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年丨黎劲风：小学生参与的“大辩论”

  作者简历

黎劲风，生于1955年，1978年初考入中山大学数学力学系数学专业，1982年被分配到吴川县对外经委工作。1983年开始创作，发表作品800万字，先后加入广东省曲艺家协会、广东省作家协会。2015年在吴川市文联退休。2017年被聘为湛江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专员。

原题

小学生参与的“大辩论”

作者：黎劲风

“大辩论”在所谓“四大”中排第三。据考证，由“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构成的“四大”，是伴随着上世纪50年代后期逐渐出现的“左”倾错误而产生的，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了顶峰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75年)在总纲中对“四大”加以确认，称“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国家保障人民群众运用这种形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78年)则将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规定下来。

“文革”以前，我国曾经在文艺战线引发影响很大的大辩论。1958年, 反右派运动之后, 周扬等人撰写《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 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被视为文艺界反右运动的理论总结。

“文革”后期的大辩论，几乎遍布各条战线，影响较大的有教育战线上的大辩论，科技战线上的大辩论，哲学战线上的大辩论，等等。如《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5年6期刊登《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不容否定——谈教育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文中说：当前, 教育革命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正在蓬勃发展。革命的新生事物如雨后春筍, 茁壮成长。形势一派大好。

而“文革”前期的大辩论，通常是“文革”两派之间的大辩论，是“文革”初期一种很普遍的社会现象，参与者遍布各阶层，数以亿计。作为五年级的小学生，我也是参与者之一，已过去半世纪多的大辩论经历依然留在我的记忆深处。

“文革”时期，大辩论与大鸣、大放、大字报，被列为“四大”，被曲解为“大民主”。“四大”排列顺序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

大辩论的内容千奇百异，在各个时期、各个地方也不尽相同。当年在850平方公里、几十万人口的广东吴川县（今吴川市），“好得很”与“糟得很”之辩却贯穿于两派大辩论的始终。生长在吴川的四零后、五零后，绝大多数对 “好得很”与“糟得很” 之辩印象深刻并记忆犹新。

“糟得很”与“好得很”之说，曾出自毛泽东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论及湖南农民运动的“打土豪分田地”时，毛泽东写道：“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完全没有什么‘糟'，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

“文革”初起的1966年8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好得很》，“为北京市红卫兵小将们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欢呼”，支持“红卫兵”小将们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横扫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灰尘。

此后，“好得很”与“糟得很”逐步演化为群众中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碰撞，成为文革热词。

据网友披露：当声势浩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风暴在全国掀起后，中央文革小组策动造反派把攻击矛头集中转向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在毛和中央文革小组极力支持和鼓动下夺权。1967年1月初，在张春桥、姚文元策划下，上海市的造反派组织夺取了上海市党政领导大权。上海市的夺权斗争得到毛充分肯定，张春桥、姚文元夺取上海党政大权的对立的两派被树立为样板。

毛随即向全国发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伟大”号召。在毛指引下，“文化大革命”迅速进入夺权阶段，迅速蔓延全国。随后，围绕对“夺权”的观点碰撞，全国许多地方形成对立的两派，通常一派叫“造反派”，另一派叫“保皇派”。对立两派围绕“夺权”也展开了盛况空前的大辩论，各阶层民众参与其中。大辩论成为“文革”初期一种很普遍的社会现象。

北京市郊区农村大鸣大放大辩论

1967年初，“夺权”风暴刮到了距离北京数千里之遥的广东省吴川县。

1967年1月中旬，吴川县一些中下层干部以上海的王洪文为榜样，成立吴川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总部（简称县总部），并在1月25日勒令吴川县委、县人民委员会（现在的县政府）把一切权利交给他们，由他们来掌握全县的一切大权。

对此，《吴川县志》记载为：1967年1月25日，“造反派” 向县委、县人委夺权。

此后，“由于这批夺权的‘造反派’在群众的威信低”（反对派之言），引起部分群众反对，从而在群众中形成两派：赞成“造反派”夺权的为一派，也叫县总部派，标志性口号是：一二五夺权“好得很”！而反对“造反派”夺权的为另一派，因后来成立了“批资站”（全称是吴川县批评资产阶级反对路线联络站），又叫“批资站”派，标志性口号是：一二五抢权“糟得很”！

