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其康：父亲，您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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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您在哪儿?
写在父亲诞辰百年之际

© 王其康／文

　　敬爱的父亲，我找您已很久很久，不知您在哪儿？找您不为别的，就想靠近您，与您说说话。告诉您许许多多关于您的，也许是您知道的，更多是您不知道的事。但是，对于我来说，都是积聚在心房，已有了几十年的老话。每每提起这些老话，我的内心就会颤抖、滴血。
　　今年是您百年诞辰，母亲虚岁是百岁，于我而言，也是古稀之年了。所以，今年对我们三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日子。敬爱的父亲，恕儿不孝，到了今天才与您说说下面这些老话。然而，不说才是大不孝，说比不说好许多，您说呢？
　　父亲啊，我5岁时，您就去了另一个世界。不知为什么，家里没您的照片，一张也没有。您在我的印象中，完全就是一片空白。幼小时，看到隔壁邻居小孩与父亲亲热的样子；上学后，在学校看到别的同学与父亲小手牵大手的场景，我的心总会涌上一种莫名酸楚。我无数次问过母亲：“我的父亲在哪儿？”母亲说：“死了。”我又问：“父亲怎么死了？”“淹死了。”我再问：“父亲长什么样？”母亲说“你就很像你父亲。”于是，小时候每当我想您，就会搬张板凳，站在上面照镜子，看到了自己，仿佛也看到了您。后来，到了上学的年龄，大约是三年级暑假，母亲送我到少年宫作文兴趣班，为我填表格，在父亲这一栏，母亲写了“畏罪自杀”。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您是因“罪”而自杀的。这是怎么回事？母亲对我说：“小孩别多问，好好学习。”同样的疑问，我问过姐姐，问过姑妈，问过好多亲人，他们都吞吞吐吐，欲言又止，三缄其口。
　　长大后，我不再问这些没有答案的问题，但疑问就像种子植入内心，生了根，根越扎越深，会刺破血管，心疼地一阵阵收缩。自从知道了八月八日是“父亲节”后，每年这一天，思念您成为内心的一种抓狂。1981年父亲节深夜，我清楚地听到有人对我说：“你父亲没有死。”第二天一大早，我敲开姐姐家门，急迫地询问母亲和姐姐究竟是怎么回事？她们说：“你做梦了”。我总想干点什么，来解析这个梦。一天我背着母亲，独闯中共南通市委“落实政策办公室”上访，他们给我的结果是“你父亲有历史问题，但没有定性”。我将结果告诉了母亲，母亲先是嗔怪我“你胆子真大。”接着说：“那个年代，我不说你父亲有罪，自己就会被戴上帽子，降工资，全家怎么活？”原来如此！
　　母亲在政治运动不断的年代，为保护家人，默默地选择了自我抹黑，以此寻求三个子女生存权利，惟有“忍”才能活下来。她没了年轻时的自信与勇气，只能老实工作，低头做人。在您去世的几十年中，母亲这么一位好强的女人，折弯腰，低下头，何等不易！更难能可贵的是，她没跪下、趴下，也不改嫁，只为了赚一份工资养活三个孩子。
　　然而，对于青壮年的我，还是血气方刚，知道了您是没定性的“罪人”后，心中不断犯疑，您犯了什么罪？您是怎么自杀的？在什么地方自杀的？寻根追源之心绪反而更加迫及。凭着当医生的直觉，我明白，这种种疑问，已成为了心病。也就是从上访的那天起，我开始了寻找您的足迹。作为您的儿子，我有责任，在有生之年，还原您36年历程真相；作为几十年来心灵受到巨大创伤的“病人”，我要用这份努力与坚持，自我疗伤，自我救赎。
　　首先寻到的，是在伯父家，看到了一张有您身影的照片。伯父说，他仅有这一张与您的合影。是1944年我姐刚出生，在扬州拍的。您那时24岁，风华正茂，英俊潇洒；母亲在您右侧，大家闰秀，端庄秀丽；姐姐坐在祖母膝腿，天真可爱；祖母温婉慈祥，伯父伯母伉俪情深。一家人其乐融融。

1944年摄于扬州。左起：母亲王思秀、父亲王友震、三姑母王友鑫、伯父王友乾、伯母杨云。前为祖母张世英抱我姐王其丽。

