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父亲九十

父亲50岁时的照片 | 田丰摄

（本文发表于《榆林日报》2020年11月13日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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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今年九十了，耳不聋，眼不花，精气神十足，广场溜达时，偶尔还会跟着秧歌队扭几圈大秧歌，聚会时经不住众人起哄，就亮开嗓子唱一段陕北民歌。

但爷爷还不到三十岁时就病故了。所以我觉得，寿命与基因关系不大。

爷爷死时，父亲只有12岁，下面还有三个妹妹，最大的7岁，最小的1岁，奶奶虽年轻，但长着“三寸金莲”的小脚，无法下地干活，也算不上利索女人，父亲一下子就担起了养活全家的责任。当时村里已搞过土改，家里有几亩地，父亲天生能吃苦，脑瓜也灵，人又实诚，没几年就成为远近有名的好庄稼汉，熬了个好威信，到结婚年龄，家虽穷，还是娶到了来自殷实人家的母亲。外祖父看重的是父亲的人品。

当时的农村，孤儿寡母免不了受人欺负，特别是同家族人的欺负。爷爷死后不久，家族的几位长者就逼着奶奶改嫁，但奶奶放心不下几个孩子，没有立马顺从。直到母亲过了门、大姑和二姑出嫁后，奶奶才带着三姑改嫁到五十华里外的绥德农村。之后，父亲每年正月去看一次奶奶，我小时候走的最长路就是跟随父亲去看奶奶时走的那条路，那是一条从吴堡县出发、穿过佳县、再进入绥德县的山路，中间要爬几次山，我走累了，就得父亲背着。

父亲16岁那年，共产党的军队攻打国民党占据的榆林城，久攻不下，需要农民工到前线抬担架，村里分配到三个名额。即便抬担架，毕竟要在枪林弹雨中奔跑，还是有生命危险的。按理说，父亲是“独子”，这事摊不到他头上，但村委会偏偏派他上前线抬担架。当时的村主任是父亲没出五服关系的爷爷，也是那个逼着奶奶改嫁的人。父亲的外祖父可怜自己的外孙，怕他丢了命，七凑八凑借了6块银元交给政府，把父亲赎回来。

农村人起名，同一辈分人的名字有一个相同的字，这样，从名字就可以知道一个人的辈分和族人的长幼排序。父亲是他那一辈中，惟一无法从名字读出辈分的人。原因是，辛庄村张姓家族没有固定的辈分谱，通常是年龄最长的起名后，其他同辈的人跟随。父亲是他那一辈中最年长的男性，他给自己起名“福元”，但没有人跟随“福”字起名，他之后的同辈人都用了“建”字。到我这辈，我是最年长的，我给自己起名“维迎”后，其他同辈人的名字多从“维”字了。父亲说，我比他有出息。

但不知为什么，父亲小的时候，村里的外姓人不欺负他。不仅不欺负，而且还关照，所以他的异姓朋友很多。父亲的朋友圈，也影响到我小时候的交友。我的小朋友中，异姓孩子多于同姓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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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唱陕北民歌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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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从小喜欢栽树。父亲说，全村就两个人爱栽树，他是其中一个。当然，合作化之后，树只能栽在屋前屋后，或不适合耕种的沟沟洼洼，那属于无用的“公共荒地”，谁栽树归谁所有。我曾问父亲：为什么其他人不栽树，就你喜欢栽树？父亲说，树是需要人伺候的，我勤快。

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领着我认树，“这棵树是咱家的”，“那是别人家的”。村里有一小沟，一大沟，成丁字形交汇。小沟就在我家窑洞坡下，沟里的树大部分是父亲栽的。大沟里的树也有不少是我家的。1971年生产大队在大沟上游打坝堰，一下子就掩埋了我家20多棵还没有成材的树。那时候，没有什么赔偿。

父亲栽的树对我家的生活和我本人的成长有着特殊的意义。家里人多、劳力少，每年下来都要欠生产队大几十块的粮钱，不是卖粮就是卖树。卖树的钱也是家里日常开支和我上学用钱的重要来源。当时，一棵树大致能卖二、三十元，最高的卖过40元。有一次父亲外出，村里来了买树的，母亲就自作主张卖了一棵。父亲回来后说，卖便宜了，母亲难过了好几天。

每卖掉一棵成材的树，父亲就在原来的地方再栽一小棵。当然，这是指水桐树。柳树不同。柳树树干上长十几根椽子，有首陕北民歌中唱道“青杨柳树十八根椽，心里头有话开口难”，“十八根椽”就是这个意思。椽子是箍窑頂的好材料，也可以做门窗格。父亲卖柳树，只卖椽子不卖树干，这样卖了一茬，过几年又长出一茬，可以继续卖，就像从银行取利息一样。

1980年家里修了三孔新窑，做门窗用的木材全部来自父亲栽的树。

除了木材树，父亲也栽果树。我上小学时暑假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自家的杏树和红果树下度过，这让我至今对杏和红果有特别的偏好。我曾挑着杏（或红果）到邻村卖过，但由于害羞，不愿喊叫，不是很成功。

家里的红果树在一个比较偏僻的犄角旮旯，果实快成熟的季节，需要有人照看，一是防止松鼠糟蹋，二是防止人偷摘。但我做得也不成功。我中午回家吃饭，饭后再回到果树下时，总会发现果子不是被人偷过，就是被松鼠啃过。学过博弈论后我明白，这种情况下我应该用“混合战略”，即随机监督，让想偷果子的人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会出现，但我当时用的是“纯战略”。我以为我在监督别人，其实是别人在监督我。现在一些政府监管部门犯着我当年一样的错误，所以监督难以达到预期效果。

父亲对自己的树有着很深的感情。前几年他和一位邻居发生了纠纷，因为一棵榆树的产权归属问题。父亲对此一直耿耿于怀，我每次回家看他，他总要跟我唠叨这事。我说，爸呀，这树也不值几个钱，他说是他的就让他拿走吧。父亲很恼火，说这不是钱的问题。我相信父亲说的是实话。去年村里搞填沟工程，小沟里的树都得砍掉，其中多一半是我家的。村主任电话里和父亲商量补偿问题，父亲说不要补偿，你们把砍下的树堆放整齐就行了。村主任办事心急，用铲土机把树铲得乱七八糟，把我家的树和别人家的混在一起，父亲就当作笑话给我讲。

当然，父亲不在意补偿，也与树木现在不值钱有关。自上世纪90年代后，农村人用木材，多选择进口的加拿大木材，质量好价格又低；本地木材卖得价格，连人工砍伐和运输成本也难以支付。不独木材树，果树也一样。上世纪80年代中期，父亲栽了一大片苹果林，他信心满满地说，等挂果之后每年可以有不少收入，没想到，挂果后没几年，果子根本卖不出去，没人照看也不要担心谁会偷。看到红红的苹果烂得满地，父亲也懒得再打理了。去年村里平整土地，推土机轰隆隆把一大片果树连根拔掉了。

父亲栽了一辈子树，第一次见到这么粗的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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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父亲在自家的谷地 | 冯东旭摄

（注：父亲生于1931年10月初一，今年90虚岁。本文中其他年龄是周岁。）

（2020年8月17日定稿。）

来源：辛庄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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