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证明:“民国大师”罪大恶极、一文不值!
看到这个标题,某些人要上纲上线地指责本人:文革遗风。
别来这下三路的一套,因为我不在乎。
一、胡适之流罪大恶极!
某些人,整天上辱古人,下欺后人,肆无忌惮地欺辱今人,一旦别人提出不同意见,便抓起“民族主义”、 “民科”、“闭关锁国”、“文革余孽”的棒子,横扫过来。
今日,我写本文,是因为,他们打着“学术”的旗号,宣称:屈原是假的。
念过中学的人,大都学过《史记•屈原列传》。
他们说屈原是假的,理由恰恰是:除了司马迁、贾谊二人提到过屈原,在此之前直到战国时期,没有人提到过,所以是假的。
屈原是假的?
那好,我们就用一颗平常心,来说道说道。
按照《史记》,屈原与楚王室同宗,当然是贵族。不用怀疑,楚国屈姓,基本如此。
1、看几个时间
秦昭王二十九年(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与攻破楚都郢,屈原闻讯而投汨罗江。这,是第一个时间。
秦始皇二十四年(前223年),秦军破寿春,楚国灭亡。这,是第二个时间。
汉文帝四年(公元前176年),贾谊来到长沙,撰写了《吊屈原赋》。这,是第三个时间。
最晚,在公元前90年,司马迁完成《史记•屈原列传》。这是第四个时间。
这就是说:
(1)贾谊撰写《吊屈原赋》的时间,距离楚国灭亡才47年;距离屈原沉江的时间,刚过100年。
100年是个什么概念?按照每30岁一代人,才三代人。时间就是这么近。至于司马迁提到的宋玉之辈,时间就更近了。
一个很大的官、国王家族的人,听说首都被攻破,沉江自杀了----这样的事,永远是当地百姓口传的经典故事。贾谊渡江之时,当地的六七十岁的老者,讲述父母目睹的事儿;也就是三四十岁的壮年,讲述祖父、祖母目睹的事儿。
(2)司马迁撰写《史记》的时候,距离楚国灭亡才100年左右,距离屈原沉江的时间,才约150年时间。
司马迁记录屈原,在时间的距离,如同我们谈论晚清的曾国藩、左宗棠,甚至张之洞。
2、看贾谊的《吊屈原赋》
《史记•贾谊传》:
“(贾谊)及渡湘水,为赋以吊屈原。其辞曰:共承嘉惠兮,俟罪长沙。侧闻屈原兮,自沈汨罗。造讬湘流兮,敬吊先生。”
《汉书•贾谊传》:
“(贾)谊既以適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为赋以吊屈原。屈原,楚贤臣也,被谗放逐,作《离骚赋》,其终篇曰:‘已矣!国亡人,莫我知也’。遂自投江而死。谊追伤之,因以自谕。其辞曰:恭承嘉惠兮,竢罪长沙。仄闻屈原兮,自湛汨罗。造托湘流兮,敬吊先生。”
贾谊,是汉代名臣。不会有谁怀疑贾谊也是子虚乌有的人物吧?
《史记》、《汉书》中,均出现了《吊屈原赋》。可以肯定《吊屈原赋》是真的吧?还可以肯定,汉武帝时,此文已经广为流传了吧?
那么,由此,又可以肯定:
(1)贾谊在到长沙之前,便读过《离骚》,而且坚信这是屈原的作品。
(2)贾谊在到长沙之前,就了解屈原的生平,而且坚信,屈原因为秦破郢都而投江。
(1)贾谊在长沙工作三年。他是高级官员,也是著名文人。如果屈原是子虚乌有的,能不发现?作为一个极重名节的人,他不可能作文吊祭一个子虚乌有的人物,并让文章传播于世。
3、看《史记•屈原列传》
在《史记》的人物传记中,除了秦朝、汉朝的,屈原是最晚的人物,而且是屈指可数的文人。
从常识上推测,即便是司马迁搞错了春秋战国及以前的所有人物,也不可能搞错屈原的这事儿啊。
惜墨如金的司马迁,竟然全文收录多达500字的《怀沙》。
近百年来,有“聪明人”宣称发现了一个天大“秘密”:屈原之作是秦朝人、汉朝人的伪作,反正没有屈原这个人。
我很奇怪,贾谊是大文学家,而且是曾在楚地长沙为官三年的骚体赋大家,难道就不能辨别伪作?
