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能假装什么都没发生 | 子夜@北纬49゜
事情正在发生变化。或者说，事情在有些方面变得严重了。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British Columbia，BC）坎鲁普市（Kamloops）原住民寄宿学校儿童遗骨被曝光一事，正在继续发酵，民众对政府的问责越来越严厉。事件的严重性远远超越了原住民寄宿学校的范围，而直指持久的系统性种族问题。在最新一波抗议和谴责浪潮中，有民间社团提出，应该停止今年七月一日加拿大国庆节的庆祝活动，而改为全国性的悼念和抗议活动。有些城市，例如BC省的省会维多利亚（Victoria）已经正式宣布取消今年的国庆活动。
事实上，每年加拿大的国庆节，并不像其它国家那样有规模性的隆重，没有阅兵式，没有大游行。除了首都渥太华几位主要首脑（如总督、总理等）参加一个小时的简单仪式外，其它就是各地不同形式的音乐演出，有的城市晚上会放烟火。而大多数加拿大人是享受一天的休假，在自家后院进行美食烧烤。这个节日，对许多外来移民，包括华人移民来说，还是比较喜欢的，毕竟来到一个新的国度，还是想从这个节日里寻找一种认同感，并对这块土地有一种憧憬和期待的感情。去年因为疫情，许多国庆活动都改在在线举行，今年本来也应是如此。因此，所谓国庆活动，在实际操作方面的影响不大，它的意义主要是象征性和宣示性的。无论今年是否举行国庆活动，但是因原住民寄宿学校引发的历史黑暗，这个阴影起码在可预见的一段时期中不会消去。
对我们有些人所熟悉的文化而言，停办一个国家的国庆盛典，好像是一种“天塌下来”的感觉。但是，在加拿大这种文化环境中，诸如国庆之类的节日，人们更关注的是历史的回顾和检视，然后再加上一些个性化元素。在是否应举行今年七一国庆活动的问题上，也许有不同看法和立场，但有一点是起码是有共识的，就是面对逐渐浮出水面的原住民遭受不公平和凄惨的历史，我们所有人不能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而例行常规地欢歌燕舞。
历来政治家和掌权者一个共同的本能，就是在一些与他们有利益关系的事件上，否认、掩盖或淡化相关的历史，只要有可能，他们就会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这种本能形成的反作用，就是人类运用各种历史科学包括考古等，锲而不舍地追究历史真相。这实际构成了各种社会运动乃至革命的发生。即使在岁月静好的时光，在当代执政者不必为远古历史负责任的情况下，考古人员还在挖掘几千年前甚至上万年前的真相，这不仅仅是一种学术，也是一种历史责任和人伦道义。
这次坎鲁普原住民寄宿学校事件最让人唏嘘的是，多年来一直有人质疑学校旧址有可能在地下埋葬儿童遗骨，而当局始终没有采取行动，社会团体被迫聘人采用考古的透地雷达（Ground-penetrating radar，缩写：GPR），才得以发现215具儿童遗骨的。而此事一经揭发，引出另一个重大问题，即这种情况显然不是仅此一例，由于这类失踪和死亡孩童的资料并无正规的登记，因此不能排除在加拿大其它原住民寄宿学校会存在类似情况。加拿大自从建立原住民儿童寄宿学校之后，经常有家人流传“我家孩子不见了”，许多人会以为孩子从学校逃走或另走它地。因此，坎鲁普很可能只是冰山一角。在加拿大各地还有数千个没有坟墓标记的地方，有必要进行广泛的搜查，包括这次使用过的透地雷达方法。
因此，事情会变得更加复杂和严重。此事之前，在处理加拿大原住民遗留问题的过程中，人们还有一个大的依据框架，即2008年以原住民为主成立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他们经过六年调查所发表的有关报告。在这个报告基础上，成立国家真相与和解中心。但是，现在看来，真相仍然没有得到完整的揭示，尤其一些相关的数字以及具体事件，都还深埋在历史的尘埃中。因此，原住民团体和其它社会援助力量，将会锲而不舍地把这件事追查到底，甚至有可能颠覆目前已经形成的处理模式和行事框架。
