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赵刚，1949年出生，满族，祖籍辽宁沈阳，从小在北京，1962年以后在江西南昌，南昌二中67届高中毕业，南昌大学夜大电子专业毕业后去日本留学，大阪工业大学大学院硕士毕业。先后为下放知青，工厂工人，美工设计，电子制版中心负责人，现场翻译；日本电子试验设备公司开发部就职担任研究开发，检查机械设计，中日英技术翻译等工作，70岁退休，现居日本神户。
原题
我和我的好友王河
有缘同窗在二中
我有一个知心好友，我们从南昌二中到兵团，相处长达十四年之久，我们共同经历了种种磨难，度过了难忘的青春时代，他就是我的同窗王河。1962年9月1日，我们两个一起走进了南昌二中，都被分在初一 (1)班，我们共同开始了新的中学生的学习生活。有一天，学校开文艺演出会，我没什么事就凑热闹去看了，报幕的说：“诗歌朗诵，菲德尔……朗诵者：王河”。我一听这不是我们班的吗? 立即踮起脚来看，果然是同学王河，只见他沉着老练地走到中央，开始高声朗诵关于古巴菲德尔·卡斯特罗的诗歌，他的声音很好听，有表情，而且还有动作，这让我从心眼里佩服他了。1968年南昌二中抗洪抢险宣传队合影。前排左一赵刚、右一王河
王河除了朗诵以外，还参加了学校的武术班，武术教练是学校食堂的伙夫，据说解放前是国民党某师长的保镖，很有本事，对想学习武术的人有很高的要求，要学习成绩好而身体不怎么好的同学他才收为徒弟，打架惹事的一律不要。当时我在学校也有自己的特长，我除了学习好之外，还有很多业余活动，在体委航空俱乐部搞航空模型，航海模型；到射击俱乐部去射击训练，还参加了美术班(虽然不常去，但经常被老师要求送画展出)，当然最拿手的是游泳，初二时，我还在南昌市青少年游泳比赛中拿了少年第一名。我下了课就去体校受训，所以虽然看到不少同学在操场上学打拳，但没想到学武术。那年暑假，我在省体委参加集训，准备代表南昌市参加暑假的全省的游泳锦标赛。一天晚上，听说有南昌市武术比赛，我挺感兴趣的，就去灯光球场观看。只见那里灯火通明，参赛的武术运动员身穿绸缎武术服装，手持刀枪剑棍，特色兵器，各个神采奕奕，英姿飒爽, 威武雄壮。我忽然听见报幕员说：表演者——王河，立即睁大眼睛搜寻，真的是他——我的同学王河，只见他手持飘着红缨的长枪，并步亮相后，迅猛出招，挑刺点拨，竖劈横扫，让人看得眼花缭乱......当他表演完毕收势后, 赢得一片掌声。我看呆了，真好看！比赛散场后，我找到王河向他了解详细情况，这才知道，那次南昌市武术比赛的得名次者大多是我们学校那个武术教练的徒弟！于是我就向王河说我想跟他学，他说练习很苦的，我说没关系，我跟你练就行。这样王河成了我的小师傅了。王河要求我先从基本功练起，我们每天早上很早起床，到八一公园练功，进行压腿，踢腿等基本功锻炼，然后再上学去(因为我下课后要去训练游泳什么的，没时间在学校练武术)，后来通过王河，又与其他师兄师弟认识了，到最后王河才带我去见师傅。武术练习让我们两个成了好朋友，每天在八一公园练习, 我基本功练习的差不多了之后，王河又教我搭架子，基本动作，后来就开始教我打拳了，是“伏虎拳”，然后又学武术器械, 我们又一起学习当时国家体委规定的武术套路刀枪剑棍拳的甲组套路，也就是比赛规定套路，还练擒拿术，对打等等。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开始了，我们两个都被卷入进去，积极参加运动。1966年8月21日学校推选代表去支援湖南大学的革命，王河被选为代表，我也不顾一切的要去，上火车时，带队的学生会干部马博维跟我熟，就让我上车了, 在湖南学习后，听到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消息，我动了去北京的念头，可王河已经感觉到压力，决定不去，他帮我在他湖南亲戚家里借了10元钱，就和我分手回南昌了。