身为大文学家、大历史学家,并为撰写《史记》采遍天下风,读尽天下书的司马迁,面对自己激赏不已、独具特色的作品,竟然不能发现是伪作!
对于屈原的作品的辨别力,以贾谊和司马迁二人之力,还不如2000多年后的这些个“古史辨”?给这一批自作聪明的“古史辨”留下的机会?
谁愿信谁信,反正我不信。
4、将“古史辨”的逻辑,
用到他们自己身上,又当如何?
“古史辨”为了证明自己聪明,以狗屁不通的逻辑,自创了一套理论,今天说这个是假的,明天说哪个是假的。
那么,建议他们率先垂范,把他们的逻辑,首先应用到他们自家的家谱上,上溯五代,证明他们自己是有祖宗的。
贾谊和司马迁的记载都不算数,他们的家谱族谱就更不能算数了。
那么,“古史辨”们用自家的实际,检验一下“古史辨”理论,不知会是什么结果?
要不,用到祖师爷胡适身上也行。
把自己的祖宗都弄没了,胡适之流是否罪大恶极?
二、胡适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不知何时,胡适成为文化界的一个神。
胡适到底牛在哪儿呢?
是因为胡适搞了下“白话文”么?以我的浅薄,知道早一点的《水浒传》,与胡适差不多的同时《老残游记》,都是千古名著,便是用白话文写的。
是因为胡适的“白话文”诗作么?我想,那更是扯淡。那个时期,因为清政府留下的洋人的鸦片债务、民国英雄豪杰的连年内战,中国真的是遍地文盲。尽管如此,当时中国的文盲编出的顺口溜,也不比胡适的名作差。
下面是胡适的名作、“爱情诗”,请欣赏:
《 两只蝴蝶》
两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只,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这也叫诗?好在我的心脏和肠胃都比较坚挺,还没有晕倒,没有吐。
中国古代留下的“蝴蝶”诗,不知凡几。问问中小学生,他们背诵的唐诗宋词,有如此恶心的蝴蝶“名作”么?中华民间传下的“梁祝”故事中,也是一双充满了凄艳情结的蝴蝶啊!
是因为胡适的品格特别特别高尚么?嗯,有点儿,胡适好有风度啊,很温文尔雅的。
比如,胡适大力倡导女权。不过呢,他又有逛窑子的癖好,每到一地,必尝一尝当地窑子的独特风味。
比如,胡适热爱家庭,高度重视家庭责任。不过呢,他又爱偷采野花,而且偷吃亲戚家的嫩草。
那么,是因为胡适的博学多才、知识无双么?嗯,胡适有一个洋文凭。不过,当今中国,满大街的洋文凭,证明洋文凭确实不足以说明问题。
其实,胡适之所以有如今的地位,一靠以敢于指鹿为马的勇气,二靠亲手培养了一批从各方面颠覆中华历史文化的弟子。
胡适一辈子最伟大的成就,就是组成了一个享誉西洋的“古史辨”学派,以集体逛窑子、勇吃窝边草的精神,通过指鹿为马,证明了中国文化一文不值。
他的古史辨弟子,又有了弟子;弟子的弟子,又有了弟子,于是,胡适精神传承至今。
不得不承认,胡适精神博大精深。
啥叫“古史辨”?简而言之:中国历史上什么最强,他们就说这方面中国自古就差的不行。
如何“辨”呢?简单!比如,他们反对中华五千年的忠孝仁爱文化,否定家庭和贞操。如果直截了当地反对,那等于想与野猪野狗为伍。胡适是怎样化解这一难题的呢?他说,忠孝仁爱是世界文化共有的,不能算中国传统,中国独有的宝贝只是八股文、小脚、太监、姨太太、贞节牌坊之类的玩意。
这是人话吗?一个五官端正四肢健全的人身上有块疤,便说四肢五官人人有,只有这难看的疤才是他独有的宝贝。这逻辑,是否可以用到胡适博士的身上呢?比如:胡适家独有的宝贝,就是他老婆那双独一无二的小脚。
胡适之流的“古史辨”,就是这个玩的,竟然玩成了“民国大师”!
