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杭州佛教缘起

杭州佛教缘起

佛教源于古印度，传入中国后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与儒道诸家互相激扬、融合，产生了各种流派，成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部分，且对中国哲学、文学、科技、艺术、中外交流以、政治、经济等产生过重要而深刻的影响。中国佛教主要有三大类：一是汉族地区流传的汉语系佛教；二是蒙、藏、裕固族等地区流行的藏语系佛教；三是云南傣族、崩龙族等少数民族地区流行的巴利语系佛教。中国佛教既有大乘、又有小乘，是流派最全、语种最全的佛教。佛教文化包括有丰富的典籍、文物、石窟、寺院、佛塔、碑林、字画等。中国佛教既是北传佛教的中心，也是佛教文化的世界中心之一。

佛教于汉代由印度传入我国中原地区。最初的传播者大多是中亚各国和印度僧人，史书一般称为“天竺僧人”，亦称“胡僧”、“西僧”。传说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佛教就开始传入我国。东汉明帝永平七年（公元64年）遣使蔡愔等人赴西域求佛法，在月氏遇到来自天竺的摄摩腾和竺法蓝，便迎入中国，当时用白马驮载经像而归洛阳，次年建寺，称白马寺。

江南佛教肇始于三国东吴。此前，佛教重地一直在长江以北。东吴立国后成为江南经济文化中心，佛教才开始南移过江，或由海上从西域传入，故有“三国时佛教重镇，北为洛阳，南为建业”之说。建业即今南京，富春人孙权在这里创建吴国。当时北方群雄逐鹿，烽烟四起，唯有江南较为稳定，引来北方流民和僧侣，使佛教从中原东移传入江南，这就是古人所云：“经来白马寺，僧到赤乌年”。

《高僧传》记载有安世高因“关洛扰乱，乃振锡江南”。《出三藏记集》亦载有支谦“以汉末沸乱，南度奔吴，从黄武至建兴中所出诸经凡数十卷。”同时，由于东吴发展航海事业，开通南洋诸国直达大秦（古罗马），通过贸易交往，促进了文化交流，带来了不少西域高僧，如达摩等。国外有学者认为：“佛教自印度向中国传播是和两国间贸易的活跃相应的。”他之所指为北方丝绸之路，而东吴时佛教传入则与拓展航海和海上丝绸之中有关。据唐代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列举的由海路去印度取经的中国僧人就有三十多人，占其所录去印度取经者总数的半数以上。

除政局稳定，航路通畅外，东吴政权对佛教的宽容扶持也起了很大作用。支谦到建业后，“吴王孙权闻其博学有才......拜为博士使辅导东宫，甚加宠秩。”支谦与名士韦昭共辅东宫，使佛学与儒学交融，故后人称：“名僧名士之相结合，当滥觞于斯日。”而康僧会于赤乌十年（247年）入吴后，孙权召见，“大为叹服，即为建塔，始有佛寺，故号建初寺，名其地为佛陀里，由是江左大法遂兴。”建初寺的兴建也就成为江南佛教流播的一个历史标志。在此同时康僧会还曾到过会稽，同当地士人陈慧等注释佛教经义，他们在东吴弘扬佛法，对杭州佛教流传有一定影响。

东晋时，南方佛教中心除庐山东林寺外，还有东晋王朝首都建康（今南京）的道场寺。当时迦维罗卫的佛陀跋陀罗住道场寺和名僧法显等共同译经；在此同时，慧严和慧观也在建康东安寺著《无生灭论》等。此时，一些印度和西域的高僧相继东游，有的就在这里卓锡修行。正如古人所说：“道人卓锡名山，路绝岩头未易攀”。而菩提达摩于南朝宋末泛海来我国，由广州到建康，与梁武帝面谈不契遂去北魏，在嵩山少林创立禅宗，成为我国佛教禅宗初祖。东晋时，慧远则在庐山东林寺立“莲社”，有123人参加结社，发愿往生西方净土，经隋唐时期道绰、善导等倡导，又诞生了净土宗，开始流传杭州。

古时杭州，原系海湾，灵竺山区，滨临江海，莽莽山林，常有“白猿”、“仁虎”出没（《灵隐天竺诗集序》）。当时结庵林野，十分简陋，不成规模。西晋末，有名僧自中原东游，来杭建寺兴教。其中著名的有支遁和慧理。

