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行中小学教育病症：做人教育缺失和语言、知识教育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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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中小学教育病症：做人教育缺失和语言、知识教育失败

From 孟晓路十念生 2019-04-14

欲疗病先当找准病症与病因。现行中小学教育病症是什么呢？可归结为三条：做人教育之缺失与语言教育、知识教育的失败。此三条病症都起于一个病因，即语文教育在内容与方法上的极端不合理。

2.1.1现行语文教育之由来

我们现在所熟悉的语文教育模式是清末以来逐次变动的结果。追溯其由来，可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1、原本步骤之国学教育：蒙学加经史之一体（下文详述）：清末新政之前。

2、清末新政所设立之学堂：割蒙学与读经为二，又将蒙学取消代之以国文。[1]

3、民国之国民学校：

（1）取消读经课，1912年，蔡元培。[2]

（2）废除小学原用的文言文老材料，一律代之以白话文。[3]

附识唐德刚先生《胡适之口述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云：“在民国九年（1920年）北京政府教育部便正式通令全国，于是年秋季始业，所有国民小学中第一二年级的教材，必须完全用白话文。政府并且规定，小学一二年级原用的文言文老教材，从今以后要一律废除。小学三年级的老教材限用到民国十年（1921）：四年级的老教材，则限至民国十一年（1922），过此也都一律废除。所以在1922年以后，所有的小学教材都要以国语（白话）为准了。”（164页）

又云：“第一、文学革命和其它任何革命一样，它的功过如何，是不能让革命家本人自吹自擂的。是非留待后人评。只有看到革命后果的后人，才能做盖棺之论。今日也该是盖棺论定的时候了。第二、这场推行白话文运动——尤其是以白话文为中小学“教育工具”这一点——其建设性和破坏性究竟孰轻孰重，最好还是让在这个运动影响最重的时期受中小学教育的过来人，来现身说法。

因为他们是这场“教育实验”中的“实验豚鼠”（Guinci pig），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是祸是福，亲身感受，最为真切。……请先从个人亲身地感受说起：笔者本人便是胡先生所称许的当年在“新学制”之下受教育的“小学生”之一。不幸我是个乡下孩子。那时最近的“国民小学”距我家也在十里之外，上不了公立小学，就只好留在家里。

在祖父延师设立的“改良私塾”上演。由塾师分授英、汉、算三门功课。依着本人，就是胡先生所称许的，当年新学制所教的小学生之一，不幸我是个乡下孩子，距离我家最近的国民小学叫做公立小学，公立小学一概都照政府的办法教白话文。这个小学在十里之外，我们上不了公立小学，只好在家里由祖父开一个私塾来教我们几个亲戚的孩子。

祖父原是位“革命党”，后来又是陈独秀的好友和崇拜者。因而他在家中一旦当政，便把祖先遗留的封建称呼，磕头仪式，全部豁免。可是他对我们这个“改良私塾”里的“汉文”一课的教学却十分“反动”：他规定我们要背诵短篇的古文选读，作文也以文言为主，不许用白话。

启蒙之后，笔者便在这个改良私塾之内，被“改良”了有七八年之久。我们的“汉文”也就从“床前明月光”，一直背到“曰若稽古帝尧”最后，连《左传选粹》和《史记精华录》，也能整本的背。那些故事都有趣而易解。我底同班“同学”，除了两三位“实在念不进去”的表姐表弟之外，大多数的孩子，均不以为苦。

最后在家中长辈的“物质刺激”之下，竟然也主动地读起《通鉴》、《文选》等“大部头”书来。在我们十二岁的那一年春天，家人为要送我们投考初中，乃把我和两位同年的表兄送入附近一所小学，插班入六年级下学期，以便取得一张“小学文凭”。……我记得我们小学之中国语班所用的教材，便是适之先生在本文中所说的“新学制国语教科书”。

我清楚地记得，我所上的第一堂国语课，便是一位黄慰先老师教的，有关“早晨和雄鸡”的“白话诗”。那首诗的开头几句，似乎是这样的：喔喔喔，白月照黑屋……喔喔喔，只听富人笑，那闻穷人哭……喔喔喔……喔喔喔……那时表兄和我虽然都已经能背诵全篇《项羽本记》。

但是上国语班时，我们三人还是和其它“六年级”同学一起大喔特喔。在我们这个“毕业班”楼下那一间便是“初小一年级班”。他们的国语课，我也还记得几句：叮当叮，上午八点钟——了！我们上学了。叮当叮，下午三点钟——了！我们放学回。

那时的小学生们念国语还有朗诵的习惯。所以早晨上“晨课”，晚间上“自习”，只听全楼上下几十个孩子们，一边“喔喔喔……”，一边“叮当叮……”好不闹热！小学毕业后，表兄和我又考进当地的初中，我记得初一国文班上也有一篇，大概是胡适之先生北大里“成熟的学生”所翻译的，俄国肓诗人艾罗先珂所写的《时光老人》。

我也记得其中几句像是：时光老人，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无必要，莫奔跑…表兄和我，又在这国文班上，“滴答、滴答”了一学年。学龄儿童在十二三岁的时候，实是他们本能上记忆力最强的时期，真是所谓出口成诵。要一个受教育的青年能接受一点中、西文学的学习与研读。这时如果能熟读一点古典文学名著。实在是很容易的事——至少一大部分儿童是可以接受的；这也是他们一生将来受用不尽的训练。

