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陈绍萍，1982年大学本科毕业，获学士学位，祖籍四川广安，2018年新疆退休，现居成都。曾从事高等教育、宣传、档案等工作。喜欢文学，静心阅读，本心写作，潜心积淀，修心养性。近一年已有三十余篇作品在不同网刊、今日头条和地市党报及两家期刊发表。原题
恢复高考那时
作者：陈绍萍
今年是77、78级大学生毕业四十年，我内心感慨万端。
1977年下半年，我国恢复了中断十年的高考制度，并于12月举行各省市自治区命题的文化考试。
我所在的新疆建设兵团一师农垦十六团三中，仅有个别往届和应届高中毕业生被推选参加高考。我们正上高二还差半年才毕业，经过学校争取，团里给了两个名额，挑选学习基础好的学生去参加试考锻炼，经班主任和其他任课老师推荐并报与谭校长、刘指导员议定，我和建塔同学有幸参加。
我们这个年龄的孩子，中小学那十年恰恰遭遇文化大革命，印象中主要的经历就是阶级斗争、“抓革命促生产”。本来小学只上五年，谁知1966年我刚入学两个月，“文革”的狂风骤然刮进校园，亲眼所见任课老师在课堂被高年级同学揪斗，吓哭的我们四散逃离到由保育阿姨照管的宿舍大通铺床底躲藏，之后陆续被父母接回了家。在自家连队与小伙伴玩了近一年，直到1967年春后，出去串联的红卫兵都回学校“复课闹革命”，我才又从一年级重新读起。到了初中、高中那五年，又是“批林批孔”“学习白卷张铁生”“反击右倾翻案风”，除了开设几门主课，不断参加运动，同时每学期都有一两个月的学工、学农劳动和军事训练。
总之，我们十年间没有读多少书，即使我是个表现较好的“五好”、“三好”学生，也只是学习成绩相对靠前，有好多内容都没学过。幸好，六十年代在时任农垦部部长王震倡导和推动下，大批上海、南京、武汉等地知识青年支边进疆，他们中的“高知”分子成为兵团各所学校主要的师资来源，不仅为新疆的建设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也在促进新疆的文明进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也因为有这些老师，我们自小就说着融合五湖四海音调的“疆味”普通话。像我这样父母没有什么文化的孩子，良好的学习基础主要依靠这些支边老师而奠定。受益于来自全国各地的精英的教育培养，我所在的兵团一师，仅我们团、我们学校就出了不少能人，如1979年考取新疆大学的李屹，现任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中国文联党组书记；与我同班的朱新安同学，1978年考取了新疆医学院，后来官至自治区卫生厅副厅长、人民政府副秘书长，但可惜他英年早逝。另有一个低我们两级的学妹包小燕，当时考上了北大轰动整个师团，只遗憾她暑假去塔里木河游泳竟意外身亡。
当时，一说让我跟着往届的同学去参加试考，我既感到荣幸兴奋，又显得茫然无措。听着跟前师生的猜测判题，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突击复习两月，稀里糊涂走进了考场。我只记得语文、地理、历史答题较顺，特别是涉及从中国去中东、非洲、欧洲由印度洋过红海、苏伊士运河、地中海，必经马六甲海峡的传统海运航线试题，在我脑海中印刻了四十年。但数学有些题类感觉都没见过，考试成绩也不知道，我本人既没有什么压力，也没敢奢望录取，只抱着锻炼的心态，当作一次模拟预试体验。不过同校76级汪建设（我同班建红同学的哥哥）、丁鹏、罗和平和77级刘建文等学长1978年春率先考取了疆内外大学，对我可是起了一定的激励作用。1978年开春，国家又明确新学年一律改为秋季入学，并要招考文革后第二批大中专学生。我因为除了物理一般，各科学习成绩都较为优秀，特别语文突出，任课老师和校领导还就我该报文科还是理科进行了分析并有争议，征求我及家庭的意见，父母根本不懂。我当时也弄不明白，文理科究竟有什么区别，只是简单地认为，文科相对就是耍笔杆子、从政，而理科是搞科学、干技术。经过文革纷乱的父母看来也是厌烦或惧怕政治斗争了，信奉“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就主张我考理科，我自己也有这种倾向，觉得数理化我不会考太差，而语文我在理科生中应该有绝对的优势和把握。在距高考前两个月时，我才正式由文科转为复习理科科目。
