。

但是父亲内心倔强，不甘心接受组织上的错误处理。在回乡劳动期间，还是不停的向组织投递申诉材料，为自己讨个说法，还自己清白。然而，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父亲的申诉材料如石沉大海，再也无人问津。

父亲回乡劳动改造后，母亲带着我和弟弟妹妹四个孩子留在延安，虽然一家人两地分离，却不敢与父亲与小妹有任何的联系，但心里却一直互相牵挂着。1972年元旦前，我和母亲商量，元旦是小妹的生日，小妹出生就被送回了老家，我们都没见过这个小妹。我想给小妹寄张照片。母亲被运动整怕了不敢寄。我就以大姐的名义，买了四本小人书和我们姐弟四人的照片，以我的名义寄回山西老家，因为怕受牵连也怕组织审查，没敢写信。 

小妹周元在学校收到包裹，不知所以然，放学回家把小人书和照片交给父亲，父亲很吃惊也很激动，给她讲述了母亲和兄弟姐妹的事。当时小妹已经九岁了，第一次知道自己还有妈妈和哥哥、姐姐、弟弟，非常高兴。

偶然与亲人取得联系，父亲心中又燃发起与命运抗争和希望。第二天，父亲从地里拔了一捆葱，带着小妹周元步行20里山路来到陌南镇，把葱卖了，拿卖葱钱给小妹在镇照相馆拍了人生第一张照片。拍完照片，剩下的钱还不够给小妹买个烧饼，父女俩饿着肚子摸黑赶回家。隔日取了照片，连同一包红枣寄回延安。失联多年的一家人，就这样在一次照片的传递中又联系在了一起。至此，父亲又开始了申诉和上访。

1951年到1973年，父亲正值青壮年，是人生中最美好、也是干事业的黄金时代，却身不由己。一次次政治运动磨砺了他坚强勇敢的品质，也描绘了在那个命运多舛的时代背景下，一个普通人被时代左右的心酸以及生活所迫的无奈。

父亲被遣返农村，虽然无助无奈，受尽屈辱，但也有幸运的一面，躲过了文革一劫。父亲是1965年9月被遣返农村的，1966年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如果父亲还在医院，那一定是再劫难逃。而引领父亲来延安工作的楊培礼医生，后任延安人民医院副院长，为老区医疗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一生兢兢业业、踏踏实实、任劳任怨、克己奉公，文革期间却被迫害致死。

（六）平反归来

1972年邓小平的复出，党中央开始拨乱反正，历次政治运动所造成的许多重大冤假错案逐步得到平反昭雪。随着父亲不停的上访申诉，经熟人帮忙再次把申诉材料通过信访渠道递了上去，这次平陆县终于受理了父亲的申诉，经山西省平陆县各级党组织和政府的重新复查核实，有关部门三次召开专门会议讨论，终于摘掉了加在父亲头上被错划的“富农分子”的帽子。

问题得到解决，父亲回延安归心似箭，等不及县公安局正式发文，只开具了证明，父亲迫不及待筹措路费亲自送往延安。1973年3月，父亲终于回到阔别八年的延安，禁不住百感交集，热泪盈眶。父亲将平陆县公安局对自己的平反证明交给医院军代表，军代表对父亲的问题非常重视，表示尽快研究解决。

在此期间，父亲打听到母亲患病正在咸阳中医院住院治疗，在去延安途中专程去咸阳中医院看望母亲。八年不见，再次相见两人百感交集。虽说名义上两个人已经“离婚”，但内心从来不曾分开，一直都彼此相互牵挂。母亲听说父亲即将落实政策，恢复工作，也很高兴。久病缠身的母亲嘱咐父亲说：“我身患疾病，正发愁孩子们今后怎么办呢！你能回来就太好了，孩子们以后就交给你照顾了。父母亲劫后重逢难得的团聚，竟是为了交代后事，他们相对泪目，喜忧参半。

父亲回到延安，首先回家来看望我们。母亲因病去西安治疗已经一年不在家了，我带着弟弟妹妹们艰难度日。父亲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我很吃惊，也很不自然。父亲离开家时我十岁（还在外婆家），弟妹们更小。八年了，不知道该怎样对待这个“犯了错误”归来的人，彼此感觉很是生疏。尤其是我表现的很冷漠，弟弟妹妹也都看着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一声问候也没有，父亲坐了一会悻悻的走了。当年我错误的认为，我们家窘迫的生活都是父亲造成的。文革期间，我把父亲的照片全部化为灰烬，如果是集体照就给父亲脸上打个*。