1966年9月初在天安门广场留念
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五星红旗下
我一个人到了北京，住在北京大学里，看大字报，理解运动，还参加了9·15毛主席接见百万红卫兵，当晚就满怀革命热情的回南昌了。到达南昌后在回家路上我顺路先到了王河家，看到他家外墙上贴了很多大字报标语。我就知道不妙了，王河出来也没多说话，只说你回家就知道了，告别了王河，我立即赶回家，家里被翻的乱七八糟，妈妈说：“你们学校红卫兵来抄家了，抄的比你爸爸单位还干净......”我气极了，这算什么？还有同学抄同学的？正在这时住在我家附近的同班同学胡山来了，他看着这一切，听着我的话，眼泪都出来了, 当时我气得很厉害，但没有落泪。胡山和我一起到了学校，这才知道抄我家的竟然是一些熟悉的同学干的，其实就因为我比他们先去北京，而我父亲又有“历史问题” ......从此，我意识到自己是被算在“黑五类”的子女里了，但我坚信毛泽东思想，为了脱胎换骨的改造世界观，争当革命接班人，我和另外六个出身不好的同学组成了长征小分队，取名“不到长城非好汉”，沿着红军长征路线准备去陕北，经风雨见世面，彻底改造自己。王河极力赞扬，大力支持我们的行动，说可惜自己是独子，家里不让他出去，但心是和我们在一起的。1966年11月20日黎明，我们在烈士纪念堂集合宣誓后就出发了，从南昌到瑞金、井冈山、长沙、韶山、雪峰山一直到遵义，边步行串联边做好事，一路印发传单，宣传毛泽东思想。我们坚持走了100天, 步行长达4000余里，直到1967年春节，中央发出指示停止串联才经重庆坐船返回南昌。在这100天里，我一直与王河保持书信联系，他告诉我们南昌的情况，回信都寄送到我们预定到达的地方接待站托收......作者步行串联4千里，从南昌出发，经瑞金、井冈山、三湾、安源、长沙、韶山，翻过雪峰山，直到遵义回到南昌后，运动越搞越乱，两派都说自己是毛主席支持的左派，对方是右派，让人摸不清头脑。我们两个就开始不太关心运动，只是坚持练习武术健身。我们的师傅在运动之初就被红卫兵打死了，原因自然是历史问题了。我们两个与其他师兄师弟一起经常在八一公园的场地上切磋武艺，锻炼身体。后来王河参加了学校的红卫兵宣传队，我害羞没有参加，只是看他表演而已。1968年初夏抗洪抢险时，我们也上了抗洪前线，在那里校宣传队几个人看到一个军人独自宣传演出，就主动配合一起演，但还缺人，王河就介绍我去参加这个抗洪宣传队活动，说实话，也就是凑个数吧，我就去了，真不好意思。当时那个抗洪宣传队搞得还不错，短小精干，一共才9个人，只有3个女生， 5个男生，再加上一个军人，可节目搞得有声有色，很受欢迎。当然，那几个女孩挺漂亮的，所以演完了总是能得到热烈的掌声。抗洪抢险后我们都成了好朋友，还照了相留念。7月中旬，学校宣布毕业分配方案了，“四个面向”，出身好的当兵或去工矿，出身有问题的就被分配去劳改农场（说将来回筹备为建设兵团，也有一些出身好的培养对象作为干部分配到兵团劳改农场的）。说完了方案，老师高声宣布去农场的名单：“去农场的(第一个)：赵刚，新乐农场”， “啊哦！”同学们穷开心地起哄大叫起来。“(第二个)：王河，新乐农场”，“啊哦！”同学们又起哄大叫起来，但声音越来越低了，大家的心里都在暗暗地流泪......后来王河跟我说，他一直感觉到自己的命运和我连在一起，所以，当老师宣布第一个去农场的是我时，他就想，完了！第二个准是自己了，果然不出其所料。这，就是命运。同去农场历磨难
