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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三届 | 秦维洁:沧海桑田曾经的我,没有虚度这一生

关注本号☞ 新三届 2022-06-26

  

作者简历

        

秦维洁,1947年出生。北京市丰盛中学六六届高中毕业生。1966年11月上山下乡,到大同华北农垦兵团。1969年2月转到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15团1连、副业连。1972年3月调15团学校任教。1979年7月病退回北京。做过两年临时工,街头卖过大碗茶、做过塑料铅笔盒……1981年分配到西城区百货公司工作,先后做幼儿园保育员、副园长,公司党委办公室主任,地安门商场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2000年因病提前退休。


原题

沧海桑田曾经的我


 

作者:秦维洁



光阴荏苒,岁月如梭。对我来说,上山下乡至今已52年过去。现在自己年满70岁,已步入老年人队伍。一生的坎坷,几十年的劳碌。一提笔,千头万绪不知该从何说起。人生旅途中的苦涩与伤痛,艰辛与挣扎,那真是一段铭刻在心、不堪回首的过去。

因为我的经历要超过同龄的一般人,所以,当年一起在团部学校任教的龚玉老师,曾在1980年代初找到我,想以我作为主人公写一本书,被我婉言谢绝了。只因为我们经历过的伤痛,实在不愿再去触碰它。加之刚回北京不久,生活的压力和环境的艰难,使我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回忆。

我的一些经历,甚至连我的孩子们都不十分了解。这次提笔,也算告诉孩子们:他们的妈妈是怎样走到今天的。
 
1、不堪回首的往事,也有的令人后怕
 
文化大革命开始那年,我正要高中毕业、准备高考。记得已经到人民医院全面检查身体,正准备填写高考志愿了。突如其来的运动,使年轻幼稚的我不知所措。

从小学就当大队长,初中当班学习委员,高中当班长,高一入了团,在同学中威信很高的我,突然被冷落,只因为我的家庭出身不好。一向爱唱歌、被同学老师称作“金嗓子”、经常领唱的我“靠边站”了。

我初尝人格自尊自信的精神摧残与苦涩,那是我这辈子最黑暗的岁月之一。我脆弱的心灵,曾暗下决心,以后不再当干部,也不再唱歌了!

大串联开始,班上出身不好的,都被拒之门外,并安排去农村劳动。正在这时,华北农垦兵团到北京招兵团战士。我们丰盛中学西边不远就是街道办事处。我和两个同学,三个人毫不犹豫地报了名。迁移户口到了大同,成为解放军领导下的兵团战士。那时真有一种彻底解放的感觉,当然更是因为从此不再被歧视、不再受压抑了。

但是好景不长。

1966年底,北京的各个学校里搞复课闹革命,我们班同学得知我们仨参加了兵团,全班联名写信,让我们迅速回校,参加国家统一分配,并认为我们擅自离校、自己找工作是不对的。有的同学还找到家里,让家长动员我们返京。

我们三人中一个人的母亲,专程从北京来到大同说服我们,后来这个同学就借着送母亲的名义,回到北京就没再回来。这样,只剩下我俩就慌了神,加上在京同学的催促,我们俩也决心尽快离开大同,返回北京。

那时只有十八九岁的我俩,半夜三更从连队出走,因为白天是肯定走不成的,之前已经有一个跑回北京不回来了。所以,我们不敢从连队正面走,怕被人发现,只好从厕所墙边的一个洞爬出去。正是隆冬季节,我们穿着大棉裤,淌过玉河到对岸,爬上山坡,来到孤山火车站。

那是一个很小的货站,只有经停的货车。站里值守的老大爷,见我们两个小姑娘满身泥水,头发上沾着枯草和树枝,棉裤湿了大半截,很是同情。招呼我们在大火炉旁取暖,顺便把棉裤烤一烤。记得湿漉漉的棉裤在烧得通红的火炉前直冒热气。我们说要回北京,老大爷就说,一会儿有一趟拉煤的火车路过,你们搭乘可以先到大同。

果然没多久,车来了,我俩爬上货车,向大同出发!可是货车不能进大同市,快到的时候车就停了。我俩下了车,不远处有一座高架桥,有解放军战士荷枪守卫,我们走过去被询问。可能见我俩是小姑娘,不像是搞破坏的“阶级敌人”,就放我们过去了。天亮了,我们来到大同火车站,才乘上火车,回到北京。

没想到,同学把我们招回来了,回到学校本是要参加国家统一分配的,可实际却满不是那么回事。我们去找学校领导,回答说:你们的户口都不在北京了,学校就不再负责你们的分配了。于是,相当长的时间,我们始终处在进退两难的地步。在这里,你已经没有户口,不给你分配;在那里,你成了逃兵,若回去就得挨批挨斗。记得我原来头发又黑又密,那时由于思虑过度,头发大把大把地掉,当时真担心自己变成了秃子。

1968年秋季,怀着忐忑的心情,我们几个人无奈地回到了大同。也许是上边理解我们毕竟是在校学生,而他们当时本应该招收的是社会青年,我们擅自跑回学校也情有可原吧!所以我们并没有挨整挨斗 ,不安的心终于放下了。

