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金科，1955年生于合肥，曾在安徽当知青和工人。1978年秋考入淮北师范大学中文系，1982年秋到成都工作定居。业余爱好写作。曾兼任四川省散文学会秘书长、副会长；《四川散文》杂志总编，《川渝散文百家》文集主编。著述甚丰。
祖父金笑侬一生颇具传奇色彩，有人称他“生逢其时，死得其所”。今年是祖父逝世60周年，特发此文，聊作心香一瓣。这种旧纸币发行于1940年，是上海的一家钱币公司收藏的。几年前，一位喜爱旧钱币的友人偶然发现后告诉了我，因为在这种纸币上印着我祖父金笑侬的名字。祖父是安徽无为县（今系无为市）人，这种旧纸币就叫做“无为县兑换券”。询及父辈们，却全然不知有此纸币，更未曾见过。我查阅了有关的历史资料，很想搞清楚：无为县当年为何要发行这种纸币？这种纸币又发行了多少？究竟有几款面额？最终流通了多长时间？然而，查来查去，一无所获。不过，从纸币上印着“完粮纳税一律通用”的字样来看，这种兑换券当年在家乡还是属于“硬通货”吧。纸币上除了祖父的署名外，还有着一位当年无为县官员的署名。同时，纸币背面还有着两方篆刻印章，分别对应着两位署名者的头衔。印章上，祖父的头衔为“商会主席”。祖父当年在无为县，还算得上是位富甲一方的人物吧：中孚石油公司老板；县商会会长。父辈们说，在当年家乡一带，祖父是有着良好商业信誉的。因此，国民县政府敦请祖父在纸币上署名，似乎也就顺理成章，不难理解了。那些年里，祖父的生意相当红火，用祖父在《自传》中的话来说，那时的他并不关注政治，对革命也无何认识，一心只想发家致富。在当年各方政治势力犬牙交错的故乡，祖父终日巧妙周旋于各方势力之间。甚至于为了生意上的便利，还加入了国民党。而当新四军军长叶挺和罗炳辉、邓子恢等将领光临无为时，却也乐意下榻于祖父的豪宅里。父辈们回忆说，当年在那座带着花园，相当庞大、颇为洋气的祖宅里，不仅住过好几位洋人，而且常常是花园的一头住着国民党人，而在花园的另一头则住着共产党人。父辈们都笑说祖父是一位脚踏几只船，左右逢源的人物，故在家乡还曾得一名号“三开分子”。意为祖父在洋人、国民党和共产党这三方势力中都很“吃得开”。抗日战争愈加惨烈之时，也激起了祖父的抗日爱国之心。1941年“皖南事变”后，新四军七师在无为县创建了皖江抗日根据地。耳闻目睹，祖父将他熟识的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左右比较，权衡再三，感觉共产党还是要深得民心一些，似乎也更有希望一些。于是，已经年过不惑之年的祖父，便不屑于国民党的笼络，毅然决然的脱下了长袍马褂，弃商从戎，毁家纾难，竟然独自一人去了皖江抗日根据地，参加了革命。
原皖江抗日根据地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左起金笑侬、金稚石、何谦堂（1948年于河北故城）
这样的人物参加革命，自然也会受到皖江共产党人的高度重视。想来是要尽力发挥好祖父独特的作用和影响吧，皖江共产党人先后给祖父委任了诸多头衔：大江银行副行长，皖江行政公署行政委员，皖江公学款产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皖江人民抗日武装委员会主任，皖江参议会秘书长、副参议长……在这些头衔中，大江银行副行长是祖父参加革命后，皖江共产党人所委任祖父的第一个官职。显然，之所以要祖父担当此职，是鉴于祖父在当地商业上的良好信誉和广泛影响。而且可以推断，皖江根据地的领导人，想必也是看到了这种署有祖父大名的“无为县兑换券”。未料，当祖父得知担任大江银行行长，会同那“无为县兑换券”一样，也要在印制发行的“大江币”上署名，就“坚辞不就”了。而其“坚辞不就”的理由也很直白，毫不隐讳：“害怕连累在敌区的亲友”。祖父当年突然之间，离家出走，独自一人投身于革命队伍，诸多亲友并不知晓。而那钱币一旦流通起来，无疑就尽人皆知了。大概那时的祖父，对他在中年之后所选择的这条革命的人生之路，可能多少还是有些心有余悸的吧？或者说，他还在徘徊观望之中吧……迄今，上海那家钱币公司只收藏到两张“无为县兑换券”。一张面值一角，一张面值五角，并誉其为“皖票鳌头”，已是价格不菲的珍贵文物了。2014年的夏天，在原皖江抗日根据地的那块红色土地上，再度兴建起了一座气势恢宏的“新四军第七师纪念馆”。几年之后的清明时节，我特意前往瞻仰。
新四军第七师纪念馆
新四军第七师纪念馆一角
在这座红色纪念馆里，关于我的祖父金笑侬，较之以往，添置了好几块新的展板。而其中的一块展板，引起了我的关注和兴致。
1942年，金笑侬先生担任大江银行副行长，皖江公学款产管理委员会副主任。他坚定操守、品行，树立清廉的人生观，殚精竭虑为抗日事业当家理财……
这段文字，于不经意间似乎更正了一个史实，就是新四军大江银行的成立时间。在撰写祖父“传记”时，我曾查阅过大量记载和研究大江银行的史料和文章，都无一例外的将大江银行成立的时间记成是1943年。关于这段历史，祖父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所写的一份材料中，做过这样的陈述：1942年春，筹备大江银行时，组织上要我担任大江银行行长。我因考虑家中有人在敌区，而担任行长则要在钱币上署名。我怕连累亲友，故提出理由坚辞不就，组织上只好改任我为副行长。
