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年丨黎劲风：割尾巴学大寨，反潮流批右倾，亲历“基本路线教育运动”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黎劲风，生于1955年，1978年初考入中山大学数学力学系数学专业，1982年被分配到吴川县对外经委工作。1983年开始创作，发表作品800万字，先后加入广东省曲艺家协会、广东省作家协会。2015年在吴川市文联退休。2017年被聘为湛江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专员。

原题

亲历四年“党的

基本路线教育运动” 

作者：黎劲风

到农村参加“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是我在“文化大革命”后期一段亲身经历，流逝了整整4年青春年少的时光。

当年的运动文件

何谓“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

“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是“文化大革命”后期的1973年至1978年（通常不把1977、1978年划入“文革”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主要在农村）开展的一场比“四清”运动（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大规模运动，简称“路线教育运动”。

出生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一代人，对“党的基本路线”刻骨铭心。

“党的基本路线”的文字表述是：社会主义社会是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这条基本路线是毛泽东在1962年8月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同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来的，并被写入党的九大政治报告和党的正式文件中。

1973年8月28日党的十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的第一章《总纲》也有类似提法——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这些矛盾，只能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来解决。

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党的基本路线”依然引导着全国人民前行……

百度一下，我国一些地方有史书记载：从1973年起，农村陆续开展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

江西省全南县《全南年鉴》记载：1973年10月，全县农村开展“基本路线教育”运动，历时3个月。1974年以后又接连进行三批，每批半年左右，直至1977年2月结束。

重庆市云阳县《中共云阳地方大事80件》记载：1973年10月，县委开始在全县广大农村分期分批开展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1978年12月，基本路线教育运动结束。

广东更多地方有史书记载：

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政府网《顺德大事》记载：1973年9月起，农村开展基本路线教育运动，分五批进行，至1978年5月结束。

龙川县《龙川县志》记载：1973年至1978年，在全县开展的六期“基本路线教育运动”中，广泛宣传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割资本主义尾巴”。

《中山文史》第53辑《对中山“文化大革命”情况的回忆》一文（作者蒋国耀）记载：1973年9月，中山县组织工作队，分期分批到农村基层，开展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一直到1977年底。

《湛江市志》（我居住的吴川县当年由湛江地区如今由湛江市管辖）记载：1973年10月，湛江地区抽调9000多名干部组成工作队下农村，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此运动一直到1978年结束。

万县鹿井公社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留影

我的亲身经历

如同《湛江市志》记载，吴川县“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从1973年10月开始（在个别大队搞试点），到1978年下半年结束，历时整整5年，分五批开展运动。我从1974年3月底被抽调参加“吴川县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直到1978年3月因考上大学提前离开工作队，历时整整4年，连续参加了五批“路线教育运动”。 

第一批：振文公社加伦大队

1974年3月下旬，由于开展“路线教育运动”需要，中共吴川县委抽调各级领导、机关干部、公社干部、大队干部、教师、医生、工人、知青共几百人，组建庞大的“吴川县农村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

此前的1973年12月19日，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指引下，我和180多名吴川知青同时到了吴川县黄坡水果场落户。突如其来的“路线教育运动”，使我们水果场半数以上知青近百人暂时告别“变相劳改”，成为一名肩负“教育农民”重任的“路线教育工作队员”。

来自吴川各行各业的几百名工作队员迅速在县城集结。先是被编成几个工作团，再分成一个个工作组，经过几天集训，分别进驻开展“路线教育运动”的农村，按照“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的“最高指示”，对农民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我们众多知青在“路线教育运动”中实现了“华丽转身”，从“受教育者”变为“教育者”。 

1974年4月初，吴川县第一批“路线教育运动”的帷幕在振文等几个公社同时拉开。我所在工作组进驻振文公社加伦大队，组长是县水电局副局长胡均安，副组长是振文公社姓叶的干部，由于我有文化，被安排做资料员，队员中一人是县武装部参谋，一人是机关干部，还有一人是我的场友，姓伍。我们分别进驻一个个生产队。

