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林杰：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的中日韩合作
中日韩三国隔海相望、命运与共，互为永久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1999年，中日韩领导人在亚洲金融危机寒流中开创了中日韩合作。20多年来，三国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共同发展。建立了21个部长级会议和70多个对话机制，成为三国深化合作的主要平台。2011年设立了中日韩合作秘书处，以进一步促进三国合作。新冠疫情爆发前，三国人员每年往来突破3,000万人次。2020年日韩在华企业超过6万家，中国与日、韩贸易总额逆势增长超过6,000亿美元。中国与日、韩友好城市总数达到453对。2019年12月24日，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在中国成都举行第八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发布了《中日韩合作未来十年展望》，为今后三国合作指明了方向。事实证明，三国合作不仅给三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促进地区和世界经济增长、引领区域一体化进程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日韩合作具有独特的地理区位优势、悠久的文化历史渊源和巨大的发展潜力。但中日韩合作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制约因素经常会影响三国合作的进程。近年来，美国将中国界定为“战略竞争者”，对中国采取遏制政策，挑起与中国的“贸易战”、“科技战”，并不断向传统“盟友”国家施压，促其共同参与对中国的遏制。韩日作为中日韩合作的主要成员，同时又是美国的传统“盟友”，美国的对华战略变化无疑会对中日韩合作产生重要的影响。当前，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以及新冠疫情在全球不断扩散的背景下，中日韩合作面临的挑战主要包括：政治领域的信任危机、经贸科技领域的“封锁”、人文交流领域的负面认知等。
中美战略竞争的新态势
中美关系在特朗普执政期间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战略竞争成为两国关系的新常态。美国明确把中国界定为“战略竞争者”，夸大中国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在此基础上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全方位遏制中国的政策。在经济上，挑起与中国的贸易战，通过封杀华为公司等中国高科技企业，开启科技战，试图采取“脱钩”政策。在军事上，美国战略重心继续东移，强化军事同盟关系，加快在中国周边的军事部署和地区介入。在特朗普政府执政末期，更是在意识形态、人文交流等方面接连对中国无端设限和打压，在涉港、涉台、涉疆、涉藏、人权等涉及中国领土主权和民族尊严的问题上蓄意攻击抹黑中国。
特朗普政府在对外政策上以“美国优先”为借口，对包括盟友在内的所有国家动辄挥舞“关税大棒”进行制裁，对国际组织则动辄威胁“退群毁约”，轻易放弃作为大国的国际义务。同时，美国国内的种族主义、民粹主义等国内矛盾层出不穷。再加上美国在防控新冠疫情方面措施不力，疫情不断扩大，成为新冠肺炎确诊和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美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形象每况愈下，国际社会对美国的领导力产生了严重怀疑。最终特朗普在与拜登的总统竞选中以失败告终，失去了连任总统的机会。
2021年1月20日，拜登正式就任美国总统。新一届美国政府是否会改变特朗普时期的对华政策基调，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从拜登政府执政五个月以来的涉华言论和政策来看，拜登政府基本上延续了特朗普时期的对华政策基调，只是在与中国打交道的方式方法上出现了一些变化。
首先，拜登政府视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的定位没有改变。拜登在2月19日参加七国集团（Ｇ７）特别峰会时指出：“中国是美国最严峻的竞争对手，美国政府已经做好了与中国进行极其激烈竞争的准备”。在３月３日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布的《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方针》中又宣称：“中国是唯一有综合实力、挑战美国所建立的国际体制的最严峻的竞争者。”由此可见，拜登政府已锁定“战略竞争”作为处理对华关系的基本定位。
其次，拜登政府对华战略遏制的主基调没有变。“遏制中国”已成为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的共识。拜登上台后立即批准在国防部成立“涉华跨部门小组”，重启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在美日和韩美首脑会谈、北约峰会、欧盟峰会等大谈“中国威胁”、“中国挑战”等等，其实质都是为了构建遏制中国的联合阵线。