1969年初,我们华北农垦兵团归入了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2月6日,大同兵团一行人,包了火车车皮来到白茫茫一片盐碱地、黄土刮得天昏地暗、一个个满脸满身都是黄土、几乎认不出模样的内蒙古巴彦淖尔盟五原县。面对此情此景,不少战友都哭了。

由于内蒙古的气候比大同更冷一些,我们带的被褥都不够暖,所以只要有人回北京,每个人都会帮战友从家里带被褥、棉衣等等。记得有一年,我为几个战友带行李,加上自己的,一共有6件。那时候出门还不兴带行李箱,都是用手提包。我两只手,一左一右各提一个手提包,还有4件被褥,只能用绳子捆好,往肩上一搭,前一个后一个。

到了刘召火车站,一下车,一列长长的货车挡在面前,左看,望不到头,右看,见不到尾。我见有一些人从火车车轮的空隙爬过去,我也就不假思索,先把行李放下,一件件地从空隙推过去,最后人再往过爬。由于行李多、动作慢,我人刚刚过去也就几秒钟工夫,火车“咣当”一声启动了,我惊出一身冷汗。这次经历,很快就通过家信和母亲说了。那时太年轻,也不懂这么做了会让家里人担心。一直到老母亲90岁高龄时,与我提起这件事,大家仍然都觉得十分后怕。

2、超负荷的运转,磨练我的意志和体魄
 
1971年,我在副业连任粉房班长。我们粉房除了三个女生,还有两个男的,每天做豆腐粉条,供应全团各个连队的食堂。其中,岁数最大的是掌握漏粉技术的邵师傅,还有负责看磨做淀粉的张师傅。我们三个女生,主要负责挑水、泡粮、过浆(豆浆与粉浆)。后来也跟师傅学会了做豆腐和漏粉。我们按连里的任务,每天泡240斤粮食,主要是黄豆、豌豆、玉米,黄豆是用来做豆腐的,玉米和豌豆用来磨制淀粉,做粉条。一头小毛驴,从早上6点多拉磨、磨豆子,直到下午三四点才磨完。

因为我们粉房工作肩负的担子很重,张连长常去粉房视察。一次,他提出要增加粮食,每天泡360斤。我马上回绝说,不行,因为要完成这240斤粮的任务,三个女生每天都要挑76担水,才能把操作间那直径一米半左右的三口大缸装满。如果粮食增加到360斤,那我们就得挑110多担水,人可怎么受得了?就是小毛驴也拉不动磨了呀!

为这个事,连长几次在全连大会上点名,批评粉房不能按连里的要求做,并说出了“占着茅坑不拉屎”之类难听的话,我实在不能接受。因为我始终是一个吃苦耐劳的人,无论干什么活,从来不会偷懒。之所以这么做,也是为了维护不能过于超负荷劳动的人身权利,更是为女生们身体的特殊情况考虑。那时,我们整天手脚泡在凉水里,有几个女生身体已经出现了毛病,所以我就硬扛到底。那次由于真生气,动了肝火,结果大病一场。

艰苦的工作磨练了我的意志,也锻炼了我的体魄。由于每天都要用扁担从井里打水,直接提出井口,又由于漏粉时要把十几斤重的湿淀粉放在大瓢里,绑在右手的手腕上,再用左手一下一下地砸右手腕,湿淀粉通过瓢上固定的孔, 一条条落在开水锅里,直到淀粉全部流完,漏完一瓢大约要六七分钟以上,我因此臂力特大。男生们经常玩的拉力器,五条弹簧,我一拉就开,而且能连续拉好几下。有的男生不信,还专门拿着拉力器来找我确认。
 
3、我的恋爱与婚姻,苦中也有甜
 
我是66届高中毕业生,在兵团知青中,属于年龄最大的。很快就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自然引人注目。可是,因为我的家庭出身不好,所以即使有人喜欢,人家也不敢和我谈恋爱。但是,就有一个人不怕,主动找人介绍。结果让他没想到的是因为我,而给他招来了“大麻烦”,这个人就是我的老伴儿刘凤义。

原来,我们都是老一连的,相互都很了解。刘凤义虽然话不多,但也活泼好闹。我在一连粉房工作时,他曾经上房用草把我们灶台的烟囱堵住,害得我们烧火时满屋里倒烟,一个劲儿的咳嗽。他也曾因为想找我,给他远在齐齐哈尔矿务局任党委书记的姐夫写信,问他想与我谈对象行不行。姐夫回信说,只要本人好,没问题。刘凤义大概那时就下了决心。但后来发生的事,真是始料不及。我们的婚姻,应该说是从谈恋爱起,也成为全团尽人皆知的事。

刘凤义是“老兵”(知青给来自部队的复员兵的称谓),很自然要提干的。由于政审时,了解到他在和我谈恋爱,报到师里就没有批。可是,刘凤义坚持自己的意见,表示不想提干了。这下惹怒了师里的主管干部,给他扣上了“要老婆不要革命”的帽子,把他当作反面典型进行批判。

