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年丨齐放：​“武斗”中，兵工厂的坦克都开进城了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齐放，生于1958年。高中毕业于天津南开中学。长沙铁道学院（现中南大学）外语系77级。后加入中国土木工程公司项目，远赴非洲坦桑尼亚。1987年赴加拿大温莎大学攻读历史专业研究生。毕业后从事历史档案管理工作。喜文学爱交友，喜游山玩水。

原题

吐槽文革那些年的旧事

作者：齐放

我1958年出生。文革运动1966年正式开启，那时我才八岁。

对于一个八岁的孩子，运动更多地意味着这是件奇怪的事。非常离谱，突然间天地变了。一切正常的变成了不正常，一切不应该的变成了应该的。八岁孩童的理解和那些老三届的大哥哥大姐姐们不一样，和成年人更不一样。反正就是不一样，到底有多不一样，我也不知道。

就像电影《宝葫芦的秘密》，做个梦，什么都成了。不用上学了，哇。太棒了。没有考试了，不用怕分数不好，难为情了。这一切都太符合一个八岁孩子的心愿，就是一种说不出的“我自由了”的感觉，这种感觉是纯真的，美好的。

很快就觉得不对劲了。我那教算术的女刘老师，一夜之间，成了日本女特务，头发被剪成男式发型，而且还是乱糟糟的那种。那是我第一次参加批斗大会，而且刘老师女儿还上台发言批判她妈。

我看着有点傻了。不情愿地跟着喊打倒刘老师的口号。每喊一次，就四处望望别人是否也在喊。突然，我发现刘老师的大儿子也在会场，他明显没喊，沉着脸，好像盯着看谁喊了打倒他妈。我停了下来，他看着我，会意地点点头。事后传言说，他要打那些在会上带头喊口号的人。

刘老师为什么成了日本特务？答案是，她解放前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日本人曾经管理过这个大学，怀疑她是日本人培养留在中国的间谍特务，揪出来，让她交代。哦，原来文革是为了揪特务的。

星期日，和同学进城逛街。发现城里墙上全贴上白纸黑字的标语和大字报。马路边上站着一排排戴着高帽子的人，脖子挂着牌子，牌子上写着各种各样的罪名。让我不理解的是，为什么有人脖子上还挂着一双破鞋子？后来，经年纪大点的同学点拨，才知道这和生活作风有关系，叫搞破鞋。

后来就注意上这鞋子了，发现挂鞋子游街的人不少，男的，还有女的，有老头，也有老奶奶。原来她们在旧社会是妓女，那些老头是嫖客，曾经嫖过这些奶奶们。

我靠，这运动也抓生活作风有问题的人！但我挺羡慕这些个糟老头，睡过这么多姿色不错的奶奶们，奶奶们年轻时一定水光滑亮。现在一个个低着头，嫩白的脖子上挂着双黑皮鞋，鞋好像不破呀。可能当时破鞋不够用了，新鞋也就征用了呗。

还有打倒“三家村”，出现了邓拓、吴晗和廖沫沙。反正这三人不是好人。于是，孩子们就编了个歌谣，唱起来是这样的：“邓拓吴晗廖沫沙，他们一起洗jiba。” 挺押韵的，我不懂为什么要一起洗那玩意儿。可能，应该是个人洗个人的，一起洗是犯错误的，小孩也只能理解这么多了。

批判“三家村”是我运动中写的第一张大字报。八岁的小孩拿着毛笔，写了一个多小时。这个廖沫沙的廖太难写了，笔划太多。妈的，一边写一边骂，去洗你的jiba吧。我开始学会骂人了，不知不觉地。文革中你不会骂人，那就不是造反派，低人一等。骂人，必须的。TMD三字经口头必挂，才显得有造反的精神。

再接着，“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出来后，就开始串联了，点革命的火。我们年纪太小，所以，我们的任务就是在红卫兵大哥哥大姐姐们必经的要道上，敲锣打鼓地欢迎他们。

江西上饶东山岭可是当年从东往西去井冈山和韶山的必经之地。于是，每天一大早，我们就排着队，欢迎串联的队伍。我个大，身体胖。就分配敲大鼓，咚咚咚，咚咚咚。那时，每顿饭要吃五个大馒头，还不够。串联队伍经过时，他们就撒印好的语录片，我们就抢。那段时间，收了上百张语录卡片。有的质量真好，彩色的。有的，一看就是混事的，薄薄的，风一吹就升天了。他们都去抢那些升天的卡片，我专捡重重落地的高质量的卡片。