当年，农村的公社相当如今的乡镇，大队相当如今的行政村，生产队相当如今的村民小组。此前，县委已在振文公社罗里大队开展了“路线教育运动”试点，县委书记孙利世亲自带队蹲点，探索出一些成功经验。经过孙利世悉心栽培，驻罗里大队的男女工作队员后来几乎都当上官员乃至大官。吴川各批次工作队员后来当官当大官的也不少。这是题外话。

加伦大队给工作组的第一印象是跳蚤多，咬得大家白天坐立不安、晚上难以入眠。农村生活比农场、果场更艰苦，对工作队员们是一个考验。

按工作队要求，队员要与贫下中农“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当时农民的生活极其清贫，加伦大队干部尽量让我们住进生产队屋（当年有的生产队贫穷得连队屋也没有），吃在生活条件较好的贫下中农家中，每人每天交4角钱、1斤粮票。我和姓伍的知青同住一间队屋的小阁楼，我和他，还有一名机关干部吃在肖尚福家。肖尚福跟我同龄，他哥是公职人员。尚福一家对工作队员很亲热，每顿饭都费点心思，怕让我们挨饿。

“以阶级斗争为纲”是“最高指示”，贯穿于“路线教育运动”的全过程。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社会背景下，工作组接到群众举报：有个地主分子，除夕在家门口张贴“旧载春光今何在，时光忽别岁难留”的对联，图谋“变天、复辟”。经深入了解，还发现该地主分子写的信中有“命途多舛”等对社会不满的字句。这事很快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并认定为“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在开展“路线教育运动”的一个多月后，加伦大队组织召开了批斗会，批斗那名“对社会不满、对现实不满”的地主分子。加伦大队其他“黑五类”照例被拉到现场陪斗。

批斗大会开始前，姓伍的知青拉着我悄悄离开了会场，没看到这没人性的一幕。

“割资本主义尾巴”也是“路线教育运动”的“规定动作”。

百度一下“割资本主义尾巴”，指没收农民自己偷偷种养的农副产品，还给出了“背景”：在1955-1956年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之后，从理论上说，小农经济还是产生资本主义的温床，所以还要割他们的“资本主义尾巴”。农民养几只鸡，种一些菜到市场去卖，因为是“资本主义”，必须得“割”，给予没收或处罚。

据网民言，当年毛泽东有个批示，大意是“商品生产可以产生资产阶级”，之后全国就搞起“割资本主义尾巴”运动。“割资本主义尾巴”被认为是农村一项最重要的革命任务，是关系到社会主义江山是否变色、红旗是否落地的大事；关系到资本主义是否复辟、人们是否吃二遍苦受二遍罪的大事。在这个运动中还产生一个荒谬绝顶的豪言壮语式的口号：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资本主义”的形式多种多样，大体上有两类：一类是农民多养几只鸡鸭或几头猪牛，在自留地或开荒地种点蔬菜，在房前屋后或庭院里种点水果拿去卖的；另一类是社员中有些会一点竹木、编织、缝纫或修补等手工艺的，利用雨天或晚上给他人制作一点家具用品或修修补补收点报酬的，都被视为资本主义。禁止“资本主义”倾向，并没收其劳动所得，就叫“割资本主义尾巴”。

在加伦大队开展的“割资本主义尾巴”并不惨烈，顶多是对多养多种的农民教育一番，并下令进行“整改”，通知一些私自外出“搞私捞”的“资本主义者”（能工巧匠）回队参加集体劳动。一些屡教不改者则被通知参加“办班”学习，宣布一律不准外出。不像有的网民描写“割资本主义尾巴”像“日本鬼子进村扫荡”。

“路线教育运动”中期，振文公社在一个边远大队召开“路线教育”现场会，每个工作组的组长和资料员参加。加伦大队离该边远大队约有10里之遥，当年大家连单车都没有，组长胡均安和我一同走路去。我头一次出远门开会，不懂得“轻装上阵”，连枕头也带去。走着走着，手提的行李袋越来越重，难以举步。胡均安已年过半百，身体也不好，硬是夺过我的行李袋，提了一段路，令我十分过意不去。