那时,我刚从副业连调到学校不久,正在包头四中进修。临去包头之前,我已经听说了关于他提干因我受阻的事,所以,我让学校老师不要把我在包头的地址告诉他。在包头进修中,我利用一个晚上,用小作文纸写了四页自己的看法给团政治处,一是认为不应该唯出身论(当时称“血统论”);二是明确表示,我绝不会影响刘凤义的进步,宁可不与他谈恋爱,也支持他提干。于是,我们之间的恋爱,刚刚开始就这么结束了。我记得信里还写下过这么一句话:他走他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但是,让我没想到的是,刘凤义被人一整,反而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认准了“非秦维洁不找”,宁肯不提干了。

学校里一位叫王瑞芳的老师调离学校,路过包头,特意去找我,说:“你也太狠心了,不跟人家刘凤义联系,他为了你都放弃提干了,常来学校打听你的消息呢!你快跟他联系吧!” 我仍然不动心,在包头学习了四个月,一封信都没有给他写过。直到学习结束,返回十五团,他听说了,才来学校找到我。我看他的精神头完全不像原来的样子,人简直像是被霜打了。我的心突然软了下来,想到我们俩的未来,说不清是苦涩还是甘甜。

按说,本人不愿提干也就算了,可不知是谁的主意,要把刘凤义调到后山煤矿去,并且调我到那里的学校当老师。我得知消息后,非常气愤。因为知道小煤矿条件极差,学校也没有几个学生,我在包头进修时学习的,都是高中化学课程里的知识,在煤矿小学校上课,能讲给谁听呢?这样的进修还有什么作用呢?分明是有人想要整我们,故意把我俩分开。

我就对刘凤义讲:“如果你顶不住,同意去了,咱俩的事情就吹台!真是没有见过这么整人的!” 刘凤义也看出,我会因为调动去煤矿的事和他吹了,就硬着头皮,顶住了压力,没有去煤矿。这都是为了我呀,刘凤义可真是个太老实的人!这事儿也是他年轻时经历过的一次最大的打击。那时,他还是十连的排长,十连原来的谭连长要调三连任连长了,他跟团里说,把刘凤义给我吧!。后来听说,在团干部会上提出要刘凤义的,还有副业连的张连长。可见,刘凤义的踏实肯干和能力,那是有目共睹的。

在刘凤义提干的问题上,团里一直有不同意见。一些对此事不满的干部,无论见到他,还是见到我,都会说一些同情的话。记得有一次家访,我去了当时十五团曹兰琦团长的家,他的两个大孩子我都教过。曹团长对我说:“小秦,别管他们说什么,你们俩抓紧领结婚证,把事办了吧”!就在我俩要回北京旅行结婚,在五原火车站,遇到团里的三个现役军人干部,记得其中一个是保卫科的杜干事,他们几个不约而同的对我俩说,别的人爱说什么说什么吧,你们自己该干啥就干啥!现在回想起那些曾经同情和支持我们的人,心里还是暖暖的。
 
4,宁折不弯的性格,在压力下很无奈
 
我从年轻时起,就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不愿屈服于各种压力,有宁折不弯的性格,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我曾两次屈服于政治压力,违心做了原本不想做的事情。

调到学校后的第一个春节,机关开联欢会,让各个单位出节目。学校准备出一个大合唱《山丹丹开花红艳艳》,讨论由谁来领唱,大家议论纷纷,有人提议:小秦,你来吧!我连忙说:不行不行,我唱不了!这时候,我自然就想起了文革初期,我曾暗暗发誓“公开场合绝不再唱歌”的事。也不知学校的领导和老师们怎么就认为我能领唱,一致推举我。我仍然坚持说“我不行”!

散会后,与我同宿舍的几个女老师都劝我:“小秦,你就领唱吧,不然领导不高兴了,再给你上纲上线就麻烦了。” 我一听这话,是有点怕了。因为从文革开始后,极左的表现之一,就是上纲上线,甚至会无中生有,我只好默许了。那一次的机关联欢会上,学校老师的大合唱一炮打响,本来是件好事,却也给我招来了第二次面临政治压力的无奈与屈服。

1976年,华国锋任党中央主席时,看了一出话剧,叫《园丁之歌》,主要是批判学习无用论的。华主席给这出戏以充分肯定,全国各大报纸全篇报道,并登载全部的剧情。当时,教育界就借此东风,恢复了学校的教学秩序,并引导学生树立在校认真学习的良好风气。我们学校的领导和老师研究后,决定也要排演这部戏,由寇岩培老师改编成评剧,然后排练、演出。

此戏有四个人主演,一个男教师,一个女教师,还有一男一女两个学生。演男教师的人很快就定下来了,由当时的教导主任马士义来扮演。可能是因为有上次领唱的经历,大家自然又推荐我来演女教师。我连想都没想,就表态说:不行!因为那时,我们的儿子刚出生还不到两个月,再加上我的婆婆是从东北农村跑来大西北为我们带孩子的,不能让婆婆看着我不顾哺乳期的儿子,演什么戏呀!出于这几个原因,我很坚决地表示不能承担。

