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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场丨任虎成：司考之路，一个非科班生的“半路出家”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任虎成，1956年5月生于太原，插队两年，当兵三年，1980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在国家机关工作八年，2002年考取《法律职业资格证书》，从事律师职业，2016年退休。
原题
我的司考之路
2001年1月的一天，有人交给我一本《2001年全国律师资格考试复习大纲及必读法律法规汇编》（以下简称“大纲”），让我转交在清华大学法学院任教的妻子。出于好奇，我随手翻了翻大纲，随即产生了一个念头：我能试试律考吗？
“律考”是全国律师资格考试的简称。我国从1986年开始实行律师资格全国统一考试制度，1993年1月28日司法部成立“中国律师资格考试中心”，当时的律师法也正式确立了律师资格国家考试制度。1986—1992年每两年举行一次，从1993年开始每年举行一次，截止2000年已举行了12次。由于律考的通过率很低，因此被称为“天下第一考”。
我之所以会产生试试律考的念头，主要与我当时的工作状况有关。我在大学学的是档案管理专业，毕业分配进入国家档案局。1992年9月，我从国家档案局调入中国农村发展信托投资公司（简称“中农信”），从事金融业务工作。
1998年3月23日，国务院决定解散中农信，我选择“自谋出路”，先后到两家公司担任部门经理。虽然也有“任总”之名，但总有学非所用、用非所长的感觉。而律师工作比较自由，并且“丰俭由人”，挣多挣少自己说了算。特别是没有年龄限制，即使退休了只要身体允许照样可以干。这对不善逢迎、喜欢“独断专行”的我有很大吸引力，所以我想试试。
回到家，我问妻子：“律考就是这些内容吗？”妻子说；“就这些内容还少吗？多少科班出身的本科生、研究生都考不过呢！”我说：“既然允许非法学专业的人报考，我想试试。”妻子欣然同意，只是告诫我不要把律考想得太容易，要有接受失败的心理准备。
几天后，妻子给我带回来一套律考复习资料，包括一本大纲和七本复习指定用书：《法学基础理论·宪法学》《刑事法学》《民事法学》《商事法学·经济法学》《行政法学》《国际经济法学·国际私法学》《律师制度与律师实务》。
当时，社会上的律考辅导班很火，以致一票难求。我考虑到自己是从零起步，而律考辅导班是讲重点、讲难点，不适合自己。于是，我下定决心走自学之路。这样，我就利用一切业余时间开始学习。
按理说，妻子是科班出身，又在大学当老师，应该是很好的辅导老师。然而，一方面，由于她主讲知识产权法和劳动合同法，对其他法学科目涉猎较少；另一方面，她还是兼职律师，工作很忙。因此，冷不丁地提个问题，她也很难“一语中的”，或者“切中要害”。几次“请教”的结果是，她的回答不能让我“心悦诚服”，而是“将信将疑”。有鉴于此，我也不再强人所难，打定主意自力更生，不再寻求“外援”。
根据高考考了两次的经验，我给自己制定了一个“两年两步走”的规划，即考两次：第一年为“练兵”之年，不敢奢望通过，主要是通过实战积累经验；第二年为“决战”之年，力争榜上有名，顺利通过。如果第二年还考不上，就证明自己不是这块料，就偃旗息鼓、鸣锣收兵，不再考了。
看了几个月的书，感觉自己好像都懂了，可是一做题却又似是而非、错误百出，离标准答案相差甚远。于是，我决定改变学习方法，从实战出发，“带着问题学”。我搜集了当时能够找到的历年律考试题和标准答案，先做题，然后对照标准答案检查对错。答对的，不仅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答错的，一定要打破砂锅问到底，搞清楚错在哪里，为什么会错，不放过任何一个疑点、难点。
2001年6月1日，媒体披露了来自司法部律师资格考试中心的消息，第13次全国律师资格考试将于2001年10月20日至21日举行。然而，2001年6月26日至30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通过《法官法》《检察官法》修正案，规定国家将对初任法官、检察官和取得律师资格实行统一的司法考试制度。
紧接着，2001年7月15日，司法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关于国家统一司法考试若干问题的公告（第1号）》，规定司法部2001年的律师资格考试、最高人民法院初任法官考试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初任检察官考试都不再单独组织，并入拟于2002年1月举办的首次国家统一司法考试。
