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位学人的200本荐书（中国史篇）
学人君按：2019年岁末，学人君继续邀请五十余位来自多个领域，以阅读、思考及写作为志业的“读书人”，梳理本年私人书单，并附以点评。所选书籍，凡两百余本，主题各异，偏于学术但不废通俗。经汇编整理，将分数期推出。
阅读之旅本与个人关怀旨趣、生命体验密切相连，他人之绚烂未必是吾辈之旖旎。不过在纷繁炫目的图书海洋面前，学人君相信秉持严肃思考、冷静独立的“读书人”，依然是值得关注的“同路人”。在即将开始2020年阅读之旅的时候，不妨听听他们如何说。
第一期私人书单汇编主题为“中国史”，文中分中国通史、古代史专论、近代史专论、海外汉学等四部分。图书分类、排序大体按内容所属主题、时间，但一些“模糊地带”只能“模糊处理”，还请读者知悉。
本期荐书学人
（排名按荐书出现先后次序）
张允若 蔡 翔 李红升
沈登苗 万昌华 伍 国
臧建文 田方萌 尤小立 严 泉
吕文浩 陈映芳 林来梵 周 俊
- 中国通史 -
《易中天中华史》
作者：易中天
浙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
张允若 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系教授：
《中华史》是著名学者易中天编著的有关中华民族文明史的大型历史著作，2014年开始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全书计划出六部32卷，分别为第一部《先秦》，第二部《秦汉魏晋南北朝》，第三部《隋唐》，第四部《宋元》，第五部《明清》，第六部《近现代》。截止目前已出版至第五部第21卷，叙述至朱明王朝。
该书出版以来，总体评价良好。一般认为它立意高远、眼界宽阔，颠覆传统教科书式史学著作的套路，改用通俗生动鲜活的语言，叙述历史事件，讲述人物故事，既有学术性又有可读性，是学习和研究中国历史的良好读物。
《枢纽：3000年的中国》
作者：施展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
蔡翔 香港中文大学博士候选人：
“制度化并不必然会限制权力，也有可能加强权力。”这句话当然不仅仅局限于新加坡。事实上，在去年的私人书单推荐中，学人君曾推荐的周雪光著作《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一书就认为，科层制的推进必然掣肘最高权力。但施展通过对中国史的演绎，指出制度化会限制皇帝个人的恣意专断，却在总体上增强了皇权。
不过，假如因为施展在书中搬用的宏大叙事话语与近年甚嚣尘上的“通三统”“香江边的思考”等天朝理论脉络过于相似，就以为本书是“伟大复兴梦”的应景之作，就太过于误解作者的良苦用心了。依照陈纯的评价，此书是“一本借助黑格尔的目的论、呼唤中国进行XZ改革的学术著作”。在当下的环境中，这样的理念能做到借壳上市已实属不易。更何况，超大型共同体的治理常被用作一个挡箭牌来抗拒对普世价值的吸纳，施展却在文字中潜移默化地指出了解决这一矛盾的可能路径，在宏大叙事中重启上世纪80年代停滞的黄色文明与蓝色文明的思辨。这样的格局，远非汲汲于国家主义或民族主义者目力所能及。
- 古代史专论 -
《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
作者：余英时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
李红升 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
余英时先生别出心裁之处，在于他并不囿于思想史家的成见，仅仅将程朱理学视之为“理、气、心、性”之类的本体论哲学，或者是 “格、致、正、诚”之类的“内圣”之学，而是更多地将其看成是探明“治道”的政治哲学和以治国平天下为主旨的“外王”之学，这样他就为人们研究程朱理学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通过余英时先生的诠释，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儒家政治哲学如此看重道统与政统的分离与传承，“得君行道”和君臣“同治天下”的政治取向，以及臣子“以道进退”的独立意识和“以天下为己任”的主体意识，也可以理解为什么说儒家眼中的君臣关系绝非主仆关系，而是一种合作和冲突兼而有之的张力关系。
《明清社会史论》
作者：何炳棣
中华书局，2019年
沈登苗 独立学者：
《明清社会史论》，英文原著于1962年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初版，虽然意大利文、日文、韩文版也早已问世，但台湾暨南国际大学荣誉教授徐泓翻译的中文（繁体）版，2013年才有台湾联经出版，2019年，中华书局推出了中文简体版。