我一推辞,当时的张守忠老校长眼睛一瞪,瓮声瓮气地发话了:“小秦,这回你演也得演,不演也得演!没得商量!” 到底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啊,说话就这么冲!对校长这种态度,我是很反感的,从不会逆来顺受的性格,又冒出来了!其实,实实在在的说,是因为每排练一次,就得好几个小时回不了家,孩子饿了要吃奶,怎么办?我仍是不肯答应。

晚上,和我要好的几个女老师又对我说:“小秦,你就别拧了,这样对你没好处呀”!我发热的脑瓜似乎清醒了,我这次拒绝的可是政治任务!在那个年代,个人的事儿再大也是小事,这也是考验我政治觉悟的时候。于是,我又一次违心地接受了。

我们的戏,在四位演员、编曲、伴奏的努力下获得成功。在团部首演后,受到团领导的充分肯定。有一个领导说:“真没想到,学校还是个藏龙卧虎之地啊!”之后,团政治处就开始组织各连队到团部来观看。

戏是成功了,可我那两个月大的孩子就倒霉了。从排练到演出,经常三四个小时离不开,我如果回家给孩子喂奶,别人都得停下来等我。不能回家给孩子喂奶,孩子饿了,哭了,我的奶一津了就溢出来,弄得上衣、裤腰都湿了。每次排练完,演出完,我都是小跑着回家,赶紧给孩子喂奶。

记得有一次演出完,顾不得卸妆,跑回家,孩子看着我,都快要被吓哭了。我抱起他,他感觉到是妈妈的味道,才大口大口地吃起来。但是毕竟奶津了几次都流掉了很多,没吃多一会儿就吮不出来了。孩子那么小,没吃饱,就还使劲的吸,我只觉得他吸的我心都在痛。

后来,我们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师部要调演这出戏,安排我们到各个团去演出。我又提出孩子喂奶的事儿实在没法解决,领导商量再三,最后才决定让我把戏份交给了学校的王默芸老师。演戏的事儿,我总算解脱了!
 
5、拖儿带女回北京,满含对学生的怀念
 
大概从1974年起,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开始返城。团里人员动荡不安,离开兵团,走的人越来越多,而我虽然也是个知青,想要回北京简直是一种奢望,因为我已婚,配偶又不是知青,各种条件都不符合。那时知青的心理状况,用惶惶不可终日形容一点不过分!

1976年,是新中国历史上很不寻常的一年。国家的三位伟人相继逝世,唐山大地震,打倒“四人帮”,都发生在那一年。国家动荡,人心浮动,我的第二个孩子就是在那年出生。也许与我怀着他时心情不稳定有关系,这孩子似乎天生就好动不安,为我以后抚养教育带来难度。我拿定主意,无论如何要带着两个孩子回到北京。因为留在团里的话,凡是有点关系门路的,孩子们长大了,可以开车、到机关、到医院工作,而我什么关系也没有,如果他们不能靠学习好,考上大学去找工作,那就只有去种地当农民了。

在回城条件逐渐放宽后,我终于带着两个孩子,办理病退,回了北京,只能把刘凤义一个人留在内蒙。我事先再三跟他商量好的:“一切为了孩子,我们大人牺牲自己也是值得的。以后我们再一起想办法,把你也调回北京。”  

1979年4月,我和俩孩子的户口正式落在北京。我大概是团里北京知青中最后回到北京的。在我准备要走的时候,团部政治处的李主任找我谈话,说回北京的知青都找不到工作,不如你先留下,帮助学生们复习功课,准备中考。我考虑到学生们的需要,也就同意了。所以,一直等到1979年7月,我才带着两个孩子离开十五团,回到北京。后来刘凤义给我写信说,学校里的好几个学生,考上了五原县和其他地方的高中或中专,团部政治处奖励我,特意给我发了暖水瓶等,以示感谢。

 知道我的一些学生们考出去了,个个这么有出息,心里真的很欣慰。想起来,在将近八年的兵团教师工作中,我曾往返北京内蒙,采购化学课所需用的教学器材,还有做实验用的各种化学原料、试剂、玻璃器皿,建起了学校过去从未有过的实验室(其实也就是一间很小的屋子)。我所教的化学课程,让那里的孩子们看到了一个新的领域,从此也学到了很多新的知识。这也是我们知识青年在兵团作出的贡献吧!

