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丨汤晓华：“小三届”的中学时代，第一堂课“忆苦思甜”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汤晓华，安徽铜陵人。1978年考入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曾在中学、党校、宣传部工作，曾任铜陵市委党校副校长、铜陵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曾公开发表诗歌、史论、政论七十余篇。

原题

我的中学时代

作者：汤晓华

1968年的最后几天，“伟人”的几句看似风轻云淡的话，一千多万在城里“革命”了三年的红卫兵，一下子齐刷刷地奔赴“广阔天地”，去炼“红心”了。闹腾了三年的中学，终于结束了“武化”时代，迎来了它的新的“文化”时代。

“小三届”们（小学66、67、68届毕业生）顺势结束了他们三年放纵狂野的“红小兵”生涯，在大龄下放农村，小龄升学的政策下，大多数人作为文革中首批学生跨进了中学，开始了那个特殊年代的中学生涯。我以小学67届毕业身份（是否毕业，至今还是个问号，因为没有毕业典礼和毕业证书），成了县城五七中学（原县中维新后的新名）的一名学生。那是1969年元月。

入学的第一堂课是“忆苦思甜”。全校一个连三个排（传统的班，被革了命）一百多人一起喝野菜汤，吃野菜饼。场面是宏大庄重的，师生的神情也是虔诚严肃的。老师要求从这苦菜苦汤中，要嚼出旧社会的人民之苦，品出新社会的人民之甜。汤喝了，饼吃了，老师的要求有没有达到？身理的味觉之苦有没有转化成精神的觉悟之甜？虽然没有笔试检测，但在其后的专题座谈中，还是能强烈感到同学们真不愧为经过文革洗礼的红小兵，阶级觉悟已达到苦甜分别，爱憎分明了。

现在已经回忆不出我当时的感觉。只是听家里老辈讲，在那万恶的旧社会他们没有吃过野菜没断过饮。半信半疑可能是我当时的状态。几十年后老同学忆及此事都觉得那是一场可笑可悲的闹剧。

我的中学生涯就这样以这种空前绝后的形式开场了。接下来上场的是“大批判”。大批判就是革命，而革命正是我们的主课。批封判修，批帝修反，批黑五类，批臭老九,批一切被革命视为丑陋的现象。大批判当然不是无的放矢，要有活生生的身边靶向。学校里的那批与上列有关有染的老师们，就成了被批的活靶子。批判会通常是晚上进行。明亮的灯光下站着一排躬身低头的“靶子”。革命的老师和革命的学生被安排发言。批判是严厉尖刻的，不容被批者分辩。靶子中有相对坦然的，有静若死水的，有瑟瑟发抖的，有领批认罪的，也有含冤欲辩的。批者慷慨激昂，场面群情激愤。

两三天后，批判的稿件就上墙了。“万炮齐轰，火烧油煎，千刀万剐，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是墙报经常的通栏标题。鲜红如血的大批判墙报，是校园一道必不可少的革命风景线。

很快，那些被批得体无完肤的黑色谱系的老师们，被下放到乡下的初级中学，继续他们的臭老九生涯。我不知道那些批斗在他们身上留下了怎样的印记，只知道黄杰人老师（厦门大学数学系毕业）在被反复批斗后精神失常，很快在一所乡下学校的寒舍中，孤零零地死去，他至死未婚。

而今，大多被批的老师都已作古。不知他们生前可曾接受过当年批者的道歉和忏悔，我所知道的是没有，哪怕是一例也没有。十年浩劫，全民参与，死伤无数，结果只是几个人为此买单。也许我们这个民族的字典原生就没有“忏悔”和“救赎”。几十年来，那明亮灯光下的大批判场景，黄仁人老师那张含冤不屈的棱角分明的黝黑脸容，时常在我的眼前浮现，激起我心底的阵阵隐痛！

主课当然不全是大批判，还有“学工、学农、学军”。学工就是到工厂去，以工人为师，学习工业生产技术，领会领导阶级的伟大。我们排到县城农机厂，我被分配在电机车间，学习电动机修理。为期一周的学习，虽然对电动机的构造：定子、转子、电刷等有了感知，但对领导阶级的伟大却没多少体认。尽管师傅们都是可亲可近的人。

学农就是到农村去，以贫下中农为师，参加田间劳动，领会贫下中农的革命坚定性。但收获的仅仅是对农劳艰苦、农村落后、农民贫穷的体认。

学军，就是学习解放军。军人是当时的一等公民，最为全民信赖，最为学生仰慕。头戴军帽，身着军装，腰扎皮带，肩配袖章，手握宝书，挽袖至肘，怒目金刚，就是那时革命学生的标配。我们的学军不在兵营，只是在校园操场上由军代表指导列队训练，所以枪没摸过，弹没投过

至今印象深刻的是“拉练”。“拉练”就是拉出去训练。遵照副统帅1969年1号战备疏散令，我们全连打起背包，徒步行军40公里，到朱村郎坑的山里安营扎寨。据说这里的山可以免受苏美帝国主义原子弹的光辐射和冲击波。那是1969年底，天寒地冻，我们在大队部的地上安排地铺。白天或上山打柴，或参加农活，或听老师上课。