下放去农场的那一天来到了，我和去新乐农场的同学们来到三中集合处，操场上革命歌曲震天响，红旗飘扬，我幻想着在新天地可以大有作为，没有丝毫悲伤，我妈妈很坚强，一直微笑着。王河的妈妈也来了，嘱咐我们要互相照应，王河也忍着眼泪，让他妈妈放心。女孩们都在哭，小蓉哭得像个泪人，眼睛都肿了。车开了，伴随着锣鼓声，哭声更响了，随着汽车向远处移动，亲人们渐渐看不见了......汽车在公路上飞驰，我和王河坐在后部，兴奋的我开始唱起当时刚刚发表的毛主席诗词组歌，一首接一首。王河也跟着哼哼，学着唱，唱完了，又接着唱当时也很流行的长征组歌，就这样我们一路唱着革命歌曲来到了新乐农场。当我们的车开到二连驻地，停到打谷场旁边时，我和王河走下车来，看到同来的小蓉还是哭脸，就上前去安慰她，说有这么多同学在，只要互相帮忙，一切都会好的。我和王河被分到草棚宿舍的第一间，我是靠东南第一个铺位，王河是第二个，地面是黄色硬土，床铺是打入地面的木桩上钉个板条再架上铺板，我和王河忙着打开背包，铺床，挂蚊帐。收拾好了，正准备出去，我忽然发现北面墙角有两个别的学校的初中生，闷闷不乐坐在那里，哭丧着脸，于是就过去问他们怎么回事，他们眼圈红红的说：“人家都和有本事的人玩，谁会搭理我们啊？！”我想起了我同样下放的弟弟，心里一阵难过，就和王河一人一个，拉起他们来，说：“跟我们来吧！我们会照顾你们的！”他们两个擦干了眼泪，和我们一起走出了宿舍。他们是三中的初中生，一个是伍阳海，与我弟弟年龄相同，只有16岁，另 一个是刘高发，才15岁！我和王河带着两个小兄弟走到外面，听说连里宣布梨子随便吃，便一起高兴地向梨园跑去，专找大个的梨吃了个痛快，也暂时忘记了眼前的忧愁和烦恼。在残酷的生活和精神压力下，刘高发得了精神病，寒冷的冬天也穿个短裤在外面跑跳，终于在年底被送回南昌的家里去了......小海一直跟着我们。晚上，明月高照，我和王河在打谷场上拉开架式，拳打脚踢，练习武术，小兄弟们高兴的在一旁观看，他们安心了：没人敢欺负我们......不久，连里搞起了宣传队，我和王河，小蓉都参加了，而且是骨干，后来我把小海也拉了进来。那时候每天早晚都要全连集合，手举毛主席语录早敬，晚敬，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接着敬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永远健康！高唱毛主席语录歌，或者其他革命歌曲，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等。我还因此担当了教革命歌曲的任务，指挥全连、全营唱歌。但是，我们到农场没多长时间，就开始出现无端整人的情况了，“运动”一来往往先是背靠背互相揭发，然后上纲上线进行批判。一连那边揪出了个反革命小集团，连学生连长，排长都被揪出来了，我们连的一个排长和他的朋友也牵涉进去了。真奇怪，他们可都是出身好，根红苗正的培养对象啊！连他们都能揪出来，其他的还敢动?! 所谓出身不好的学生更加服服贴贴，大家都不敢吱声了......我们连还揪出来好几个出身有问题的，其中一个是七中高三毕业生文之清，他父亲是有名医学教授, 运动中早就被揪斗了，所以他也下放到这里来了。他弟弟在二中和我同级，也是个活动家，和我们比较熟，为此文之清自然也很快就和我们熟了。他被整得更惨，八月盛暑，他头顶被扣上铝饭锅，身上被包上毛毯，脖子上挂着打叉的木板牌子，在太阳底下罚站，大粒的汗珠直往下淌，后来他的高度近视的眼镜也被摘掉了，“积极革命份子”用毛笔蘸墨在他脸上胡画。教导员在全营大会上厉声批判各种反动思潮，小资产阶级情调，特别指看古典名著的：“有那么一些人，专看什么黄色的，绿色的，灰色的，黑色的，乱七八糟的书，看什么红楼梦?! 就是不看红宝书！我警告你，如果不赶紧回头，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绝没有好下场！”王河听了心里不服，有一天我们碰到来二连到田间检查工作的营长，王河知道他原来是江西省委党校的干部，了解毛主席对红楼梦的评价，就问他：“营长，毛主席不是说《红楼梦》是好书吗？可以从书里了解封建社会，怎么变成黄色书籍啦?!”营长苦笑了一下，说：“你们还是看毛泽东选集为好！”王河身边确实藏有几册古典名著，所以也一直提心吊胆，怕被揪出来挨批。