胡适说:“中国最缺乏最不发达的是传记文学,二千年来几乎没有一篇可读的传记。”我们知道,自司马迁开始的二十四史,便是以纪传体记录历史。司马迁的《屈原传》,不是传记文学作品?司马迁写《史记》时,欧洲人还在满地捡狗屎吃呢!再说了,仅仅唐宋八大家,就写了许许多多的人物传记,他们的传记文学作品,也不值得胡适和“古史辨”们一读?
胡适及其徒子徒孙,谁写出过一篇值得后世阅读的人物传记作品?
流氓文人的祖师爷胡适,到底是怎么做学问的呢?现在,我举个鲜活的例子。
1934年,胡适完成了一部具有成熟的胡氏“学术”风格的论著《说儒》。此时,胡适已经是声名显赫的文坛领袖了。当然,这一论著,影响深远,至今是学界广为引用、一版再版的“学术”名著。
《说儒》洋洋洒洒数万言,归纳起来就四个字:儒学下贱。
整个论证是这样的:
1、一切从这个假设开始:“从儒服是殷服的线索上,我们可以大胆的推想:最初的儒都是殷人,都是殷的遗民,他们穿戴殷的古衣冠,习行殷的古礼。”
2、接下来,不知依据什么,他说:“我们看殷墟(安阳)出土的遗物与文字可以明白殷人的文化是一种宗教的文化。”
3、接着,大胆判案:“这种宗教需要一批有特别训练的人。卜筮需用‘卜筮人’;祭祀需用祝官;丧礼需用相礼的专家。……他们只是‘儒’。
4、接着,初步结案:因为“孔子也很重视丧祭之礼”,说过“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 胡适猜想“大概当时的礼俗,凡有丧事,必须请相礼的专家”,接下来,他不知依据什么,作出结论:“儒是殷民族的教士,靠他们的宗教知识为衣食之端”,即:所谓儒,就是专门靠为别人办丧事混饭吃的人。
5、继续推想:“他们(儒)既须靠相礼为‘衣食之端’,就往往不能讲气节了。”
6、于是,胡适宣称:“在前三章里,我们说明了‘儒’的来历”。
7、转眼间,胡适翻脸不认人,忘记“推想”、“大概”这样的字眼,出台了铁板钉钉的成果:“老子……然而他还是一个大师,还不能不做相丧助葬的职业;孔子……他也还是一个丧礼大师,也还是‘丧事不敢不勉’。”
就这样,根据假设基础上的假设,依靠推测基础上的推测,胡博士给老子、孔子安排了工作岗位:“丧礼大师”。
儒家、道家的祖师爷都是“丧礼大师”,很自然,春秋战国时期所有的知识分子,“丧礼是他们的专门,乐舞是他们的长技,教学是他们的职业,而乡人打鬼,国君求雨,他们也有事,----他们真的要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了。”
胡适有句名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上述这一切,都是因为胡适发现了“儒服是殷服的线索”。
最无耻的是,这个所谓的“线索”,依然来自胡适的“大胆的推想”:因为“大概最古的儒,有特别的衣冠,其制度出于古代”;且“《士冠礼记》云:‘章甫,殷道也。’”加之“孔子的祖先是宋人,是殷王室的后裔……他是有历史眼光的人,他懂得当时所谓‘儒服’其实不过是他的民族和他的故国的服制。儒服只是殷服,所以他只承认那是他的‘乡服’,而不是什么特别的儒服。”
胡适用一个“大概”,伟大的“线索”就诞生了。
那么,胡适先生的这个判决,是否有疑点呢?当然有的是!我随手就可提出几个问题:
第一,儒服就是殷人的服装,商朝有天子,也有文武百官,他们是否是“儒”呢?是否着儒服呢?胡适没说。胡适当然知道,孔子是商朝王室之后,也是春秋时期宋国国君之后;胡适还说过孔子的曾任宋国宰相的祖宗也是“儒”。那么,“儒服”是不是商朝天子、贵族服饰呢?