记得有了孩子后,在学校里我改教数学课。对于学生们不好掌握的一些知识,我经常把学生请到家里,无偿地给他们补课。有一个我曾经给他单独辅导过的学生(程志华 ),长大后当了分场的场长。他到北京来出差,特意找到我家看望我,还给我带了内蒙古的土特产。他说,还记得我教他们那时常穿的那身衣服的颜色,真的使我很感动。兵团的孩子们,在知青老师的教育传授下,在掌握知识,锻炼体魄,做人各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后来,老师们全走了,孩子们望着知青远去的背影,默默地在心里刻下印痕。他们在知青身上看到了另一个世界,萌起了希望:“将来要像他们一样”。

几十年过去了,现在那里的孩子们,有许多在各个领域很有成就的,有的当了校长,有的成为教授,有的当了长(场)长、书记,还有的当了医生。他们始终不忘知青对他们的影响,来北京举行了大型小型的聚会,感恩现已步入老年的知青老师们。

能回到北京固然是好事,但知青返城,面临新的挑战和危机,很多人处于困难境地。尤其是我,所面临的困难恐怕更多一些,因为毕竟年龄大,又自己带两个孩子。现在回想起来,回京以后的经历,真感觉我这个文革中未曾倒下的伤兵,几乎要再次倒下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摆在我面前,真的无法回避,我这个年龄不应承受的命运,让我一一去承受。到我性格中的无畏、进取,在现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也绝不回头的倔强,让我始终坚持着。回顾自己走过的路,我认为自己也算是一个勇敢的人、是一个耐劳的人。勇敢的人,可以借助痛苦的力量认识自我,强化自我,并在与痛苦的搏斗中,成为征服痛苦的胜利者。耐劳是苦涩的、艰辛的,能够耐劳,就能摆脱一切厄运,战胜一切困难;能够耐劳,也就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改变自己的命运。
 
6,回京生活的艰难,让我不敢再作大学梦
 
1979年回京后,养家糊口是我唯一的任务!可是,我那一生好强的大姐,满心希望我能够参加自学高考,还买了一大摞的书,硬塞给我。但我思来想去,每天又要上班,又要照顾两个孩子,真没有时间和精力看书学习了,我没有接受她的建议。这件事,始终是我的一个痛:由于自己还是缺乏更强的毅力和决心,放弃了自学高考的机会,彻底破碎了我的大学梦。我知道,这事可能一直使大姐对我很不满意。因为姐姐就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个人自强不息,努力奋斗,成为全国农业塑料薄膜专家。现在已经是70多岁的人了,还在往返全国各地考察,进行技术指导,也常常出国,进行技术交流。

在没有正式工作之前,我蹲在西单十字路口,卖过大碗茶,卖一天,仅有一元的收入。后来经人介绍,到北京塑料铅笔盒厂做过临时工。刚开始是负责包装成品铅笔盒。记得包装时,牛皮纸很锋利,常把我的手剌出许多口子。别人劝我慢着点儿,可是我不能慢啊!因为是计件工,只为多挣点儿钱,也要快一点儿才行啊。后来上了热合机工种,把带各种图案的塑料皮,通过热合机,高温压成铅笔盒形状,再把边缘废料撕下去。

由于缺乏经验,更是因为不愿意浪费那3分钱一张的塑料皮。有一次,因皮的左上角折回去了,如果直接压下去,这个塑料皮儿就报废了。我用左手从热合机底下去把窝着的皮子打开,却忽略了3000度高温的热合机模。我的中指底部一下触碰到热合机,皮肉瞬间就被烧掉了。当时机器冒了一股烟,车间里弥漫着肉烧焦的味道,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喊叫:“是谁呀,赶紧上医院!” 开始,我吓得也不感觉疼,直到同事把我送到医院包扎,我才感到手那里一跳一跳的疼,中指底部已经被烧的露出了骨头。我的皮肤一直不好,只要破一点儿,都要好长时间才能愈合。这回真是糟糕极了,三四个月才长好。当时正值夏季,我自己不能洗澡,在厂里都是要好的姐妹帮我洗。回到家,也不能给孩子们洗澡、洗衣服,都是由60多岁的老母亲帮忙。直到现在,我的左手中指还留着明显的疤痕。

那时候,人们常说“一分钱难倒英雄汉”,真是不假。在那个困难年代,我深尝了手里没钱的苦涩。因为我和两个孩子,每天的生活费就是一元钱,绝不敢乱花一分。有一次,带儿子到西单买东西。四岁的他看到商店柜台上的一个小汽车,标价是5元钱。他特别喜欢,非要我买,我没有答应,因为5元钱,对于我们来说就是5天的生活费啊!他在大街上大声地哭,蹲在地上不走,引得不少人看。我强抱起他走,孩子不懂事,仍在任性的哭,当时我那酸楚的泪水也在不停的流,其实我也很心疼孩子啊,男孩子,谁不喜欢汽车玩具呢。还有一次,六岁的女儿发烧了,没到发工资的日子,我兜里一分钱都没有。赶紧找人借了5块钱,到北京儿童医院看病。那时看病是很便宜的,只花了4元多。等到月底发了工资,我才把借的钱还上。