谁知毕业和复习期间的最后几个月，又发生了一件影响我们高考的事情。当时大多数同学认为没有希望考取大中专，已经放弃复习，都在等待毕业分配。我家离学校不算太远，怕住校受外在干扰太多，为了专注备考，我除了按老师统一规定的一周去参加集中重点辅导两三次外，其余时间就在家自己复习。最后一段时间，主课老师基本只给我们几个确定参加大中专考试的学生开小灶了。任课的化学老师出事，涉及到班里一名成绩优异、聪明英俊的男生，成为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们不参加高考闲来无事的谈资。起先我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知复习备考，周老师突然被处理不来给我们辅导了，我只是感到惊诧疑惑。
不久我知心友善的闺蜜建红跟我上厕所时，吞吞吐吐地说起，最近同学们私下都在议论我与那个同学有恋情，她听了感到不舒服才来问我。那个年代很封闭，大家思想很封建，听说同学们有那样的猜测取笑，我感觉很羞耻、很委屈，记得当时我在她面前边哭边解释。班主任钱老师可能也担心我，对一个女孩子又不好直说，只是旁敲侧击开导我，要我安心复习，不要受其它任何干扰，不要听、更不要在意别人说啥闲话。过后才知道他还背地里找过我父亲，说了学校发生的事和有关我的顾虑，也才明白父亲怎么那段时间总告诫我不要去掺和、更不要去听别人乱说什么。这事在那个关键时段，确实对我专注复习高考产生了严重骚扰，这也是我那次高考成绩不太理想的原因之一，搞得与我一起复习互促共进的建红也受此事搅和烦心而落榜，还好第二年她也考进了塔大，毕业留校多年后又考入新疆师范大学任教，直至在教授岗位上花甲退休。他们家兄妹四人6年里先后都考上了大学，此事登上《阿克苏报》，成为当地广为流传的一段佳话。1978年7月20日—22日，高考统一在团部一中进行，离我家有几公里，我就在前一天住到了距团中学不远的房建队好友同学建红家里。不知怎的，考试那天早上我骑自行车到考点时，才发现准考证忘了带，班主任想喊个人去帮我拿，我怕别人去找耽误时间，就立刻自己骑车返回建红家。拿了准考证赶到考场跟前时，看到非常器重我、对我给予厚望的谭校长，也站在路边白杨树下焦急地张望着迎接我。我满头是汗跑进了考场，晚到20分钟左右，坐到自己的考位上时，只听监考老师走过来安慰道：“别急，还好没有超过开考时限。”（按规定迟到半小时就要取消考试资格。）听着满场“唰唰唰”的笔动声，我顾不得多想，加紧答题。但这头一天第一门我最拿手的语文成绩自然因此受到影响，甚至之后几门考试的情绪都不佳，就认为自己没能正常发挥，感觉自己可能录取不了了。考完回家我回答完爸妈的两句问话后，就扑到床上哭了起来。说了自己头天忘拿准考证的事，被妈妈埋怨责骂，我更感到懊恼不已，痛苦了很长一段时间。同时心里已经暗下决心，一定要重新复习准备明年再考。
对我们这些生长在六七十年代、高中毕业恰值成年的人来说，那两年可以说是国家历史上政治风云突变、动荡不安的岁月，个人也正处在重大转折时期。我们从小热爱和信赖的周总理、朱总司令和毛主席1976年相继离世，“四人帮”被粉碎，“三起三落”的邓小平重新走上政治舞台。这种翻天覆地的变革，使我们这些懵懵懂懂的少年不知所措、恐惑不安，我的心中充满迷茫疑虑的担忧和莫测不定的幻想。跟父母和大多数师生一样，我们都担心来年是否还有高考或者说不知高考制度能否延续，担心兵团人的后代还会不会包分配？如果我们工作了还允不允许考大学？对于生在新疆兵团、长在戈壁荒原，自小过着父母拿工资的全民所有制生活，吃住学有基本保障的我来说，十八年间除了跟父母回四川广安老家探过亲，到大伯、二姨家所在的重庆市玩过数日，再没见过什么世面。受年龄、家境、环境、眼界所限，与那时团场的孩子们一样，之前并没有多少其它想法，也没有考大学的理想，更没有想过考上大学就能跳出农垦团场脱离农工，没有以此改变自己命运那样的深度、高度和远见，只是恰好赶上了那个时代转向，受到刚刚恢复高考的触动激发，又多半出于本人酷爱知识、喜欢读书的心劲，才开始把有机会就去考大学，争取上个大学作为心中的志向和理想。当时我的想的是，无论怎样，我都要继续努力学习，如果毕业就分配工作，定要好好表现，能争取被推选为工农兵学员也要上大学。结果8月份团里一道通知，所有应届毕业生必须参加统一分配到连队工作，包括已经参加了大中专考试、有没有希望录取的考生都要求先工作，否则录取通知到了都不让去上。我本来就一直是个听话的孩子，又没考好认为没有把握被录取，当然二话不说，就按分配通知，在规定的时间打了铺盖卷，收拾洗漱用具，带上高中语数理化教材及高考复习资料，到四营五连先当了农工。