第三，对华的全方位打压态势没有变。拜登上台后，不仅没有取消特朗普时期的涉华关税和制裁，而且变本加厉，进一步扩大了对华制裁的范围[1]。
拜登政府在坚持“遏制中国”政策基调不变的前提下，在对华策略上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其主要表现为：第一，重塑盟友体系，以结盟而非单独对抗的方式应对中国。第二，重返国际组织，重塑更加有利于美国的制度体系来“约束”中国。第三，将“价值观外交”提升到对华政策的核心位置。第四，在符合美国利益的情况下准备与中国合作[2]。美国对华策略的调整，实际上给国际社会带来了更加严峻的挑战，美国的盟友国家受到来自美国要求配合美国战略，甚至要求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的外交压力。比如欧盟的一些国家、亚洲的韩、日等国，这些国家在处理与中美两国的关系时，都会面临艰难选择的困境。
关于中美战略竞争的性质，国际社会存在各种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是“霸权之争”，有人认为是“修斯底德陷阱”，也有人认为是“零和博弈”。事实上，中国政府曾多次阐明，中国无意挑战和取代任何国家，中国的发展目标对内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外是通过自身发展为全人类的发展进步做出贡献。中国无意也无力改变美国，更不想取代美国，中美博弈更不是你死我活的对抗。因此，中美战略竞争的本质属性并不是权力之争、秩序之争，而是霸权与发展权、零和博弈与合作共赢、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之争。
目前，中美战略竞争已经呈现长期化、复杂化的趋势。为了应对美国全方位的遏制和打压，中国提出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战略，这是着眼于长远发展和长治久安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近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反外国制裁法》，就是为了反对西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而专门制定的一部法律，该法为中国依法反制外国歧视性措施提供了有力的法治支撑和保障。中国的这一系列措施表明，面对美国战略调整带来的不确定性，中国也将不断采取新的应对措施。
中美关系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不断加剧的中美战略竞争对世界地缘政治、国际经济都将产生重要影响。尽管中日韩合作并不包括美国，但由于中日韩三国都与美国有着某种特殊的密切关系，美国自然也就成了影响中日韩合作的最大外部因素。
政治领域再现信任危机
2019年12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本国首相安倍晋三和大韩民国总统文在寅，在中国成都举行了第八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发布了《中日韩合作未来十年展望》重要文件。该文件明确提出：“共同提升三国合作水平，定期举行领导人会议和外长会有助于三国合作健康稳定发展，三国将共同为此营造积极氛围”，“良好的双边关系是三国合作的重要基础，深化三国合作也有利于促进双边关系”。
但过去的一年多来，中日韩合作在举办领导人会议、发展双边关系方面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究其原因，既有新冠疫情的影响，而更重要的还是中美战略竞争带来的地缘政治关系的变化。2020年韩国担任中日韩合作轮值主席国，但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第九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至今没有举行。而在此期间，美国和日本先后出现了领导人更替，受美国对外政策变化的影响，中日韩与美国以及中日韩三国之间的双边关系都出现了较大调整，中日韩合作在政治领域的信任关系出现新的危机。
中日关系逐渐恶化
菅义伟接替安倍晋三于2020年9月就任日本首相之后，积极配合和参与美国的对华遏制战略，屡屡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上触碰底线，导致中日关系受到严重干扰，甚至出现了恶化的势头。拜登就任美国总统后，改变了单独应对中国挑战的行为策略，强调联合同盟共同应对。为此，美国在亚洲地区积极打造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四国领导人于2021年3月12日召开了第一次“四方安全对话”峰会。尽管这次峰会没有直接提到“中国”，但该机制针对中国的意图十分明显。日本作为“四方安全对话”的重要成员，在配合美国对华遏制战略方面所起的推波助澜作用有目共睹。2021年3月16日，美日发布《美日“2+2”联合声明》，声明悍然污蔑中国、妄议中国内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严厉批评日方这是“仰人鼻息”，与美“狼狈为奸”。2021年4月15日至18日，日本首相菅义伟访美与拜登总统举行首脑会谈，成为拜登就任后举行面对面会谈的首位外国首脑。会谈后发表了《美日首脑联合声明》，最令人关注是声明直接提及台湾问题，这是自1969年尼克松与佐藤荣作会谈以来，日美首脑会谈联合声明中首次写入有关台湾的内容。