捡卡片的同时，心里还是渴望着能像高年级学生一样，打着背包，摇着红旗，向井冈山和韶山进发。不过，我的打鼓生涯很快就结束了，因为不兴走路式串联了。全国人民开始坐火车串联，而且不花钱，到了北京上海这些大地方还免费吃住。这不和免费旅游一样吗？想想心里都痒痒得慌。

多少年后，和一个参加过火车大串联的老年同事聊起这事儿。她说，火车挤得一塌糊涂。这时，有个聪明小哥高声大喊：“是革命的都站起来！”呼啦一下子站起来一大批人，立马，原来站着的人就找着地方坐下了。她属于“是革命的”，所以一直站到了北京，因为后面就再有没有傻叉的人了。看来革命时代就有忽悠这一说法了。

联也串了，火也点了。革命好像就真的开始了。造反派成立了“红"字开头的组织。另一派也不含糊，以“革”字开头成立了组织。造反派称他们为保皇派。刚开始，两派互贴大字报，上街宣传各自主张，后来就真刀真枪干起来了，史称“武斗”。江西有一个著名的洪都机械制造厂（兵工厂），把坦克都开出来了。城里两派各自占厂为王，互相攻打占领对方，硝烟弥漫，一片狼藉。小孩们躲在家里，有胆大的，进城溜达，还捡回来真手榴弹。造反派几次闯部队大院要“借”枪，解放军战士死死守着，绝不让步，绝不放松一刻警惕。

武斗中，有件事一定要记录一下。事情是这样的，一个进城挑粪的农民，在造反派玩枪的时候被无意击中身亡。这下引起了农民们的不满，他们组织了村民，手持梭镖大刀和鸟铳，一晚上将城里包围了起来。他们杀入造反派的司令部，将那些造反派抓起来以后，施以了抽脚筋的酷刑，还杀了那个造成农民兄弟死亡的哥们儿。场面相当吓人，在当时是个大惨案。看来，惹谁也别惹农民，特别是江西老表们。

再下来，部队也不太平了，他们也搞起了运动。有一天，我爸带着我妹坐上火车跑了，把我留在了部队大院里。那天晚上，就听见四处脚步声，许多人进了部队的大院。第二天早晨，满院子全是穿绿军装的，直觉上就是陆军把海军给干了。后来才知道，文革史称之为“二月逆流”。我不得不佩服我老爸，把我扔下只带我妹就跑了，我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他怎么向我妈交待。而我妈那时被专政了，进了牛棚。这一家，四分五裂，只能自顾自了，可我还不满十岁。运动让我成长也确实太快了点。

有段时间，我成了名副其实的流浪儿。反正也不用上学了，家里也没大人管，部队大院也乱了。倒是食堂还开着，我爸撒退前给我留下了足够的饭菜票。吃饭是没问题了，那现金呢？买糖，买冰棍的钱呢？只好自己想辙了。

打听到附近罗桥镇上有个收废品的地方，那儿可以用废品换点钱出来。那就找废品吧。先把家里的牙膏挤出来，把牙膏皮卖钱。那才几分钱，不够用的。再说这也不是个事儿，纯属杀鸡取卵，赔本的买卖。看着有的小朋友从镇上回来，嘴里吃着伊拉克蜜枣，手上点着鞭炮，一路欢声笑语的。一打听，咱的货不对，废品质量不高啊！

好吧！重新开启找废品之路。听说废品站收旧报纸和书，一角钱一斤。我靠，这干得。一不做二不休，就和小同学们撬开了大院图书阅览室的大门。面对着这么多的书报期刊杂志，就像掏金者见到了金沙一样，眼睛直发亮。脑海里就一个字，“装”！把背去的书包装得满满的，就像蚂蚁搬家一样往废品站运。晚上坐在煤油灯下（那时也没电了），数着手中的“工农兵”，心里有了一种江洋大盗的感觉。

不过我们还是差了点。一次和另一拨大盗相遇，没见他们像我们似的驮着大包小包。人家到了地儿后，从裤兜里掏出个水龙头，一上秤就换个好几元。我们一包书五斤才换五毛，还累得腚沟子直流汗。敢情这要挣钱，您得找带金字旁的玩意儿。铜，看看人家，我们盗（道）不够深啊！

毛主席老人家说的对，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来吧，我这里给自己配上了榔头和搬手，还有识别金属的吸铁石。这样一来，铜水龙头十有八九失守了。我的大盗生活开始有滋有味儿了。一时间，这十里八乡的铜水龙头，可少了不少。我们有了足够的钱买更好的零食，当然鞭炮也少不了。为了放炮，又买了香烟来点炮。于是乎，我抽上了人生第一颗烟卷。清楚地记得是勇士牌的，专门为中国当时在欧洲唯一的朋友阿尔巴尼亚生产的。

