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江丨篇章视角 语用属性 现代汉语句法研究不可忽视的观察维度 ——《汉语句法的语用属性》面世（下）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语言学家张伯江所著的《汉语句法的语用属性》在商务印书馆出版。本书精选作者已发表的二十篇现代汉语论文，从话题结构、名词短语、句法结构、语体和修辞等角度集中论述汉语句法的语用属性。各章的研究往往立足某一论点或质疑某种观点，多采取中观的视角，通过句法结构、语义、语用等多个平面的举例和阐述得出结论，凸显语用观照在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中的重要意义。其理论功底深厚，论证逻辑缜密，结论可靠、具有启发性。适合语言学研究者、学习者、爱好者阅读使用。
从语用关系认识汉语的句法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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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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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的述宾结构反映的是“预设—焦点”关系
（一）
共性与个性
语言类型学认为，主语往往与语用上的话题天然地关联，宾语往往与语用上的焦点天然地关联，这说的是一般共性。我们之所以强调汉语述宾结构与“预设—焦点”的关系，是因为汉语比其他语言有更多方面的例证。在那些语法关系反映语义关系的语言里，直接宾语更倾向于用有定性高的或生命性强的名词，而汉语的动宾结构里宾语更偏爱无定名词却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这一点，陆丙甫（2001）也曾注意到，他说：“许多不定指的新信息，即使不是受事也能成为宾语。这同其他语言中的宾格标记要求高指别性正好相反。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矛盾。”这里的根本原因，我认为正如LaPolla（1995）所说：“汉语动词居中的词序，具有把话题或非焦点NP跟焦点或非话题NP区别开来的功能。”
有了这一层认识，我们于是可以理解，为什么汉语的常规宾语位置比较排斥人称代词宾语，排斥较短音节的宾语（“*种植树”“*阅读书”“*选择课”。见冯胜利，2000；周韧，2010），原因正在于，人称代词这样的已知性很强的成分、单音节宾语这种信息量极低的成分，都不是负担常规焦点信息的。
（二）
从“动宾补”到“动补宾”
从历史句法看，汉语的某些句法结构，并不是天然的述宾结构，但语用的动力使之定型于述宾结构。我们曾经讨论过动词后趋向补语与宾语前后位置的变化问题，指出宾语的焦点性是其后移的根本原因（张伯江，1991）。其实，汉语历史上与“宾—补”有关的词序变化，不仅表现在趋向补语上，也表现在结果补语上。蒋绍愚（2005）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曾有“V+O+C”和“V+C+O”并存的现象，“到宋代以后，‘V+O+C’逐渐消失，最后动结式都归并为‘V+C+O’一种形式”。以下是从赵长才（2003）中摘引的几个例子：
这种现象的存在，一般认为是汉语动补结构成熟之前的不稳定状态之一（吴福祥，1999），到唐宋以后，汉语动结式动补结构一律采用宾在补后，如“打破瓶子”“斫断右手”“吹倒那棵树”这样的语序。这个过程，一方面我们可以关注结果成分的语义弱化，另一方面也可以关注宾语成分的焦点化，也就是说，结果成分的弱化伴以宾语焦点性的强化，促成了现代汉语动结式的固定语序。
汉语历史上的“V+O+C”格式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英语“宾语的形容词补足语”现象：
尽管英语的宾语补足语也常常表示动作所产生的结果，但是出于英语句法的制约，却一直保持着“V+O+C”的语序。不管在语用上强调对象（宾语）还是强调结果（补语），句子格局都是固定的。这一点下面再做进一步讨论。
（三）
从“命名”类双宾句谈双宾句的分析
现代汉语的双宾句，多数类型都可以做“VN1N2”→“把N2VN1”的变换：
唯有“命名”类双宾句变换方式不同，变成把字句的话，是“VN1N2”→“把N1VN2”：
这个类型的双宾句，与英语“They made him President.”有些相似。英语里句法上把President处理为主句宾语him的补足语，同时承认him和President之间有来源上的主谓关系。汉语的“命名”类双宾句，也可以看作省略系词性成分的结果（饶长溶，1985）：
不过，现代汉语里，不论来源如何，“命名”类既然与“给予”类表现出一样的词序形式，有了一样的语用结构，也就可以有一样的句法分析方法。朱德熙（1982）便是这样，把现代汉语的双宾句一律分析为“动宾+宾”。我们认为，朱先生的处理办法深刻反映了双宾句中N2的焦点性：不论“老王送徒弟一把钳子”还是“人们叫他二傻子”，句法分析的第一层都是“述宾”关系，清楚地显示了焦点名词N2的重要位置。
沈阳（2009）用“小句（small clause）理论”做汉语双宾语分析。做法是：“通俗地说，比如汉语中‘给予义’双宾结构‘我送女朋友一束花’，就大致可以看作是由主句A‘我送（+小句）’和小句A1‘一束花给女朋友’或小句A2‘女朋友有一束花’这样的两个不同级别的单宾动词结构构成的，其底层结构形式可以描述为：A1：‘［SP我送V1［SC一束花（给V2）女朋友］］’或A2：‘［SP我送V1［SC女朋友（有V2）一束花］］’。”这两种“小句”何以存在，不知有没有较为显明的句法证据；而本章这里讨论的“命名”类双宾句里明显存在一个由系词性成分构成的“小句”，沈文偏偏没有论及。比起朱先生主张的“述宾结构带宾语”方案以及陆俭明（1990）深刻论证的汉语双宾语结构分析法，这种“小句分析”法似乎不利于反映受事成分“一束花”和名称成分“智多星”共同的作为语用焦点的事实。
（四）
再看英语和汉语的不同
英语也不是相同的句法位置总是要求相同的词类的。根据Jespersen（1924）的介绍，英语里“连系式宾语（nexus-object，即主谓短语做宾语）”可以有多种类型：