一时间，在吴川县城，围绕“好得很”与“糟得很”之争，大标语、大字报铺天盖地，大辩论不绝于耳。

当时我在县城实验小学读五年级（已停课），最初是支持“县总部”这派的，还在教室里用毛笔写下“一二五夺权好得很”的大标语，准备贴到校园里。大标语刚写好，就引发班上支持“批资站”的同学与我的大辩论，争得面红耳赤。

经过几分钟的大辩论，我转变了立场，变成支持“批资站”派，当即把标语“一二五夺权好得很”的“好”字改成“糟”字，把“夺”字改成“盗”字（“盗”字与众不同，是我别出心裁。其实当年“夺权”是公开行动，从字面上说，“抢”字比“盗”字更准确），然后把标语“一二五盗权‘糟得很’”贴到学校的墙上。

当天中午，我回到家，围绕对“夺权”的观点碰撞，又引发与邻居（成年人）的大辩论。经过一番大辩论，我又重新接受“县总部”派的观点，“一二五夺权”在我心目中重新变成“好得很”。

当年，许多家庭也分为两派，夫妻、父子、兄弟、姐妹因两派大辩论失去亲情者累见不鲜，反目为仇者也有之。像我这样十一二岁的小孩子，当年加入或支持哪一派都成不了气候，对自己、对家人影响也不大。可一些大人，甚至大孩子，却因加入不同派别招来杀身之祸或避开横祸。

如我撰写的纪实文章《九死一生的吴川人》中提到的李老师，当年因加入“批资站”招来横祸被活埋，活埋后幸得好心人搭救才避免命丧黄泉；而我父亲在吴川蹲“牛棚”失去自由之际被原籍广东省阳春县（今阳春市）某村庄列入“乱杀”“黑名单”，幸亏正值“县总部”人士掌权，加入“县总部”的父亲才避免被带回原籍，幸运地躲过阳春县1968年发生的“乱杀”，多活了40年。

1967年5月4日，吴川县城发生学生到县委大院静坐、绝食事件，共持续36天。

1966年以前，我全家五口还在吴川县委大院内居住，后搬到吴川县中医医院宿舍楼居住，我没能见证学生静坐的实况。据了解当年静坐、绝食事件真相的网友披露：学生到县委大院静坐、绝食事件，是由两派纷争引发。

当年吴川县第一中学的文革组织有对立的“反对派”，而“反对派”组织红卫兵与一中文革对抗，于1967年2月7日封掉“不可一世”的一中文革，恢复了学校行政组织。而对一中文革被封，当时吴川的最高临时领导机关吴川县人民武装部发表“3.17”声明，指出封吴川一中文革是反革命事件。

“反对派”为挽回局面，深入县内一些中学串联，成立行动联盟，联合发动轰动湛江地区15个县市、要求撤销吴川县人民武装部"3.17声明”的5.4静坐、绝食行动。行动从1967年5月4日开始，一直坚持在吴川县军管会所在地（原县委大院，现吴川市委市政府大院）静坐，一度升级为绝食，直到6月9日湛江地区军管会作出决定撤销吴川县人民武装部的“3.17”声明为止。

吴川的学生静坐、绝食事件，影响极大。就连远在100多里外的湛江水产专科学院红色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也在5月9日举行“5.9静坐”行动，到6月9日与吴川5.4静坐行动同时结束。

《吴川县志》对此记载为：1967年5月4日，学生到县委静坐、“绝食”，持续36天。

文革期间的书籍

吴川的两派大辩论历时1年多，从开始时两人、几人的辩论，发展到两派的辩论；从开始时的口头辩论，发展到两派用高音喇叭辩论。大辩论越演越烈，后来竟然逐步演化为“县总部”和“批资站”两派的大型武斗，在吴川大地乃至周边上演了惨烈的一幕。这是后话。

两派大辩论虽然属于文斗的范畴，但造成了社会动乱，并成了引发两派武斗的导火线，在文革时期留下不光彩一页。

改革开放后，于1980年9月举行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同意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的关于建议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五条的议案，取消原第四十五条中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

实践也证明，“四大”的做法，作为一个整体，从未产生过积极作用，它只能助长动乱，妨碍现代化建设，不利于国家的稳定，而且也与言论自由有重复之义。因此，取消这一对民主和法制有破坏作用的规定，是符合中国国情的。

黎劲风专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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