　　我复制了这张照片，贴上保护膜，让您永存身边。这是迄今我见到您的唯一的照片，经常从镜子里对比自己，觉得母亲说得没错，我的五官的确与您很像，越来越像，不仅形像，精气神也像。之后，我寻访了很多人。您在世36年的人生轨迹，终于逐渐清晰明了。
　　您1920年出生于南通的“海门府”，那时家中殷实，有一座碧瓦朱檐的宅院及缥缃万卷的诗书。您十二岁之前在这儿生活，与各房年龄相仿的家眷，受私塾先生严格训导，诵读典籍，研习碑帖，为一生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国学基础。然而，1932年因时局变化，家道中落，这座大宅院更姓换名，您随祖父住进了“一林丰”。
　　您初中是在南通商科学校度过的，那时的您，生龙活虎，不仅学习成绩优良，各项体育项目，如游泳，排球都是尖子，而且开始接触西方文学。知识文化将您塑造成了学识中西贯通，文理相融的阳光青年。大约17岁左右，您偶然中认识了母亲。
　　您的大妹王友珍与母亲是南通崇英女中（现南通市第一中学）初中同窗好友，志趣相投，形影不离。王友珍常邀母亲到“一林丰”家里，两人同做功课，无话不说，一阵阵嘻笑声，让宅院内平添几份喜乐，家人都很喜欢美丽活泼的母亲。母亲小您一岁，但您的才思敏捷，仪表堂堂无疑给母亲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母亲出身于小吏家庭，外公长期在市政府财政科和民政科任职，都是肥差，求他办事的人川流不息，有政府各部门，企业、银庄、商店，经手的钱款诸如捐款等都很多，但他处脂不润，秉公处置。逢年过节，上门送礼的人络绎不绝，佣人倒茶水常常来不及洗杯。他说话语调不高，慢条斯理，温文尔雅，从不出语伤人，也坚决不收贿。有一次，客人送来一块旗袍料，是有名的杭州绸缎，母亲爱不释手，外公不收礼，出钱买下了。他老人家常说：“犯病的不吃，犯法的不干。”外祖母是江苏靖江人，出身寒门，慈眉善目，贤妻良母，裹小脚，里里外外，操持得有条不紊。外公非常尊重外婆，小事不与外婆计较。他们生有两个女儿。姨妈长母亲几岁，能吃苦耐劳，独立性强，二十岁就结婚远嫁北京，后去青海，没回南通，但一直每月寄钱贴补家用，她有一女儿，我称安宝姐，曾来过南通代母看望家人。
　　外公家住在南通仓巷北首，巷子东西各一个院子，院子是二层小楼，楼上有通道相联。站在通道往下看，可见巷内人来人往，这个巷内通道在当时的南通城是独一无二的。姨妈离开南通后，母亲独住西侧二楼厢房。放学后，常约王友珍来仓巷家中做功课玩耍，有时就在这儿与母亲同住。母亲开朗活泼，柔弱天真。家到学校也就一里多路，都是黄包车接送。外祖母看不惯，总责怪母亲：“娇惯了以后要吃苦头的。”母亲刚学会骑自行车，一次，与王友珍比速度，不小心跌跤将新旗袍撕开了个口子，回家溜进房间，赶紧找针线缝补，不料给外祖母看到，训斥道：“女孩子疯了没人要。”外祖父马上对外祖母使眼色，不紧不慢地说：“安全第一。”外祖母手指外祖父嗔怪道：“都是你惯的。老大多好，安静不闹，不像这个。”一母所生，两个女儿，老大喜静，温顺内敛；而母亲好动，爽快任性，反差好大。
　　您与母亲相识了一年，就伯劳飞燕。您去上海，先后在国际电信学院、法学院学习，而母亲则去了南京金陵女子大学附中读高中。您是1941年回到南通，在邮电局任发报员；而母亲则于1939年高二辍学回到南通，在位于丁古角的大王庙小学（即现在的城中小学）任语文老师。命运巧合的是，王友珍从上海体育专科学校毕业后，也到了这所小学任体育老师。当年的同学，成了朝夕相处的同事，那份亲热就别提了。
　　正是王友珍这份亲热，才使您与母亲有了更深入的交流与来往。邮电局与大王庙小学相距很近，不到300米，你们常相约；而仓巷向北到“一林丰”也不过300米，你们常相聚。每次母亲到“一林丰”，最来劲的当数小您七岁的三妹王友鑫，她曾笑着对我回忆道：“你母亲是大美女，你父亲拼命追她，平时省吃俭用，不舍得花钱，也不给我买吃的。你母亲来了，他掏钱不心疼，我也乘机敲竹杠。”惊觉相思不显露，原来只因已入骨。天时地利人和，命运安排了您与母亲这段恋情。然而，母亲家中因为你们同姓王，认为据老规矩“男女同姓，其生不蕃”而不宜。外祖母是极力反对您与母亲在一起的，所以给母亲物色了另一位非姓王的富家子弟。最终是您与母亲的坚持与真诚，打动了外祖父，由他老人家做通了外祖母工作，勉强回心转意，但非要立字据“招婿为子”。您的父亲，也就是我的祖父毕业于圣约翰大学，非常开明，同意了外祖母要求。你们的婚礼，在当时南通城是热闹非凡，一对才子佳人，郎才女貌，玉立高头，曲若流华，盛大的婚礼中，你们十指相扣，拥抱对方，互相表白：一辈子不离不弃，冷暖相依，携手到老。