原著通过对明清57份《进士登科录》的14562名进士家境的分析表明：明清两代进士来自平民家庭的占42.7%。由此得出结论，科举制度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垂直流动。同时，该书向下流动的史料与分析，也有助于对明清科举与社会流动状态的整体把握。这部何炳棣的代表作之一，被美国学术联合会选为历史方面最佳750部书之一，也成为中国社会史、科举史研究中的一个经典。《明清社会史论》中译本的问世，不仅填补了中文学术界的重大空白，而且译者注释详尽，又优化了原著的结构，并对何氏的理论做了进一步探讨。借用常建华教授的话说，徐泓先生之于何炳棣先生的这种学术继承和发展关系，“为华人世界的学术研究再添佳话”。
尽管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何炳棣的科举社会流动论遭到了以海姆斯等国际著名汉学家的强烈冲击，但据我们甄别，“非流动派”对何炳棣的种种质疑和发难，皆不能成立。从开题、史料、方法到结论——总体上，何炳棣的科举制度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垂直流动的结论，都经得起时间和事实的检验，《明清社会史论》“在科举与传统中国社会阶层与社会流动研究史上，其地位迄今仍是屹立不动的”。
万昌华 山东泰山学院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何炳棣先生此书主要研究明清社会的阶层流动问题。首先在史料运用上，何炳棣先生将政府律令、方志、小说、人物传记、家谱等内容串联一体，作为阶层流动性分析的线索基础。其次在所用理论上，何炳棣先生并不限于历史学之理论，而是兼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成果，引入社会分层化和社会流动理论来解释科举制和身份认同之联系。从内容上看，何炳棣先生引用了四万条之多的史实样本，并以此论证中国明清时期科举制所造成的高度社会流动性。且在此书中，何炳棣先生并不限于讨论社会阶层的上下流动，也就是纵向流动，还兼讨论横向流动，即人口在士农工商民匠等身份职业和地域上的流动性。当将社会背景置于明清时期的世界性变化之下时，中国的社会流动问题便也成为当时世界的人口流动性特征之一，而这也是何炳棣先生在本书中所要表达的中国史研究定位和立意所在——要将中国史研究从欧人的“欧洲中心论”和所谓“汉学”腔调中摆脱出来，置于世界史研究的学术大体系中。在此大体系中，以中国材料解决中国历史问题并不是此书所求的答案，而是要以结合中国材料和世界材料来回答在世界问题大背景下的中国问题。同时在本书对社会流动性的分析上，或可激起今人对当下所谓“阶层固化”的一点思考。
《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
作者：吴宣德
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
沈登苗 独立学者：
如果说，此前我们看到的明代进士的空间结构是一张粗糙的“全国地图”，那么，《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呈现给世人的是一本以精致的“全国地图”为封页，以比较准确的省、府、州县及卫所的数据为内容的“分省地图集”，而其中的多数篇幅，哪怕是一页的描绘，也是时下不少学者望而生畏的。因为这些资料的采集，不像获取当代统计资料那样方便——由专业部门提供、各类《年鉴》出版，而必须用原始的手工方法一个一个地辑出来（不少研究对象本身还要做艰难的确认工作），再把数万名进士“对号入座”到十几个省、一百多个府、上千个州县，以及约四百个卫所整合而成的。与此同时作业的，还有拓荒性的、更为庞大的科举群体——十万举人的考证及其省级分布。这类考订的艰辛，是非亲历者难以体会的。
吴著“量化”填补空白范围之广、数量之多，以及为之费时之巨，是科举及历史人文地理学领域之最。也是笔者所见的计量史学中难有其匹的。
《礼仪下乡——明代以降闽西四保的礼仪变革与社会转型》
作者：刘永华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
伍国 阿勒格尼自由文理学院副教授：
从林耀华到庄孔韶，从郑振满到刘永华，福建因为其延续千年的宗族制度及物质和非物质的文化遗存，一直是人类学和历史人类学研究的“福地”。刘永华教授以闽西长汀一带为核心关注和处理了一个中国思想史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礼制思想是如何传播到社会基层，并成为长期实践的。从这本书中我们看到，唐宋两朝成为礼制下移，从上层士大夫的行为规范变为基层“庶民”行为准则的重要转折点。推广儒家礼仪的实践到明代又进一步加强，嘉靖年间推行的礼制改革促进了新型祭祖仪式的流行。尽管国家决策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儒生和当地仪式专家的推进和执行也是不可或缺的。