1981年,近30岁的弟弟要结婚了。由于我带着俩孩子占了一间房,弟弟结婚没有房子啊!我深知我拖儿带女回京,就给家里带来许多的麻烦和负担,我应该想办法解决自己的住房问题。那时我已到西城区百货公司幼儿园工作,于是,每天下了班不回家直奔房管所,申诉自己的困难。恳请他们帮助解决住房问题。在房管所,我不知流了多少泪,那真是伤心的泪,无助的泪,希望得到别人同情的泪。我的困境,我的真诚,终于打动了房管所人的心,决定批给我一些料,由自己盖一间房子。并明确:房子的产权仍是属于房管所的。我真是感激涕零,马上把刘凤义从内蒙古叫回来,开始自己动手盖房子。

房管所批给了檩和椽子,一些沙子、白灰和少量的红砖,告诉我说,材料不够,要靠自己去想办法。刘凤义是农民出身,泥瓦活儿他全会,但木工没有干过。不过,他是个聪明人,手巧,看着屋里原来的门窗,他第一次照猫画虎的自己做了门和窗。当时正值七八月份,北京炎热无比,刘凤义一人做大工,弟弟和从单位找来的几个男同事做小工。挂线、砌砖、上檩子椽子都是他指挥。砖不够用,都是等晚上我下班后,和他一起到拆房子的地方,从土堆里扒砖,再用小车一车车的拉回院子,经常干到夜里12点多钟。北京那时是没有污染的,夏日的阳光,火辣辣的,刘凤义的身上都被晒爆了皮。当年盖房子时所受的苦和累,可想而知了。弟弟和他单位的同事起了很大的作用,真是好朋友帮忙不惜力,我盖房子也把他们累苦了。直到现在,我还记得他们的名字,他们都是我的恩人。尤其我的弟弟,在我生活最困难的时候,每月总要从自己微薄的工资中,拿出二十元资助我们。现在我也经常和我的孩子们提起这些事。

回忆这一生,虽有奋斗后成功的喜悦,但更多的是辛酸的记忆,其实也是终生的遗憾。1976年7月份从兵团学校考进内蒙古大学的夏潜老师,专程从呼和浩特来到我家劝我,说我应该争取最后放宽年龄的高考机会,再拼一下。那时,我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儿子才出生一个多月。夏老师认为我是看破红尘、放弃了自己的理想,觉得太可惜了。因为我的学习好,文化知识基础很扎实,在学校一些老师准备参加高考时,我经常帮他们复习高中的课程。夏老师认为我不了解当时的形势,说现在不像你想象的了,你要考一定会被录取的。夏潜是老高三的学生,学习非常好,但第一次高考,竟没被录取。那时还有极左思想的影响,也是因为家庭出身。第二次考试,团部政治处写了推荐信,只有几个字:有用之才,人才可取。这样才被录取的。夏潜说,出身也不受影响了。我相信他说的话,但现实使我无法下决心。因为有一个嗷嗷待哺的孩子,我怎么能走呢?那时可能没有像现在,有的学生能带着生病的妈妈上学?

而且按我的年龄,那时也只能考师范类院校。我想,即使考上了,学出来还是当老师。我当时已经是国家正式编制的教师了。我已没有了年轻时的锐气和进取心,我退缩了。夏老师很失望地走了。随后给我发来一封长信,是6页小学生小作文纸写的,他说,为我可惜,为我悲哀。说我在政治环境的压力下过早的找到了避风港,安于小家庭,生活没有了过去的棱角和锐气。还说,我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孩子身上,如果他们长大了有出息,上大学,对你会是个安慰,但如果不能如你所愿,那时你会伤心一辈子,后悔一辈子。我看着信,眼泪浸湿了衣衫。当时孩子还那么小,我能跟谁诉说自己的苦衷呢?我把这封信收藏起来,带回了北京,想等孩子们大了,给他们看看。虽然我从此再不敢做什么上大学的梦了。
 
7,家人在京团聚,考验了我们的婚姻
 
兵团的知青,病、困退回城,由于条件的限制,致使一些已婚知青不得不办理假离婚手续。又由于回城以后的各种困境,以及父母亲属的不同观念等原因,使一些假离婚的,最后变成了真的。特别是知青的配偶,若是家在农村的复员老兵,家庭都不愿接受,这类消息也传到了兵团。记得在我带孩子离开兵团的前一天晚上,家里来了许多附近的学生和家属为我送行,自然有不少人也担心,我回北京后会不会把刘凤义给甩了。当时的法庭庭长王文山说,“你们大家尽管放心,秦维洁和刘凤义的婚姻是经过大风大浪过来的,即便再多的夫妻散了,他们也绝不会散的。” 我们的婚姻的确不是一般人想象的那样。

在我心中,中国老的传统观念也影响着我,那就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尽管我俩在文化追求、兴趣爱好各方面有较大的差异,我们的婚姻生活中也常有磕磕碰碰的事,但是,就这样不离不弃、相依为命的走过了45年。从1979年7月我离开内蒙古,到1987年8月,他先是由内蒙古调秦皇岛,后又调回北京。我们夫妻两地生活整整八年。这八年里,我一个人带俩孩子,又要养家糊口,又要教育引导,所经历的艰辛,可真是一言难尽。所以,当别人跟我聊到,这八年你是怎么过来的时候,我常用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里小常宝的一句台词说:唉,八年了,别提它了。