台湾问题是中国政治的核心问题之一，在核心问题上向中国提出挑战，必然会造成中日关系的倒退。日本作为国际社会重要的第三方力量，其独有的战略平衡性对大国关系和世界格局的稳定非常重要，日本一旦失去战略平衡而倒向其中的任何一方，都会打破原有的平衡，引发东亚乃至是世界格局的动荡和地缘政治的连锁反应。
中韩关系出现隐患
韩国作为美国在东亚地区的重要盟友，和日本一样也是支撑美国对华遏制战略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国家。面对美国的外交压力和各种诱惑，韩国同样面临战略选择的困境。韩国在台海等一些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向美国靠拢，给中韩互信和两国关系的发展埋下了隐患。但韩国在中美之间试图保持战略模糊性的政策方向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
2021年5月19日至22日，文在寅总统访问美国，成为拜登任职以来继日本首相菅义伟之后到访美国的第二位外国首脑。韩国政府对此次出访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但从会谈后发表的联合声明来看，此次访问也给中韩关系埋下了一些隐患。韩美在联合声明中称，两国首脑“强调了维持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必要性”。这是韩美第一次在联合声明中公开提及台湾问题，引起了中国方面的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台湾问题属于中国的核心利益，无论韩国方面是迫于美国的压力，还是因为韩美之间的利益交换，把极其敏感的台湾问题写入韩美联合声明本身，就已经对中韩互信和两国关系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
此外，在美国对华采取高科技产品“断供”、“脱钩”的背景下，韩美决定加强在半导体、汽车电池、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领域合作，这可以看做是美国为今后进一步升级对华技术封锁的提前布局。随着中国《反对外国制裁法》的公布实施，美国一旦发动对中国企业的技术封锁，中韩在新兴科技领域的合作或将产生新的矛盾。韩国在涉华问题上向美国做出一些让步，有其内部和外部的原因。但韩国并没有向日本那样全面倒向美国，韩国仍希望同美国和中国都保持密切的双边关系。这从韩国政府为降低韩美共同声明中涉华表述的敏感度而做出的努力可以证明。因此，中韩关系仍有望在曲折中继续健康发展。
韩日关系矛盾重重
韩国和日本都是美国在东亚的重要盟友，而韩日之间由于历史原因，相互之间矛盾不断，难以形成美国希望看到的“美韩日同盟”。拜登在就职后与文在寅总统的电话会谈（2月4日）中，特别确认了韩日关系及美韩日三边合作“对地区和平与繁荣的重要性”。尽管美国极力撮合，试图搭建美韩日三边合作的平台，但韩日关系仍面临各种困难。
文在寅总统执政以来，韩日关系持续紧张，不断升级。主要事件包括：废除朴槿惠政府与日本签订的“慰安妇协议”；韩国最高法院裁决支持韩国劳工索赔案；韩军举行独岛防御演习；拒绝悬挂“旭日旗”日本军舰入境等等。韩日在政治、军事领域的摩擦不断积累，最终日本对韩国采取了经济制裁。2019年7月1日，日本宣布对出口韩国的三种半导体材料实行管制，严重打击了韩国的半导体产业；随后，日本又把韩国从“贸易白名单国家”中移出，取消对韩国的优惠措施等等。韩日之间近年来层出不穷的各种矛盾和冲突，再加上两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导致两国关系持续走低。
不久前，文在寅总统应邀出席于2021年6月11日至13日在英国召开的第47届G7峰会。峰会期间，备受国际社会特别关注的韩日首脑会谈并没有举行，由此可见，韩日领导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十分脆弱。文在寅总统访问西班牙参议院图书馆时，浏览了一张标注“独岛”为韩国领土的百年古地图--《朝鲜王国全图》，却引发了日本方面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同样，日本东京奥运会宣传片中，把“独岛”标注为日本领土“竹岛”的做法，也引发了韩国民众的抵制。
在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美国企图拉拢韩日参与遏制中国的共同行动，更希望韩日关系稳定发展，甚至组建美韩日三边合作机制。但韩日之间既有历史问题，又存在结构性矛盾，韩日关系正常化将是一个艰难的长期过程。
稳定友好的双边关系是开展中日韩合作的前提和基础。通过中日韩合作，也可以推动双边关系深化发展，两者相辅相成。目前，中日韩三国之间的双边关系都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其中既有内部因素，又有第三方外部因素。国际关系是相互影响的动态关系，中日韩合作在接受外部影响的同时，也可以反向影响外部因素，甚至重塑与第三方的关系。因此，中日韩三国应从本国的利益出发，努力克服三国双边关系中的问题和困难，积极推动中日韩合作健康发展。