这种具有颠覆性的追查和究责，是对加拿大当局执政能力和智慧的一个挑战。例如，总理特鲁杜在坎鲁普儿童遗骨曝光后，不但表示要承认加拿大历史黑暗一面的真相，而且要接受2019年对于原住民妇女失踪和被谋杀的调查结果，即原住民遭受的事情相当于种族灭绝。
原住民寄宿学校和对于原住民妇女失踪和被谋杀的调查结果，构成了近年加拿大处理原住民问题的两大主要部分。后者主要指因为很多原住民妇女在加拿大北部公路上失踪而引发的调查。她们来到高速公路上，希望以此为起点寻求新的机会，离开小镇前往大城市谋生，但在高速公路上，她们被劫持、失踪或者被谋杀。
特鲁杜在2015年投入联邦大选时，提出的其中一个政纲，就是承诺调查原住民女性失踪、暴力伤害。竞选成功后，便宣布成立失踪和被谋杀原住民妇女和女童国家调查委员会（MMIWG），对过去三十年发生的案件进行调查。历时三年多的调查耗资9200万加元，听证和收录了两千多人的证词。在2019年公布的长达1200页的报告中，确认政府“一系列行动和疏忽”令原住民妇女成为目标，在1980年至2015年间有数千名原住民妇女和女童失踪或被谋杀。特鲁杜在当时的国际妇女大会开幕式上承认“原住民女性遭受的悲惨暴力相当于种族灭绝”。第二年，加拿大国家银行撤换十元纸币上十九世纪的开国总理麦克唐纳的头像，理由是涉嫌推行对原住民的种族灭绝政策。
而这种相当于“种族灭绝”的定性，特鲁杜此前是一直谨慎不轻易使用的，不但是加拿大本国的，而且对世界其它地方，他对用“种族灭绝”进行定性是非常小心翼翼的。于他，是一种挤牙膏式的被迫，同时，这个提法在加拿大也长期存在争议。不仅在加拿大，在国际社会对“种族灭绝”的定性也都是一件非常严重和谨慎的事。因此，一旦特鲁杜公开宣布发生在本国的事件为“种族灭绝”，所引发的政治冲击有可能形成宪政危机，甚至引发对加拿大立国合法性的质疑。这件事既显示了特鲁杜在政治决策上具有一定的胆魄，但也提供了一个窗口，让人观察他是否具有处理可能形成的政治危机的智慧。
非常巧合的是，在坎鲁普事件曝光的同时，德国在五月底也首度承认，德意志帝国在殖民占领非洲南部国家纳米比亚期间犯下种族灭绝罪行，承诺提供价值十一亿欧元的财政计划，支援纳米比亚的基础设施建设与发展。这个事件是指上世纪初，当时居住在纳米比亚的原住民，反抗德国移居者夺取当地人民的土地和牲畜，遭到德国军队血腥镇压，在1904年至1908年期间杀死数万人，幸存者被赶入沙漠，后来被安置在集中营。许多人死于疾病和飢饿，其中一些被用于医学实验。据估计，百分之八十的原住民在种族灭绝期间死亡。
值得注意的是，德国对纳米比亚的屠杀事件是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但在长达一百多年的历史中，甚至在纳粹帝国灭亡之后，联合国1985年就已经发布报告认定这场屠杀是种族灭绝，德国仍然在长时间内不肯承认错误并赔偿。一直到最近德国才首度承认在纳米比亚犯下种族灭绝罪行，但是德国虽然表示“道歉”并提供“财政支援”，仍然拒绝使用“赔偿”一词，德国外长甚至公开宣称这笔款项不会开启任何“合法要求赔偿”的大门。观察人士认为，德国避免使用“赔偿”等字眼，因为这种措辞在法律上会成为先例，其他国家可能依据此例，针对历史事件向德国提出类似诉求。
这就是说，他们对“后果”的重视远甚于对历史和真相的认定。人们实在不能高估了执政者的良善，也不能低估了他们的本性之恶。
加拿大固然未能免俗。问题是，加拿大引以为傲的是走向多元文化的方向，而如果不解决历史上的种族问题，是无法完成转型正义的。于是，当我们观察加拿大在如何面对原住民问题时，“真相”的问题是一个层面的问题，而一旦承认“种族灭绝”后有可能引起的道义和法律的“后果”，则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此前，除了反对党保守党，即使自由党内部，也对这个提法存在不同意见。这次特鲁杜以“种族灭绝”定性之后，对于这种定性有可能引发法律上的后续效应，甚至可能为加拿大的法律体系带来的影响，引起了社会广泛注意并出现了新的分歧。