根据这一变化，“律考”变为“司考”，我“两年两步走”的律考规划，也需要修正为“三年两步走”的司考规划了，即在三年内考两次。这样时间拖得太长，是我不愿意接受的。这时，妻子对我说，与其半工半读打持久战，不如全力以赴打速决战。于是，我决定破釜沉舟、背水一战。2001年10月，我辞掉工作，全力以赴准备司法考试。
2001年10月31日，司法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关于国家统一司法考试若干问题的公告（第2号）》，发布了司法部会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国家司法考试实施办法（试行）》，并自2002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2001年12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5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自2002年1月1日起施行。
2001年12月30日，司法部发出《关于做好2002年国家司法考试工作的通知》，就首次国家司法考试的组织实施、报名、考试等问题做出部署。通知指出，首次国家司法考试报名时间为2002年1月15日至30日，报名费每人40元；首次国家司法考试定于2002年3月30、31日举行。
关于考试方式、考试时间、考试内容和考试科目，通知规定，国家司法考试采用闭卷、笔试两种方式。考试分为4份试卷，每份试卷考试时间为3小时。考试内容包括：理论法学、应用法学、现行法律规定、法律实务和法律职业道德。考试科目包括：法理学、宪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刑法、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商法、经济法、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法律职业道德与职业责任。
四份试卷的具体科目为，试卷一：综合知识。包括：法理学、宪法、经济法、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法律职业道德与职业责任；试卷二：刑事与行政法律制度。包括：刑法、刑事诉讼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试卷三：民商事法律制度。包括：民法、商法、民事诉讼法（含仲裁法）；试卷四：实例（案例）分析。试卷一、二、三为机读式选择题；试卷四为笔答式实例（案例）分析（含法律文书写作）。每份试卷分值为100分。
由于考试科目和考试方式与律考大同小异（仅多了法律文书写作内容），我没有更换新的考试大纲，仍然使用2001年的律考大纲和复习资料。
经过14个月的准备，2002年3月30、31日，我走进了首届国家司法考试的考场。三个小时的答题时间还是充裕的，有的试卷甚至可以在答完题之后还有时间再检查一遍。尽管答题过程比较顺利，但毕竟是第一次参加“司考”，心里还是没有多少底。
2002年司考合格分数线是240分，我考了249分，顺利取得了首届《国家法律职业资格证书》。经过一年实习，我于2004年初取得《律师执业证》，成为一名执业律师。
我通过自学，一举通过司考的消息，在亲朋好友中引起不小的反响，各种祝贺、赞誉之声纷至沓来。妻子的学生甚至感叹道：“四年法律白学了！”
在此，我要感谢我的妻子，没有她的全力支持和鼓励，我不可能人到中年还能脱产五个月专心备考。
2002年12月26日，司法部发布《关于从通过国家司法考试人员中录用公证员的通知》，今后国家不再举行全国公证员统一考试。至此，“四考合一”的局面形成。
2015年12月2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完善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制度的意见》，提出在司法考试制度确定的法官、检察官、律师和公证员四类法律职业人员基础上，将部分涉及对公民、法人权利义务的保护和克减、具有准司法性质的法律从业人员纳入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范围。
2018年4月28日，司法部公布《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规定初任法官、初任检察官，申请律师执业、公证员执业和初次担任法律类仲裁员，以及行政机关中初次从事行政处罚决定审核、行政复议、行政裁决、法律顾问的公务员，应当通过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取得法律职业资格。从此，“司考”改为“法考”。