支遁（314-366年）俗姓关，陈留（今河南开封）人，约于晋愍帝建兴二年（314年）出生于佛教徒家庭，自幼流寓江南，在东晋京城建康与社会名士王濛等结交，后隐居余杭山专心研究《道行般若》等佛教经典，曾受大书法家王羲之邀往会稽灵嘉寺，后迁石城（新昌大佛寺）建栖光寺，最后又隐居余杭山，对杭州佛教颇有影响。

慧理，为西印度僧人，东晋咸和初在杭卓锡结庵，接连兴建一批寺院。咸和元年（326年）建灵鹫寺、咸和三年（328年）建灵隐寺、咸和五年（330年）建翻经院（即下天竺寺）。据《灵隐寺志·开山卷》称：“慧理连建五刹，灵鹫、灵山、灵峰等，或废或更，而灵隐独存，历代以来，永为禅窟”。又据清康熙《杭州府志》卷三十二《寺观》载：与呼猿洞相对的永福寺，旧分上下二寺，灵隐山麓的下天竺寺也为慧理首创；据称，慧理在杭先后建有十寺（其名不详)。

东晋时，除临江建寺外，也有人在深山林野垒石为室，苦志修行。如宝逵刹利禅师曾在武林山（今杭州灵隐）结庐修禅。在升平年间（357-361年）寓居西天目山的竺法旷在远游求法后返回天目，辟石室修持禅法，名闻京师建康，晋简文帝、孝武帝等或召见，或以师礼相待。

南北朝时，门阀士族大力提倡佛教。当时南齐的竟陵王萧子良、梁武帝萧洐等都是虔诚的佛教徒，并将佛教奉为“国教”，于是出现了“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景象。这时的钱塘县（杭州古名）为南朝属地，不少人也在江边林中纷纷建寺，主要佛寺有：南齐建武间（494-498年）普正大师于包家山接壤处创建的下天真寺；南齐时（479-502年）僧人昙超在玉泉创建的净空寺，并在此说法参禅（宋理宗时题寺名为玉泉寺）；齐梁间，宝常禅师自汴（今河南开封）云游来浙，见西马塍望佛桥林深地僻，在此插竹为“精蓝”，即后来的东林寺；梁天监间（502-519）钱塘人朱异舍宅为寺，在江涨桥创建众安寺（宋治平初改为化度寺）；梁绍泰元年（555年）有僧人在淳佑桥东北建建国寺，即后来的相国寺；梁天成元年（与绍泰元年同年）邑人鲍侃在祥符桥舍宅为寺，建发心寺，唐贞观中改称为众善寺，唐中宗神龙三年（707年）改名龙兴寺，号称“方圆九里”为当时规模最大的寺院。陈天嘉初（560年），有僧人在孤山建永福寺（即宋时的广化寺），俗称孤山寺，建寺次年寺僧在寺内植桧两枝，称陈朝桧。当时在杭州郊县也已建有一批寺院，如梁大同初（535年）富阳之西建有国荣寺（即永宁寺）；晋永康年间（300年）在余杭镇西北建有大禄寺，据称该寺创建年代比灵隐寺还早；梁大同年间（535-546年）在临安之西建有竹林寺（宋时改海会寺）。南朝帝王对西天目山名僧甚为尊崇，僧人法匮于齐永明七年（489年）圆寂，齐武帝萧赜曾亲临为其设供；梁武帝萧洐多次筵请西天目名僧慧集进京说法，后为历代王室所效仿。

灵隐寺初创之时，十分简陋，规模也较小。直至南北朝时梁武帝赐田扩建，在杭州寺院建设史上才首具规模。与南朝相反，北周武帝时（566-578年）曾宣布废佛，下令僧徒还俗，焚烧佛典，将寺院充作公产，使北方佛教遭受了一次打击，但对南方影响不大。

隋朝统一中国，结束了南北纷争。隋文帝改变周武帝的废佛政策，推行佛教，巩固其政权，下令修复毁废寺院，允许人们出家，令各户出钱营造经像，并任命僧官弘佛，还竭力主张南北佛教合流。隋炀帝笃信佛教，广兴寺宇，度僧尼，延聘名僧讲法，请天台大师智顗为他授菩萨戒，自称“菩萨弟子”，对智顗尤为尊敬，为天台宗的广泛流传提供了有利条件。当时，除印度名僧宝掌来杭在中天竺创建道场外，圣达贞观法师就曾到天台山参谒求法，并精通经、律、论“三藏”，在下天竺扩建翻经院，成为杭州传播天台宗第一人。

这时，杭州已有了一批寺院，虽规模不大，仪制不具，却为后来杭州佛教的流传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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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冷晓

图片｜一叶

美编｜慧容

责编｜妙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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