作者由基层礼生这个过去多少被忽略的群体切入，关注其对礼制的重要承担作用，还注意到自明代以后儒家祭礼在闽西一带已被道教仪轨渗透。作者采用人类学的参与观察方法，亲身多次体验了近年举行的闽西乡间祭孔仪式，并记录下祭祀过程及所使用的礼仪文本。在祭祖仪式方面，作者指出，其细节上其实已历经多次修正和变动，并结合16世纪开始的乡约礼仪的建立。此书以坚实的文本资料和田野调查结合，呈现了儒家信条向下传播，扎根，仪式化的实践过程，有助于读者思考儒学究竟是哲学还是宗教，抑或是半哲学半宗教这一经典问题。
《清朝进士题名录》
作者：江庆柏
中华书局，2007年
沈登苗 独立学者：
《清朝进士题名录（上、中、下）》，以《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为底本，参阅了包括《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在内的多种文本校补而成。是书以科年、甲第、名次、姓名、籍贯排列，每科末均附“校记”，提供了他人进一步考证的线索；使用极为方便，尤其是使人们直接按科年/行政区查阅和统计清朝进士的地理分布成为现实。
有学者认为：该书“考据严谨，征引全面，论证精当，几乎完全还原了每一位清代进士的原貌”。“是目前进行清朝县级进士人数统计最为保险的一种文献”。
- 近代史专论 -
《鸦片战争再研究》
作者：茅海建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
臧建文 河北金融学院讲师：
围绕中国近代史开篇——鸦片战争这一历史事件开始，从习以为常的人物、故事诸如琦善卖国说入手，通过挖掘与梳理琦善的家族背景、从官经历、鸦片战争前后其言行表现以及与林则徐私人交往等历史细节，作者提出一个独到且深刻的见解——“忠奸理论与奸臣模式”。
这就是说传统历史观念下，我们这个民族包括知识分子，往往将鸦片战争中国战败的原因，归罪于奸臣当道，而不是从制度层面进行根本性的反思，在如此框架下得出的结果便是，无须改革旧体制，只要维护并强化旧体制，增加对臣子的甄别，识别忠奸而实现所谓的选贤任能，就能避免战争的失败。
作者基于史实对上述观点进行了批驳，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尝试摆脱作为历史学家生来俱有的民族情结，在人物评判及历史事件解读过程中，直面历史真相，而并不夹杂对本民族的袒护，以期较为客观、全面的评述当时事件经过，从而给予今人以历史的启迪。
书的结尾提出了以下问题：“中国大陆与西方的差距，比起百年前的鸦片战争时，是扩大了，还是缩小了？”
这一追问，值得每一个国人深思。
《激进之踵——戊戌变法反思录》
作者：羽戈
山西人民出版社，2019年
田方萌 中央民族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戊戌变法发生120年后，基于近年出版的一系列史料和史学研究，羽戈重返历史现场，力图廓清层叠累加的迷雾，还原戊戌人物的真实面目。被后人贴上守旧、维新、革命标签的诸公，在当时的政治立场未必如此泾渭分明。谭嗣同那样的激进派，根据时机也会转向改革；被骂为反动派的慈禧，骨子里并不反对变法。翁同龢因属“帝党“，历来被视作维新派，他的观念其实很保守。
戊戌变法开启了中国现代史上的激进主义思潮，从此中华民族遭受了多年的动荡和离乱。当代思想界对激进主义多有批判，羽戈则认为激进是一柄双刃剑，其害在空疏高蹈，其利在破除陈规。激进主义的病症被作者称为“激进之踵”，与其说这病在脚后跟上，不如说在天灵盖上。欲治此病，则应医心——国人的身份危机往往是激进主义泛滥的前奏。批判激进主义是容易的，理解它则需要一种知识社会学的分析。
《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晚清画报研究》
作者：陈平原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
尤小立 苏州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以笔者有限的观察，陈平原教授的学术研究有两次转向：从文学史研究转向思想史研究，又从思想史研究转向文化史研究。而《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晚清画报研究》即是第二次转向的代表作。此著2008年即有香港三联书店版，十年后再度印行大陆版，或有推动国内图像史研究的考虑。这里面不仅有西洋“新文化史”“图像证史”的优长，抑或化入了雷蒙德·威廉斯的“关键词”，不过一切都是在晚清民初的“现场”之中。能从时代的眼光发现中国的大问题，又能寻觅到其中的趣味，亦是“独上高楼”所应有的境界。所以，读此书一定不要忘记一个“趣”字，——无论是文趣、意趣，还是理趣。
《章太炎的思想：兼论其对儒学传统的冲击》