虽然坎鲁普儿童遗骨是历史事件，但法律界人士认为，因为至目前前为止的调查，都证实那些侵犯原住民的行为是由政府或通过其指导或指示实施的，那么，根据现行的国际法规则，国家接受国际法厘定的种族灭绝罪名，就会引致相应的严重的处置程序。假如法院对加拿大是否犯有种族灭绝罪进行审判，它就要评估有关行为是否构成国际法规定的种族灭绝，并考虑加拿大是否应对这些行为负责。据媒体报导，阿尔伯塔省的律师团体，已正式要求国际法院任命一名特别检察官，以调查加拿大政府和梵蒂冈关于坎鲁普原住民寄宿学校的相关事件。
当然，从事件的具体实施和对象被伤害模式来看，加拿大原住民的问题同纳米比亚屠杀事件有相当大的区别。如果说，寄宿学校有政府主导的成份，那么，“公路杀手”，是属于政府“疏忽”或管制不力的性质，很难同“屠杀”挂上钩。因此，就是否“种族灭绝”而展开的政治分歧是长期存在的。直到这一次，反对党保守党领袖谢尔（Andrew Scheer）声称对特鲁杜承认“种族灭绝”表示不认同，他相信“种族灭绝”并不是描述加拿大几代原住民妇女经历的正确概念。而加拿大贵湖大学政治学教授麦克当纳（David Macdonald）就向媒体公开表达，加拿大与德国不同，加拿大的政治制度具有延续性，若追究种族灭绝，就应该参考当年的执政党、议会、警队以及原住民事务部的各类文件档案。他认为政府通常很少承认自己的国家犯下大屠杀罪行，德皇政权在纳米比亚犯下了种族灭绝罪行，纳粹政权犯下了大屠杀罪行，这让德国现行的民主政权更容易承认这些罪行，但是如果加拿大要承认灭绝罪行，那不仅是承认本国更早、和现在完全不同的政权犯下了种族灭绝罪，亦要衡量当年执政党充当的角色，涉及部门非常广泛和复杂。
同时，在一些加拿大人看来，“种族灭绝”这个概念非同一般，世界上尽管有不少指控对某一特定群体进行灭绝式的暴力过程，但在近代史上被定性为种族灭绝或种族屠杀的事件并不多。加拿大如果进入了对原住民“种族灭绝”的法律框架，那将是一个重大的事件，有的人并不愿意直接认同这种定性。加拿大前军官罗梅欧．达赖尔（Roméo Dallaire），他在1994年卢旺达大屠杀期间是联合国驻当地维和部队的指挥官。当时他目睹大屠杀并因自己无权无力制止暴行而负罪感深重，后来因此患创伤障碍症多年。他在接受CBC采访时说，种族灭绝是一个政府为清除某个种族或群体所采取的有计划的、直接的、诉诸武力的行动。加拿大虽然在原住民保护上的失败是可怕的、丢脸的，“但这属于种族灭绝行动吗？这是蓄意的吗？是我们希望发生的吗？还是说我们的政府在这些年里只是无能和没有负起应负的责任？”他坦率地说无法把原住民的遭遇和他所理解的种族灭绝定义以及他所经历的种族灭绝事件联系起来。
另一方面，坚持以“种族灭绝”进行定性，现在明显有了更大的声音。在这方面，政治学家罗达．霍华德．哈斯曼博士（Rhoda E. Howard-Hassmann）在“对话”网站（theconversation.com）撰文指出，加拿大目前卷入辩论，是否应该使用“种族灭绝”一词来描述政府对待原住民的方式，争议这个词或许太强大和不够准确。她特别提醒人们注意，1948年“联合国预防和惩罚公约”对种族灭绝罪的定义是“旨在全部或部分摧毁一个民族、族裔或宗教团体的行为”。她认为这个定义的关键词是动机，问题是加拿大政府是否打算全部或部分摧毁原住民“种族”？答案是肯定的。哈斯曼教授揭露了一个事实，指“早在七十一年前，加拿大就知道自己很容易被指控为种族灭绝”，因为在1948年法律通过前，联合国就是否禁止文化种族灭绝进行过讨论，“加拿大与其他拥有土著人口的国家一起，极力阻止把文化灭绝种族定义为犯罪，并获得成功”。
而哈斯曼力挺杜鲁多的说法的一个理由，是很值得引起关注的，她认为发生在“殖民地的种族灭绝是一种综合行为。加拿大政府无论过去和现在对土著的政策都是种族灭绝”。