这是后话。
2022年3月21日于北京家中
外一篇
恩师亓得文
亓得文，是我在山西省绛县南樊中学时期的语文老师，也是我最敬重的恩师。他虽然离开我们已经13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感人事例还常常在我脑海中萦绕。
我与亓老师的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1968年。那时，我刚从卫庄公社斜曲小学转到南樊公社中堡学校（七年一贯制）读五年级，而我家所在的药场家属院正好位于亓老师的家和南樊中学之间的必经之路上。因此，抬头不见低头见，我通过口耳相传，知道他是南樊中学大名鼎鼎的语文老师，相信他也通过无数次的“路遇”，知道我是药场子弟。
路上遇到的亓老师总是不苟言笑、若有所思、行色匆匆的样子。那时的亓老师三十出头，总是戴一副白框眼镜（后来知道，白框眼镜是他一生的标配），给人一种学富五车、满腹经纶的感觉。因为那时，在我所认识的成年人中戴眼镜的寥寥无几，而亓老师又是当地“最高学府”——南樊中学的知名老师，自然会让小小年纪的我肃然起敬、仰望之至。
青年时期的亓得文老师
身为中学教师，亓老师却不像其他老师和干部那样很在意仪表，反而有些过于随意。例如，夏天你可以看到他光脚穿凉鞋，所穿的短袖、长裤也总给人一种哪里不大对劲的感觉。
亓老师生于1938年3月20日，1958年毕业于临汾师范（中师），1958年9月分配到南樊中学担任语文教师。文革前，他多次担任毕业班语文教师和班主任，由于教学成绩突出，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并被任命为语文教研组组长，被选为校务委员会委员。1972——1974年担任南樊中学教导主任，1974——1984年担任南樊中学副校长，并先后担任高中语文、政治、历史课教师。
亓老师凭着自己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和勤奋，成为他们那一辈人中的佼佼者，在绛县教育界颇负盛名，也受到学生和家长的普遍尊敬和爱戴。耳濡目染之下，我也憧憬着有一天能成为亓老师的学生，未曾“相识”，却早已心向往之。这个愿望在1972年实现了。
文革前，绛县有四所中学（绛县中学、南樊中学、大交中学和横水中学），其中南樊中学、大交中学和横水中学都是初级中学，只有绛县中学是完全中学，并且其高中部开办的时间也不长。
文革中，根据毛主席“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最高指示，小学、初中改为七年一贯制，由大队主办；南樊、大交和横水三所初级中学则升格为高中，原来的初中教师也随之升格为高中教师。
我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于1972年考入南樊中学高三班，并有幸成为亓老师的学生。
1971年夏秋之交，绛县教育局在四所高中举行了第二届高中入学考试，南樊公社和安峪公社的考生在南樊中学考试。我参加了在南樊中学的考试，并取得了第1名的成绩。这一年，南樊中学只招了一个班，即高三班。
由于师资缺乏，当时已是教导主任的亓老师担任我们班的语文老师。开学伊始，我就向亓老师提出一个请求，请他帮我们补一补汉语拼音的课。我之所以提出这个请求，是因为汉语拼音一直是我心中挥之不去的痛：阴差阳错，我一直没有学过汉语拼音。
小学一年级，我是插班入学的，入学正赶上班里汉语拼音教学收尾。班主任张彩萍老师用教鞭指着声母表和韵母表进行抽查，同学们则一个个轮流“过堂”：通过的下课，通不过的继续留在教室里。我那时两眼一抹黑，它们（声母、韵母）认得我，我却不认得它们。
一年级结束，父亲考虑到我一年级只读了一半，就让我留级了。可是在我重读一年级的时候，不知何故，汉语拼音课居然被跳过去了，老师压根没有教。一年级没学汉语拼音，其他年级更不可能教了。就这样，汉语拼音之缺，就成了我的一块心病，一直想着要找机会补上这一课。
我读七年级时，向语文老师闫廷祯提出了这个请求，闫老师很爽快地答应了。但是，他教的却是“阿、掰、猜、呆”那一套。我告诉他应该是“b、p、m、f”，闫老师不好意思地说：“汉语拼音方案出台的时候我都上中学了，我也没学过。”这一次的希望化为了泡影。
当我向亓老师提出这个请求时，亓老师非常吃惊：“什么？你们连汉语拼音都不会？”亓老师又找其他同学了解情况，得到的答案跟我一样。于是，亓老师下决心给我们补课，不仅要补汉语拼音的课，还要把高中之前的语文知识都系统地补一遍。
从此，亓老师抓紧一切时间备课，然后请高二班的刘俊祥、我们班的马建桥等人刻蜡版，接着再找同学去油印。就这样，课前，油印的活页教材一张张不断地发到同学们手中；课上，亓老师耐心细致地讲授。
补课的内容，包括汉语拼音、词类和词性、单句和复句、标点符号、句子成分和各种修辞手法，总共几十张油印教材，每个同学只掏了几毛钱的工本费。
