卌年丨龚玉：未雨绸缪大学梦

作者档案

龚玉，1949年生于南京，1968届高中毕业生。1969年到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至退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

原题 

未雨绸缪大学梦

作者：龚玉

秋天，古都北京最疏朗明媚的季节，蓝天高远清淡，太阳艳爽迷人，西山平日若隐若现的剪影，突然就清晰拉近于眼前。我与几个先后从兵团返城的女生，一身轻松的骑车在西郊公路上。

这天是1977年10月1日，距离我们下乡的日子——1969年3月31日，已经过去了8个年头。比一个抗日战争还要长的岁月，这其中酸甜苦辣百种滋味、千般熬忍，也许只有下过乡的知青及他们的父母，才能够真正体味。现在，无论或早还是已经迟晚，是容易还是艰难，大家总算又回到了原先的生活轨道上，就想高兴一下，于是约好了在国庆节，远离城内的集会和喧嚣，伙伴们一起到香山看红叶去。

骑着自行车，追逐谈笑，风儿吹拂着黑发，衣服在身后鼓起一个大包。此时我们已经不再年轻，是近30岁了连恋爱还未谈过的“老姑娘”，却浑身充溢着轻松与欢快。突然一辆公共汽车从身后疾驶而来，长长的车身拉着一节拖车，车内塞满了乘客，那时的京郊公路远没有现在宽敞，车子经过我身边时，尾部突然一摆，后轱辘贴在我身上。右边是公路的边缘，一个跟头，我连车带人栽到了公路下边。当我翻身从地上爬起来时，汽车已经远去，摇摇摆摆地一副若无其事的模样。也不知道为什么，冲着那团渐远渐散的黄尘，我突然大喊了一声：“我还不想死呢！我还要考大学呢！”

在死神与我擦肩而过，并恶作剧地向我扮了一个鬼脸之时，我冲口而出的，也许正是我内心深处最渴求的。这个瞬间，一个在我心中犹豫了许久的决定，瓜熟蒂落了。原来，已经被我掐扼而死，想上大学读书的欲求，从未冷却凝固过，只是像岩浆一样在地壳深处吞吐翻滚，当地理气候合适时，就会喷薄而出，击毁一切阻力。于是，我向伙伴们提议：组成一个复习小组，以迎接全国高校举行的首次招生考试。

但是，没有人响应我的提议。其实我也一样，大学统一招生的消息，父母早就告诉了我，并多次动员我再试试，我却保持着沉默。我很害怕，我怕的是历史的重复，怕被时代政治再一次戏弄于掌股之间。已经结疤的伤口如再一次遭创，那隐痛也许一辈子再也医治不好了。

1969年3月，我来到了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十五团。这是内蒙古高原上一片丰饶的土地，十五团位于巴彦淖尔盟的五原县一带，是所谓“黄河百害，唯富一套”的后套地区。可是由于不懂生产和瞎指挥，不到一年，团里不但没做到屯垦戌边、自给自余，反而把原来农场殷实的老底子也给糟塌光了。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是在规模浩大的上山下乡运动时期，以国家所有制形式，吸收容纳城市知识青年的五大生产建设兵团之一。它从基层连队开始，就由现役军人领导，对知识青年实行组织性、纪律性、整齐划一的正规部队的严格管理，个人没有一点自由。这不但在编制上，也包括对意识形态的严厉控制，比如我们连队就规定：不许看除“毛选”以外的任何书籍。

3年后有了探亲假，情况有了些变化，尤其在管理方面比较松懈的连队，不少知青从家里背了书回来看。我当时在团篮球队打球，社交面扩大了，也与人换了书来读。第一本看的是前苏联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盖达尔的中短篇小说集。这本书从前在学校时就读过，现在重读，则需要偷偷摸摸的，主要是利用晚上睡觉的时间。