哈斯曼提出种族灭绝是一种“综合行为”，实际上反映了当前国际社会对种族灭绝有了更严格和更严肃的态度，种族灭绝并不局限于明确的肉体消灭，而且延伸了定义，从人的整全性角度出发，例如包括对一个种族的文化灭绝，或精神剥夺和压迫，这种变化应该说是一种进步。笔者上次在《现代文明必须为黑暗历史承担救赎》一文中曾介绍，近几年，几乎每隔一定时间，加拿大总是会找出一个“道歉”的对象。而加拿大短短的一百五十多年历史中，反省道歉已成传统这个现象也引起国际注意，1988年就日裔集中营道歉，2006年就人头税向华裔道歉，2011年就二战期间拒绝犹太难民船道歉，2016年就拒绝接受锡克难民道歉。而特鲁杜政府就原住民问题展开调查和道歉，则被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认为是“一项挑战”和“巨大的努力”，它“可能为美国和澳大利亚、巴西等后殖民国家提供样板，以解决过去对待土著的问题”。
笔者注意到，二次大战以来，国际社会对所谓种族灭绝的检视，基本涵盖了有关人权定义的全部内容，除了对利用军队等武装力量，以肉体和物身为消灭对象外，也包括出于一定的明显动机，例如用“同化”途径有计划、有政策地强迫另一个族裔进入自己的文化系统，也就是在文化、语言、宗教、艺术、习俗等相关政策和治权上，采取强迫性的改变甚至是灭绝式的同化。现在国际社会更关注的是，“文化灭绝”有时往往会用一种非常漂亮的方法去扮演灭绝的角色，就像加拿大寄宿学校那样，在所谓让原住民“融入主流”的“现代文明生活”口号下，从根基上抽去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文化特点。
1994年的联合国原住民人民权利宣言草案，确立了“文化灭绝”所涉及的相关内容，包括：任何旨在或实际上破坏他们作为独特民族的完整性，或剥夺其文化价值或族裔特性的行动；任何旨在或实际上剥夺他们土地、领土或资源的行动；任何形式的旨在或实际上侵犯或损害他们权利的强制性人口迁移；任何形式的强行同化或融合，及强加给他们的立法、行政或其他措施；任何形式的针对他们的反对式宣传。在2007年通过的决案中，虽然文化灭绝一词没有出现，但相关内容却是与草案基本一致的，在第八条明确规定“土著人民和个人享有不被强行同化或其文化被毁灭的权利”。
现在所谓法律问题的提出，是一个“果”，而原住民是否遭受种族灭绝或文化灭绝，则是一个“因”的问题。关键在于，定性文化灭绝或种族灭绝，对加拿大来说并不冤枉。“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报告已经收集了足够的证据，包括开国总理麦克唐纳在国会上的发言，证明事情从一开始，就是当局出于要改变原住民“野蛮”文化而推行的同化政策。而这种灭绝政策的开始时间则更长久，从1760年英国占据加拿大就开始逐步吞食和侵占原住民的领地，甚至导致加拿大西部百分之九十八的印第安人口消亡，许多部落也不复存在。根据1876年的《印第安人法》，印第安人必须居住在被规定的两千多个“保留地”地上，这些地方一般都是偏远、贫瘠、不便，而对于超出这些保留区的原住民，甚至会剥夺理应享有的公民权。加拿大政府甚至公开确定“原住民同化”的政策原则，期待通过几代人的同化，将原住民“彻底融入主流社会”。原住民寄宿学校就是一个完整的“同化”系统，有人称之为“断子绝孙”政策。加拿大有一个印弟安事务部，表面上是为印弟安原住民服务，但实际上真正的作业方向就是消灭印第安人的文化，就如1920年印第安事务部副部长邓肯．坎贝尔．斯科特所说：“我们将继续这种政策，直到每个印第安人都被吸纳在现代社会中，那时候将不会有印第安人这个民族，也就没有印第安事务部。”
随着原住民问题逐渐引起社会各界重视，尤其是联合国原住民人民权利宣言确立后，加拿大对原住民的文化灭绝真相一步一步被揭开，一方面，遗留的历史问题开始了艰辛的解决和处理进程，另一方面，原住民问题构成所谓“政治正确”的一部分，甚至被政客进行消费，而一旦涉及实质的解决方案，则又不敢触动既得利益的“奶酪”，例如作为种族灭绝或文化灭绝的定性，以及有可能引发的重大法律究责和赔偿问题，也再一次暴露了政治家的伪善和自私。