那时我们两个搬到草棚后面另一栋条件好一点的干打垒宿舍了，里面的小间，我们俩的床各靠墙，中间有个桌子隔开，外间还有别人住。有一天，连里干部突然搜查所有学生的行李，看是否有违禁的东西。看到他们一间一间的从草棚那边开箱检查，我立即向后跑，到了宿舍一看，王河还在那里看书，我告诉他外面正在搜黄色书籍, 他着急了，这可怎么办好?! 我说：“快！都装书包里，拿给我去处理！”他急忙把所有的名著放在一个军用书包里，我提起来就往外面跑。到了外面，我四处张望，看到了宿舍右面的有个农具仓库，心想那里可能好藏，就匆匆跑了进去。仓库里面很高很大，堆着各式农具和破烂筐篓什么的，积满了灰尘。我抡起书包，扔向墙角的农具堆中，扑得尘土飞扬，简直看不清了，我连忙退了出来。刚一转身，我远远的看到指导员带人转过草棚到上面来搜查了。我的眼睛和他正好相碰，对看了一瞬，我装着没事似的走回宿舍。指导员搜查完了各个宿舍，走出来，指着仓库说：“到那里去看看！”我的心一下子提到嗓子眼上来了，王河并不知道我把书放在哪里了，我们跟着大家走进仓库一看, 我愣住了，仓库里的灰尘早已落下来了，里面跟原来一样，乱七八糟的农具表面都是厚厚的灰尘，丝毫没有人动过的痕迹。我向我扔过去书包的那个墙角看去，那里也是一样，书包掉进空档里面了，一点看不到，而表面当然也满是灰尘，不像有人动过。指导员上下左右看了一会儿，觉得不可能有什么，于是带大家走了出来。我长长的松了一口气......没过几天，又有人向指导员告密：王河藏有凶器！其实那是我们武术师傅的剑，在运动刚开始，我们的师傅就料到自己会出事，把宝剑和枪头交给王河收藏了，王河把枪头给了我，自己珍藏着宝剑，这把剑是钢制的，用指头弹剑锋，可听到铮铮的响声，绝对是件宝物，但如果被搜出去可能就是一个“罪证”，自然是不得了，不仅会失去这个重宝，还会被揪出来批斗。得到这个消息后，我们立即想到：要主动出击！我们把连长请到宿舍，王河打开箱子，拿出抽出鞘的宝剑来给他看，说：“连长，您看看，这可是唱戏表演用的剑，既没有锋刃，也没有开槽，不可能算凶器，是吧?!”连长是农民出身，人很朴实，他拿起剑来看了看说：“这确实是唱戏表演用的剑，不算凶器！”我们放心了，据说后来指导员碍着连长的面子，又考虑到我们都是他手下搞宣传队的骨干，就没有再追究 “凶器”一事。但在那段日子里，出身不好的兵团战士都是这样每天都提心吊胆，生怕因什么莫须有的罪名被揪出来，一直在忐忑不安的心境中过日子的。回城之后在南昌再聚的王河（左）、赵刚
艰难曲折的回城路
在那段日子里，音乐和歌声是我们唯一的安慰，王河喜欢听我唱歌和拉手风琴，那时唱的最多的是毛主席诗词组歌和长征组歌，我教给全连唱过，大家都喜欢那些优美的旋律。此外还常唱《共青团员之歌》(虽然我不是团员)，因为那个歌词与我们产生共鸣，你听：“我们再见吧亲爱的妈妈，请你吻别你的儿子吧！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 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再见了亲爱的故乡！胜利的星会照耀我们！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
私下里，我们还悄悄的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山楂树》《小路》......王河喜欢悲壮的诗，应他的要求，我为荆轲刺秦王的那首著名的诗谱了曲，我们时常一起轻轻在僻静的地方悲戚地轻吟：“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如果上纲上线，那可后果严重啊！当时外国电影很少，有个罗马尼亚电影《多瑙河之波》，表现了一个革命者的浪漫爱情故事，电影的主旋律就是名曲《多瑙河之波》。