现场会共开了两天半，在边远大队住了两晚。照例是先总结前阶段的“路线教育运动”，再部署下阶段工作，抓阶级斗争、批资本主义是会议主题，各大队、各工作组都要表决心。

现在六旬以上的一代人大多知道“反潮流小将”黄帅，她是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一小五年级二班的一名学生，12岁时做出“反潮流”行为。1973年12月28日，中央媒体将她一年前写的一封关于反映她同老师之间的小矛盾的信公开发表，短短几天时间，她就成了全国家喻户晓的“敢于反潮流的革命小闯将”，全国各中小学中迅速掀起了“破师道尊严”“横扫资产阶级复辟势力”“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活动，有的地方还树立了本地的黄帅式的反潮流人物，如广州的“反潮流小将”辛若愚。我们湛江地区也树立了本地的黄帅式的反潮流人物，在《湛江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他的“反潮流”（“破师道尊严”）事迹。

到了现场会会场，我才知道，湛江地区树立的黄帅式的“反潮流”人物就在加伦大队，是加伦小学一名普通学生，姓肖。他“反潮流”出名后当选加伦大队贫农下中农协会委员，以贫协委员身份参加现场会。在所有参会人员中，他年纪最小，我个子较小，他时刻跟着我，一起吃饭，一起到村外玩。我一直记住他对我说的一句话：“（后来）老师很恨我。”48年过去，从商的他已年近花甲。想当年，老师没错，他也没错，错的是社会，他成了被利用的对象。

第一批“路线教育运动”仅历时4个多月。运动后期，加伦大队成立了专案组，对群众反映的一些经济问题进行内查外调。专案组由大队干部和工作队员组成，我是专案组一员，针对群众反映的财务问题，我几次和专案组其他人员一起到湛江等地外调。不过，并没发现什么问题。

第二批： 覃巴公社米乐大队

1974年8月，吴川县第二批“路线教育运动”在覃巴等公社开展。其中覃巴公社是“先行点”，提前20多天开展运动，以取得经验，指导全县。

“先行点”需要派遣精兵强将，除了抽调足够的县级、公社级（科级）领导外，一些正在参加第一批“路线教育运动”的队员不等收队就提前被抽去“先行点”，马不停蹄地参加第二批“路线教育运动”。我也因“能干”荣幸地被抽去，意味着可以继续留在工作队，继续当“教育者”。而其他知青队员有六成多或因“表现欠佳”、或因“欠缺能耐”，“被遣返”回场。

当年覃巴公社的地盘等同于如今的覃巴、王村港两镇。由于“先行点”事事要争先，任工作团正副团长的几名县领导带领近百名队员仅仅在覃巴公社集中学习一天，就分成多个工作组，进驻各大队。我原本分在驻覃寮大队工作组，因驻米乐大队工作组一名从机关抽来的队员不愿当资料员，经工作团团长、时任吴川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莫子明同意，我被允许与那名队员对调，我到了米乐工作组当资料员，他则到了覃寮工作组当队员。

米乐大队是半农半渔大队，只有米乐、那余、海岭共3条自然村，其中海岭是渔业村，每条村有几个生产队。米乐工作组共7人，组长是张振海，他职务是吴川县委委员、黄坡公社党委副书记、黄坡公社官江大队党支部书记。实际上他是不拿工资（又称不脱产）的大队干部。大队干部挂上公社、县乃至省市职务，也是“文革”产物。工作组还有一名副组长、一名女队员、几名男队员。张振海和我驻米乐村。米乐村有4个生产队。米乐大队党支部书记和一名大队干部是米乐村人。他俩，加上张振海和我，一人负责1个生产队。我负责的是问题较多的二队。

张振海和我在米乐村陈其英家中“三同”。陈其英是渔民，在村中，他一家生活算好，几年前已建起了砖瓦屋。张振海和我住在他家几平米的小阁楼里，很快就领略到臭虫（也叫木蚤）的厉害。他家大米不够吃，木薯丝干也当主粮，但为了照顾工作队员，木薯丝干只留给自己吃。为了不给朴实的村民添麻烦，张振海和我后来与米乐村小学的校长一起开伙。再后来，工作组几人在大队部开伙。“三同”还有一同，是同劳动。偶尔，我也和农民一起插秧、收割，学着驶牛耙田。一天傍晚，我还跟渔民出海，一夜“照火”打鱼，第二天一早载渔而归。在大海里，我经历了晕船，感觉除了难受还是难受。但上岸后“自我感觉良好”。