假如说，此前大家对加拿大原住民问题的检视中，主要还是从文化霸权主义方面的角度进行批判，这个问题比较早地形成了共识。但是，一旦进入所谓的“种族灭绝”层面，事情有可能发生的变化，就会引起不同角度的效应，这里已经超出了事实本身。MMIWG在公布调查报告时解释说，加拿大对原住民进行的种族灭绝是一种缓慢累积的“殖民地式种族灭绝”，这个意思是说，目的仍然是要消灭原住民，但是一种更加隐蔽的过程。
作为一个执政党的领袖，特鲁杜对“种族灭绝”这个概念的使用，肯定是经过谨慎评估的，而且，他身后有强大的包括法律人士在内的智囊团队，也肯定对相应的法律后果会进行过沙盘推演，对有可能引起的风暴应该是有所思想准备的。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坚持对“种族灭绝”的定性，只能凸显这样一个可能，即就目前已经公开或尚未公开的信息，加拿大政府对原住民有着动机上和行为上（包括政策和法律系统）的事实，已经无法推翻或狡辩，足以构成联合国定义的“种族灭绝”和“文化灭绝”。
既然有历史的罪恶，“后果”的承担就是一种转型的正义。不能倒果为因，为了有可能的“后果”而假装什么都没发生。面对有可能的法律究责，以及作为以多元文化闻名世界的加拿大，要从道义上和法律上去背负历史的黑暗和罪恶，也许会很痛苦和无奈。加拿大在这样的重要历史关头，必须选择一个走向正确并最终导致转型正义的方向。
加拿大目前有机会走上这个方向。走向转型正义方向的第一步，就是寻求真相，还原历史真实。
人们看到，加拿大就原住民问题成立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这个名称本身就是从南非为解决种族隔离问题而成立的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借鉴而来的。事实上，南非当年在种族问题上的严重性和规模性，尤其它的复杂性，远超过加拿大，但最终依靠现代文明应有的理智和智慧，成功完成转型正义，这是很有启发意义的历史经验。
南非在解决种族问题时，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就是“真相”，这是一切解决方案的首要前提。南非是世界上唯一公开地运用立法与行政手段把种族隔离作为“国策”的国家。自1652年荷兰殖民者入侵南非始，白人殖民者对土著黑人的奴役就开始，并于1910年在南非联邦成立时把种族隔离作为正式制度确立，颁布了一系列种族隔离的法律。黑人被赶出城市，圈定在贫瘠偏远的穷乡僻壤，甚至立法禁止不同种族通婚。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臭名昭著，引起国际社会愤怒和谴责，许多国家对南非实行制裁。1989年戴克拉克担任总统后，决心废除种族隔离政策，并探索走向和解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戴克拉克与代表黑人的曼德拉一起展现了理智和智慧，用现代文明的方式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
当时，有些人认为应该采用纽伦堡审判式的国际法庭，对负有责任的白人统治者进行惩办，但戴克拉克和曼德拉共同认为，黑人和白人仍然要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大家还要共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如果通过纽伦堡式的审判方式惩罚造恶者，可能会撕裂国家和族群关系，造成新的人道灾难。在图图主教以宗教思想呼吁下，成立了由人权活动家、律师和宗教界的领导人参加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有三个主要任务，现在实际上看来就是三个历史性的关键点：第一是全面调查各种严重侵犯人权事件的真相；第二是让受害者讲出真相以恢复他们的公民尊严，并提出如何对这些受害者给予救助；第三是考虑对那些服从政治指令严重侵犯人权但已向真相委员会讲出所有事实真相的犯罪者实施大赦。