补课的时间持续了一学期，亓老师为此花费了心血和汗水，同学们记忆犹新。即使是毕业多年乃至几十年后，每当大家谈及此事仍然会情不自禁，由衷地钦佩和感谢亓老师。
亓老师祖籍山东，他生长的董封村由于山东人多被称为“山东村”。因此，亓老师除了会说绛县方言外，还会说山东话。作为语文教师，不会说普通话是很不方便的，有时甚至是很困难的。亓老师对此深有感触，但他却始终没有学会说普通话。可能是因为我是“外来户”（不是绛县本地人）吧，他想当然地认为我应该会说普通话。
殊不知，我父亲是四川人，从“国军”到“共军”，从部队到地方，由于走南闯北，因而南腔北调。我母亲是山西沁县人，小小年纪就到太原当保姆，一口太原话。因此，我们家没有人会说普通话。
在我认识的人里，说话比较接近普通话的也就是父亲单位里的几位东北籍叔叔阿姨了。我自己四五岁跟随父母从太原到绛县，为了不被小朋友们嘲笑和起哄，我都是努力“与群众打成一片”，尽量在语言上做到与当地人“无差别”。
入学不久，我就因为读课文被亓老师狠狠地剋了一顿：“任虎成，你也不会说普通话？”还有几次遇到生词，他用绛县方言实在读不出来，于是就把我叫起来：“任虎成，你来读！”例如：“忐忑”“旮旯”等。
经过这么几次耳提面命，我想，既然人家“知人”，咱也“善任”吧！于是，就开始学说普通话。学习的老师一个是广播匣子，那时绛县刚刚普及了有线广播，每家都有一个“洋戏匣子”。每天早上5点59分，绛县人民广播电台的女播音员就会用很标准的普通话说一句：“绛县人民广播电台，下面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学习的另一个老师是样板戏，那时西堡大队的高音喇叭每天都在播放样板戏，戏中的念白虽然拿腔拿调，但也是标准的普通话。
退休后的亓得文老师
这样有意识地学了几个月，我的普通话就过关了，再也不怕亓老师“突然袭击”了。但在我的印象中，自从我学会普通话，好像也不再有“用武之地”了。
这“逼”出来的普通话，后来还是让我受益良多。1976年刚到新兵连，北京新兵曹盾就问我：“你的普通话是从哪儿学的？”我说是跟着广播学的，曹盾听了还是将信将疑的样子。流利的普通话使我与各地来的战友交流顺畅、无障碍。
新兵训练结束下连队，师政治部正在连队搞“反击右倾翻案风”教育试点，指导员要求大家积极准备踊跃发言。我从《解放军报》上拼凑了一个发言稿，开会时为了避免与别人重复，我就打了第一炮，没想到反响却很好，老班长黄绍伯说：“任虎成，你放卫星了！”直至后来上大学、在机关工作和当律师，标准的普通话都大有用武之地。
1979年7月，我第一次参加高考。由于受“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思想的影响，我考的是理科，结果名落孙山。还要不要再考？正当我进退维谷之际，亓得文老师对我说：“你年龄比较大，考文科更有利。”我顿时豁然开朗，于是下定决心考文科。
当时，绛县教育局在南柳泰山庙举办了面向全县的文科补习班，亓老师主持这个补习班并担任历史课教师。通过他的推荐，我顺利进入了这个补习班，开始备战1980年高考。这一年，我以山西省文科第19名、绛县文科第1名的成绩，顺利考入中国人民大学。
2008年亓老师与刘登科和作者在北京合影
2007年，亓老师到北京治疗肺癌，这时他已经与癌症顽强抗争了6年。我和刘登科同学经常去看望他，陪他聊天。这时候的亓老师，仍然开朗乐观：“怎么着还不让我活到70？只要活到70，我就满足了。”聊到感兴趣的话题，依然是谈笑风生，常常忘了时间。
亓老师只有“中师”学历，却能胜任高中语文、政治、历史科的教学工作，而且成绩斐然。这与他的勤奋好学密切相关。他博览群书，且记忆力超群。
1979—1980年，他主持绛县文科补习班工作，使绛县文科高考成绩在运城地区名列前茅。1984年10月，亓老师应聘到孝义中学担任历史科教师，短短几年就使孝义中学的历史科教学显著改观。
回忆往事，亓老师只是平淡地说了一句“教学是个良心活。”多么朴素！多么朴实！我敢说，无论哪一行，无论什么人，无论什么事，只要有人敢拍着胸脯说一句“对得起良心”，他就对得起那个大大的“人”字。亓得文老师敢说，因为他做到了。正因如此，我由衷地敬佩他！
然而，天不假年，亓得文老师于2009年去世，享年71岁。
（感谢亓艳萍女士、李忠杰老师提供部分资料和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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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轩编辑、子夜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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