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三届 | 王佩霞：老高三，我那昙花一现的“清华梦”

作者简历

高三时的王佩霞（1966年）

王佩霞，1947年生，江苏泰县溱潼中学1966年高三毕业，函授大专，中学一级教师。

原题

我那昙花一现的

“清华梦”

作者：王佩霞

女生中的“1号种子”

1947年11月，在四面环水的古镇溱潼我来到这个世界，由我领头，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跟着来了。因为家庭经济困难，母亲怀上最小的妹妹时，不想要了，月份大时，故意跳跃，也没有用，而人家阿姨怀孕，有的因为晾了一下衣裳就“掉”了。于是母亲不惜外出坐汽车，想把小妹“颠掉”，结果还是无功而返。小妹出世的第一声啼哭，铿锵有力，我听上去，那是一首《生命的凯歌》。

我在溱潼中学上初中时，母亲在服装厂干活儿，多劳多得，每天晚上，我都要抱着妹妹去母亲那儿喂奶。大弟年庆比我小3岁，年级只矮2级，1962年冬的期末考试，我和他都获得两元钱的奖学金，母亲拿着带有我俩体温的4元钱，欣喜若狂。

第二天，我回家时，邻居阿姨老远就笑着给我打招呼：“佩霞家来啦，哎哟，你的成绩咋这么好！”原来，我和大弟的“两元钱”，由母亲之口传给邻居，一传十，十传百，两天时间，我家所在的古镇西头家喻户晓。

其实，我不如一个叫李秀珍的女同学，她竟然考出了全年级第一的好成绩，表彰会上，老师说她是“穆桂英挂帅”，55年过去了，直到现在，大家都还记得。

到了高中，经老师推荐、同学选举，我当上了学习委员。高二时，因有家务，我请求辞职，同学王金容当上，高三时，叫我当了文娱委员。我们这一届就一个班，我的成绩总是比不上几个男生，但比初中时似乎更加引起老师的重视，因为全班12个女生， 我无意中成了“1号种子”，而我高三时，读高一的大弟则成为他们全班的“1号种子”。

整个中学期间，每个学期我都因成绩获得奖状。“我们国家还很落后，我要打好基础，掌握更多的科学知识，将来为改变祖国的面貌贡献自己的力量”，这样的想法在我的求学中越来越强烈。

我的个子不算高，体育也不算好，但有两项出色。一是爬竹竿，好多女生不敢爬，而我不晓得哪来的劲头，“嗖嗖嗖”就到顶了，仰头看一下蓝天白云，依依不舍地顺着竹竿落地；二是长跑，可惜一次运动会上，遥遥领先的我，在冲刺时，被同学许馨反超了，她得了个季军，我“名落许馨”连个奖也没得到。

高三上学期，活动课上跳“小山羊”，我毫无胆怯，奋力一跳，不费事过去了，着地却崴了脚，回不了家。4个寄宿的女同学，宋朝珍、李秀珍、严双九、王云秋架着我进了她们宿舍，先是让同学放学时，到我家说一声，接着给我送晚饭，帮我洗脚，现在想来，觉得好温暖、好温馨。当年天天在一起，如今天各一方，连见个面都难。

插队落户

1966年高考时，我准备填报“南京大学物理系”。教导主任找我谈话说：“根据实力，学校建议你报考清华大学，为自己争光，为学校争光。”人生能有几回搏？清华就清华，反正总要有人考。我就在志愿草表上郑重地写上“清华大学”。

刚刚填好表，似乎墨迹未干，高考就废除了。学校里爆发着轰轰烈烈的运动。学生斗老师、斗教导主任、斗校长，昔日辛辛苦苦的师长，一个个成了“敌人”，被罚站，被打。我心软，连看都不忍心，哪还有勇气斗他们？

我顾不得“造反有理”的“大道理”，回家对父亲说，能不能在家做点什么挣点钱，因为家里太困难了。父亲想了想，与我协商说，买部草绳机回来，你与年庆踏踏怎么样？我说，好。

草绳机买回来，我与大弟年庆就去乡下买稻草作原料，适逢大风，我与弟弟挑着稻草，顶着风往镇上走，虽是冬天，到了家中，我的内衣还是湿了，背脊上凉嗖嗖的。因为求“绳”心切，我顾不得换衣，马上踏机，手脚并用，唧唧复唧唧，草绳先出来一段美丽的抛物线，与我在作业本上画的一样，接着就在转动的木盘上框成一圈一圈的同心圆，让我好不开心！