这三点的历史逻辑，贯穿的就是一条“真相－救助－和解”的红线，而这三步都同“真相”有关，一是追查真相，二是受害者讲出真相，三是加害者在讲出真相后被赦免。没有真相，就没有和解，这是一切事情的前提。正是首先寻找到了真相，后面的几步都得以顺利进行。首先因为揭示了真相，南非就此走上民主道路，戴克拉克与曼德拉一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可以说是历史的光彩一页。
历史少了一个纽伦堡式的新闻故事，但多了一个现代文明真相与和解的典范。现代文明讲究宽恕和理解，经常会进入赦免的困境，根本的问题还是没有把真相放在第一位。
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普遍认为，“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之所以能改变南非的历史，寻求真相是关键的第一步。真相揭去历史的黑暗面，才能为阳光的照射拨开乌云，如果没有真相，就无法抚平心中的怨恨，任何当事人也就无法从真相中得到解脱，当然也就无法为和解与赦免奠定基础。社会要和谐地发展，必须要有一定彼此之间的契约精神。这里一是需要世俗社会的正义和公平原则，包括法律的原则和程序，也就是必须满足程序正义的要求，这是人与人之间的契约。另一个需要人伦和人性在终极层面的追问和回答，如宗教力量在南非转型正义过程中的主导和制约力量，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更高的精神追求，是人与上帝之间的契约。在让人初步从真相中得到解脱之后，避免了以牙还牙式的复仇式惩处，整个社会得到宽容与宽恕，在一种新的契约中完成社会稳定机制。
加拿大实际上具有相同的有利条件，一是加拿大以多元文化原则立国已不可逆转，社会转型的程序正义已经具备；二是加拿大同南非一样有着深厚的宗教文化土壤，在处理历史问题上具有理性和宽恕的精神资源。同时，加拿大原住民在问题规模上不如南非那样形成整个国家的基本结构，因此，在通过寻求真相后达到真正的和解，虽然需要大量艰辛的工作，但如果处理得好，难度不一定比南非大。
现在比较好的一个情况是，寻找原住民问题的真相并进行相应的救助，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特鲁杜总理以“种族灭绝”或“文化灭绝”进行定性，虽然在社会上有不同意见，但总体上加拿大在处理问题上是走在一个比较健康的方向上。是否形成“种族灭绝”或“文化灭绝”的最终定性，取决于最后完整的真相，而不应取决于是否会形成何种“后果”，这种因果关系不能颠倒。事实上，以南非的成功经验，凭加拿大本身现有的社会共识，在完成真相调查后的可能“后果”，应该说还是有一定能力消化的，至少不会出现天要塌下来的局面。
七月一日加拿大国庆即将来临，是否举办庆祝活动，如何举办，在加拿大这样一个多元社会里应该会有不同的观察和选择。维多利亚作为BC省的省会宣布停止庆祝活动，但BC省的省长已宣布国庆活动将按原计划照常举行，认为反而能利用这个机会“共同关注如何纠正过去的错误，共同建设更美好未来的合适时机。”而有一些城市，则在原住民顾问帮助下策划相应的国庆活动，并将重点围绕原住民议题。有的原住民议员代表也呼吁不要取消国庆活动，认为原住民和非原住民在这一天聚在一起相当重要，可以将其作为集体疗愈的一部分。
显然，在不同的意见和选择中，大家的共识就是继续寻找真相，把每一个机会都变成集体疗愈的一部分。这才是真正重要的。不承认真相，甚至假装什么都没发生，掩饰、淡化甚至删除历史，美其名曰“往前看”，那么，历史的黑暗会一直存在，成为定时炸弹。假如以这种模式执政，就是为未来留下隐患。如果我们跨出承认真相的第一步，也许“后果”和代价并不是想象的那么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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