作者：王汎森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
尤小立 苏州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此著出得较早，1985年即由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公司出版繁体字版。2012年，大陆简体字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引进，2014年再版，2018年10月是第三版，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学界都知道这部书是硕士学位论文，故无不感叹、感慨作者的大器早成。其实，著中体现的仍属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因是初生牛犊，所以无须瞻前顾后、左顾右盼，敢于归纳，又敢于下结论，条理自然清晰，见解自然明白，与太炎学问之冷僻、艰深，恰成对照。此点最可为青年学人所借鉴。
《国学的历史》
作者：桑兵、张凯等编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
尤小立 苏州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此著出版于十年前，与之配套的，则有2019年12月陆续问世的，收录近百部晚清民国“国学”论著及相关内容的丛书——《近代国学文献汇编》。桑兵教授在最新的一篇论文中说：“国学与经学的问题，过去、现在及将来还会不断被提出，只是过去简单视为文化保守，现在被当作民族主义，将来则可能成为证明我为何是我的关键”。（《国学形态下的经学——近代中国学术转型的纠结》）近年来，有关“国学”的争论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各说各话，一个是罔顾历史。“罔顾历史”就是不注意相关的研究史。而其中倡“国学”者更甚，完全是“我注六经”，对晚清民初的“国学”论著及几次有关“国学”的论争视而不见。结果自然是以高调抢山头，以态度充学问，以愿望代研究。《国学的历史》将晚清民初有关“国学”的论说文章麕集于一处，正好可以让今人驻足重温，比照呼应，弥补缺漏。
《与民国相遇》
作者：唐小兵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
严泉 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
二十多年前，《读书》杂志曾经发起过人文精神的大讨论，一石激起千层浪，人文精神成为上世纪90年代知识界炙手可热的话题。但是在学术体制日益科层化的今天，人文精神的实现不仅没有变成一种社会现实，而且似乎已经成为一个奢侈品，让人可望而不可及。更让人难堪的是，知识界的精神生活日益贫乏，正如钱理群先生所讲，今天中国只剩下“没有文化的学者”和“没有趣味的文人”。
为什么经过二十多年的变迁，人文精神离我们不是愈来愈近，而是愈来愈远呢？个中的原因固然很多，人们对此也是众说纷纭。但是近日读完唐小兵先生的新作《与民国相遇》（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却使我蓦然惊醒。书中有一段话引自梁思成、林徽因的女儿梁再冰的回忆文章，读来印象尤为深刻，“这些知识分子研究和创作的领域虽不相同，但研究和创作的严肃态度和进取精神相似，爱国精神和民族自豪感也相似，因此彼此之间有很多共同语言。由于各自处于不同的文化领域，涉及的面和层次比较广、深，思想的融会交流有利于共同的视野开阔，真诚的友谊更带来了精神力量。”
重新审视民国知识界，最直接的观感，他们都是一群文人，身上洋溢着一种文人精神。这种文人精神，不仅表明他们是有专业的现代知识人，更重要的是拥有自己的精神家园生活，不时彰显一种家国情怀。
《在商言商：政治变局中的江浙商人》
作者：冯筱才
上海教育出版社，2019年
严泉 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
《在商言商：政治变局中的江浙商人》一书是冯筱才教授研究民国初期（1911-1927年）商人政治参与的代表性著作。无论是研究对象设定、方法路径选择还是理论观点论证，冯著均是与过去学界相关研究成果迥然不同，其学术创新精神让人印象深刻。冯著对商人政治参与动机的问题意识非常强烈，提出不少有挑战性的问题，“中国近世商人真的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吗? 他们真的想构成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吗?