这个黄金时代一过去：便再也学不好了。如果我们把一些智力上能力接受这些宝贵文化遗产的学龄儿童们的黄金时代，给“喔喔喔”或“叮当叮”，叮当去了，岂不是太可惜了吗？胡适之先生他们当年搞“革命”，非过正，不能矫枉，原是可以理解的，加以他们又都是一批高高在上的“决策人”，原不知“民间疾苦”。

在他们大旗之下受教育的孩子们将来是“祸”是“福”，不是他们可以从想象得出来的。本来一个政策——尤其是教育政策——的成效如何，也不是应该可从想象中得出的；它只有在长期实践之中，才能找出真正的答案。六十年过去了。今后的教育家，千万不可再讲大话，讲空话。办教育的人一定要实事求是，去研究出受教育儿童的真正需要才好。”（176至178页）

4、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亦有两点可书：

（1）小学语文教学伊始即教以汉语拼音。汉语拼音方案于1958年2月11日于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通过。）[4]

（2）全面推行简化字。所有教材亦一律采用简化字。[5]

原本步骤的宗旨是做人与语言知识教育之一体。所用课本内容既是教学语言亦是教做人教知识之极佳材料也。

第二阶段教育：做人教育知识教育与语言教育分开。

第三阶段教育：取消做人教育和传统的知识教育，只余语言教育。第四阶段教育：单有语言教育。这中间从第一阶段到第四阶段乃语言教育手段愈来愈效率低下之演变也。

原本的国学教育是蒙学经史这样一以贯之的教育，可分为三块：字学、蒙书和经史。这三块都体现了做人教育、知识教育和语言教育的一体。

首先字学是语言的根本；字同时是知识之本，在解字里面就有很好的知识教育的作用；字又是义理之本，圣贤以六书造字，于中蕴含的宇宙人生的道理至为深刻。

因此解字同时也是做人教育。所以字学同时是做人教育、知识教育和语言教育这三者的根本。蒙书教学里面也有做人教育、知识教育和语言教育。名物典故类的蒙书侧重于知识教育，而训诫类的蒙书就体现了做人教育。

各类蒙书同时又是语言从白话过渡到经典文言的桥梁，所以更是语言教育。经史教育，它体现了知识教育，这是显然的。诗经多识鸟兽虫鱼之名，书经有典谟有训诰，那里面的知识肯定是很丰富的。

它的语言教育的功用也是毋庸置疑的，经书是中国语文的核心，是范成古代书面语的关键，它当然是语言教育。当然它最主要的功能是做人教育，经史中的义理是做人的根本。

所以我们说，这三大块，从识字到蒙书到经史，都体现了三个教育的紧密结合，也即同时承担了语言教育、知识教育和做人教育的功能。也即是说，蒙学加经史是一以贯之的：一套语言学习材料，同时起到这三个方面的作用。所以教育效率很高。

后来就分开了。清末维新学堂里，就把蒙学和读经切开，并用国文代替蒙学。用国文来承担语言教育的功能，用读经来承担做人教育与传统的知识教育。这样蒙学教育的方式变了，读经教育的方式也变了。总之，就是西化，盲目模仿西方。

到了民国，就取消了读经，做人教育与传统的知识教育这一部分就取消了。民国取消读经科后，这个大局，也就是说，做人教育的缺失，语言知识教育的失败，也就注定了。

这一步一步的演变起到的另一个作用就是割裂传统。从清末把蒙学和读经分开，并取消蒙学代之以西式的国文，这个传统就开始坏起了，因为读经效率差多了。

到民国取消读经科，则传统大坏。进一步取消文言改用白话文，原来不读经还可以自学，现在改用白话文之后，想自学这个经也看不懂了。新中国进一步采用拼音和简化字，这个时候就彻底读不懂古书，因为连其中的字也不认识了。

所以传统的割裂是越来越严重了。这基本上是从末到本的次序。经书为末，字为本。首先是放弃经书教学。后来把进入传统的语言工具也一步步系统地废掉了。到最后，用拼音和简化字，就彻底地从根上把传统割裂了。经书材料、文言和正体字，这三大步。最后就是废掉字。

王财贵先生于《儿童读经教育》手册中，将读经问题之最初出现定为1912年蔡元培先生废除小学堂读经科，依吾人以上所列，此实尚未寻到根源也。窃以为国学教育之坏并非始自民初之废除小学堂读经也，而必始自清末新政之改家塾为学堂，割蒙学读经为二，又将蒙学取消代之以国文也。王先生未看到这一步。故其努力之目标亦以恢复读经为限，而甚为轻视蒙学。

吾人既已明此，故吾人之目标，当在复兴蒙学加经史一体的真正国学教育，而非仅止于清末学堂之不究竟境界也。

原本步骤之教育乃古人数千年智慧之结晶，乃是汉语文教育乃至进入经史之不二法门，因轻视之而取消之或以它种方式取代之，其结果就是汉语教学水平每况愈下，经史到今天已经无人能读，因而道德滑坡，华魂沦丧。无情之教育现实说明无视此等客观规律会受到何等的惩罚。

——摘编自孟晓路《中国世界观看世界及中华文明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