我和王河都很喜欢这只曲子，我虽然学手风琴没多少时间，却因为喜欢，已经可以拉手风琴独奏曲《多瑙河之波》”的大部分旋律，经常在那段日子里拉奏这个曲子，王河很喜欢听，特别是在晚间，坐在外面的田埂上拉这个曲子，实在是让人感到身心都沉浸在那多瑙河之波中去了。那浪漫的爱情故事与我们产生了共鸣，到现在我还是很喜欢这个曲子，我的博客配乐第一曲目就是《多瑙河之波》。王河很喜欢朗诵，在他的影响下，我也练习起来。当时贺敬之有一首特长的朗诵诗“雷锋颂”，我们差不多都能背下这首长诗来，特别是听着王河那厚实的低音共鸣朗诵，很让人感动。从新乐转战到大光山，我和王河以及小海像结拜兄弟一般，实行共产主义，王河比我大25天，算兄长，饭菜票以及工资什么的，一切由他管理。不过，因为我的名字“刚”的发音在方言中与“江”同音，于是连队里的人习惯的称呼我们三人为：“江河海”。到大光山的初期，连队还是禁止谈恋爱的，当我和那个老红军的女儿开始恋爱的时候，王河和小海总是帮我打掩护，传递消息。当然，她探亲带回来给我的所有卤肉烧鸡什么的，我们三个也是有福同享，吃的精光！哈哈哈！有一次在我们连宣传队到大光山后面的老俵村庄慰问演出时，王河发生了意外的事。演出前老俵端送给我们几壶水酒解渴，王河居然喝醉了，他把自己关在老俵的房子里，锁住门不让我和小蓉进去，一个人在里面伤心的哭叫......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他最痛苦的时候，原来他失恋了，分到别处插队的女友与他断了，我没有能力帮这个忙。我们两个都经历了热恋后失恋的痛苦，当然，正如一位俄罗斯诗人说的：一切的痛苦都将过去，而过去了的，将会变成美好的记忆。后来，王河与我们连宣传队的小华定了恋爱关系，我由衷的为王河高兴。王河也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恢复了原有的朝气，脸上出现了笑容......当王河和小华结婚的时候，我为祝福他们画了三幅国画，其中两幅是水墨画，临摹徐悲鸿的奔马和群骏图，另一幅是工笔画“丹凤朝阳”，我花费了近十天的功夫，才完成了这全开横幅宣纸的工笔国画，画的是孔雀牡丹玉兰图，画完后连我自己都非常吃惊，我是第一次用工笔画法临摹别人的国画，居然描画得非常好，可以说是画得栩栩如生，受到王河、小华和看到这幅画的所有人的一致好评。真是“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啊！不过，我这一辈子也就画了这么一幅工笔国画，后来还是画写意画了，工笔画太费时间。
另外，我还为祝福他们提笔用篆体书写了杜甫诗：“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用水粉颜料装饰两侧, 成一条横幅。(写此博文时正好收到王河夫妇的来信，信中说：“我们非常喜欢这三幅画，特别是“丹凤朝阳”，我们一直挂在新房墙头，后回昌，虽居住条件多简陋，但这些画一挂出，顿使篷筚生辉，客人进屋，无不为之啧啧称赞……”)王河有家了，每天下班后自然是早早下山回家，在连里和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就很少了，不过我经常会去他家玩，边吃喝边聊天。当年的知青下放，口号是很响亮的，到广阔天地去，大有作为！可实际上有背景的，有门路的人都很快就回城了，只可怜那些普通家庭的孩子仍然被流放在那里，很难回城。1975年迫于舆论压力，上面开始照顾独生子女回城了，王河收到了回城通知，我们高高兴兴地欢送王河回家了。可没几天，他又悄悄的回到大光山了……原来，当王河办离队手续时，移交工具中少了一把铁锤，他的连长冷冷的说“你走了，铁锤的钱就从你老婆下个月的工资中扣！”由于王连长的语气极不友好，一向为人谦和的王河忍耐不住，跟他争执起来。后来，王河回昌后，到市知青办去办理手续时，工作人员说：“有人写了慝名信，说你已经结婚，不属于照顾对象，不能办理回昌手续。”