当年,刘凤义因我而提干不成,这件事本来就算过去了。他没想到,我走后的第二年,农场(当时兵团已改制为农场)领导又要给他提干。他写信告诉我,我着急的只能给他发电报,告诉他,千万不要提干,否则以后想回北京就更不好调动了!但为时已晚,任命已经下来了,后来搞调动,特别是再从秦皇岛往北京调,就印证了我的话,因为干部调北京比职工调动更困难。

1986年,通过亲属和我的共同努力,刘凤义以科级干部身份,从内蒙古调到秦皇岛,不过在那里只工作了一年多。当时我被公司劳资抽调,在筹备西单万里鞋店哺乳宝。科里领导对我的工作能力及为人处事很赞赏。在与我交谈中,了解到我的家庭困难,非常同情,连公司人事科的领导都表示,有机会一定帮我把爱人调回北京。不过人事科长说,调动机会真的很少,难度是挺大的。一天,劳资科长问我,有一个职工对调的机会,你要不要?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要!” 那就意味着刘凤义的身份,得由干部转为普通职工。我很快就写好了申请材料。在这一点上,刘凤义与我是达成共识的:为了全家的团聚,必须要付出这样的代价!我从心底感谢他对我们这个家庭的重视。

1987年7月,我带俩孩子去秦皇岛,办理刘凤义的退干和调北京的手续。为了他从内蒙古到秦皇岛,我去过那里不下五次,这回应该是最后一次了吧。秦皇岛人事局离他们单位不远,我们借了辆自行车,两个孩子委托朋友照看着。快到了,正推着车走,路过一个卖冰棍的小贩车,车旁放了一个铸铁的长方形高凳。一个男孩子跑过来,一下把高凳撞倒了,正好砸在我的右脚上。我虽然感觉到一阵的剧痛,却还在继续往前走。不一会儿,感觉脚底湿了,低头一看,袜子前半截儿都被血染红了。连忙脱下袜子看,脚趾的中趾趾甲已经歪了,好像快要掉了,我赶紧坐到自行车后座上,直接奔医院。医生在冲洗包扎时说,趾甲还没有完全掉下来,估计还能长好。于是,脚上包了厚厚的纱布,我们仍去了趟人事局。因为按我的性格,一天也不能耽误了。

人事局听完我们要退干,很惊讶说,有史以来没有办过这样的事,得请示省上级部门。于是,当着我们的面给石家庄打电话请示,对方回答:问清原因,写书面个人申请,明确自愿,永不反悔。秦皇岛人事局的人对我们说,考虑好了,签字画押可就真的退干了。我说是真的,不会反悔。你看我这脚,伤成这样还来办退,肯定不会找你们麻烦的。这样,刘凤义退干调北京,仅这一次就办成了。我终于舒了口气!我的右脚中指,现在还是跟左脚的不一样,由于骨头变形,长的长点儿,脚趾甲也是歪的。那是后兵团生活给我留下了又一个印记。

别人都说刘凤义挺有眼光的,娶了秦维洁,是他这辈子最大的福分。我也很同意这个说法。尽管他在那么年轻的时候,为了我多次受到沉重的打击,后来又跟着我经历了很多的磨难,但最终的结局是好的。特别是当兵团战友几十年后再聚会时,我深有感触。因为不少当年的老兵,由于生活的艰辛,已经老得不成样子。仅一连三连等几个很熟悉的连队,甚至就有十来个老兵已经早早地过世了。大家公认,刘凤义是他们所认识的老兵里变化最不大的。甚至有战友说,刘凤义比原来还精神了好多,不能不说安定和谐的家庭、生活质量的提高,是会给人的容颜留下印记的。所以我常对他说,好好珍惜吧,我们这样的生活真的来之不易!
 
8、孩子们的成功,给了我很大的安慰
 
想当年,我的确把自己上大学的梦想,寄托在了两个孩子的身上。所以,无论生活多么艰苦,日子多么难熬,我始终要求孩子们好好学习,一定要考上大学。还好,我们的两个孩子都没有让我失望。

那时,我们四口人住的是一间单位分的 9.6 平米的小屋子。屋里一张双人床,一个沙发,晚上要把沙发打开,当床用。一个两屉的桌子,儿子和父母同睡一张床,一直到16岁。每到夏季,屋里热得像蒸笼一样,刘凤义为了让屋里热气能排出去,就在屋顶上开了一个小天窗,热气往上走,感觉就能稍微好一些,可是下大雨就麻烦了,得赶紧上去遮盖窗户。女儿童童高考前在屋里复习功课,仍然是热得难受,只好每天晚上就拿着书本,到马路边路灯下去看书。来来往往的汽车,不但没有干扰到她,还带来了一些些凉风。大杂院里的一个阿姨曾说,童童要是上不了大学,那老天爷真是不开眼了。