1942年发行，有大江银行首任行长唐晓光署名的“大江币”
几年前，我在互联网上偶然发现一张1942年间印制的“大江币”，面值“五角”，上面果然印着大江银行首任行长唐晓光先生的署名。唐晓光先生时任皖江行署副主任兼财经委员会主任。而在祖父于1951年9月间所撰写的《入伍至今工作简述》中，也有着这样一段记载：我于1942年7月正式走上革命工作岗位，任大江银行副行长（行长即今皖北人民行政公署商业处唐晓光处长）。唐是兼职不住行，我是住入行内……因为我是根据地本地人，仅能做到宣传号召群众对抗币起了信仰作用（每一元抗币合那时国民党币五十元）。行内业务于1943年3月奉上级令停止结束。其后，上级让我担任皖江公学款产管理委员会副主任……
1943年以后，大江银行发行的“大江币”
如此说来，称祖父是新四军大江银行的重要创始人，恐不为过。然而，祖父在其后就任的皖江公学款产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时，其工作表现则并不像展板上所描述的那般优秀和高尚了。手头有着一份1948年5月间，祖父随苏皖边区政府北撤到河北省故城县后，在一种特定形式下的学习中所写下的文字里，就有着这样一段“自我批评”：我在担任皖江公学款产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时，工作的两年中，陆续移挪法币一万四千元。工作结束时，我拟变卖家中田产偿还。上级知道后，特将此款批给我作为脱离买办富裕家庭与自己的生活费用。这是由于我生活腐化浪费所致……
这几行并非光彩的文字，在我看来，倒是相当符合祖父这样一种人物的个性和真实性的。其实，类似于这样颇为可笑的事情，在祖父留下的资料中，还有着许多处。不难想见，从一个过惯了锦衣玉食生活的花花公子和富商大亨，一下来到艰难困苦的抗日根据地，对祖父说来，显然是会有着一个渐进适应过程的。自古就有着“由俭到奢易；由奢到俭难”之说，祖父显然也没能跳出这一人生定律。我甚至发现，直到参加革命已达数年之久的1948年，祖父阔少富商的遗风，依然时常旧病复发，积习难改。还是在祖父那个“自我批评”的材料里，就记有这样的事情：随军到达山东后，由于我在生活上大手大脚，以至每月津贴不够用。上级为照顾我，发给我特殊津贴，补助冀币壹万元。但我除去还债外，仍然不够，一些同乡和同志们都帮助我，每人有二三千元之多……
今天，如果从某个角度来看，也不难看出，在这些事情的处理上，共产党人对于祖父这样的抗日爱国民主人士，也是相当宽容和爱护的。这大概也是祖父之所以能够坚定革命信念，不畏艰险，始终跟着共产党走下去的缘故之一吧。抗日战争胜利后，根据“重庆谈判”协定，1945年10月，祖父随新四军七师撤离了皖江抗日根据地。一路南征北战，于1948年的秋天，到达了河北省故城县。这帧照片，就是祖父与新四军七师的几位领导同志在那里的合影。后排左2为金笑侬
让我大为惊叹的是，就在这帧小小的照片背面，祖父居然密密麻麻的写下了160多个字来，详实记述了这帧照片的时代背景和他的感触情怀：
同仁等从皖江北撤后，各自一方，很少联系。进明同志（作者注：叶进明。曾任新四军七师供给部部长）近在青州担任企业工作。新武同志（作者注：周新武。曾任新四军七师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在临朐任华东广播电台台长之职，专车来约。分别数年，在空前胜利下，聚首一堂，愉快莫名。南下之期，即在目前，今后各人工作岗位未必同在一处。新武同志素富情感，临别之际，出袖珍镜，摄入镜头，以当纪念。笑侬志。1948年11月12日。
从这个记述中，可以看出，地主兼买办资本家出身的祖父，在皖江抗日根据地短短几年的时间里，与新四军七师的一些领导同志，显然是结下了颇为深厚的革命友情。而更让祖父备感欣慰的是，他在中年之后所选择的革命道路，此时已经可以看得见胜利的曙光了。那时，虽距新中国诞生还有着将近一年的时间，祖父却已经感受到了“在空前胜利下”的欢欣，预感到“南下之期，即在目前”了。而且，他还预见到，新中国建立之后，“各人工作岗位未必同在一处”。果如祖父所料。就在合拍了这张照片之后不久的次年之春，祖父就随军南下，到了合肥。而后，又去了安徽六安地区工作。而合影照片中的叶进明同志去了上海，周新武同志则去了北京。后来，祖父当选为首届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再后来，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62年的金笑侬
1962年11月间，祖父病逝于上海。安徽省人民委员会派出专车，运回了祖父的灵柩。然而，出乎父辈们的意料，没有去往祖父工作的所在地六安，而是在省城合肥，为祖父举行了隆重的公祭大会。公祭之后，将祖父厚葬于合肥大蜀山当年的“安徽省烈士陵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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