　　您与母亲婚后，不久就生下了我姐姐，后去扬州工作近两年。在那儿分别担任过敌后抗日献金委员会的出纳，扬州中学商科主任教员等工作。前面说过，看到您的那张唯一的照片，应该就是这段时间拍的。
　　1945年抗战胜利后，南通家中突发状况：外公遭小人诬告为“汉奸”，家产房产被全部没收，免了牢狱之灾，借住“一林丰”。孰料，祖父这边因任职的通明电气公司被政府清理伪产，成了公司的替罪羊，免了职务，没了收入，赋闲在家。陡然间，你们面临了生活与生存双重危机，走投无路之际，您果断携全家去了上海，求助伯父，期冀寻找工作，获得一份养家糊口的收入。
　　大伯一介书生，学植深厚，底蕴丰富，与人和善可亲，言少而精，语朴无华，不矜不露，不忮不求，有王氏厚德载物的家风。他为了您的工作可谓尽心尽力，托亲朋好友，半年过去，却毫无进展，您也不忍对他有太多叨扰，便买了返回南通的船票。上船后，您安置好母亲与姐姐，独自靠在船栏抽烟。突然一位满头是汗气喘吁吁的陌生人拍了您肩膀，说：“友乾兄，您怎么也上船啦？”您知道，是因为你们兄弟俩长得太相似，被这位陌生人误以为是伯父王友乾。经过询问才知，原来您离开伯父家不久，就有朋友来送信，已为您找到了工作，明天就可以报到。于是伯父心急火燎地请人上船找您。鬼使神差，竟然在茫茫人海中，因兄弟俩长得相似而被找到，不得不说，这一切真是命中注定。
　　这份工作是上海夏光中学校长介绍的，即赴任国民党（上海）十一区区党部文书兼干事，但有个条件，得先参加国民党。因生活所迫，您别无选择，填了一张表，换来了一份盼之已久的薪水。您毕业于上海法学院，当过老师，文书工作对您来说难度不大。在工作之余，还为报刊写过多篇小说、散文，赚些稿费。不久，因为您能力超群，引起了时任上海江湾中学校长陈汝惠的注意，面试后，他聘您为私人秘书，并在他的介绍下，加入了三民主义青年团（简称“三青团”）。陈汝惠先生对您十分器重，加之他本人在文化教育界是重量级人物，所以对您的一生影响深远。虽然我不知道您在他领导下究竟具体做了些什么工作，因为他与您息息相关，所以我专门查找了关于这位闻名遐迩的陈校长许多资料。
　　陈汝惠于1917年1月17日出生，上海宝山人。10岁丧父，家境贫寒，由其母及比他大10岁的长兄陈伯吹（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抚养长大。1932年，在省立上海中学乡师毕业，同时插班就读于上海建国中学高等师范学校。学业成绩优良，以教育为终身职业。
　　1934年起，陈汝惠任上海立德中学初中语文教师。在5年内，以家教、小教、中教等半工半读方式，及众多奖学金修完了上海大夏大学教育学院教育心理系课程。他爱好文学，业余时间遍览世界文学名著，并受其兄陈伯吹影响、开始写作。1937年淞沪抗战后，中国军队西撤，上海租界沦为“孤岛”。然而上海市民的爱国热情却日益高涨，文化教育界利用报刊，课堂宣传抗日救亡。陈汝惠也在课堂上教育学生不忘救国，又以笔代刀，向《申报•自由谈》《译报•前哨》《文汇报•学林》等投寄杂文《勋章与阉羊》等，还写了《我们的新生活》等儿童文学作品，分别由中华书局、北新书局出版。1940年10月1日，顾冷观主编的《小说月报》创刊（陆守伦发行），周楞伽、陈伯吹、秦瘦鸥、阿英等应邀撰稿。由陈伯吹的推荐，陈汝惠将长达6万字的中篇小说《女难》分三期在《小说月报》上发表。抗战胜利后，陈汝惠由地下而公开活动，从一个作家变成爱国组织负责宣传的领导人。他起草并组织印发了《告上海市民书》，当时百万上海市民争相传阅。陈汝惠曾在1941年初参加了三民主义青年团（简称“三青团”）。其实，陈汝惠从“孤岛”时期起，就在异常艰险的环境中，从事地下抗日活动。抗战胜利后他一度担任了“三青团”的要职。