在等待医院落实政策的两个月期间，医院军代处安排父亲住在旅社里。父亲并没有生我们的气，他每天回来给我们做饭，帮我们们收拾残破的家。自从11岁回到延安，几乎没人给我做过饭，要么自己随便做，要么食堂买。慢慢地我被感动了，开始尝试着和父亲进行一些简单交流。

1973年5月24曰，按照党的政策，医院正式发文恢复父亲的工作，对父亲被遗返原籍期间的工资待遇，扣除劳动收入部分可按原工资补发金额。恢复工作时医院领导曾找父亲谈话，想给父亲换个工作单位，避免医院当年错误处理过父亲的人再次面对难堪，父亲坚定地说:“我从哪跌倒的，还要从哪爬起来。我要继续在医院工作，我会用我的行动证明我没有错。”

（七）重返制剂室

1973年5月，父亲48岁，正式恢复工作，在延安地区医院药剂室工作，再次穿上了白大褂，父亲心情非常激动，决心全力以赴地努力工作，把失去的宝贵时间补回来。那时医院制剂室很简陋，生理盐水、葡萄糖都是靠医药公司提供。父亲恢复工作以后，在制剂室工作岗位上刻苦钻研，大胆创新，坚持技术革新，常常以身试药。父亲用自制的胎盘注射液在自己身上多次试验，终于研制出各类自配医药品种，不仅节约了医院成本，也极大的丰富了延安地区医院自制药品种类，为不断提高医院的设备质量，更好地服务老区人民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从1973~1999年的26年里，父亲先后获得延安地区科学技术优异成绩表彰，在陕西省科技大会上获药剂发明奖；1983年，开始担任延安地区医院大药房主任，并被破格晋升为副主任药剂师（副教授级）。

1989年，社会医药回扣已经比较普遍，父亲一生清廉洁身自好不为所动，坚决抵制这一歪风邪气。父亲多次和院领导协商。决定把这部分回扣资金积累起来，盖了一栋医院的CT楼，私下称“回扣楼”。延安地区医院的事迹被整理成为《延河边上一棵柳》一文，刊登在1989年《健康报》上，得到了同行的普遍关注。

父亲是陕西省药学会会员，延安药学会副理事。1992年8月，美国设备供应企业邀请父亲一行四人，去美国学习、采购新型医疗设备。这次远行进一步开阔了父亲的視野，在全面了解了当时全球顶级的医疗设备之后，父亲开始着手为医院的设备更新做更多的努力。至此，父亲一直在医院药剂科主任岗位上工作到70岁，才主动请辞退居二线，为培养新人又工作到74岁，1999年正式退休。

父亲在家里也是一个非常有责任心、有担当的一家之长，他的爱，平和而深沉，是我们家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自从父亲平反归来，我们家开始逐步走上正轨。母亲离开药物，身体渐渐恢复健康；弟弟妹妹们也得以在安全踏实的环境中学习成长；我也可以放心的去农村插队锻炼了。

父亲有着良好的生活习惯，每天清晨总是全家第一个起床，提热水、做早餐。等弟弟妹妹起床时，早餐己经摆在了餐桌上，洗漱的热水也早已准备好了。孩子们吃早餐的时候，父亲就匆匆穿上白大褂去上班了。中午下班，父亲也是立刻进入厨房为全家人准备午饭。可能是长期规律生活的原因，父亲的身体素质一直很好，年龄大了也没有任何老年慢性病。直到九十岁以后逐渐出现老年痴呆症状。

父亲的一生勤奋，廉洁，说实话，办实事，是一位成功的医药工作者，更是一个好丈夫、儿女们的好父亲。我默默祈祷，希望一直以来还算眷顾的命运能够持续赐福父亲，让他少受些折磨。我们的心里留着来自父亲的温暖和正直，血液里流淌着来自父亲的执着和勤劳，眼神中闪耀着来自父亲的坚强和乐观，面对人生的坎坷，从不轻言放弃，父亲的精神永远与我们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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