大盗日子没过多久，一切似乎要走向正轨，我就记得要复课闹革命。意思是，课还得上，革命还要闹。这就不爽了。

后来，又听说有人睡在谁身边，是中国的赫鲁晓夫。那位大鼻子的主席被冠上叛徒内奸工贼。换上了个小眯眼的副帅，举个小红书，跟在后头，好像挺听话的。

小孩不懂什么政治，只要有饭吃。周末食堂蒸肉包子，然后再放老人家接见红卫兵的纪录片，最后上演正片“二战一队”（《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或者是“二列”（《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就算这个星期没白过。

时不时也传来，某个认识的叔叔失踪，后来在大柜子里找到，已上吊自杀了，留下了阿姨和我同学。然后他们就永久地离开了部队。我爸后来和我说，他傻啊，抵不住运动的压力，就寻短见了。其实就是当时没向组织坦白家庭出身地主的问题。

说到家庭出身，这也是我的一个心病。运动当中，每当要填家庭出身的时候，我都不知所措。我的爷爷，是资本家开店的，我的外公是开厂的。所以，当时家庭成分，按我爷爷的还是外公的职业，两头不管怎么填，都是资本家跑不掉。

到了期末的时候，学校让每个学生做总结，总结的表上总有一栏家庭出身。而且念的时候要从头到尾把这个表带着总结念一遍。每当念到家庭出身的时候，我的声音就非常地低。尽管声音很低，同学们也听出来了。而且，我记得，这个班里面就数我的出身最高了。我老在想，爷爷，您一直学徒不就完了吗？我不就填了学徒了吗？还是工人无产阶级。现在可好，戴上了资本家孝子贤孙的帽子。真倒霉。全校都知道了，那胖小子，资本家的孙子，别和他玩。

我有一阵子很失落，常常偷偷打听有没有资本家出身的女同学。心想俩人可以一起出走私奔啊，到祖国最需要的农村和边疆去啊，一块建设伟大的祖国啊。当时，同校同年级里还真有一个富农出身的女同学。一想，不行，门不当户不对，怎么也得找个资本家的后代。她倒挺上心，还托人找我一起学习“老三篇”，我没搭理她。关键吧，她长得一眼大一眼小的，看得清革命的道路吗？反正，我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一定要个门当户对的。心想，资本家的小姐一定丑不了。本来我们成分就不好，如果娶个难看的，再生个下个丑娃，这不就成了雪上加霜了吗？

“长江滚滚向东方，葵花朵朵向太阳”的歌声把人们带入了红色疯狂的状态。每天我们都跳着各种各样的“忠”字舞，大街小巷里充满了和“忠”字有关的东西。“九大”召开了，有人被彻底开除出党，后来才知道那就是中国的赫鲁晓夫。万寿无疆和身体健康成了我们每天的口头禅，还出现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口号。这些日子里，我们忙极了。跟着最高指示，不是挖防空洞，就是拉练〈军事训练），时不时还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去农村搞“双抢”（抢收抢种）。这些个活动中，最吸引我的就是去农村劳动。

这又和吃联系上了。去农村劳动要住在农民家，吃在农民家。对我这个好吃的小孩来讲，吃百家饭的机会太好了。

有件事给我的印象太深了。这次派饭到一个大家庭，屋中放着个像样的八仙桌。进门后，房东爷爷问我，你们城里吃几顿饭啊？我不假思索地答道，三顿。他听后连连点头说，城里人真幸福，吃三顿饭啊。

早饭开了，是红薯煮粥，加豆豉果（一种江西的下饭咸菜），还有蒸好的红薯，挺好。城里小孩没机会吃乡下饭，觉得香。

中午这顿饭是硬家伙，因为这顿有承上启下的作用。终于见到了，主食米饭。下饭菜有辣椒炒泥鳅，冬笋炒鸡蛋，里面放了很多辣椒，还有炒甘蓝包菜。这一家人加上我这个城里的气仔鬼（上饶话对男孩的称呼），三下五除二，菜碟子就见底了。爷爷直瞪着他那几个孙子，不好意思地对我笑笑说：“明朝铡肉”。就是说，明天上集市买肉吃。