　　国民党的腐败，使陈妆惠决心摒弃官场名利，仍回到教育圣地。为了国家的未来，他在僻静的江湾镇边创办江湾中学。初创时，四周农田，鸡啼蛙鸣，校舍数幢，设施简陋。但陈汝惠却遍聘名师来任教。孔另境、朱滋礼、钱今昔、汪刃锋、丰村等皆翩然而至。长兄陈伯吹又为其推荐了一些中共地下党员担任教务主任、训育主任等要职，教师中也有一些地下党员和民主人士。当时的江湾中学，既是一所有教育质量的新型中学，同时又是一座隐伏的民主堡垒。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独裁专制，使他后来公开登报声明，退出了“三青团”。
　　解放后，陈汝惠因新中国首任教育部长马叙伦的推荐，到厦门大学任教。他全身心投入教育工作，还担任厦大华侨函授部副主任等职务，编写教材，撰写文章。他教导三个儿子要热爱党、热爱新社会，努力争取进步。他绝不在人前提自己在抗日时期的斗争经历。他心悦诚服地彻底否定自己的过去。
　　然而，随着五十年代一次次政治运动的不断升温，他在“三青团”的经历，竟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他被解除了职务。在文革中，陈汝惠遭受到更加严酷的打击。直到文革结束，陈汝惠的历史问题才得以澄清，并调任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长，主编《建国以来高等教育大事记》，全家人重见天日，喜极而泣。然而此刻他已年近六十，长时期的摧残，使他虽有伏枥之志，却已无力握笔，也不能重登讲台。他百感交集，徒叹奈何！不久，陈汝惠患脑血栓病，不幸于1998年9月4日病逝。
　　父亲啊，您听到了吗？这就是陈校长的故事。您是有幸的，在上海不仅有贵人相助，找到了工作，有了收入养家糊口，更是遇到了陈校长这么一位好先生，让您耳濡目染，有机会亲自为建立一个新中国出了微薄之力。我查阅了母亲早年的人事档案，她亲笔写道：“王友震1947年底参加过革命工作（送情报）”。今日我想来，您也是受到陈校长影响，才有此作为的吧。陈校长论名望比您大，论地位比您高，他不仅是学识过人，更是一位俊杰，“识时务者为俊杰”。当他敏锐发现国民党极度腐败，毅然公开退出了“三青团”，可您怎么没有退出呢？是怕有杀身之祸？还是因为生存所需？或是性格使然？当然我们后人无法得知您没有效仿陈校长开明之举的因缘，但是您一定没有预见到，这一段公开身份，为您自己以后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隐患，就如陈校长后来也被秋后算帐一样。
　　在上海您还遇上了另外一个大麻烦。听母亲与姑妈分别与我说起，大约1949年上半年，上海解放前夕，国共两军在外围已开始交战。某天上班期间仅您一人在办公室，闯进了几个战场下来的伤兵，背着枪，问您要钱，要吃喝，您将身上的钱全部掏了出来，他们嫌少，又翻办公桌，确认没什么“油水”，忽然发现堆放角落的几捆棉纱，他们扛了就走。您说：“老总，这是公物不能动的。要拿走，写张借条行不？”伤兵们瞪了眼：“老子前线卖命，这几袋棉纱算个屁，再啰嗦就吃枪子儿。”吓得您也不敢吱声。之后，您向上级写了一份陈情报告，案件被移送至法院。上海刚解放，处于改朝换代之际，这个无头案怎么可能查得清？1950年6月，法院判您贪污，入感化院半年。那时我刚出生两个月，母亲无奈，只好携姐和刚出生的我回到南通“一林丰”。父亲啊，您再聪明，也没想到上海之行是这样一个结局吧。
　　从感化院出来后，您也回到南通，先是在邮电局当了报务员，1951年受骋进入南通女子师范学校（地址为现段家坝，后合并为南通师范学校，现为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后文统称为通师，作者注。）当语文老师。
　　通师气势宏大，地处美丽的南濠河三元桥畔，环境幽雅，风景如画。学校三面环水，因此“通校有桥，桥有三带。校有河，河有岸，砌以石，有墩壅以砾”。校河之西有学校附属的博物苑、植物园、测侯所。学校之南又有学校农场、贫民小学。学校之东，古迹三元桥、文峰塔。著名文学家朱东润在这儿任过教，他在自传中回忆道：“我住的是寿松堂靠教室的一间过道楼，前面能直看到十余里外的狼山，后面是一株银杏树，树上覆盖着数十年的凌霄，再后面是十亩荷花池，池外是一望无际的城河。整个校址轩敞，开阔，雄伟……我到的时候虽然荷花已经渐衰，但是凌霄花正盛开，满树繁华，照耀着盛秋的艳色。寿松堂前的四棵大树，白皮松、罗汉松、杉树、桧树更是干霄卓立，苍翠欲滴，远处的狼山，青岚塞空。我到过不少地方，也住过许多学校，最值得怀念的还是南通师范。”（《朱东润自传》）