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 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理解他们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为此，冯著提出了“产权与秩序”这一解释框架，指出自晚清开始，商人的财产权问题不但没有得到解决, 而且经常受到各种政治力的冲击，于是财产权利的动摇与维护构成了近世中国商人与政治关系的核心。最后冯著强调从世界史的角度来看，商人与政治的关系经历了由被动到主动，由小商业环境的安定到大的社会环境秩序的追求，由圈外影响到圈内参与等转变。但是在民国初年，一切均刚刚开始。这一看法无疑是具有全球史观的视野，非常值得称道。虽然书中并未展开比较论述，但是仍然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如果我们将清末民初中国商人与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工商业界的参与状况，作一比较述评，就更加能够感受到早期现代化进程中中英商人政治参与现象的相似性。
《创榛辟莽：近代史研究所与史学发展》
作者：赵庆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
吕文浩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作者赵庆云长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本所人研究本所，颇得地利、人事之便。他深入挖掘相关档案、日记、口述史料，讲述“文革”前十七年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在开创中国近代史学科等方面的历史事实，特别注重从社会政治史演进的脉络和史学史演进的脉络两条线索呈现出动态的全景图。举凡研究所的渊源脉络、学术著述、人才集聚、科研组织、学术活动、研究理念、资料建设等等内容，都能尽收眼底。但这本书并不是巨细不遗地罗列研究所发展史的各种事实细节，而是着眼于这一国家级研究机构与中国史学特别是中国近代史学科发展的密切关系，选择几个重要问题展开有深度的专题研究。
《“女界”之兴起：晚清天津女子教育與女性形象建構》
作者：秦方
中华书局，2019年
吕文浩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作者是中国近代妇女史研究的新锐学者。这本书在已发表的4篇重要论文基础上补充、修订、扩展而成，具有坚实的研究基础，4篇论文发表前后跨越十个春秋，在这个意义上，本书可以说是经过了“十年磨一剑”的辛劳。本书以晚清北方最重要的通商口岸天津的女学发展及其相关的女子形象建构为主题，既展示了中国近代“女界”形成时期女性的社会参与意识和意气风发的精神状态，也从当时社会的性别关系格局里看到了这种积极向上的状态背后隐藏的局限性，或者说是传统如何以一种变化了的形式在当时的新式知识人身上保持延续。作者的研究方法和选题颇为新颖，概念史、图像史方法，话语分析方法都能娴熟运用，所选择的主题如女学生的游移经验、女学的视觉呈现、女界重要人物的形象制造等均为当前学术界的热门话题。
《新记〈大公报〉再研究》
作者：俞凡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
吕文浩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有关《大公报》和张季鸾的学术性论著和通俗性文章早已汗牛充栋，了无新意。究其思想观点，或以“小骂大帮忙”加以针砭，或强调《大公报》对国民政府的批评和对左翼势力的包容，都反映出时代变化给予学术观点带来的影响。本书作者极其可贵的一点是，作为一个新闻专业出身的学者，能够深入台湾的国史馆挖掘第一手的档案资料，把《大公报》负责人与国民政府要员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具体的材料加以论证，使以往那种就报论报、论点先行的研究状况得以扭转。目前的新闻史研究颇多空泛之作，这种脚踏实地的史学风气引入新闻史界必将给这一领域的现状造成重要的冲击。期待着史学界和新闻史学界的同行因此机缘发展进一步的协作关系，以新闻史为切入点拓宽并深化中国近代史的研究。
- 海外汉学 -
《中国古代的社会与国家》
作者:增渊龙夫
译者:吕静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
陈映芳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社会学教授：
这本史学著作在日本学术界早有“60年代的惊世之作”、“东洋史的《圣经》”等特殊评价，中国的译介已经晚了半个世纪。对于中国许多缺少古代史和史学史知识的社会科学研究者，以及未经社会科学方法论训练的历史学者来说，阅读这本书多少会是种挑战（尤其作者提及的不少国际学术文本尚没有被译介进来）。惟其如此，这本著作在当下中国学术界、特别是研究生培养中的重要性，更值得强调。
