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乏正确缘起学说和因果学说是西学陷入困境根本原因
第三个问题,缺乏正确的缘起学说和因果学说乃是西学在这个问题上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所谓不正确的缘起说就是语言创世说。由语言创世说所导致的错误的因果学说,我们已经大致讲了一下。它把必然性的成因归于理性和语言,这是错误的。我们上文已经确定,必然性的成因是共业,不是理性。而理性和语言恰恰是属于自由的方面。如上文所云,与自由对应的人士用因果,正是理性运用语言的结果。这样势必会造成把自由理解成必然,或者说是自由与必然之纠缠不清。
西学当中像马克思和培根这种观点只是偶尔的一些火花,并没有形成明白清晰的影响。所以西学整体上是以“自由就是必然性”的认识观点为主流。这就是由语言创世说所导致的:由名词创造了事物,相应地,就由句子创制了规律,代表必然性的规律是由理性用句子造出来的。我们看,这恰恰是把法执误做真实的一种状况。就像我们前几次课上所说的那样,本来语言所起的作用是消极性的,只是对这个由业力所楷定的法则做出一种消极性的承认。语言不起积极创造法则的作用,而现在了却让他自己创生了法则,这样势必就把自由跟必然加以了混淆。所以西学当中将自由认作必然自有其似是而非的理由;比如黑格尔说必然性的真理就是自由;斯宾诺莎说自由就是意识到的必然性,这都很明显地将自由界定为一种自相矛盾的东西。所以在西学两千多年主流的理解当中,自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是一个语词矛盾。语词矛盾乃是由此而来,即把必然性的成因安在与自由相关的东西之上,由此混淆所导致。
问:由名引相,这不是语言创世吗?
答:这不是创世,这是人士用因果。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由名引相中,名只是相出现的重要增上缘,而非亲因;相的亲因是与语言无关的种子。语言创世中,语言乃是事物出生之亲因。二者区别是重大的,不可混淆。
问:一念比如我要喝水,这是属于性境、带质境,还是独影境?
答:是属于语言,不是三境里面的一个。
问:您不是说语言是独影境吗?
答:不是,语言不是独影境。独影境是构成内部语言的那些成分,构成内部语言的成分都是独影境,由那个独影的声加上内部的观念构成了内部的语言。但是,这些独影境成为一个复合体,而且还要关联于其它的无数个复合体,才叫语言。这些复合体就不能叫做独影境了,这曾经是我们大力辨别的问题。这属于无体法,而独影境属于有体的法。一个是无体假,一个是有体假。
在我们这里,用语言和意识造成人士用因果;对于法则的出现,语言并不参加积极性的作用,而法则的来源就是业力。这里就没有任何矛盾。由语言来承担属于自由的方面,这就是我所说凡夫确有自由的权能。由于起这个名词一念,最后终于达到词所诠的那个事物。把自由做了这样的理解之后,也就可以确切知道在凡夫的地位上我们是有自由的,只不过我们的自由受必然性的限制而已。无论晕影有多少辗转,必然性限制不管有多重,自由终究是抹杀不了的。
因为西方人把意识和语言同时作为人士用因果和法士用因果也就是自由和必然的原因。所以在他们那里,自由和必然的关系就成为说不清的关系。自由就成为语词矛盾,而必然也同时成为了语词矛盾。这个在康德的学术里是最明显的。因为在他那里边“人的知性为自然界立法”。然后,那个作为立法者的知性就是同时要在人士用因果里起主导作用的东西,自由和必然完全就是同一个东西同时起两种相反的作用,所以在康德那里,自由和必然就说不清了。他必须在现象里边把自由取消掉,因为它要不取消的话,这个普遍必然性的先天综合判断就不能成立。你去看他的第三个二律背反,他的那个取消自由的反题就是这样,假如要是有自由存在的话,这些普遍必然性的法则就没有存在的余地了,因为我们会时时来试图变更这种法则。
问:念与业力有什么关系吗?