米乐大队地处沿海，当年大队民兵营有“反偷登”任务。晚上民兵在海边巡逻，我们队员偶尔也参与其中。我还持枪当了一次“民兵”，参加实弹射击，100米的半自动步枪射击，从没打过枪的我居然三发三中，荣获优秀。

“路线教育运动”照例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大批资本主义。但群众对此并不重视，尤其是我负责的二队，甘当“后进”，每次开会反反复复通知，甚至到各家各户催来催去，也来不了几个人。队里没有“阶级敌人”，没查出“阶级斗争动向”，也没发现“资本主义”。组织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也没效果。这可能与我工作不深入有关联。也幸亏我工作不深入，村民才少遭受折腾。

学大寨，是第二批“路线教育运动”的重头戏。早在1963年，毛泽东就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在全国各地开展了农业学大寨运动。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新华社记者的通讯《大寨之路》，介绍了大寨的先进事迹。1964年6月，毛泽东提出：“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靠自力更生，要多出几个大寨，多出几个陈永贵。”从此大寨和陈永贵成为农业战线学习的榜样，“农业学大寨”的口号响彻神州大地。1970年，北方地区农业学大寨会议，总结推广了昔阳学大寨、三年建成大寨式县的经验。于是，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地开展了学大寨、赶昔阳的群众运动。

对学大寨、赶昔阳，吴川也不甘人后。县委要求各公社结合“路线教育运动”，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加快学大寨、赶昔阳的步伐。

覃巴公社走先一步，加紧动员布置掀起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热潮。为保证集中人力物力投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规定“不许赶集”“不许缺勤”，连渔民到海边捕点小鱼虾也被禁止。结婚，还限制“送嫁姨”数量。不过，我们执行并不严格。渔民不听我们阻拦，下海捕点小鱼虾，我们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1974年底，覃巴公社发出举行农民运动会的通知，比赛项目有乒乓球、篮球等，首先分赛区（毗邻几个大队为一赛区）举行比赛，再集中进行决赛阶段的比赛。覃寮、新梅、米乐三个毗邻大队为一个赛区。我和队员欧亚金参加了该赛区的乒乓球赛，我夺得单打冠军后，又和欧亚金合作夺得双打冠军。准备参加决赛阶段的比赛之际，却接到覃巴公社关于“集中力量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取消运动会决赛阶段比赛”的通知。

我是工作组资料员，主要职责是掌握“运动情况”，定期或不定期、电话或书面向公社“运动办”汇报。“运动办”要求资料员做到脚勤、口勤、笔勤。笔勤，我做到特别出色，经常写汇报材料，还写新闻稿，投给《湛江报》。为此，我多次受到工作团表扬。1975年春节前夕，覃巴工作团集中在县城（会场设在梅菉小学校园）开会，在作工作总结时，我听到工作团领导对我的表扬：掌握情况多，汇报及时。

除大会表扬外，我于1975年2月经覃巴公社团委批准加入了共青团，仅仅3个月后被评为覃巴公社团委表彰的优秀团员。随后，我分别当选为覃巴公社和吴川县学雷锋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代表。运动结束时，我分别被评为吴川县和湛江地区先进工作队员。

我一下得了这么多荣誉，“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实话实说，“路线教育”的工作，我没多做，“阶级斗争”、 “教育农民”，我也不会。先进和后进的差异，仅仅是后进队员懒惰一点。如有的干部常年呆在机关，舒服惯了，把被抽调搞“路线教育”当作受“惩罚”，有思想抵触，一天也不想在农村呆。不像我们知青，被抽调搞“路线教育”摆脱了农场繁重的体力劳动，享受到“干部”待遇，实属“荣幸”。

