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对考狄《西人论中国书目》中关于中国语言部分的整理和翻译丨《西方早期汉语研究文献目录》面世（下）
近日，由张西平、李真所编的《西方早期汉语研究文献目录》在商务印书馆出版。本书对从事汉语史、汉语传播史、国际汉语教学史的研究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对现今的汉语国际教学、汉语国际传播等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适合汉语史、汉语传播史、国际汉语教育史研究者及相关专业硕博研究生。
我们将本书导言分两期推送，今刊第二期，献予读者。
导 言
文丨张西平、李真
三、西人汉语研究之缘起与发展
《西人论中国书目》第一部分“中国实录”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即主题第13项：“语言文学”的“语言”类，涉及西方有关中国语言的语音、词汇、语法、文字等内容的各种著述，包括双语词典、语法书、会话手册、汉语教材、文学选编、杂文等多种类型。这其实彰显了近代以来中西语言接触与交流的史实，也正是对中国语言文字的学习与研究成就了西方汉学研究之基石。
（一）西人对汉语的认识
1. 十九世纪以前
异域关于汉语汉字的最早记载，可见于地理大发现时代的西文文献，包括在远东地区活动的商人、使节、传教士、旅行家所著的游记、书信、日记、报告等。这些零星记载首次向西方人描述了关于中国语言文字的只言片语，但多为旅行观感，尚属较为肤浅的表层认知。比如，意大利天主教传教士柏朗嘉宾（Giovanni da Piano di Carpine）在《蒙古行纪》中说：“我们上文所提到的契丹人都是异教徒，他们拥有自己特殊的字母，他们所使用的语言也甚为独特……”①法国汉学家韩伯诗（Louis Hambis）把柏朗嘉宾称为“第一位介绍中国语言和文字的人”②。法国方济各会士鲁布鲁克（Guillaume de Rubrouck）《东行纪》中也记载：“他们（契丹人）使用毛刷写字，像画师用毛刷绘画。他们把几个字写成一个字形，构成一个完整的词。”③《马可·波罗游记》中也提及“在蛮子（指中国）全境通用一种语言和一种书写文字，尽管各地的方言是不同的，犹如伦巴底人、普罗旺斯人、法国人均有自己的语言。蛮子全境的居民使用不同的方言，但是能够彼此交流。”④这一时期，短暂来华的西方人注意到了中国的方言和通行语，注意到了汉字独特的书写方式。
①〔意〕柏朗嘉宾著，〔法〕贝凯、韩柏诗译注《柏朗嘉宾蒙古行纪》，耿昇、何高济译，中华书局，2002年，第49—50页。
②同①，第132页。
③〔法〕鲁布鲁克著，〔美〕柔克义译注《鲁布鲁克东行纪》，何高济译，中华书局，2002年，第280页。
④〔意〕马可·波罗《马可·波罗行纪》，冯承钧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375—377页。
到了16世纪，天主教传教士为了获得进入中国内地传教的机会，通过各种方式短暂到访过中国，以西班牙和葡萄牙传教士居多。比如葡萄牙多明我会士克鲁斯（Gaspar da Cruz）1556年曾在广州生活过一个月左右，他的《中国志》中对汉字和汉字文化圈的交流有了初步的认识：“中国人不使用字母书写，采用字符，由字符组成词汇。因此他们有大量的文字。一个字表示一个事物，如表示‘天’‘地’‘人’等，以此类推。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有很多方言，彼此不能通过口语交流……然而他们却能够通过书写互相沟通的原因。例如表示‘天’的字符，他们都采用同一个字，虽然有些人发一种音，有些人发另外的音，可是含义都是一样的。”⑤西班牙传教团团长马丁·德·拉达（Martin de Rada）在1575年7月到9月到访过福建，他的《游记》成为17世纪研究中国的一部重要作品，并为后来门多萨（Juan Gonzalez de Mendoza）的《中华大帝国志》提供了极为丰富的一手素材来源。书中也对汉语的方言、官话和统一的书面语做了介绍：“各省有不同方言，但都很相似——犹如葡萄牙的方言，瓦伦西亚语和卡斯特勒语彼此相似。中国文书有这样一个特点，因所用不是文字而是字体，所以用中国各种方言都能阅读同一份文件，尽管我看到用官话和用福建话写的文件有所不同。不管怎样，用这两种话都能读一种文体和另一种文体。”⑥
⑤C.R.Boxer（ed.），South 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Bangkok：Orchid Press 2004，pp.161—162.