　　通师不仅环境宜人，而且云集了一批优秀的教师。学校先后聘请 8名日籍教师；还有国学大师王国维，绘画大师陈师曾，教育家江谦、张梅安等为代表的一流师资到校任教。您任教时语文教研组组长是史友兰先生。南通五十年代曾将四位文教界名人誉为“梅兰竹菊”四君子：梅者，张梅安；兰者，史友兰；竹者：卢心竹；菊者：卢菊庵。在他们的影响下，您心情舒畅，不悦之事渐已忘却。南通师范前后共培养了毕业生2053人，为南通乃至全国输送了大批德才兼备的师资，周明瑼、罗玉衡、范北强、施致纯、李吉林等著名女教育家、前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生母李文瑞、新中国第一位派驻东欧国家的女大使顾懋萱、著名剧作家黄允等，均为通师优秀毕业生。
　　父亲啊，您在上海折腾的这几年，除了收获了一份微薄工资和我这个来的不是时侯的儿子外，大多是烦恼，早没了您“文学青年”的情怀。有幸是，来到通师这么一个人文荟萃之地，应该是大展图之际了。因此，您打起了十二份的精神，投入了您所喜好的文教工作中，并将教书育人立为自己的终生事业。一位名人说过：“将自己的爱好定为事业，那是世上最美妙的。”您才31岁，如今家庭团聚，年富力强，才思敏捷，没理由不好好干一番事业的，对吧？
　　您来通师工作首先遇上了一位好师长——张梅安校长。
　　张梅安（1895～1961），又名审初，字梅庵，江苏南通石港镇人。1911年就读于南通师范附属小学，1912年至1915年就读于南通师范学校，1916年至1917年在南通师范附属小学工作。1917年至1937年至南通师范学校当国文教员。1938年南通沦陷，南通师范乔迁滨海办学，其前后任教于南通商益中学、私立三余中学。1946年通师复校回校继续任教，先后任通师副校长、校长。担任过南通市政府委员、人民委员会委员、市政协副主席、市文联主席、江苏省文联副主席等职务，1966年因病逝世。
　　常听母亲说，张校长很器重您，知道您博学多才，教学上不拘泥陈旧俗套，常另僻蹊径。入校工作实践中，当您发现了许多学生的语文修辞基础较差，而学校又缺少这方面教材，就向张校长提出自编《修辞讲稿》教材的建议，得到了首肯。您从1953年起，利用业余时间，查阅了大量资料，结合中教的特点，夜以继日，终于在1954年编成了通师史上第一本“修辞讲稿”教材。我手边有伯父完好保存数十年，而后由文熙表兄转送于我的《修辞讲稿》孤本。
　　这本久远的书，当年是您写好书稿后，由他人在钢板上一笔一划刻写蜡纸，然后用油墨自印装订而成。一万多字，看上去已泛黄陈旧，翻开书，仍能闻到淡淡的油墨味；细看书，其内容仍不老化。您在绪言中写道：“编写目的是为了培养初中教师而创办的短期专修班教学需要。修辞的全部教时只有三十六个，因而讲稿的内容除须切合初中教学的实用知识外，还必须力求精简，要做到这二点的确很困难”。您还写道：“讲稿中谈消极修辞时曾举出了许多修辞病例。谈积极修辞时曾指出了许多注意之点，前者多系学生作文中摘取出来，后者多系根据写作指导教学中体会所得”。短短数语，您点出了修辞学在教学以及实际使用的重要性，言简意赅，逻辑性特强。我还注意到，这本书的编者，您将师长张梅安名字放在自己前面，为尊敬师长之楷模。
　　您在通师还遇上另一位令人敬重的先生——语文教研组组长史友兰。
　　史友兰（1909—1987），原名佩芝，笔名阮懒。早年毕业于私立张謇中学，先后在四安小学，通师实小，刘桥小学任教。抗战胜利后在通师任教，曾长期任语文教研组长。史先生平生酷爱古典文学、书画与体育。三十年代起，常在诸多报端发表诗词，出版多部诗词专辑，作品情感真诚不做作，且意境雄浑，文辞清新，格律严谨；他的书法融遒劲俊秀于一体，行云如水，浑然天成；他的排球技艺也极高，是通师教工排球队主力队员。
　　这些年我因为四处寻找您的足迹，认识了许多您生前的亲朋好友以及学生，史先生儿子史醒华也是其中一位。他说，十岁左右，记得您常去他家，与其父交谈，因而他对您印象很深。今年仲夏，我拜访史醒华，他见我第一面，惊讶地说：“像，你与王友震先生真像”。史醒华回忆说，他父亲常在家中说您是不可多得的好老师，具体还回忆了这么几件事：