Jespersen说：“连系式的谓语部分可以是能在动词to be后作表语的任何词或词组。”上面摘录的几个例子，做表语的成分分别是形容词、名词、动词（分词）和介词词组。这几个例子，如果逐字对应地看，第一句有点像汉语“动宾补”的结构，第二句有点像汉语“命名”类双宾句，其他则没有相应的说法。英语里这些句子采用相同句法结构的原因，正如Jespersen所说，是因为最后一个成分都可以在前边加上系词。这说明，归根到底，句法制约还是决定性的。
汉语没有这样的句法制约，也就没有与英语平行的这样一组句子。而我们看到的从“动宾补”到“动补宾”的变化、“命名”类双宾句中判断动词的消失，这些过程，都凸显了一个事实：焦点性的宾语改变了汉语的某些句法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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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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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语与宾语的竞争
句末是汉语焦点的天然位置。动作行为中作为焦点得以凸显的，既有可能是动词所支配的宾语成分，也有可能是动作所遂行的程度、结果等，所以，“补语”也常常因其焦点性而置于句末。汉语的“述补结构”也是凸显焦点的语用要求所造就的一种句法结构。刘丹青（1995）说：“状语和补语在句法方面性质一致。状语和补语的根本对立是语用对立。状语是谓核的附属信息，而补语通常是句子的焦点所在。”
当补语出于表达焦点的目的而与宾语竞争句末位置时，宾语不得不“另辟蹊径”（吕叔湘，1944a）让位给补语，主要就是通过“把字式”。吕叔湘（1948）对汉语把字句的形成有十分明确的断言：“动词的后面紧接着一些成分，不容许宾语插在中间”，这个条件“才是近代汉语里发展这个把字句式的推动力”。吕文分析的“动词前后的成分”并不限于现在通常认为的“补语”，也有“偏称宾语”“动量宾语”等。沈家煊（2010b）论证汉语动词后表对象和表结果的成分具有一样的句法地位，可以合称“补语”。这个观点，与我们这里指出的汉语“宾语”“补语”的焦点性质是完全契合的。于是，我们所讨论的“宾语和补语的竞争问题”就成了不同类型的补语之间的竞争问题了：信息量低的成分，就以某种句法手段“让位”给信息量较大的成分。
这样的机制，不仅体现在把字句里，也体现在被字句、主谓谓语句、重动句等句式中。例如项开喜（1997）对重动句中前后两个VP的信息量对比做过透彻的分析，指出前一个VP里的名词性成分都是信息量极低的，而后一个VP往往表示超常的或非预期的意义，这是焦点占据句末位置的充分理由。
构式语法（Goldberg，1995）中与动词sneeze有关的例句：
翻成汉语可以考虑的形式有：
第一种译法最不自然，下面两个一个比一个自然。原因何在呢？我们觉得，不管是英语还是汉语，这里都是以事件的结果成分为语用上的焦点的（off the…/喷到……，喷掉）。所不同的是，英语除了把被强调成分放在句末这种语序手段以外，无法用形态手段调整“动—受”“动—结”关系的相对句法地位，即，尽管想强调结果，也无法让“off…”部分带上凸显事件性的句法标记，而依然只能让句子里常规动词sneeze带时体标记；汉语则有多种手段弱化“动—受”关系（用状语性的词语“一喷嚏”代替动宾短语“打喷嚏”；用“把”字把受事“纸巾/泡沫”提前），在句法格局上充分凸显结果补语，并且，可以把唯一的时体标记“了”加在补语部分。
这种“宾补竞争”的观点，不仅可以解释汉语述补结构的语用基础，也可以很好地解释述宾结构与述补结构形式上的平行性。朱德熙（1982）把动词后的体词性成分和部分谓词性成分处理为宾语，把动词后的部分表状态、结果的谓词性成分处理为补语，清楚地对应了语用上的焦点结构，不做焦点的成分另做处理（如：与补语语义类型相同的状语、与宾语语义类型相同的“把/被”的宾语，等等）。沈家煊（2010b）关于汉语补语性质的新看法，对朱先生“述宾结构”和“述补结构”的看法是一个更合理的概括。
图书信息
《汉语句法的语用属性》
张伯江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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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为作者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成果，旨在揭示汉语语法中语用动因的体现。全书共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讨论汉语的基本句法结构不是主谓结构而是话题结构；第二部分讨论汉语名词短语组合过程中的语用关系；第三部分讨论汉语句法结构的语用性；第四部分讨论汉语句法结构的语体制约和修辞属性。体现了作者扎实的学术功底和开阔的学术视野。
本书适合语言学专业特别是汉语语法学专业研究者、学习者、爱好者阅读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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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伯江，1962年生于北京。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院长、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出版专著《汉语功能语法研究》（1996，江西教育出版社，合著）、《从施受关系到句式语义》（2009，商务印书馆）、《什么是句法学》（2013，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在国内外期刊发表汉语研究论文八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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