的确,女儿就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考上了大学,这也是她从上学以来,第一次正式参加升学考试。因为她小学毕业成绩非常优秀,是被保送到了区的重点学校13中;初中毕业以后,又保送在本校上高中。读完了高中就毫无悬念地考上大学,学习计算机专业,五年后又被保送去读研。研究生刚毕业,就被当时百里挑一的美国贝尔实验室录用。我们的儿子让我操心比较多,小时候也没少挨打。这与我要求过于严格、缺乏耐心有关。现在人老了,我常常反思自己不恰当的教育方式方法,反而扼杀了孩子活泼好动的天性,使他产生逆反心理,常常做出与自己的初衷背道而驰的行为。

记得1984年,儿子上小学三年级,他姐姐读五年级。有一天晚上,我因妇科病肚子疼得满床打滚,恰好这时家里的电灯泡坏了,屋里漆黑一团,把两个孩子吓得哇哇大哭。因为惊动了邻舍,他们帮我给单位打电话,单位来了同事,帮助换了灯泡,并把我送到医院。在一次我去学校参加完儿子的家长会后,班主任王老师对我讲,你儿子刘凯特别懂事,而且心很重。有一天上课,我发现他眼睛一直看着窗外走了神儿,我问他怎么了,他说我妈妈病了,住院了,可是我爸在外地还没有回来,我很不放心她。话没说完,就伤心地哭了起来。我看到王老师讲到这儿的时候,眼睛也红了,声音还有点儿哽咽,我更是忍不住地落泪。我知道,老师说的,就是我发病的那个晚上,家里灯泡坏、爸爸又不在北京。这件事,给孩子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无助和悲伤的印记。儿子小凯虽然淘气好动,但也很要强,是个聪明的孩子。小学毕业的时候,班里只有不到十个同学是按分数分配到了159中学,其余绝大部分同学都是所谓的“大拨轰”,到离家最近的中学就读,而他是极少数中的一个。初中毕业后,他又考入了仅次于区重点学校的156中学,这就为他以后考大学奠定了好的基础,高中毕业以后,也顺理成章地考上大学。后来在工作岗位上也非常出色,领导都很信任他。

两个孩子,由于从小就跟随父母,饱尝了生活的艰辛,不仅独立生活能力很强,而且深深的理解父母为他们所有的付出。所以,两个孩子都非常孝顺。这也是我中老年后,精神和生活上最大的欣慰!他们姐弟俩从小就懂得体会父母的不易,对待父母,更是百般的孝敬。别看小凯是个男孩子,却粗中有细,跟姐姐两个人一拍即合,总是不声不响的为我们更换家里的电器、家具,甚至最方便适用的厨具,他都能想到。也许是妈妈从小给他们树立了榜样,他们都算是生活和工作的强者。

夏老师写给我的那封信,女儿在高中的时候就给她看了,但由于后来搬家,那封信不慎丢失,儿子没有看到,我感到很遗憾。我一生个性鲜明,认真执着。回北京以后的正式工作,始终在西城区百货公司,但在不同单位。在幼儿园工作时,1984年就提为保教主任,1987年又提为副园长,独立负责公司第二幼儿园的全面工作;1990年调入公司组织部。1993年任党委办公室主任。1996年被区委破格提为副处级干部。当时已明确,要提拔年轻干部,我那时已经是49岁,任地安门商场的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无论在哪个单位的哪个岗位上,我都是领导的得力助手,也是群众的带头人。

我一直认为,人的价值是由自己决定的,无论在什么岗位上,我都要求自己谦虚谨慎,不张扬,向身边一切人的优点学习。不断检讨自己,完善自己,竭尽全力把工作做好。所以在各个岗位上,都受到了领导的肯定,群众的赞扬。在地安门商场负责企业党建具体工作,抓干部管理和纪律检查工作,多次受到区委组织部和区纪委的肯定。许多年以来,由于我经常处于压抑、紧张、奔波、劳碌、疲惫的状态,所以身体这部机器过早地老化。1996年,在单位给领导班子成员体检时,用日本的一种检测手段,一人剪了一绺头发,结论中就明确说:过度紧张,心脏异常,脑血管硬化。后来连续多年的体检,都是不正常的心电图。本来应是55岁退休的我,由于心脏经常不舒服,不得不决定提前退休。53岁那年,我就办理了退休手续。

现在步入老年的我,身体大不如以前,冠心病、糖尿病已陪伴我多年。由于心脏病,吃了一种中成药,过敏得了药疹,危及生命,在北京协和医院使用了激素,彻底的摧毁了我的胰腺分泌胰岛素的功能,成了一型糖尿病患者。一天要注射四次胰岛素,现在我已经习惯、熟练了。身体处于这种状况,曾多次发生严重的低血糖,使我的大脑退化很快,再也不像人们印象中认为的那么聪明机敏,而是变得越来越迟钝,僵化。也许老年痴呆会很早就找上我,这个我有心理准备。

我这一生,风暴式的多变的环境,使我学会思考,认知了事物;生活的艰辛和磨难,使我学会承受,变得坚强;不断变化的人和事,使我学会辨别是非,沿着正确的道路走下去。

我想,我没有虚度这一生吧!

 作者近影

2018年4月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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