我在自己的墙头钉了两个寸把来长的特大号铁钉，上面搁一块小玻璃片，造出一个平台。在这个还没有女生巴掌心那么大小的极简陋的灯架上，可以放一个玻璃瓶。我一般用蛤蜊油瓶子。蛤蜊油的油性比较大，是冬天用的擦手油。这种只有半个小号墨水瓶那么大的瓶子，盖子却都是金属的，在上面用钉子砸一个眼，再穿一根用断了的鞋带，灌上点煤油，读书的基本条件就具备了。

当时知青们都睡炕，是通铺。睡炕一般头冲外，只有我独特，头冲着墙。晚上，熄灯哨响后，劳累了一天的知青们很快就呼呼入睡了，我爬起来倚着墙偷偷看书。书中的精彩世界，我从前就很迷恋，现在再次铺展在面前：学校、老师、同学，五彩斑斓的校园生活，久违的远去了的一切，似乎又近在身旁，伸手可及。

在这精神的王国里，我神游八极，尽享愉悦。常常一章读完，错眼再看身旁，一个个如春卷般的被窝，那探出在被窝外的小黑脑袋，我竟然不知自己身在何处？为何在此？等回过神来，知道刚才不过是书中的幻境，有时就掩卷闭目，回味反刍一番旧日美好的生活，有时则颓丧茫然，不知那似真如梦的逝日能否复返？

另一本印象颇深的书，是《牛氓》还是《三侠五义》？总之没头没尾，断章缺页，油渍斑斑。借我书的是同连机务班的一个男知青，他告诉我说，那天他轮休，正读这本书时突然全连大搜查，情急中他无处可躲可藏，突然灵机一动，当下把书胡乱卷了两下塞进了机油箱，等过后再把那书从油嘴里掏出来时，油还直往下滴答呢。擦呀，晾呀，晒呀，反正这本书从此每页纸都通体透明、油光泛黄。

把读书与今后的前途、学业联系起来的契机，在1972年露出一点倪端。我当时正在五原县打一场篮球赛，突然听说从北京来了大学的招生人员，就住在我们同一个招待所里，但是不许与兵团知青随便往来。

远远望着这些来自家乡但已经十分遥远、仿佛天地之隔的招生人员的身影，心里就萌出了一种渴望：我想上大学！我要读书！我希望自己能有一个专业或者一点特长，而这个专业或者特长无论是什么都行，只要它能往我已经像被虫蛀空了的脑袋里灌进一点知识，能帮我摆脱以最简单、最原始的方式从事的无效的劳动就行。

这愿望朦胧而又细若游丝，这冲动强烈而又怯生生的。当时的口号是：“扎根边疆，干一辈子革命！生为兵团人，死为兵团鬼！”上大学，好像天外之音，我们可望而不可及。这年，我们连走了一个小学六年级文化程度的天津女知青。

第二次探亲假时，我尽力搜寻了一大摞中学教科书背了回来。我那时的想法还十分单纯而且充满了罗曼蒂克，就是想学高尔基，在人间这所社会大学里，靠自修完成学业。我顶名是个高中毕业生，但文革开始那年我只上到高一，最起码，我要把高中学业完成，做到名副其实吧。

这时光有一盏煤油灯就不够用了，倚墙拥被而坐可以读闲书，却做不了习题，我需要一个类似书房的小小空间，还有桌子和椅子。

一间6米长4米宽的大屋，是10个知青除劳动以外的日常生活空间。每人在这间屋里所拥有的生活空间，就是褥子所铺下的地盘。我紧贴北墙，塞外的冬天，墙角常冒出丝丝蒙霜的冰凌花。我是个没火气的人，但北墙有三大“地利”之便：

一是对北墙墙面的利用，我在北墙贴上了自购的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每当读书看报遇到有地理问题时我便去查看地图，借以复习巩固地理历史知识。由于地图连结着五大洲四大洋，喻示着关心国家大事，所以虽有些特殊却不犯禁。

二是北墙高处的小窗台被我利用了做书库或曰小书架，码放了一些教科书、习题集、草稿纸、笔等等。窗户上沿贴一张白纸（在后来，就挂上用纱布撕开的口罩做成的白“窗帘”），白天把白纸像卷帘似的放下来遮住里面的一切，外面看仍然是一堵白墙，无碍整体形象。