　　其一，教研组内共有六名老师，均是在语文教学有所建树的名师，其中范子愚先生性格最为直率较真，常因某些教学观点不合在组内争执，很少有服气的时候，与于文倚、汪庆和、张启等先生争论不休是常事。您是教研组的新人，但范子愚先生从不与您争论，因为他佩服您国学水平高，学识中西贯通，对课文理解讲课都到位，引经据典，由浅入深，颇有另一番心得，时下叫“创新”吧。所以，范先生对您尊敬有加。史友兰说过：王友震老师来了以后，给我们语文教学带来了新活力。
　　其二，史友兰先生是学校教工排球队主力，您来学校后，与史先生配合，担任主攻手，而且是跳起来重扣，常常一锤定音，为通师争得了多个奖杯锦旗。您与史先生志同道合，友情日益加深。
　　其三，您的口才极好，擅长开课讲西方文学。他说，您演讲的苏联小说《海鸥》，不仅在通师，在南通各界也是引起了很大反响，很多学校和单位，争先恐后邀您开讲。您编的多部话剧，反映抗美援朝等主题，在文化宫和通师公演后，反响很好。
　　您回到南通得到贵人相助，在自己酷爱的事业中，顺风顺水。听母亲说过，那几年，你们俩都忙于各自的教学工作，无暇顾及家庭。您在通师上班，她先后在郊区的姚港小学和陆洪闸小学当老师，周一至周五都住校，你们聚少离多，周末才能见上面。姐姐大了，靠祖母生活，我是住在奶妈家。三岁那年，我患了“慢性菌痢”，久治不愈，骨瘦如柴。姑妈、姑父鼎力相助，四处求医，最后是姑父的好友姚星叔大夫，妙手回春，开了一味“鸦胆子”中药，才让我转危为安。1953年，我弟弟出生，母亲休完产假就去上班，弟弟被送到乡下保姆家寄养大。祖父去世后，1953年我们搬出了“一林丰”，老小七口人租住在文化宫附近，挤在不到三十平方一屋。家里诸多事务全靠外公、外婆照应。这一切，你们全然顾不上。
　　父亲啊，您与母亲如此全身心投入工作，不仅是为了赚钱养家，更重要是您们乐意做“园丁”，挚爱教书育人这份工作，充分展现才能与热情，尽快地得到领导、同事、学生的认可，有自己的立锥之地。可是您做梦都没有想到，一场无妄之灾就要来临，将毁掉您所有的梦想。最怕的不是没有梦想，而是拥有梦想过后，被现实击碎。打败您的不是无能，而是无奈。无奈的心死了，死了的心不再跳动。
　　1955年，全国开始“肃清反革命运动”(简称肃反运动)，气氛日趋紧张。8月放暑假，通师办了全体员工住校的“肃反”学习班，地点在通师内。8月24日中午，您请假回家，取走一个常用枕头和一件出客的西装。临行前，您深情地抱起三岁的弟弟说：“叫声爸爸。”弟弟看着您，柔声叫了，您开心地说：“再叫一声。”弟弟又柔声叫了一次。母亲与姐送您出门，半道上母亲对您说：“家里没钱了。”您对母亲说：“让丽丽（指我姐）后天到学校来找我拿。”这是您留给我们的遗言。
　　晚上九点许，有人敲门，母亲见是一名公安人员及学校老师，心惊肉跳，预感不妙。他们冷冰冰地对母亲说：“你丈夫出了点事，跟我们到学校去一趟。”母亲六神无主，于是提出要求：“能否让他姐姐陪我一起去？”来人互相商量后同意了。幸亏有姑妈陪同，否则凭母亲一人，如何扛得住后来的事？到了学校，公安人员板着脸说：“你丈夫参加反革命组织，不接受组织调查，投河自杀死了。你们现在先去认尸，然后再谈怎么处理？”母亲毫无思想准备，顿时感到精神崩溃，绝望极点，几乎晕倒。亏得姑妈沉着冷静，对母亲低声吩咐：“不要哭，不要收尸，不要提任何要求”。关键时刻，姑妈的“三不”建议，让母亲脑子清醒了许多。“参加反革命组织”，这个罪名非同小可！还“不接受组织调查，投河自杀”，那就是罪加一等，母亲越想越害怕。
　　母亲在姑妈的陪同下，见到了您的遗体被一条草席盖住，身上穿的是中午从家里取走的那件西装。姑妈年轻时就经历过日军飞机轰炸，九死一生，幸免于难，她是见过大场面的人。此时此刻，她不仅自己克制内心对亲弟弟突然离世的悲恸，还为我们一家，甚至是整个家族的未来作出全面考虑，一旦处置不当，将会留下“同情反革命”的口实，后果不堪设想。姑妈挽着母亲，不住地提醒：不哭，不哭……