记得有一次，大队安排了一位据说政治可靠的贫下中农为我们讲抗日往事。听着听着觉得不对劲。原来他讲到被日本兵抓住吊打时，他哀声说：那打得真疼啊！不讲不行啊！全场顿时愕然，主持人立马终止了报告，收缴了我们的笔录并当场烧毁。原来这个村当年的民兵在日本鬼子的淫威下集体自首了。现在他们派出的报告人还是当时自首情节最轻的一位。至此，贫下中农最革命的著名论断在我面前（也许还有其他同学）被动摇了。

因为臭老九们政治不可靠，所以全国大中小学都派驻了工宣队和军宣队领导学校。我校工宣队有个来自县轻机厂的中年工人，给我们作控诉旧社会报告，在形容天黑情景时说，那天晚上，天黑得”伸手不见月亮”，同学们都忍不住笑出声来。至今不清楚，是那位工宣队员的一时口误，还是他真的把“五指”当成了“月亮”。虽然工宣队的师傅们和军宣队的连长排长班长们，个个都是苦大仇深、根红苗正、品行端庄的好人，但他们被乱点鸳鸯谱，确实错置了地方。

革命的主课说完了，该说说文化课了。遵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最高指示，中学由六年压缩成四年，初高中各两年，开学时间也是每年的元月，结束时间是每年的十二月。文革前的教材被认为充满了封资修的内容，当然不能用了，代之而起的是老师油印的活页，上一课发一课。这让我想起1978年我上大学时，教材也是老师刚编的活页，上一章节发一章节。这时否定的恰恰是文革教材，这种否定之否定，似乎是六道轮回。

苏修的俄语课当然是停摆了，代之为英语。英语课第一堂第一句话就是“long live chairman Mao”。第二句是“Long Long lifeto chairman Mao”。还有许多诸如“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之类的流行语以及马克思、毛泽东的语录。

语文课的第一堂课好像是学习当时一篇有名的称颂文革旗手江青的散文。依稀只记得这样几句：你红灯高举，带领我们闯入芦苇荡，杀向威虎山。虽然其内容今天不能认同，但文辞确实优美，文革中许多大秀才都干着这样的活，实在是可惜了。语文课文有许多金训华、王铁人、欧阳诲、麦贤德这样的时代英雄和先进人物的故事，当然少不了毛泽东和鲁迅的作品。作文多以议政文为主。

数学课的文字题干往往很长，都是阶级斗争要算的“账”。生物课被更名为“农业知识”。理化课保持了与政治的天然距离。史地课直到高中毕业也没开设。作业不多，多在课堂上完成。考试也少，虽然有期末成绩报告单，但不像如今那样强调成绩，更没有分数排名。

总之，文化课不是被强调注重的。关键是要站稳阶级立场，分辨大是大非，关心国家大事，提高政治觉悟。这样的学习生活同学们是乐意的，没有作业之累，没有考试之苦，没有高考的压力，对其造成的知识荒漠认知扭曲的结果认识，那是多年以后的事了。

需要肯定和不能忘却的是我们的任课老师们。在那政治高于一切的特殊氛围里，他们凭着自己的天良，珍视难得的教学机会，尽其责，倾其力。在这里，我以崇高的敬意致谢我的语文老师江孝明先生！数学老师左戒非先生！物理老师汪世璋先生！化学课老师陈立仁先生！农知老师叶菊花先生！英语老师秦玉贞先生！叶干先生！还要特别致敬致谢两位给我特别关照的恩师：朱宝帆先生和夏永祥先生！是他们引我领受了文学之华、音乐之美和体育之强。

1970年底初中毕业后，按照四个面向（农村、工厂、基层、边疆）的分配要求，年龄相对较长的三分之一同学去”面向”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进了工厂。余下则升学高中，1972年底毕业。1973年4月，我和文革中首招的高中毕业生一道，告别了学习四年的铜陵县五七中学，踏着当年老三届红卫兵的足迹，奔向广阔天地，去炼我们的”红心”了。

回首那特殊年代的中学生涯，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学生不务正业，工人不在工厂，军人不在兵营，老师被批致死，真知没学多少，仇恨倒填满大脑，虽然也有极少数“读书种子”，在其后的高考中脱颖而出，虽然也有少数人在其后的职业生涯中，创造了不凡的业绩，但就整体而言，那个特殊年代被政治绑架异化的教育，给我们打上了知识残缺认知变形的深深烙印，这深深的文革胎记怕是今生再也无法消去了。

半个世纪过去了，教育面貌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只是今天仍然有今天的问题。而那个挥之不去的“过去”，并没有埋葬在历史的长河中，它像一个幽灵，顽强地徘徊在我们的周围，时时警醒我们和后人：那个年代并没有走远！

2022年2月9日

汤晓华专列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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