三是炕沿、北墙，以及身后那个箱子侧面所构成的三壁环绕的“死角”。半尺来宽水泥抹面的炕沿是我的书桌，两只自制的小板凳摞起来就是我的椅子，只是时刻要记着别往后靠，别伸懒腰，也别左右晃动，否则极易从那上面栽下来。我借班长身份向保管员多要了点煤油，终于苦心经营造出一个能向隅面壁苦读的“书房”了。

每晚，不管同屋的人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忙乎折腾什么——写信、补衣、聊天、唱歌、洗洗涮涮，甚至发歇斯底里，我都坐在这里置苦罔闻、雷打不动，或是埋头看书，或趴在炕沿上做习题。我现在挺要命的颈椎炎、颈椎骨殖增生，估计就是那时落下的毛病。

有音乐节目的时候，我也打开那个探家时与教科书一齐带回来的五波段半导体收音机。买它，是因为北京电台首次开设了一个英语教学节目，每日数次播出，我只能收听到晚上9点半以后的那次。少得可怜的音乐节目一播出，屋子里便安静下来。音乐是神奇的艺术，再不懂的人，也能假其以飘渺的心灵些许慰藉。

1973年夏，机会终于来了。这一年，全国各大学公开从工农兵中招收大学生，并按周总理指示，采取推荐与考试相结合的方法。我们团这年共有30个名额，按1：4的比例推荐参加考试。我有幸被连队知青们推荐，成为这1／120的一员。

黄天不负苦心人，我考得相当不错，听说是全团女生第一名。但这距离迈进大学的漫漫长路仅仅是第一步，紧接着还有政审、体检、劳动表现、连队党支部以及群众的评议意见……筛子一遍一遍的过，据说只剩40个人时，我仍在名额之内，但张铁生的一份“白卷宣言”，宣告了这次考试的无效。从此我的情况便音讯杳无了。

那几个月里，我夜夜做梦，都是徘徊在我报考的以清华大学为首的各个理工科大学的校门口，有时，又好像被百般地拒斥，几近那大门而终不得入。正所谓“吾令帝阍开关兮，倚阊阖而望予”。

终于有一天晚上，连队的有线大喇叭里传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则新闻：今年全国招生工作已胜利结束，××万从工农兵中招收的大学生正昂首阔步，迈进了大学的校门……我当时正一个人在连队的操场上，残存的最后一点侥幸被彻底粉碎，眼泪刷地就下来了，但本能又告诉我，绝不能在这哭。我强忍住泪，一口气跑到营区外干渠边的小树林里，这才放心大胆地任眼泪哗哗地下……

这天晚上我没有去参加连队的晚点名，一个人在树林里尽情尽性地哭，哭得伤心伤意、悲恸欲绝，但又绝不发出一点声音。等我终于哭够了，我就仔细擦干眼泪，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走回连队，并立刻打盆水洗了个头，以便能向人们解释：我是因为洗头时被肥皂水迷了一下，眼睛才红肿的。

现在想想，一个人在极度哀伤、痛苦绝望至几不能自抑之时，却又仍能做到这么样的小心翼翼、工于心计，人的心理是怎样被扭曲了啊！那又是一个多么残忍剥夺了人性的时代啊！这件事，最让我感到不能忍受而又违心屈辱地接受下来的是：不久，连里交代下来一个任务：要我在全连讲用，讲自己是如何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扎根边疆，正确对待上大学问题的。

这年暑假后，团部的学校要调我去做教师，我没犹豫就答应了。很简单，留在连队虽然明年仍有可能被推荐上大学，第二次被推荐，再涮下来的可能性就比较小了。但既然被人推荐、被人挑选，也就有可能再一次被人涮下来或者被人顶替，而我，已经尝够了这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被时代和政治戏弄于掌股之间的滋味了。

后来，我从团部学校又进过师里的高中教师培训班，再后来返城进了工厂，虽然每年都有竞争“工农兵学员”的机会，我却再也没有报名参加过，正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