　　哭难，不哭更难。母亲强忍住眼泪，按姑妈说的“三不”要求做了。正如姑妈当时的判断，这样的“绝情”表现，在后来起到了重要作用。您赴水自尽后的几十年，政治运动不断，母亲作为家中唯一的顶梁柱，没有因为“同情反革命”而被扣上帽子，得以保全自身，使得全家没有“断炊”。也是因为无奈，才使母亲在后来填写所有的政审表格，有关您的“政治面目”一栏，都是反复地写上“畏罪自杀”。
　　姑妈的教诲与决策，让我们全家终生受益，未再陷入更惨的境地。然而，长期来我内心是充满了疑问的。您自杀时是酷夏，为何穿的是那天中午从家里取的出客西装，难道是至死仍要保持一份为人师表的形象吗？临行两次让弟弟叫您“爸爸”，是永别吗？如果有准备自杀，为什么约定让姐两天后见面拿工资？您是会游泳的，怎么会淹死？而且选择在通师的荷花池，那是您以及师生们最爱的休闲净地，于心何忍？您死后，遗体被抛于何地，有谁知道？这些疑问藏于我心中，几十年没人告诉我，我也不知道该问谁。
　　父亲啊，至今我仍难以想象，您一位崇尚知识教养的文弱书生，径直走向美丽的荷花池时，那艰难的最后一跳，不仅划破了荷花池的宁静，还破灭了您教书育人未竟的前程。最后一刻您是否回眸，心如刀绞？可曾想过一家老小而踟蹰犹豫？您将自己的尊严连同肉体，委为鱼食，勇毅何来？更难受的是，史醒华告诉我，他父亲在家里曾偷偷地说过多少次：“王友震老师开朗活跃，怎么会想不开自杀？而且他会游泳，怎么会淹死？发现他尸体是在荷花池下面，用双手全力地抱住跳板的木桩，几个人用力才将双手强行拉开。”听了这一席话，我泪流满面。父亲啊，您的必死决心如此之大，完全是将自己活生生憋死，这又是为何？
　　父亲啊，您不知道，由于您的决绝离去，让全家族都受到了怎样的长期牵连，我给您一一道来。
　　母亲凭一己之力，撑起了这个摇摇晃晃的家。您走后，她仅哭过一次，那是您自杀后一年的祭日，那天深夜，她一个人在学校宿舍，躲在床上偷偷地抽泣，被同宿舍的人告密，为此在运动中插了白旗（属严重警告），吓了她赶紧写了深刻检查。此后再也不见了她哭过，连最疼爱她的父亲去世，也没哭。
　　姐姐初中毕业成绩很优秀，因为您的缘故，未能升入高中。
　　我因为是“黑五类子女”（地富反坏右），初中毕业不能升学，只能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长达十年。
　　弟弟因成份不好，初中没毕业就插队务农5年。
　　您的哥嫂姐妹他们在各自单位，都谨小慎微，闭口不提您，但是私下对我们一家，都倾心予以关爱体贴。当然了，您去世后，全家人一天天的煎熬，终于也熬出了头，现在日子改变了不少，说给您听听吧。
　　母亲向您三妹夫妇求助后，他们向有关单位提供了您为地下党曾输送过情报的材料。为此，后来教育局根据一家六口人实际困难，将母亲月工资从35元提到50元，加上姨妈每月寄5元钱给外婆，缓解了全家生存问题。
　　姐姐初中毕业后参加工作，挣得的工资全部交给母亲，支持我们兄弟俩上学，家里日子宽松了许多。她嫁给一位老实忠厚有才干的夫君，平平安安一辈子，如今三代人幸福美满。姐姐的恩情我永记于心。
　　弟弟下乡插队，1975年回城，有了一份工作，结婚生女，如今也是三代同堂，迁居上海。
　　我下乡后，通过努力，先从文后从医，结婚生子，著书两册，又下海办企业，挣钱送子赴澳洲留学，现有两孙子。
　　父亲啊，听到这些，您心里一定宽慰许多了吧。您已有了两个曾孙子，两个曾孙女，两个曾外孙女，您薪火相传的大家庭己有20人之多，该喜笑颜开了吧。纵横半世，风云聚散。太多的日子里，我们一家经历过生命中冷暖离愁，情缘的沧海桑田。或许，时光就是这样磨炼人，磕磕绊绊这一路走来，教会了我们太多的忍耐与感恩，当有时候，清晰透彻地认识到世间所有的一切苦难与欢乐时，惊回首，许多都是命中的注定。
　　如果说，您当时不屈从外祖母“招婿为子”，婚姻可能是另一种结局；如果说，您当时在回南通轮船上，不去船舱外抽烟，遇不到伯父的朋友，不重回上海去了夏光中学，后来也不会当上陈校长私人秘书，也就不会参加“反革命组织”；如果说，您仿效陈校长毅然决然退出“反革命组织”，人生将是另一种历程；如果说，您回到南通后，面对学校的审查，能多想一些家庭，多想一些未竟的事业，少一些倔强，少一些任性，也许您就不会忍心走向荷花池，了却自己。
　　漫漫人生路，有太多的如果，然而，世上的事情，从来没有如果。如果可以有如果，知道后来的结局，那一定是选择不相认。