晚饭时，我坐在八仙桌那儿等着，先上了米饭，又上了些青菜。爷爷上了桌，看着我，叫我吃。我问他们呢？他敲敲烟袋锅和我说：“你们城里吃三顿饭，我们这里吃一顿饭，委屈你了，只让你吃二顿饭了。”接着又补一句，“明朝一定铡肉”。急急地下了桌，往内屋走去。这时我才恍然大悟，他问的吃几顿饭是指米饭。我答的三顿着实把爷爷吓了一跳。

后来的日子里，爷爷坚持让我吃二顿米饭，理由是他收了我的粮票和钱（每天好像是八两粮票，一角五分钱的菜钱），必须要让我吃饱。多么朴实善良的农民呀。我把我偷带的糖果（按学校规定，下乡劳动不准带这些资产阶级的东西）分给那些气仔鬼孙子们。他们都舍不得吃，要留到过年才吃。看着他们眼中对我的羡慕，我一下子觉得资本家出身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嘛。

生活对待同龄的孩子们是这样的不同。我朦胧地感觉到了世道中的不公，而我又做不出什么来改变它，这就是命吧！

“九一三事件”是个大雷。我是在被窝里偷听了大人们神秘的对话，才知道的。这身体健康的人怎么就投敌叛国，摔死在温都尔汗？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批叛“五七一工程记要”，隐隐地觉得立果这小子有两下，能编出这么棒的建国大纲来，人才啊。后来我中学的班主任，巧了，是林立果大学同学。他透露的和我想的一样。

日子过得飞快，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搞。批林批孔，把孔老夫子也整出来了。不是五四运动已经打倒了孔家店，怎么又要再打一次？又是一个百思不得其解，只记得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此时，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也不好，不妙。面对两大敌人，一个是老敌人美帝国主义，另一个是新敌人苏修叛徒集团。大人的脸上看不见笑容，也几乎听不笑声。我记得人们都好严肃，在严肃地发现身边是否有阶级敌人。“备战备荒为人民”和“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是当时最时髦的口号。

人们形容最后那一忍，那一下，是黎明前的黑暗，我总觉得那次的黑暗有点长。我在黑暗中随父亲部队北上到了天津。经过外婆家，在上海停留一段日子。看到了昔日繁华的十里洋场。外公带我尝遍了上海滩的美食。上海还是上海，革命对她没有太多的改变。最多也就是把昔日的口红放一放，为了阶级斗争素颜一下吧了。我太爱她了，这是我的出生地。阿拉才是真正的上海人。

火车跨过了长江和黄河。我一个南蛮子（天津人管我叫这个，他们从不认同我是天津人）即刻变成北方的山东佬〈在江西，他们管我叫山东佬，可能当年南下干部多为山东人）。邓公那年也从江西北上，看来我跟对人了。我入了天津南开中学，成了文革后期回潮的第一批高中生。

突然之间，1972年，中美关系也解冻了。一个乒乓球，一次搭错车，这世界真奇葩。别了的司徒雷登换成了破冰的基辛挌和尼克松。政客们为了自己的国家和自己的政绩得做点什么，我们老百姓就跟着吃瓜傻乐。

高中这二年，迎来了美国大爷大妈们的的China Tour旅游团。当一辆辆豪华大巴带着古龙水的刺鼻香味驶入校园时，我就不知怎么被选中来接待这帮洋客人。用英语头一次和他们交谈，太神奇了，太刺激了。这就是人们说的翻译吗，我当翻译了？妈呀，我心里暗暗想，我将来要当翻译。

傅越秋先生是我的英语老师，也是班主任，一直在鼓励我。他可是解放前浙江大学外文系英语专业的高才生，曾是二战中美军驻沪司令部的翻译，解放后《人民日报》编辑。1957年打成右派，下放到中学教书。我真幸运，遇上这么棒的老师。他选我也许是因为我和他一样，都是南蛮子（他老家浙江衢县，我上饶气仔鬼）。

运动后期有点乱，复杂。先是邓公第三次被打倒，反回潮开始了。我们高中毕业分配变得扑朔迷离。还好，天津这个城市的领导船亮，懂得怎么做人。搞了个毕业分配方案，给自己城市留下了一批有用的高中生，及时补入教师队伍。我留下了。（政策是无走无留，留，就是家里没有下乡的，也没有留城的，这次就留城。）

我去送那些不幸的下乡同学们（那时上山下乡搞了好多年了，谁心里都明白是怎么回事），汽车发动时，我被滔天哭声震住了。这哪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分明就是要下地狱去和魔鬼斗啊！那一刻，我为他们流下了滚滚的热泪。那年我才十五岁，一个能逃脱上山下乡的幸运儿。