《雍正帝——中国的独裁君主》
作者：宫崎市定
译者： 孙晓莹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
林来梵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中国历史学研究领域里的大家之作。基于雍正朱批谕旨等历史文献，复原了雍正的帝王像，并对这位孤独、勤勉、注定难以得到理解的独裁君主，给予一定同情式的理解。全书视角独特，笔触生动。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
作者：孔飞力
译者： 陈兼 刘昶
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14年
万昌华 山东泰山学院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任何朝代都会由盛转衰，然而为何至清代却由朝代更迭转变为“文明之衰”？或许这一问题需要自下而上地审视一番。孔飞力教授在书中描述一件从“叔侄交恶事”演变至全国性恐慌的“叫魂”事件，刻画出所谓盛世之下的病变——因人口膨胀和人口流动而导致的民生日困、传统熟人社会面临挑战和不平衡加剧等现象。孔飞力教授认为在“叫魂”案中，乾隆君臣刻意利用政治手段放大化“叫魂”案为皇权对官僚的重新洗牌，这不过是在皇权基础破败不堪情况下，以塑造“敌人”来团结“同志”的旧手段。而这种皇权大梦下的摆弄，不过是朝代衰变、文明没落前夜的最后挣扎，并让中华文明的帝制之路越走越窄。
孔飞力教授在此书中将1768年视为中国悲剧性近代的前夜，并以深厚笔力描写“前夜”之“疯狂”。其行文笔调既在细节描述中穿针引线，接续线索，以贩夫走卒和乡村愚夫之境况揭示盛世空虚，又在宏观构建中贯穿古今，一语中的，以中华帝国之衰落揭示中华文明之衰落。读此书时，除去对历史学研究的视角启发，更兼刺激读者思考在历史大潮中，如何秉持人文关怀之心观视文明的前夜和黎明、自救与他救。
《中国与日本：1500年的交流史》
作者：傅高义
译者：毛升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9年
周俊 日本早稻田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科博士生：
美国哈佛大学的傅高义先生最具知名度的著作可能是《邓小平时代》，但他其实也是一名日本问题专家。傅高义先生之所以俯瞰中日两国漫长的交流史，是为了让躁动的人们冷静下来理解这样一个事实——中日两国相互欣赏、相互学习是一条不能忽视的历史主线。
《中国近代历史的表与里》
作者：石川祯浩
译者：袁广泉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周俊 日本早稻田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科博士生：
日本京都大学的石川教授堪称史学界的名侦探。其代表作《中国共产党成立史》在国内一面世，致使洛阳纸贵。然而，这本文集主要彰显了石川先生充满灰色幽默的选题艺术和广博的学识。晚清被称为“睡狮”是什么含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告示牌上原本写着什么？孙中山遗书为何会存在几种版本？石川先生将历史表面厚厚的灰尘轻轻拂去，一语惊醒梦中人。
《巨龙的胎动：毛泽东、邓小平与中华人民共和国》
作者：[日]天儿慧
译者：廖怡錚
台湾商务印书馆，2016年
周俊 日本早稻田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科博士生：
2014年，理想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翻译出版了日本的《讲谈社·中国的历史》10卷本。该系列从夏王朝开始阐述，却在中华民国时期戛然而止。原作当中描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第11卷因故无法与国内读者见面，其后却在台湾出版。今天的我们从何而来？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本书中有朴实且中肯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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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人·思想的芦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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