王河没办法，只得再回大光山。我听了非常气愤，老天在上，利用权势搞卑鄙无耻伎俩，不让自己部下回城的人必遭天罚啊！十连不让王河回连工作了，幸好营长出面协调，才安排到十二连工作。王河又继续在大光山度日如年的挨日子了。想到渐渐年老的父母无人照看，他心如刀割，但没有任何办法，独子结了婚就得呆在乡下，不允许回城照顾父母，你说这是什么政策？可那时你又能怎样？当时下乡知青的问题真是怨声载道，上面的政策也一步一步放宽，开始父母退休子女可以顶替回城了, 我终于熬到了头，1975年底，我母亲退休，我顶替回了南昌。但王河仍然被留在那里动不了，可怜天下父母心啊，王河父母，为了孩子回昌，没日没夜的到处奔走，托关系，最后总算在大光山由军队转交地方管理时，得到大光山劳资科领导的帮助，在1977年1月，王河夫妇终于带着新生女儿调回南昌。回城那年的10月，王河报考大学，考取了江西大学中文系。本该在二中67届跃进班毕业的王河，经风雨见世面长达10年之后，终于走进了大学校门。我虽然回城了，但由于随同军队领导干部参加了“大光山赴省工作汇报团”，在政治上出了“问题”，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后来，在王河上大学5年之后，我得到领导批准，半脱产进了江西夜大，那时起我又开始自学日语，提高管理引进设备工作的业务水平，也是因为学了日语，在1988年初夏，我走出了国门。从二中出来，历经24年的磨难之后我才在海外走进了大学研究院的大门。王河毕业后分在江西社会科学院，先后担任社科院某研究所副所长，图书馆馆长，评上了正高职称。我获得硕士学位后在某电子公司就职，搞产品开发设计，还辅助恩师，搞博士研究。1979年1月，党中央终于改变(实质上撤销)了那个被称为“三不满意”的下放政策，成千上万的知青们浩浩荡荡的回城了。在那段日子里磨练出来的我的战友们，差不多也都陆陆续续的回到了父母的身边。由劳改工厂和农场改编的江西建设兵团在那之前就彻底解散了，包括所有财产和人员全部转交给地方。二十几年后，兵团的战友们旧地重游时发现，当初我和王河住过的那个新乐农场的宿舍等处早已倒塌，荒芜得简直认不出来了。但在那段日子里所发生的一切，却永远、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里。这里，让我用惊天地泣鬼神的“云南知青大返城”的叙述来给那段日子结尾：
从云南边境通往内地几乎所有水陆干线上，一列列满载难民般的知青的火车，一辆辆汽车，一艘艘轮船昼夜不停。知青有的两手空空，吊而郎当，“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有的成双成对，拖儿带女；有人欢天喜地，有人步履蹒跚，有人大哭大笑，有人乐极生悲。世界原本是一个大舞台，十万知青演员在这里匆匆上演了一台精彩纷呈大喜大悲的人生短剧。
从宏观上看，知青大返城是十年前那场上山下乡运动的必然重复，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因此知青们打着红旗上山下乡，在边疆埋葬一个雄心勃勃的拓荒梦之后，就丢盔卸甲地踏上重返城市的归途。
但是我们并不能简单地判断，溃逃本身就等于失败。因为对于知识青年来说，当他们的英雄主义内核被历史无情地阉割之后，他们就不得不在布满荆棘与炼狱之火的小路上艰难地寻找和修复自我。本世纪下半叶发生在中国的知青大迁徙运动，是整整一代人对自身也是对本民族的全部文化形态包括生存状态的一次全面检索。他们播种青春，收获苦难和责任；失去口号和旗帜，却获得沉甸甸的思想和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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