香山遇险，使我终于说出了内心深处仍然痴迷于能进大学的梦想。我决心即使组织不起复习小组，也要一个人，以近30岁的年龄，再奋力拼搏一次。我想：考不上，那是自己水平不行，没什么可说的；如果能考上而不去试一试，也许与最后一次机会失之交臂，那我会后悔一辈子的，至死不能原谅自己。而如果像1973年那样，能考上又不录取我，那我今生今世将再不报考大学，再也不做上大学的梦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是天意，是我命中注定没有上大学的命！

这年冬天，待在朝阳区工人口片的考场内，环顾四周充满着自信眼光的小弟小妹们，我心中忐忑不安。我有能力与那些小我10岁的应届高中生们试比高吗？10年来，社会的整体应考水平有多高？我自己在这其中又处于何等位置？心中真是一点数也没有。

每场考试下来，自我感觉考的还不错。但是发榜时，一切几乎就是1973年那次考大学的翻版。眼看着工厂里先后有十几人接到录取通知书了，我却音讯杳无。记得1973年后，每当探亲时，同车的旅客们听说我还是知青，常常闪着怜悯与怀疑的眼光说：“怎么还在农村？不是表现好的都已经推荐上大学或招工提干走了吗？”每次我都低头沉默不语。生活早就教会了我，“成者王、败者寇”，社会永远只承认成功者，尤其中国的文化传统，历来鲜有能抚尸恸哭那虽然失败却尽力奋斗过的牺牲者的。

幸亏这时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在这年年底的全国人大、政协会议上，有许多代表提出了扩大招生名额的议案，认为10年来，积压了大批优秀人才，尤其是一些老高中生，文化基础好，又在基层锻炼过，只要稍加培养，四五年后就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建议在北京的各大专院校扩大招收一批走读生，这样投资不多，收益不小。还批评招生工作有“择幼录取”而不是“择优录取”的倾向，建议公开考分。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有机会到区招生办去查对了自己的考试分数，不看不知道，一看还真吓一跳，在整个朝阳区的工人口片考生中，我名列榜首。数学得了满分100分，单科成绩也平均近90分。招生办的同志惋惜地讲：你是个女的，年龄大，报的志愿还高，如果第一志愿不录取你，第二志愿还是全国重点大学，人家早招够了。如果你的第三志愿是第一志愿你早就成大学生了。

我愣在那里，懊悔莫及。上惯了好学校，从小养成的心高气盛的习惯，什么都要追求那个最好的。就是在社会上混了十几年，仍没能完全改造过来。我怎么就没学会在关键时刻，应该能折一折腰，以委屈求万全呢？招生办的同志好心地表示：愿意帮我到报考的第三志愿医学院去说说，看扩大招生时能否把我招进去。

我几乎又跌落到绝望的谷底，一切都似乎又在重蹈覆辙。但我这人的性格就是这样，一条道不走到黑是不会甘心的。第二天，怀着微如烛火的希望，我又去找区招生办。没想到回答竟是：你报考的第一志愿：北京大学中文系已经录取你了！回工厂的路上，我脚步轻飘飘的，心儿膨胀开来，一种要飞起来的感觉。

当我终于坐在北京大学阶梯教室里听老师们讲课时，心里真是感慨万千。文化大革命开始那年我正上高一，本该1968年高中毕业升大学。然而当我1978年3月终于成为一名正式大学生时，已经比我应该进入大学的时间晚了整整10年。这正是一个文化大革命的时间！也是我10年前下乡的时间！

十年，整整十年的时间！在人生的旅途上划了一个大起大伏的波浪形曲线后，我又回到了原先生活的起点上。而这是怎样的一个十年啊！它从我将满20岁到我将满30岁。这正是一个青年精力旺盛，求知欲强，血气方刚，事业有成的时间；是一个姑娘含苞欲放，亭亭玉立，瓜熟蒂落，婚嫁生育的时间；是一个人完成学业，初涉社会，求取经验，创家立业的时间。十年了，历史一瞬，人生一代。青春有否悔乎？！

写于1994年

选自《青春方程式：50个北京女知青的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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