一个班毕业分到同一连队的有十几人，各连队同时分到五连的女生大概也有十余人，临时安排先住在连队的一间大房子里，还是木板通铺，宿舍像部队兵营一样简单、有序、整洁。头一个月算实习，我们在连队干些杂活，记得给幼儿园孩子打过沙枣，干过几天天重体力活，就是挖土平地打埂，虽没有定任务，但我不偷懒不休息，干得很卖力很吃力。上大学前这两个月的农工劳作，让我初步感受到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辛劳，产生了难以长期承受重体力活的胆怯和忧虑，也因而更强化了我要争取上大学的愿望。大概九月，该连的文书（一个上海女知青）回上海探亲，不知是我学习好、写字好、作文好的名声，还是文弱乖巧表现积极，连领导决定这期间让我代理文书，主要是收发报纸、公文书信，出出黑板报等，正好是棉花收摘的季节，我每天下午还要去工地收缴点帮助进行棉花过秤登记。
“十一”后的某天中午下班，我们学生工都去食堂打饭时，指导员到我跟前，带着快慰喜悦又有点神秘的口吻说：“你马上到连部来，有好消息告诉你。”我嘀咕着“有啥好事呢？”心跳加快，饭都没吃就去了连部办公室，指导员扬着手里的一个牛皮信封说：你被大学录取了！“哪个大学？”“塔里木农大”，我当时有点惊异，听说是塔大录取了，又觉得可能。那时高考填报志愿在考试前，我在钱老师的指导下，为了保险以防万一确保能上个大学，记得十个志愿里，前面填的都是疆内外医科专业或化工专业，最后一个填的就是在本辖区范围由兵团兼管的塔大，而且备注填了“服从分配”。后来我知道那也是钱老师从上海来新疆后上过的大学。我们四营三中同时考上大学三人，一个就是同校老师的儿子朱新安，考得最好被新疆医学院师资班录取，而我与那个绯闻男生分别被塔农大招录到农学班和农机班。因为中学那事的打击和顾忌，四年大学，我俩从不来往，偶尔在从教室往返宿舍门前的唯一一条便道上相遇过N次，就像不认识一样，赶紧移开目光，相隔两三米交错低眉无言而过。他毕业后没几年调入广州创业办厂，成为优秀的民营企业家。
一个团上百名考生，被录取上大学者寥寥无几，大家都带着羡慕的眼光为我祝贺。爸妈也感到荣耀，我心里虽有点勉强，但好歹有大学可上，成为那个时代的一名宠儿，也因此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使我有了从农垦团场走向城镇、从农工走上大学教工的机会。每每回想起这段经历，我不禁感叹：个人努力固然重要，但时代的机遇更为重要。若不是恢复了高考制度，我一个来自团场最基层的孩子，要改变自己的农工身份，摆脱“坎土曼”的劳作，恐怕凭借自己“根红苗正”的出身和一贯积极努力的良好表现及热爱读书学习的文化基础，最多可能就是谋求一份脑力劳动的工作。
另一方面说，人生的道路从来就不止一条，上大学并非就是年轻人成才的唯一途径。我们初中高中一个班的同学，没有考上大学的是大多数，但大家各有所长，各展其能，既有志斌那样参军后再考入军校、进入国家部委官至司级的栋梁之才，也有好几个从农工成长为师团机关科级、处级干部的中坚力量，有的在部队几年就升为军官，有的当了中小学教师，有的从医，有的脚踏实地务工务农，同学们禀承了兵团人吃苦耐劳、纯朴坚毅的特点，都为社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如今大多数同学身心健康，养老保障，同样过着衣食无忧、含饴弄孙、丰富多彩的幸福生活，安享改革开放和小康社会的成果。恢复高考的重要意义，从大来说它改变了国家与民族的命运，重塑了青年一代的价值导向和社会取向，促使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风气形成，从小而言，也为每个人注入了好学上进、奋发有为的动力，提供了更高、更多、更好的发展良机！
作者近影
2022年7月7日初拟修改，
7月12日定稿，
9月18日补充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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