第二批“路线教育运动”历时1年零几天。运动中期，我们工作组就听说那余村藏有两尊菩萨。经过工作组长反复做工作，不停给大队干部施加压力，在工作组临近收队时，那余村的大队干部才将两尊菩萨供出。由于年代久远，其中一尊菩萨已严重受损。收队时，工作组长对此津津乐道，称是“路线教育”的最重大成果。如今47年过去，吴川各地的菩萨早已改头换面重出江湖，甚至还游遍闹市的大街小巷。年近九旬的张老对此一定感慨良多。

尽管工作队员有先进、后进之分，但“路线教育”工作队的纪律一直是十分严明的。每年县委都集中召开工作队员大会，一些违反纪律的队员被大会批评，甚至要上台作检讨。在第二批“路线教育运动”结束后，县委在大礼堂召开全体工作队员大会，一名在“路线教育运动”期间乱搞男女关系的男队员在大会上当众作了检讨，女队员虽没当众作检讨，也受到严厉批评。

路线教育运动期间，1975年同场知青参加覃巴公社”学雷锋先代会“留影。后排右一作者

第三批： 黄坡公社大岸大队 

1975年8月，吴川县第二批“路线教育运动”圆满结束。短暂休整后，第三批“路线教育运动”于9月起在黄坡等公社开展。我和部分知青再次得到赏识，继续参加第三批“路线教育运动”。

这次我被编到驻黄坡公社工作团，再分到驻大岸大队工作组，任资料员。组长叫高有年，是县工商局副局长；增设一名指导员，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名年青女干部，名秀兰；副队长叫黄信义，是国营大工厂副厂长，还有几名男女队员。我住在大队部，高有年住在大岸村一户贫下中农家中。大队部就在大岸村边，便于联系工作。

大岸大队毗邻黄坡城区，离黄坡粮所很近。开始，驻大岸村的几名队员在黄坡粮所的职工饭堂用餐，一天跑几趟。后来公社“运动办”说“不利于工作”，我们改在大队部自己做饭吃。

第三批“路线教育运动”期间正是“多事之秋”。阶级斗争被视为“纲”,纲举目张。我在大岸村也了解到“阶级斗争”的动向：一名“坏分子”竟然通过一些手段，取得了生产队的“话事权”，进而欺压贫下中农。我走访了一些贫下中农后，写出题为《坏分子黄x禧是怎样篡夺领导权疯狂反攻倒算的》的典型材料，上报公社“运动办”，得到“运动办”姓黄的主任好评，准备在“运动办”编印的《运动简报》上刊登。后由于黄x禧一亲戚在公社当干部，说我写的“材料”有点夸大，才没被采用。

运动初期，正值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举行——1975年9月15日，在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所在县）开幕，10月19日在北京闭幕。

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是全党的大事，也是各行各业的共同任务，更是“路线教育运动”的重头戏。在此背景下，吴川县委于1976年初在县城召开了“学大寨”的三级干部（县、公社、大队）动员大会，动员建设大寨县、大寨式公社和大寨式大队。黄坡公社、大队两级干部和工作团领导、工作组长、资料员均参加了历时3天的大会，吃、住（家在城里的除外）、讨论都在我的母校吴川县第一中学。我们组的讨论地点恰巧在我读高一的课室。县委主要领导都出席了大会，建设大寨县的决心很大。会议期间还印发《会议简报》。我综合大岸大队干部讨论 “大干快上”的情况写成一篇简报稿，也被《会议简报》采用了。

会后，各地迅速组织掀起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新高潮，山坡上红旗招展，场面壮观。黄坡公社还组织干部外出参观取经，坚定不移地走大寨道路，树雄心，立壮志，重新安排山河；大干、苦干、巧干，改变落后面貌。

1976年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了。邓小平提出以“三项指示为纲”，把发展国民经济放在首要战略地位，全面整顿，导致引火烧身。我们工作组的工作重点也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转向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发动群众批判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声讨“走资派”罪行。