从此以后，我家成了“草绳加工厂”，我和弟弟辛劳换来的微薄收入，常常让父母既欢喜又担忧。偶尔，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那是我想到了高考废除，想到了自己未卜的前途。

最高指示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小镇上发动了“上山下乡”的热潮，那时，人按户口划分，城镇户口比农村户口不知要高多少，是两种人，谁愿意把好端端的城镇户口变成农村户口？然而，父亲是一家镇办厂的厂长，不用动员，父亲就给我报了名。除了最高指示，当年的标语口号还有，滚一身泥巴，练一颗红心，扎根农村一辈子。

1968年11月11日，大船送我们下乡，我正想劝送行的父亲回去，只见父亲在偷偷地流泪。母亲不放心，跟船到了溱潼西面好远好远的杨庄公社，公社开了欢迎会后，我们就到大队去。因为傍晚，又因为走不惯乡下的路，才40多岁的母亲，走到大队，竟然跌了7个跟头：有坐着的、前倾的，有左倾的、右倾的，还少不了一个仰面朝天的，每跌一次跟头，她手里拎的杲昃就被抛向或远或近的地方。

晚上，母女俩合睡在为知青准备的铺上，灯光下，但见硕大的老鼠在屋梁上窜来窜去，还几次打闹掉在我们被单上，吓得我们母女俩“今夜无眠”。次日，没等我接受贫下中农一天的“再教育”，母亲就拉着我坐轮船回家了。

当厂长的父亲听了母亲的唠叨，没有动员我返回，后来我还是去了一段时间。过了些日子，大弟来我这儿与我一起去取回行李，此后我再没有去过那遥远的杨庄公社。因为大弟又插队，奶奶生病在家要人照料，父亲就天天找人。

大概经过两三个月的光景，我被调到靠近家的湖滨大队第二小队。这个大队在溱潼镇北大河那边，这条大河从泰州到东台，名泰东河，河南是城镇，河北是乡村，城乡一河隔。当河南镇上粽子飘香，街民悠闲地准备桌上“五红”（红烧肉、红苋菜、红萝卜等）的时候，河北乡村正是大忙季节，才了蚕桑又插田。

从知青到教师

在湖滨大队，我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女社员。湖滨大队有如沙家浜，苏北叫滨，苏南称浜，都是在水荡里，我没有学会开茶馆，却学会了划船。天天划船下田劳动，不免腰酸背痛，也才真切体会到“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滋味。在这里，我还学会了起秧、插秧、割稻、割麦、挑渣等农活。

记得一次挖田，双手是泡。一次天不亮起秧，上一天晚上，我就住在农户家，下田时，我一脚就踩到爬行动物——蛇的身上，吓了一大跳，这也就罢了。起秧结束时，走上田埂，有人见我腿上有一只大蚂蟥，满肚是血，她们赶忙帮我拽下它，鲜血仍然汩汩流个不停，在我的腿上留下一条鲜红的好粗的垂直的射线！

我的口粮在乡下，每次，我用箩筐挑百十斤稻谷回家，过河时，我要请人帮我挑上船，到了对岸，又要请人挑上岸。上岸后道声“谢谢”，我就挑着箩筐先到家中歇一下，喝点茶，再挑到镇最南边的粮库（旧时是泰州地区大丛林之一的寿圣寺）换取粮票，以便以后买米。稻草往家运也是如此过程，不再赘述。  

插队两年后，1971年2月，母校溱潼中学让我当代课教师，起初是“搞运动”。原来，学校“深挖5·16”，当时 “5·16”分子相当于反革命，真是怕人！给我的任务就是去“看”一个新挖出的“5·16”分子。我去一看，是我原来熟悉的女老师，说是“看”，我执行时，就演变成“陪”。陪了这位女老师半年，子虚乌有，全县都没有一个“5·16”分子，这整人运动搞的！

经母校老师推荐，同年9月，我拿了县文教局的介绍信，到县最西北的里华公社三烈小学代课，教“戴帽子”的初中班数学。所谓“三烈小学”，是因当地曾经出过3位烈士。

1973年，好运直往我身上撞，让也让不了，佩霞，佩霞，我真的身佩霞光，教师转正，定级拿钱，关键是农村户口重新转为城镇户口！而那些教了多年书的民办教师却不能转正，难怪人家不服，但这与我无关，这就是政策，看你能不能佩上政策的霞光？