⑥〔西〕拉达《记大明的中国事情》，载〔英〕博克舍编注《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何高济译，中华书局，1990年，第211—212页。
15、16世纪旅华游记虽然从不同方面介绍了中国的社会文化，然而由于作者来华目的和使命没有特别需要学习汉语，停留时间极为有限，产生的也只是对一种陌生语言的表面观感；有的人甚至从未到过中国，只凭借二手材料对中国语言文字进行只言片语的介绍，还不能说是经过语言接触和碰撞后所产生的对中文和汉语的真正认知。
在明清时期真正展开并推进汉语学习的首推来华耶稣会士。圣方济各·沙勿略（St.François Xavier）是耶稣会的创始人之一，最早进入日本传教，通过学日语进而对日语和汉语的关联性有了一定认识，1552年他写给耶稣会创始人罗耀拉（Ignacio de Loyola）的信中说，“中国的汉字有许多种类，每一个文字意为一个事物。……虽然是同一个文字，日本人读此字时用日本语，中国人就用中国语来读。因此虽然说话时不能互通，但在书写的时候仅凭文字就能相互理解。他们的口头语言不同，但文字意义相通，双方都能理解。”⑦沙勿略认为掌握当地语言是在东方传教的有力工具，萌生了归化中华的宏愿。由于晚明严厉的海禁政策，他没能进入内地，最终倒在了离澳门只有一步之遥的上川岛。
⑦戚印平《远东耶稣会史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第173页。
语言障碍成为耶稣会入华的第一个拦路虎。16世纪后半叶，由于无法和当地政府交流，沙勿略及其后继者试图进入广州的努力均宣告失败。1579年，耶稣会远东视察员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到达澳门，他认识到只有精通中国的语言，学习中国的礼仪和文化，才能说服明政府同意让外国人居留内地，进而有机会传教。于是确定了在华传教的新策略，“委派几个人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字，并作好准备利用可能出现的时机把福音传入这个新的世界”⑧。自此，来华耶稣会士正式将汉语学习列为了重要功课。
⑧〔意〕利玛窦《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中华书局，1983年，第142—144页。
在范礼安的安排之下，意大利耶稣会士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和利玛窦（Matteo Ricci）遵循指示开始学习汉语。罗明坚逐渐能以汉语与中国人交往，甚至能写作汉诗，取得了明朝官吏的信任，获准居留广东肇庆，成为天主教进入中国内地第一人。1582年利玛窦的到来，进一步推动了天主教在华的传播。他天资过人，勤勉努力，很快掌握了汉语。利玛窦提出了“合儒辟佛”的传教路线和“文化适应”的传教策略，提倡尊重儒家文化和中国习俗；制定了掌握官话、书面语及儒家经典的三个学习原则，这积极推动了耶稣会士对汉语的系统学习和对中国文化的深入研究，形成了中西文化交流史上西方人学习汉语的第一个高潮。
2. 十九世纪以后
到了19世纪中叶，中西关系发生剧烈扭转，西方人对汉语的学习也开始了它的新阶段。1807年，英国圣公会开始向中国派遣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成为新教来华第一人。1829年，美国（公理会）海外传道部派裨治文（Elijah C.Bridgman）来华，由此拉开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新教对华传教活动的序幕。新教传教士同耶稣会士一样，往往一到中国就展开汉语学习，尽可能提高汉语水平，注重融入当地文化，以学辅教，晚清时期还热衷办报办学，著书译书，成就颇多。明清之际耶稣会士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在晚清时期则由新教传教士担任了重要角色，形成西方人学习汉语的第二个高潮。这次高潮同明末清初相比，广度、深度、影响等都大大超过了前者。从马礼逊开始，以英语国家学习者为对象的汉语语法或教材作品相继出现，逐渐增多，最终成为主流。新教教士们重视口语和各地方言，取得了不少语言学方面的成就，至今仍有一定学术价值。他们在汉语学习和研究中参考、借鉴了当时欧洲普通语言学的学术成果，加深了从专业角度对汉语进行阐释和分析。在华传教士还纷纷加入欧洲各大专业学会，积极参与本土学术界的研讨，分享交流最新研究成果。这些工作都使欧美各国的专业汉学研究逐渐蓬勃发展起来。
（二）对西人汉语研究工作的评价