第二,既然“殷人的文化是一种宗教的文化,”“孔子也很重视丧祭之礼”,自在情理之中。但是,以孔子如此显赫的家世,即便孔子是以办“丧礼”为职业,难道商朝天子、宋国国君和贵族也是以办“丧礼”为职业?
第三,胡适说,“丧礼大师”是“遭人轻侮”的下贱职业。鲁国让孔子担任大司寇,老子还在周天子手下做官。难道大司寇也以操办丧礼为主要工作?难道周天子的史官或者图书馆官员,也主要是玩丧礼的?
如此等等的问题,胡适也想不到?
和流氓法官刻意制造冤案一样,胡适有自己的目的。流氓法官之所以胡作非为,是因为他忘记了自己是法官,眼里只有利益;胡适及其弟子们之所以“为学术而学术”,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的祖宗当敌人,把自己当外国人。
所谓的“古史辨”,就是这样的一群!
三、民国大师?一文不值!
民国时期的一群著名的败家子文人,不知从啥时候起,晋升成了“民国大师”。
“大师”者,全民楷模也。
民国时期,有没有足以为全民楷模的人呢?当然有,无数抛却头颅救中华于水火者。牺牲在抗日战场的数以万计的将士,足以为中华万世楷模。
但是,如今所谓的“民国大师”,指的是另外一帮人,比如胡适之流。
胡适之流闹腾的最欢的民国时期,中国是个什么样?什么人才配称为“大师”?
众所周知,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到1911年,中国陷入了没完没了的割地赔款、任人宰割的深渊之中。尽管这几十年里,中国饱受列强武力带来的屈辱,但是,大多数时间里,百姓还能有安稳日子可过。随着中华民国的建立,中华民族进入了大灾难时期。
“中华民国”,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最黑暗的历史时期。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的一声枪响,引发各省军事强人接二连三宣布独立。一夜之间,中国没皇帝了。这,便是所谓的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的代表作,便是军事强人们派士兵上街,剪代表耻辱的辫子。把辫子当做物质上的敌人,大约是古今中外最奇特的一次武装革命;而百余年后的今天,依旧把某人剪辫子作为革命精神写入史书,则是古今中外最了不得的一次文化革命。
剪完辫子,启用中华民国年号,大家便欢呼革命成功。
接下来的,便是军事强人们之间的争霸战。这场军阀混战,一直打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持续了整整25年。
军阀混战之时,也是西方列强在中国坐地分赃之时。他们将中华大地大卸八块,划作自己的势力范围。距离中国最近的日本,索性于1931年武力占领中国东北,随即蚕食大半个华北,几乎全面控制了“民国大师”们的工作据点北京城。
当此之时,以胡适为代表的“民国大师”们在干嘛?
从辛亥革命到1949年,不仅是中华历史上最为可悲的40年,而且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最为无耻的40年。
此时的中国亟需什么?强兵!只有强兵,才能抵御外侮,将横行于中国的洋人兵舰、驻军赶出中国,避免亡国灭种。对此,胡适们呲之以鼻。
此时的中国亟需什么?富国!只有发展经济,才能让全国百姓吃饱饭,让孩子们进入学堂,才能进一步强兵。对此,胡适们同样是呲之以鼻。
此时的中国,最最亟需什么?国家统一!只有国家统一,才有富国强兵的希望。实现这一目标,首先必须实现国家意识的增强、思想认识上的统一。对此,胡适们依旧是呲之以鼻。
那么,以胡适为代表的“民国大师”们,到底在干嘛?
