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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思 | 童岭:“年号与东亚的思想文化” 闭幕式致辞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皇华皇华 Author 童岭



编者按:今天,2020年6月18日,是石立善先生逝世半年纪念日。由石立善先生创办的《日本汉学研究》公众号特转载南京大学童岭先生2017年秋在“年号与东亚的思想文化”国际学术会议上的闭幕式致辞,以表达对先生的深深怀念。



【题记】

        2017年秋,受水上雅晴教授邀请,我赴日本千叶县参加“年号与东亚的思想文化”国际学术会议。回想起来,这是我与石立善兄(1973年—2019年12月18日)共同参加的最后一个海外会议。本篇闭幕辞,当初承蒙岸本明子小姐日语翻译。2020年6月18日,是立善兄逝世半年纪念日。三年前,我们围在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藏宋本《史记》、古活字本《群书治要》等文献前观摩的情形历历在目。现将闭幕式致辞的中文版,发表于南京大学中国文学与东亚文明协同创新中心微信公号“皇华皇华”,以表对立善兄深深的怀念。



“年号与东亚的思想文化”会议海报


“年号与东亚的思想文化”
闭幕式致辞     
文 | 童岭    




 尊敬的水上雅晴先生、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的诸位先生、来自海内外的诸位老师,大家下午好:


为期两天的“年号と东アジアの思想と文化”(The name of era, a mirror of the thought and culture of East Asia),即将圆满结束了。承蒙主办方美意,让我做一个闭幕式致辞。日本年号与改元的思想中,常常利用中国中古谶纬“辛酉革命”说,三善清行(847-918)上书醍醐天皇请求改元,就引用了中国佚籍《易纬》“辛酉为革命,甲子为革令”说。恰好,我就是辛酉年出生的。那么我想,我就以本次会议最年轻的外国学者的身份,谈一谈我参加这次会议的学习心得体会。

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

(伊藤裕水摄)


“年号と东アジア“会场一影

(水上雅晴摄)


东亚历史上,第一次使用年号纪年的是:汉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汉武帝在位54年,共用了11个年号。这与儒家经学的“天命”思想有密切的联系。自从汉武帝,直到清末,两千多年都有年号,绵绵不断(除了唐肃宗上元二年九月至次年四月,这大半年左右没有年号)。几乎每一个年号,都有它的时代背景。比如,公元221年,得知曹丕篡汉的消息后,刘备以汉室宗亲身份,继承大统,年号“章武”,顾名思义,就是要“嗣武二祖,龚行天罚”。所以此后诸葛武侯,以及日本年轻人非常喜欢的——“麒麟儿”姜维连续北伐,也是对“章武”精神的继承。


中国这种年号的思想和文化,也传到古代的朝鲜半岛、安南、日本……整整十年前,我作为博士生在京都大学留学,在文学部的地下书库读到了桑原武夫氏寄赠的《那珂通世遗书》。清朝洋务派重臣张之洞——他创建了我母校南京大学的前身两江师范学堂——派遣陈毅来日本考察学制,那珂通世与陈毅以及清朝变法派官僚文廷式均有学问上的深交。这本泛黄的《那珂通世遗书》中收载的《上世年纪考》就涉及中日的年号、干支等思想。这两天,又有很多优秀的日本学者的大作,不仅涉及中国,也讨论到了日本、朝鲜古代的年号,许多论文都能以“东亚”的视角,超越了“国别史”的研究,使我非常受启发,可见日本学术界对于年号的研究,从近代以来,前后传承有序。我也衷心祝愿本次论文集能够早日正式刊行。

《年号と东アジア》八木书店,2019年4月30日版


上周日,石立善先生同样在这里演讲了《中国的年号与预言》。特别是水上雅晴先生和石立善先生主编的《日本汉学珍稀文献集成·年号之部》将于今年12月在上海出版,其中就含有与我们这两天讨论的年号问题密切相关的《元秘抄》、《改元物语》、《革命勘文》等等,该书势必将大大推动中日学界的年号研究。

水上雅晴、石立善主编《日本汉学珍稀文献集成·年号之部》(童岭摄)


此外,我觉得这次会议题目中的“东亚”,也非常贴切,既体现了组织者的精心考量,也反映了古代东亚世界的互动。比如日本第一个年号是出自《尚书》的“大化”(公元645年)——同样在唐王朝,这一年是贞观十九年。该年正月,帝都长安西南三十里的昆明池畔,成千上万的长安军民盛大欢迎从印度求法回国的高僧玄奘。推古及今,当下的东亚,依旧是全世界各种时间纪年最复杂的地区之一。众所周知,日本即将改元,出处会在哪部经典?大家都很期待。

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藏16世纪《年号勘文》


延伸来看,在“北亚”或者“中亚”、“西亚”,“年号”思想就不那么凸显。比如隋文帝时,突厥沙钵略可汗降隋,开皇六年“班历于突厥”,然而根据法国学者路易·巴赞《突厥历法研究》(Les systemes chronologiques dans le monde turc ancien),突厥只是吸收了其中干支的思想,使用了“十二生肖纪年法”,而并没有“年号纪年法”。


我想,今后,东亚、北亚、南亚、中亚、西亚之间的“年号”以及与“年号”相关的纪年思想,是学术界进一步发展的方向,我也非常愿意继续在这一领域,加强与日本以及海外学术界的交流,挖掘出古代亚洲思想史深层次的内核。


最后我想说,能站在距离国宝宋版黄善夫本《史记》仅仅数米远的地方,为本次“年号与东亚的思想文化”大会致闭幕辞,是作为古典学者的荣幸。再一次感谢会议的主办方、感谢诸位学者、也感谢诸位会务工作者的辛勤劳动!


谢谢大家!


     童岭
                              2017年10月22日

宋版黄善夫本《史记》(童岭摄)


“年号”会议冷餐会前、石立善先生即席致辞(童岭摄)


(本文转自皇华皇华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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