由此可见，在研习汉语的数百年间，明清时期的来华传教士起到了核心作用，为了完成传教使命，他们将学习中国语言、了解中国文化视为首要任务；尽管初衷是宗教使命，但在客观上却开启了近代中西语言接触和西方人研究汉语的序幕。来华传教士以天主教和新教海外传教的语文学传统为基础，对汉语特性的描述及其学习过程的经验总结，可以说是早期中欧两种语言首次接触后所产生的语言对比研究的萌芽。在他们之前，中国和欧洲的各种语言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可借鉴的语言接触的信息和语言学习的资料，再加上东西方思维方式的不同以及传教士根深蒂固的西方学术背景的知识体系，使得传教士所形成的汉语观和汉语研习方法与中国人几千年所形成的对本民族语言的认知方式有着极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尽管还只是一些不太成熟的朴素思想，距离系统而缜密的哲学思考和科学研究尚有一定距离，但这样开创性的工作对后来欧洲本土汉学家和语言学家所展开的更为深入的针对汉语各要素的研究来说，确实是一个非常难得的铺垫和积累。
面对未知的汉语语音、词汇和句法，为学习便利，传教士发挥了他们的集体智慧，借用他们熟悉的语言体系，开始尝试用欧洲字母文字为汉字注音、拼读和转写；同时又依托拉丁语法的概念、范畴、框架来描写、归纳汉语的语法规则，草拟框架性的语法体系；在与中国人合作翻译西学书籍和宗教教义时，又为汉语的词汇体系创造性地引入了一批外来译词。从16世纪晚期到20世纪的四百余年间，从天主教、新教传教士到后来的外交官学者，这些西方人不仅发明和改进了以罗马字母为汉语注音的方案，并且还贡献了数量众多的字典、文法、词汇手册、教材等。有学者曾将西方近代以来汉语学习与研究的意义总结为五个方面：
开拓了西洋汉语语法研究的先河，编写了最早的汉语语法书；开创了汉外双语词典的编撰工作；开启了汉语拉丁拼音化的历程；丰富了近代汉语的词汇；推动了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⑨
这些成就都说明，当一种语言作为外语被学习时，它不是凝固不变的，会随着学习者的需求不断发生变化；同时学习者的学习与研究也会“反哺”目的语，为目的语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⑨参见张西平、李真等编《西方人早期汉语学习史调查》，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3年。
（三）“西人汉语研究”课题的研究意义及成果
做西方汉学研究必然涉及如何解释西人的汉语研究问题，研究中国近代语言的变迁必然涉及如何看待这批汉语研究成果的问题。王力先生对佛教传入中国和基督教传入中国对中国语言的影响都有专门论述，学术界对佛教传入中国后对中国语言的影响有不少成果，但对基督教传入中国后，这批西人的汉语研究成果与中国近代语言的变迁仅仅在局部展开研究。显然，这是近代中国语言史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另一方面，作为应用语言学分支，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史基本没有研究，由于没有学科史的支撑，其理论研究只能停留在西方人总结出来的以英语教学为基础的二语习得理论。实际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历史比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历史要久远得多。因此，无论是西方汉学史研究还是中国近代语言史研究，抑或是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研究，都有必要进入西人汉语研究这个领域。
2003年我们在编著《西方人早期汉语学习调查》时，就已经对考狄《西人论中国书目》中的语言类书目做了出版的整理和翻译。为推进对中西早期语言接触的研究，2004年我们在澳门成立了世界汉语教育史学会，这个世界性的学会有力地推动了世界汉语教育史的研究。商务印书馆推出了“国际汉语教育史丛书”（张西平、李宇明主编），出版了董海樱《16世纪至19世纪初西人汉语研究》、杨慧玲《19世纪汉英词典传统：马礼逊、卫三畏、翟里斯汉英词典的谱系研究》、李真《马若瑟〈汉语札记〉研究》等；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推出了《海外汉语研究丛书》（姚小平等翻译），翻译出版了万济国（Francisco Varo）《华语官话语法》等重要的早期西方汉语语法著作；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学会会刊《国际汉语教育史研究》（商务印书馆出版）于2020年与读者见面。
（四）本书价值
从事西人早期汉语史研究，绝大多数的史料和文献大都能在考狄《西人论中国书目》中找到对应的条目。这也充分说明中国语言文字自明末清初首度进入欧洲学人的视界，不仅给西方语言学带去一种全新的语料，而且对基于印欧语言观的整个语言学思维造成了冲击，产生的影响至为深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由于有了中国语言这样一个“他者”，西方语言学家的研究视野才更加开阔，对世界语言学史的梳理和考察也才更加全面。同理，也正是罗常培等前辈学者的努力，西人汉语研究的成果已经成为今日研究近代汉语史的重要内容。