根据县“运动办”的意图，黄坡公社“运动办”要我写一篇大岸大队组织民兵或妇女或共青团员批判“三项指示为纲”的典型材料。我不敢怠慢，风风火火地组织材料，以《大岸大队组织民兵批判“三项指示为纲”》为题，完成一份2000多字的典型材料，发表在县“运动办”1976年10月编印的《运动简报》上。文中还无中生有地引用了所谓大岸大队民兵在大批判时说的话：邓小平鼓吹“三项指示为纲”，要复辟资本主义，让广大劳动人民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我们民兵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这段担心劳动人民“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话，当年频频出现在报刊上，成了亿万人民的“众口一言”。

抓班子建设，也是“路线教育运动”一项重要工作。运动后期，照例要改选大队党支部班子，要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成为“不走的工作队”。

第三批“路线教育运动”历时1年，于1976年8月底如期结束。工作队收队前，照例要总结、评选先进。我再次被评为先进工作队员。           

第四批：吴阳公社那蒙大队 

在筹备开展第四批“路线教育运动”之际，毛泽东于1976年9月9日死了。18日，吴川县城干部群众上万人在吴川一中足球场隆重举行追悼大会。追悼大会在烈日下举行，由于不带帽子，有人当场被晒晕。我收队休息在家，以自由之身在一中教学楼旁边的树荫下“看”会，免遭暴晒之苦。

追悼大会开过第二天，吴川遭遇几十年一遇的强台风袭击。《湛江市志》记载：(76)第19号强台风在湛江市区至吴川县之间登陆，风力12级以上，最大风速每秒44米，鉴江、九洲江暴涨。鉴江出现1949年以来的最大流量每秒4220立方米。湛江地区3200多条村庄78万多人被洪水包围，死亡56人，伤2872人，淹田360多万亩。

由于突如其来的台风洪水灾害，正在组建的“吴川县第四批路线教育运动工作队”摇身一变，变成了“吴川县救灾工作队”。县委首先组织了一次短期的救灾紧急行动，组成一个个救灾工作组，于第一时间奔赴灾情严重的村庄。我被派往受灾较严重的吴阳公社新勇大队，工作组共五六人，主要工作是安排群众生活，帮助群众解决灾后日常生活。

这次救灾紧急行动历时仅八天。紧接着，县委组织了更大规模的救灾行动，组成几个救灾工作团，再分成几十个救灾工作组，进驻灾情严重的吴阳等几个公社的几十个大队。我被分在驻吴阳公社桥头大队工作组。到桥头大队后，工作组分配我驻谢屋村。

我的行李刚放下，就有谢屋村村民告诉我：有一户人家已断炊。我赶到那户人家一看，只见一家几口和衣躺在床上，了无生息。我一看情况紧急，马上找大队干部商量，艰难地弄到一小袋大米送去，使那户人家重新冒出炊烟。

吴川的灾情也牵动了上头。救灾粮食很快下发到公社，再下发到大队、生产队，发放给欠缺口粮的农民手中，避免了饿死人的事件发生。

救灾工作仅历时两个多月，算是第四批“路线教育运动”前的一段插曲。

1976年底，吴川县第四批“路线教育运动”在吴阳等公社开展。我被分到驻吴阳公社那蒙大队工作组，任资料员。组长是覃巴公社教办领导，指导员是县城一家工厂的副厂长，女的，还有几名队员。

正值“四人帮”倒台，“揭批‘四人帮’反革命罪行、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成了运动的主要内容。上级布置给各工作组的主要工作是：传达学习中央有关文件，统一思想认识，放手发动群众，迅速掀起揭发批判“四人帮”罪行的高潮。要求抓住“四人帮”歪曲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歪曲篡改党的基本路线、大搞宗派阴谋活动、疯狂进行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破坏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败坏党的优良作风、破坏老中青三结合等几个方面的罪行进行揭发批判。通过揭批“四人帮”诬蔑大干社会主义是“唯生产力论”的反动论点，解决好为革命种田的问题；通过揭批“四人帮”鼓吹的所谓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的谬论，解决好高速度发展农业生产的问题。并要求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认真执行党的政策；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大学大批促大干，努力把农业生产搞上去；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坚决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