虽然留城了，我也没逃脱去工厂和农村的锻炼和改造，只上了一个月的大课。原因是我们不能从学校毕业又进学校教书，要改造完后，才符合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要求。工厂煅炼就不提了，还是说说农村的下乡改造吧。

我是爱吃的人（吃人自有天相），把我给分配到了炊事班烧火。每天挺忙，烧火做饭，然后去拉水，烧水，再把烧好的水送到挖渠的工地。

我开始和驴打上了交道。这驴它欺生，不听话，每次拉水路过驴圈，它就拼命往那儿跑，拉都拉不住。怎么办，后来我给它奶奶地做了个眼罩。行了，这个问题解决了。驴心眼可多了，故意放慢脚步，半个小时送水去工地，它给你慢慢地拖一个小时。这玩意儿，你不仁，我也就不义了。只要它一上了平坦的村道，我就用鞭子头掏它的裆。痒痒的它直奔社会主义大道向前跑。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驴子裆一捣就跑。我一个大活人还搞不定你这头犟驴？

我最得意之时，就是赶着驴车送水。快到工地，就听见女生们叫喊着：“齐（骑）驴头送水来了！”我一下就出名了，齐驴头，天啊。有一个拖着齐臀大辫子的張姓女生，老缠着我让她过把骑驴的瘾。我不好意思，答应了她。头一回抱着她那粗壮的腰，扶上了驴背。好家伙，这驴撒腿就跑。原来是她那大辫子扫上了驴屁眼，驴以为我又让它快驴加鞭呢。張姐姐险些从驴背上摔了下来，亏了我及时赶上，抱住了她那比腰还粗的肚子，才未出事故。这可好，她成了我第一个全抱女生（穿着衣服的）。

多年后，大学放暑假回天津，在公交车上再次相遇。大辫子后面已经跟着个会叫叔叔的漂亮小辫子了，多么美好的回忆啊！

改造完的我，被分配到了广开中学，一所地处三敎九流地段的学校。学生家长们都是些低收入市井小民。环境相当恶劣。校长上来劈头就问能教什么。我说英语。他大喜，说，正缺英语老师呢。我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当上了初三的英语老师。

这年我整十六岁，有的学生和我一般大。校长和教务处长都跟我说，学生该打就打，他不拿你当老师，你就别拿他当学生。头一次听校长和教务处长纵容老师打学生。

那时文革尚未结束，黄帅正火着呢！我当着臭老九，拿着这每月三十八元的工资，小日子过得不错。年轻老师们住在一个宿舍里，每天就想着搞点什么吃的。虽不是醉生梦死，也好不到哪儿去。国家乱哄哄的，人民也不知朝哪里走，心烦意乱，开始知道忧国忧民了。心里还是有梦，不敢做，怕做出恶梦来。想读书，没有书，刘宾的一本英语语法书被我翻得稀烂。那种年轻人的烦恼，只有当时的年轻人才体会得出来。

日子还得过。我认识了学校工宣队的金师傅，一个在北京部队给首长做过事的退伍军人。他把我带入了音乐的殿堂，把他收藏的老黑胶唱片借给我听。哇，这给我打开了一扇连接世界的窗口。我的灵魂被深深地打动了，音符让我嗅到了另一个世界，她魔幻般地向我招着手，我奋不顾身地扑向她。完全陶醉了。

除了音乐，金师傅还带我进入美食天地。他领我去了红叶餐厅，在劝业场的一个胡同里。这是家粤菜馆，里面的叉烧包，番茄牛腩，红烧甲鱼（元鱼），口味正宗，美味无比。

金师傅和我聊了许多话题。最多的是，有机会一定要离开这个中学，离开这里，奔向一个更能发展自己的地方。他的话是对的。我后来也是这么做的，我要感谢这位金大哥，给我人生道路上的指点。

黎明前的黑暗是长了点，但黎明还是来了。1976年，周公先走，唐山大地震，红太阳九月九落下，“四人帮”倒台，邓公又回来了。一个新的时代正在酝酿中诞生。

我正好十八岁，从1966年的八岁到1976年的十八岁。和很多苦难深重的人相比，我真是幸运的。读了新三届公号里许多回忆那十年的文章，我深感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我们要记住这个时代。不能，决不能让它重演，我们古老的民族有智慧和勇气阻止这个悲剧的重演。让我们努力吧！我的中华儿女们！

2022年3月2日

于加拿大卑诗省戴尔它市家中

齐放专列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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