我们知道，在任何一个人文学科的学术史考察中，文本的发现和阐释仍然是极其重要的环节，只有把关于文本史和关于文本本身的双重研究交织起来，才能真正还原和梳理整个学科的历史。因此，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考狄在《西人论中国书目》“中国语言”专题下面辑录了16世纪到20世纪初上千条西人研究汉语的著述目录，为学界有志于从事这一领域学术发展的中外学者提供了一笔宝贵的学术遗产，可以帮助我们不断发掘、整理、翻译和研究这些汉语学习与研究的原始文献，这对海外汉学史的研究，中国语言学史、世界汉语教育史以及汉语本体研究无疑是有益的补充。
四、本书所辑录汉语研究
文献书目体例说明
本着学术为天下公器的精神，本书编者对《西人论中国书目》中有关中国语言研究的文献进行了全面整理，在尊重原书历史原貌的基础上，将全部条目做了双语对照翻译，同时撰写了学术导读。这是国内学术界第一次对考狄书目进行较为深入的专题整理、编译，希望通过我们的绵薄之力为学界对该书进一步展开研究提供一些便利。
本书所整理的有关中国语言学书目依据《西人论中国书目》（1938年文殿阁版），取自原书目第13主题“语言文学”部分。依照原书体例来统计，“语言”部分的主体目录共计1227条：正编（1—911）、首补（912—950）、再补（951—1227）⑩。由于考狄在编写主体书目外，各部分还有若干对主体目录进行补充或互证的参考书目及解题性说明。因此，实际上“语言”这一类涉及中国语言文字相关著述的数量远不止1227条。但为方便读者阅读，本书依照考狄原书体例，只按正式目录进行编号，未将注释性目录统计在内，特此说明。
⑩此编号非原书目的编号，为本书的重新编号。
每一部分的书目内容编排大致如下（各版块某些分类视具体情况略有调整）：
（一）语言起源：比较研究
（二）词典编纂
1. 词典和词汇表
2. 词典手稿
3. 词典评注
4. 会话手册
（三）语法及其他
（四）文选集及教科书
（五）各类论著
1. 不同作者论著
2. 专题：汉语的转写及拉丁化
3. 专题：儒莲先生与波蒂耶先生的争论
4. 专题：各类传记
（六）文字
1. 各类作品
2. 介绍汉字的随笔和论文：
（1）印刷
（2）美华书馆
（3）电报
为方便读者研究使用，编者尽力给出每一本书的语种及参考中译名（原书目中已有的中文书名，均用书名号予以标注；未用书名号的书名，为编者所提供的参考译名）。有个别单词的拼法在考狄编写书目的19世纪与今天有所不同，本书目依照考狄书目原文未加改动，请读者注意。
当然，作为一部成书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汉学书目，由于时代的局限，难免留有一些遗憾，特别是在编排方式和顺序方面未能以一个统一的体系进行整理，主题、著者、年代几种方法混编，读者不易快捷方便地查找资料。比如考狄先按语言学、词典、语法、教科书等主题分类，在每一类下又以著者姓氏之字母为编排的顺序；每一著者下的书目再按出版年代排序。这种方法较适用于著述颇丰的作者，如艾约瑟（Joseph Edkins）、江沙维（J.A.Gonçalves）、庄延龄（E.H.Parker）等；但还有相当一部分著作是佚名或由教会差会印刷机构出版，无法用著者姓氏直接排序，考狄将这些资料直接放在该主题最后一个著者之后，既没有专门的小标题提示，也没有对编著者或出版机构做明显标注，读者容易误会为都属于前一著者的作品，给读者查找书目造成一定的混乱和不便。此外，《西人论中国书目》没有收入包括日、韩在内的东亚、中亚国家的汉学研究书目，未能编制出一套完善便捷的索引系统，等等。
近年来，德国汉学家魏汉茂历时数年，为《西人论中国书目》编制了一个以作者的姓氏字母排序的完整索引：Index to Personal Names to Henri Cordier's Bibliotheca Sinica（2nd ed.，1924），已经在欧洲出版。中华书局2016年重印本最后一册收入了这个索引，这对学界更有效地使用该书目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尽管《西人论中国书目》在索引编制和内容编排上还有不足，但瑕不掩瑜，考狄所汇编的中国语言学书目部分已经比以前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sion）、伟烈亚力等整理的语言学书目要广泛和深入得多，并为从事西方汉学史、世界汉语教育史甚至是中国语言学史研究的中外学者们提供了极为宝贵的文献材料和研究论题，能够从域外文献的角度对汉语的历史演变和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史做更全面和多维度的探讨与总结，因此，《西人论中国书目》应受到学术界更多的关注和重视。