转了正，我的“身份”就变了。其时，在这偏僻的乡村有一个南大外语系的毕业生在劳动锻炼，劳动结束正式分配，组织征求意见，问他是留下来，还是回姜堰？他想，在里华是从教，回姜堰也是从教，更主要的是，一年的劳动锻炼，他与当地的干群结下了感情。就这样他留在里华，一干就是8年，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后，重点中学差外语教师，县主管部门将他调至姜堰中学。

在这期间，我与他从素不相识到恋爱结婚。

二考“清华”

1977年，女儿4岁，我没有参加恢复的高考，第二年，怎么说我都得参加。我觉得考得还可以，填志愿时，我想，12年前的1966年我的高考第一志愿是“清华大学”，如今反正是公办教师了，任性一下，于是还是报了“清华”，结果名落孙山。有人说正式教师录取要求高，我只好以此安慰自己。

为了能上大学，我参加了县师训班的学习，专攻《物理学》，平时教课做“先生”，星期天、寒、暑假听课做“学生”，由于自己学习刻苦，考试成绩都在90分以上，在班上名列前茅。3年后获得大专文凭。

1980年初到姜堰小学，也是教“戴帽子”的初中数学，直到1981年初三毕业。此后先在中考复习班两年，后中考复习班创办为县职业技术中学，直到后来与工业学校、师训班等合并成姜堰中专。

在这个学校的1989届高中机械班，我从高一起做班主任，直到高三毕业。班长是一个叫于跃忠的学生，就他一人被推荐上了常州职业大学，后来回到我们学校当教师。青胜于蓝，现在他已被评为特级教师，全国优秀教师。那一届当老板的不少，他们聚会时，就请我去，都是近50岁的人了，还诚恳地向我检讨当年的“不懂理”。

回首往事，当年我的体育还算可以，因为学车时跌了跟头，现在连骑自行车都不敢，到哪儿都是一双脚，自己都觉得窝囊。

高中毕业30周年同学合影（前右一王佩霞）

2016年，我们1966届的高三班举办了“毕业50周年纪念会”，大家说了不少遗忘的往事，我因为家务，只参加了半天。纪念会要求每个同学至少写一篇回忆文章，一年多过去了，我还是没有完成。

前两天，同学高泰东到我家催稿，说到人生，他对我说，不少同学都提起，高考前填《志愿表》，班主任要我填报“清华大学”，并说是经过教导主任和校长一起商量的。这一说，我一下子清醒过来，仿佛蒙尘的书籍拭擦后现出清晰的书名一样。

全家福，四代17人，前排左二王佩霞，2015年

记得那时听了老师的话，因无思想准备，随即推说，我不敢考这么大的大学。班主任孙老师说，为学校争光，为自己争光，人生能有几回搏？！我回家与父母商量，父亲说，老师让你填，学校让你填，总有他们的道理，于是递交了填有“清华大学”字样的《草表》。

有一夜，我还真地梦到了清华大学，见到那写有“清华园”三字的门楼，记得母亲送我到清华时，跌了跟头。岂料，梦后30多年，80岁的母亲真地又跌了跟头，年岁不同了，不能与当年送我下乡的跟头比，88岁就去世了。呵，我那梦里梦外都跌跟头，辛劳一生的母亲啊。

高泰东采访当年报考清华的女同学王佩霞（2017年）

因高考废止，“清华梦”成了泡影，此后几十年来，我从来没有在别人面前炫耀过。好像为了证明自己，我把保存完好的3个红彤彤的《荣誉证书》拿给高泰东看，两个是县职业技术中学的不说，一个是姜堰镇的，上书：王佩霞在1988年度“两个文明”建设中成绩显著，被评为先进个人。下有红印两颗和日期：中共姜堰镇委员会、姜堰镇人民政府。1989年1月。我还告诉高泰东，可能因为同学程强当校长，才把我报到镇上，要不，也许我一辈子都得不到“镇一级”的大荣誉。

时间飞快，如今女儿的女儿读高中了，小女生有点成绩也有点猖狂，说“要考清华大学”。难道我曾经的“清华梦”隔了一代被她接住了？

（本文由高泰东采访整理，选自大型报告文学《1966年我们读高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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