首先,“民国大师”们正在大力倡导白话诗文。领袖胡适的白话诗,尽管狗屁不通,那也是诗。据说,“民国大师”中,文学家众多:“两只蝴蝶”啊,“再别康桥”啊,“别拧我,疼”啊,“鸳鸯蝴蝶”还是个“派”啊。民国大师们啊,精神世界丰富的不得了,真个是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唯有硝烟炮火、民族危亡都是空。
其次,“民国大师”们正在倡导吃喝嫖赌新生活。走到哪嫖到哪,这修身养性的新生活,领袖胡适自然是带头实践的。胡博士能把亲戚家的女孩子养为外宅,这种吃窝边草的做法,大抵在今天也是少有的先进经验。当然,蔡元培校长手下的一干“民国大师”热衷于集体嫖妓、迎娶女学生、娶小老婆,同时还充分论证了:中国之所以落后,是孝顺、家庭、仁爱、贞洁等玩意惹的祸。就此培养出来了一大批的“文学青年”和 “娜拉”。最了不起的是,一些“娜拉”,一边与几个男人同床共枕,一边发表难以割舍其中一人的“爱情”日记。于是,诞生了最具民国特色的“现代文学”风格。
第三,“民国大师”们正在大力挖中华民族的祖坟。领袖胡适最伟大的学术成果,就是培养出来了“古史辨”学派。这,也可以算大教育家蔡元培校长最显赫的教育学成果吧。这一成果,一言以蔽之:中华历史要么是假的,要么是臭不可闻的;换言之,中华民族是个垃圾民族。
第四,“民国大师”们正在赶超大日本帝国的学术研究前沿。日本正在侵略中国,全社会呼吁学习屈原精忠报国,胡适及其弟子说:根本就不存在屈原这个人。全社会呼吁炎黄子孙团结起来共赴国难,胡适和他的弟子说:炎帝黄帝尧舜禹,都是后人编造出来的。专门为日军侵略打文化战的白鸟库吉弄出了《中国古传说》,提出“尧舜禹抹杀论”。顾颉刚随即跟进,超越日本人的想象,以“层累说”引经据典,不仅证明尧舜不存在,而且考证出大禹是一条蜥蜴。日本人一边侵略中国,一边对泰国说中国西南地区是你们民族的“失地”,为日军侵入云南做准备。顾颉刚同样热情满怀,直到1939年,他还在“研究”云南等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与中华无关。
幸运的是,“民国大师”没有主导民国的命运。
以胡适为代表的“民国大师”们,“学术”水平又如何呢?
新中国以来的无数考古成果证明,“民国大师”们最牛的“古史辨”成果,不过是耗费民脂民膏、祸害文化教育界的臭狗屎,不过是外国势力乐于应用的一堆文字垃圾。
如果放在中国历史长河来看,即便是与最不堪的五代十国时期相比,“民国大师”也是一群小丑。
比文学?李煜的一句“春花秋月何时了”,秒杀全体民国大师中的男文学家。仅“花蕊夫人”,秒杀全体民国才女。
比史学?一部《旧唐书》秒杀全体“民国大师”,尽管民国大师似乎人人都是史学家。民国时期也有个《清史稿》,但那属于“晚晴余孽”的东西,与民国大师无关。
比哲学?五代十国的儒道佛经史子集,哲学家胡适博士碰都不敢碰,只好丢人现眼地留个半部“哲学史”。
比经济学?五代十国的经济水平远远领先于世界,当时的欧洲人还在满地捡狗屎吃呢!
连五代十国的水平都赶不上,“民国大师”有什么值得今人学习的?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汉唐盛世,傲视天下;宋辽金夏,美轮美奂;百年元朝,元曲流芳;明清不仅富甲全球,且四大名著将与人类共存亡。鸦片战争以来,救亡图存的泣血之作也不胜枚举。今人若有空,可读之书多多;可学之人多多。
民国大师,不过是一群败家子,谁愿学自己学,切莫教唆他人学坏。
记住了,你若教自己的孩子学习民国大师,改天,孩子以著名的民国大师吴虞为榜样,实践儿子打老子、骂父亲,抽你一次嘴巴时,请你再自抽两次。
西方伪史已经污染了中国的史学传统——论“西方伪史”辨伪之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