在那蒙大队，认识一名说普通话的特殊村民，他原本是“阶级敌人”，被判了“无期”，蹲了多年监狱才说是“误判”，被无罪释放。我几次向他了解为何蹲监狱，在监狱里头生活怎样。他对为何蹲监狱不吐一言，对监狱生活只说了一句：如果我说生活不好，是对社会不满；如果说生活好，等于说共产党把我养起来。地地道道的文化人，说话很有哲理。

1977年2月，吴川县上山下乡知青先代会在县城召开。参加“路线教育运动”的“特殊”知青也有几人成为先代会代表，我是其中之一，有幸回县城参加了这一知青盛会。

第四批“路线教育运动”历时八九个月如期结束，我们进驻的那蒙大队的揭批 “四人帮”、学大寨也告一段落。我们工作组评选先进队员时，一名来自农村的年青队员执意要当先进，并一再陈述“理由”据“理”力争，导致通常几分钟可完成的评选竟然进行了整整一上午。最终，经过无记名投票，那名工作实在不怎么样（实话实说他很差劲）的农村队员无缘先进，而我再次被评为先进工作队员。 

路线教育运动期间，1977年同场知青参加吴川县上山下乡知青先代会“留影。后排左六作者

第五批：吴阳公社桥头大队

1977年下半年，按照上级部署，吴川县第五批“路线教育运动”在吴阳等几个公社同时开展。我和为数不多的知青队员马不停蹄地奔赴新的村庄，延续着“路线教育运动”生涯。我进驻的是几月前进驻过的吴阳公社桥头大队，任资料员。桥头大队是县委书记阎富有蹲的点。挑选我到“书记点”当资料员，绝对是组织对我的信任，责任也特别重大。

我们工作组组长姓庞，是县委农村部干部；指导员是县商业局秘书股股长，姓李；还有机关干部和县武装部几位官员。我和庞组长驻离大队部很近的大井头村，住在一户贫下中农家中。这家子住房宽裕，有几间空置的房子。我和组长住一间十几平米的房子，留一间几平米的房子给阎书记住。

第五批“路线教育运动”期间，我国发生重大变革。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恢复邓小平原任的党政军领导职务。邓小平复出后强调“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领导和推动科技和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并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支持和领导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我在农村基层，对上头开展的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知之不多，拨乱反正也没见大动作，“揭批‘四人帮’反革命罪行、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依然是第五批“路线教育运动”的主要内容。邓小平的复出，对我而言最大的改变是恢复高考，改变了始于1966年的十多年废学局面。

在不影响“路线教育”工作的前提下，我花几天时间复习了功课，并于1977年12月11、12日回县城参加了“文革”后首次高考。高考结束，马上回到大井头村。

由于是县委书记蹲的点，县委农村部也委派几名干部到桥头大队开展农村经营管理工作，和我们工作组一起吃住、一起工作。他们住了一个多月，快要离开时，我听见他们说：没多少典型事例，不打算写典型材料了。我自认能挖掘出“典型”事例，当天就以在“路线教育运动”中加强农村经营管理工作为主线，运用平时收集的一些素材，写出一份3000多字的典型材料。这份典型材料经过县委农村部“笔杆子”修改后送县“运动办”，很快被县委刊物《吴川通讯》采用。

阎书记由于工作忙，几个月时间仅来过一次他蹲点的桥头大队，大井头村留给他住的房子一直空置着。那天，他也到了大井头村，但没进他的房间，踏进大门后，在大门旁边的小凳子上仅仅坐了十几分钟。粗略看了看我被《吴川通讯》和吴阳公社《运动简报》采用的几篇稿件，他要求我以后要多写。

第五批“路线教育运动”直到1978年下半年才结束。当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标志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

从1979年起，吴川数十万农民才真正结束“文革”的噩梦，一步步摆脱贫穷，走上致富之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时，我已在广州中山大学读大一。1977年恢复的高考，改变了我和许许多多人的命运。1978年3月上旬，我在离开校园将近五年后，离开了桥头大队，来到父亲曾经工作过的省城广州，在中山大学开始了4年大学生涯。

黎劲风专列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有删节

部分插图选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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