这项重修、翻译并完善书目的工作先后已经持续了数年，参加这个工作的老师和研究生有：张西平、李真、麦克雷（意大利）、张彬彬、全慧、李慧、张天皓、左亚楠、罗颖南、王振家、史倩倩、殷颜菲、江吉玲、胡文婷、于美晨等。今天这本书终于以新的面貌在商务印书馆出版，我们衷心感谢所有的参与者，希望用我们的辛劳献给学术界一份礼物。
图书信息
《西方早期汉语研究文献目录》（国际汉语教育史研究丛书）
张西平 李真 编
识别二维码，即可购买
法国汉学家、目录学家亨利·考狄所编撰的《西人论中国书目》是西方汉学史上第一部相对完整的汉学书目，主要收录了从16世纪到1924年用欧洲语言写的所有汉学文献，其中有70000条涉及中国主题的分类目录。这部书目把西人研究中国各方面的著述和论文以及中国古代名著的译文分类列目，较全面地反映了早期西方对中国研究的状况，在西方汉学（中国学）文献学领城是一部奠基性的开创作品。
《西人论中国书目》第一部分“中国实录”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类别，即“语言”类，涉及西方有关中国语言各种文献。本书对其中有关中国语言研究的文献进行了全面整理，在尊重原书历史原貌的基础上，将全部条目做了双语对照，同时撰写了学术导读。这是国内学术界第一次对考狄的汉学书目进行较为深入的专题整理、编译，为从事西方汉学史、世界汉语教育史以及中国语言学史研究的中外学者们提供了宝贵的文献材料和研究论题，希望能从域外文献的角度对汉语的历史演变和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史做更全面和多维度的探讨与总结。
目 录
<上下滑动查看目录>
<上下滑动查看目录>
作者简介
张西平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国际汉学》主编，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世界汉语教育史国际研究会会长，中国宗教学会和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理事，国务院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长期以现代西方文化，1500—1800年的中西文化交流史、西方汉学史和中国基督教史为主要研究领域，目前正在从事中西文化交流史、西方早期汉学研究与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研究。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梵蒂冈图书馆藏明天天主教文献整理研究》，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20世纪中国古代文化在域外的传播与影响》。出版了11部专著、并在学术核心期刊上发表了一百余篇论文。
李真
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副教授，硕土研究生导师。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学会秘书长、理事，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海外汉学研究分会理事、北京市中外文化交流研究基地研究员。主要从事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及海外汉学研究等。近年来，出版专著《马若瑟〈汉语札记〉研究》，编著《20世纪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英国的传播编年》，西方汉学名著译著《清代来华传教士马若瑟研究》。主持和参与多个国家及省部级项目。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相关中英文学术论文五十余篇。
相关图书信息
《国际汉语教育史研究》（第1辑）
张西平 主编
识别二维码，即可购买
《国际汉语教育史研究》由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学会创办，于2020年正式创刊，商务印书馆出版。研究学刊的创办将进一步推动世界范围内对各国汉语教育史的文献发掘整理和研究进展，开辟一个展示本领域研究动态与最新成果的学术阵地。目前设立历史研究、文献整理、教材研究、语法研究、词汇研究、语音研究、词典研究、国别汉语教育史研究等栏目。每年出版两辑。
《国际汉语教育史研究》（第2辑）
张西平 主编
识别二维码，即可购买
《国际汉语教育史研究》（第3辑）
张西平 主编
识别二维码，即可购买
《国际汉语教育史研究》（第4辑）
张西平 主编
识别二维码，即可购买
延伸阅读
往期回顾
❖
❖
❖
张伯江丨篇章视角 语用属性 现代汉语句法研究不可忽视的观察维度 ——《汉语句法的语用属性》面世（下）
❖
❖
❖
点击“阅读原文”可购买此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