答:有关系。我们已经说明,业力是过去的念造成的。而此念是当下的尚未过去。也就是说我们要对念加以分疏。佛教对异熟果的认识,就特别精确,正合吾人对念分疏的宗旨。佛教说这个异熟果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指第八识以及前六识中无记的一分,这是果。那么这个因呢?就是前六识中的有记的心。这前六识中有记心就是所谓的业,这第八识以及前六识中无记的一分就是业的结果。所谓有记就是有善恶,有善恶才叫造业。所以过去前第六识当中由思心所带起这些烦恼心所和善心所造作善恶业作为因,导致的结果是现在这个第八识都是无记的,它不造业和前六识当中那个没有善恶的部分。而现在的前六识中有记的部分又为因,引起未来的无记部分作为果报。这样这个因果的链条,便能排除自我相关而清楚地运行下去。所以佛法就非常清晰。要像西方人那样把自由和必然,把因和果放到一个东西上,那就必然导致自相缠绕,导致不可分疏的语词矛盾。
佛法将因果安在两个东西上面,这样因的生果作用才能给上力。要是因也是这个,果也是这个,就给不上力了。如同我们站在椅子上就提不起椅子来一样,我只有从椅子上下来,站到地面上才能把椅子提起来。西方把必然安在这当下的一念里面了,把自由也安在这一念里头了,最明显的是康德。所以自由和必然就不能做为相生相克的两个东西了,只能是作为一个东西了。一般来说他们就把自由给取消了。
对自由必然的认识不同,可以发展出西学和东学两种不同的真理观。佛法拥有一个非常全面的真理观。如实而言,这些必然性法则都是空的,都是没有的。可以完全由这个自性自由地生起这些作用。佛法除了发扬这种究竟的真理观之外,还要为不同层次的众生提供各自能用得来的真理观。比如小人,任情就是这个层次真理观的宗旨,这里个人的好恶就是是非的标准。这个也是佛所安立的,就是要让小人在这里面去加强因果性的认识。你不按照诸伦理物理的必然性法则去做,你就会受苦。让这些小人去熏习做恶必然受苦的道理。你不循理,你不按照伦理和物理的似必然性去做,你就达不到你的目的,你就会倒霉。所以这也是佛所安立的真理观。然后已经有了对因果的正确认识的人,他就会自愿地遵循因果规律。有经验的众生,知道做恶受苦,行善获福,所以他就会采用这种循理的方式,绝对不会造恶,就会普遍必然性地遵循这些善的法则。再进一步,就发现这种方式循理达到善的成就还比较低。因为有的时候,你把这个法则遵循成必然时,你发现效果有时并不好。因为该打破法则的时候,该行权的时候你不敢行,你就达不到至善,只能达到非常低层次的善。为了提高善的机率和提高善的层次,就需要慢慢在君子层次提升行权的能力。到最后,在这里圣人,到这个时候就做得非常的恰当,这个时候就不再受法则的限制了。
佛法的真理观当中,这个率性无法则应该是佛法真理观的的真义了。这种空的真理观跟这种西学主流的真理观,正处在一个相反的地位。他们把真理理解为普遍必然规律,而我们把真理理解为普遍必然性的空无,没有普遍必然性。这就造成了中西文化整体色彩的大大不同。西学中普遍必然性贯彻所有领域:贯彻于社会领域就是民主和法制,贯彻在自然领域内就是科学,这就是西学主要的成就,这是我们在近代崇拜西方主要的两个方面。这就是这种放弃自由、取消自由的真理观的结果,在这里,真理和自由就是遵循必然性。所以在这种西学主流下面,必然性是真实的,真就属于必然性。所以它把必然性配到真的方面,必然性肯定是第一位的,自由要是有的话那也是第二位的,一定要以对必然性不可打破的法则之遵循为前提。还有某种程度的所谓自由,但是它所理解认识的自由是非常虚假、非常有限的一种自由。
问:这种率性怎么贯彻到社会当中?
答:在社会中应该贯彻的是礼,率性不能贯彻到社会里。因为社会当中大部分人不是聖人,可以说主要是这种人凡夫,经过教化以后可以达到这个层面君子,我们要贯彻的就是经权结合的这种方式,这就是礼。礼是可以行权的。在我们这里的真理观,自由就是真实的,必然性就是似必然性。所以我总说必然性是虚假的,是我们的法执所造成的。所以在第四层境界下,这才是究竟的真实,自由就成为不受必然性限制的全然自在。西方正相反,所以它建立的文化色彩、风貌就大大不同。这个追究深了还是要追究到人性上去,人性再往前追究,就追究到就有无行法的问题,这是我们这个题目所一直强调的东西差异的根源。这些方面就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相互影响、全息关联的。大概深究就可以追究到人性和行法的问题。因为人性太差,所以就不能感得东方类型的圣贤,也就不能教给他们究竟的生活办法,只能教一些似是而非的办法。我们也可以说因为没有能成为学术的形上学,也就是没有行法,才造成了这种二千年来人性恶的状况。教的缺陷和人性的普遍不足是相互为因的。西教所认定的要管理要教化的人性是一种恶的人性,所以现实的人性也就越来越被这种教化所定型,人性也就必然越来越恶了。先是这种人性的状况感召了这种教,后来的人性就被这种教所定型。总之,自由和必然的问题,确实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它涉及到了两个文化根本性的、全体的方面,而我们所提出的观点也是很难理解的,习惯于普通理解的人很难接受。
——孟晓路 《佛学与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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