　　古人曰：君子有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您承传家风，艰苦力学，谦卑为人，敢爱敢恨，宁折不弯，乃立德也；您热爱学习，术有专攻，著书立说，桃李满天下，乃立功也；唯有立言，您存世作品虽不多，但那篇《诗僧苏曼殊》，我读过了许多遍，觉得是上佳之作，已能将您的内心窥见一斑，应该是立言也。
　　您在此文开篇中就直率地写道：“曼珠是绝顶聪明的人。他自知慧孽情魔足以误人，因而遁入空门，以求六根清净，复以至情的天性，使他不能做一个心如槁木的僧人，依然浪漫使性地与尘俗往还，终于将他飘零断肠的一生，写成一部旷古哀艳的诗篇。”在概述了苏曼殊奇妙一生后，您不吝赞词写道：“一向读曼殊上人的并不多，研究上人亦欠深刻，但我却为其嗔爱无常的率真而向往无已。在这个世界里，安得人人率真如曼殊，无论风流也罢，憨痴也罢，这世界将是一个何等美善可憧憬的世界？”
　　您写曼殊，宛如剖析了自己，切中肯綮。您在34岁曾写下了一副佳联，与曼殊亦有关联，是伯父传诵给我的。一次他呷酒几杯，酒到微醺，说道：“你爸在文学上中西贯通，但古典文学稍逊于我。但是他34岁时写了一副联语，我却力所不及。以他非文学专业出身，是怎么做到的，我百思不得其解。”说完，亲自将您这幅绝联抄录于我，原文是：
　　太过嗔爱少知己，小有聪明反误人。
　　此联我一直铭记在心，并在反复地研究中。乙未年（2015年）清明节，思念情切，我请曾善兄撰写，并配了一幅“竹石图”，题上了“如石之坚，如竹之清”八个字，悬挂书房。如此，每天能看到您，想到您，追随您。
　　父亲啊，从您对苏曼殊的赞叹，到这幅佳联的出现，再联想到当年您赴水自尽，我似乎走进了您的内心，解开了多年心锁：嗔爱有度，至情至性，率真热情，这不就是您的性格吗？自杀那天傍晚，七夕之夜，乌云蔽月，您看透了红尘，一了百了，毅然决然地走向荷花池，生与死之间，是您性格使然，选择了宁可尊严地死去，也不愿屈辱苟且地活着。
　　满池荷花，上见繁枝绿叶，下有节节白藕，不堕污泥，清风透骨，生命尽头呈现的是白美和精致。荷花与白藕，是生命的记录，如诗如画。荷花承载生命之水，亭亭玉立，如少女般，美轮美奂；白藕与泥土常相厮守，喁喁私语，朝朝暮暮，在生命岁月里无限延伸。白藕不避污秽，根植于污泥中。藕之美缘于荷艳，败于花凋，它凄美中的风骨和坚韧，养育荷的万紫千红，积蓄沉淀生命绽放的力量。有人爱荷花，我更爱白藕，其美、其优、其雅，不惧天寒地冻，不弃污泥浊水，藕断丝连，守住一身自洁与傲气。
　　父亲啊，许久想与您说的话，终于说完了。多少回忆，泪聚弦断。命运无法重写过去，岁月里的无数错失，渲染了乱无意绪的断章；太多的难忘，欢聚成伤；这些年我所听到的您的故事，无论是陌生还是熟悉，都已沉淀于我的心池。您在被光影拉远的百年中，命运让我们相逢仅仅只有五年，上苍佑我，来世我们还是父子，再不分开。
　　最后要告慰您：1955年您去世后，尸骨全无，几十年来我们无法也不敢为您安葬，每年清明只能是暗地烧些冥纸给您。直至1988年清明，我们给母亲壮胆，为您买了块墓地，按衣冠冢习俗，先请画师将那张全家福照片上的您，画在瓷盘坯上，再烧制成光鲜的瓷盘，而后代替您的遗体骨灰入土，并为您立了碑。母亲抚摸您的墓碑老泪纵横，哀恸不已地痛哭一场。33年的伤痛化为泪水的那一刻，天知道那是怎样的痛。
　　父亲啊，您知道吗？为您树碑后的第二年，母亲就身患重症，我们三个子女为她四处求医，陪她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程。她于1992年逝世后，我们将她与您合葬于一墓，为你们共树一碑，让英年屈死的您终于找到了回家的路，让含辛茹苦扶孤守节半世人生的老母亲在天堂与您重聚，为你们二老安了一个永远宁静的家。巧合的是，您的老校长张梅安与您是近邻，愿天堂里你们仍可续写新的《修辞讲稿》。
　　我朝思暮念的父亲，不孝之子对您再说一句吧：来世我还是您的儿子，永不分开。

　　本文由王其康先生赐稿，感谢作者授权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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