经贸科技领域的“封锁”
中美战略竞争，是全球最重要的两个大国进行的一场全方位的博弈。如果说在政治外交领域中美战略竞争的焦点是“人权”和“规则”，那么在经贸和科技领域的竞争焦点就是关税、知识产权、高科技产品。美国在经贸和科技领域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战、科技战的影响已经不限于中美两国，而是涉及到全球很多国家和地区。其中，韩日所受到的影响尤其具有代表性。
韩日两国都是高度依赖国际贸易的外向型经济体，很容易受到国际市场变动的影响。中美是韩日两国的重要贸易伙伴，中国是日本和韩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美国则是日韩的第二、第三大贸易伙伴国。因此，韩日自然成为中美“贸易战”“科技战”影响较大的国家。中美“贸易战”爆发后，韩国2019年的贸易额同比下降8.3%，对华出口额同比下降16%，对华贸易顺差更是下降了51.7%，创下了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大降幅[3]。在美国对中国华为公司实施制裁的背景下，美国多次施压韩国政府和企业，要求禁止使用华为公司的通讯设备，给韩国企业造成重大损失。另外，为了阻止华为获得芯片等高科技产品，美国要求韩国三星和海力士公司禁止向华为出售相关产品，导致韩国公司既遭受经济损失，又遭受信誉损失。
中国和美国是日本的第一、第二大贸易伙伴国，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很快波及到日本的金融市场、商业和贸易。据日本海关统计，2019年1-9月，日本货物进出口额为10647.3亿美元，比上年同期（下同）下降3.2%。其中，出口5258.3亿美元，下降4.4%；进口5389.0亿美元，下降1.9%。其中对中国出口下降8.2%。由于美国增加壁垒，对中国商品征收高额关税，导致中国对美出口缩减。所以，中国对日本的工业设备、化学材料、塑料制品和电子设备的需求也相应减少。不难看出，中美贸易战对日本的国际贸易也带来了一定的冲击。另外，在美国的外交压力下，日本也不得不公开宣布，禁止使用中国公司的通讯设备。给中日正常的贸易和科技交流制造了人为的障碍。
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初，中日韩三国相互支持，携手抗疫，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此后，中国很快控制了疫情，经济得到快速复苏，成为2020年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重要经济体。韩日则由于疫情持续不断，经济活动受到较大影响，复苏缓慢。当前形势下，中日韩应尽快恢复并强化三国合作，充分发挥中日韩合作各种机制的作用，携手应对新冠疫情，早日实现经济增长。
人文交流领域的负面认知
中日韩三国同属汉字文化圈，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三国人民彼此都有一种亲近感和认同感，这为中日韩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各种原因，中日韩在人文交流领域还存在很多问题，三国国民之间的感情经常会波动起伏，甚至出现恶化。特别是三国国民之间的日益严重的负面认知，已经成为影响中日韩合作的障碍因素。
2018年12月，中日韩三国合作秘书处在首尔举行媒体人交流会，并首次发布了针对三国国民同时进行的“中日韩国民相互认知调查报告”。调查发现，中日韩三国民众对彼此国家的亲近程度和信任度均偏低，韩国和日本多数受访者认为三国趋向于“竞争”而非“互补”关系。在“对邻国的认知”方面，三个国家受访者对彼此的亲近度和作为合作伙伴的信任度均显不足，原因集中在历史、领土问题、政治冲突及经济利益差异等方面。其中，日韩受访者对中国的亲近度均为32.2%，信任度分别为24.2%和31.4%。日本受访者对中国的信任度最低，而中国受访者对日本和韩国的信任度较高，分别为51.7%和56.4%。
近年来，包括韩日在内的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负面认知越来越多。这与西方媒体对中国的“妖魔化”报道有关。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媒体，利用手中掌握的国际话语权，不顾客观事实，肆意抹黑中国，贬损中国的形象。笔者认为，这一现象不可能长期持续。随着中国进一步开放以及信息技术的发展，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识会越来越客观。中日韩三国地缘相近，文化相通，三国应率先在历史、文化等领域加强交流和对话，减少误解，避免冲突，做好邻居、好伙伴。客观认识对方的历史和当今的发展，增进三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友好感情。为进一步深化中日韩合作打下稳定、健康、友好的社会基础。
结语
2021年是中日韩合作秘书处成立10周年。4月27日，“2021年中日韩合作国际论坛”在首尔隆重举行。本届论坛主题为“未来十年的中日韩新型伙伴关系—纪念中日韩合作秘书处成立十周年”。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韩国外长郑义溶、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为论坛发来贺信。中国驻韩国大使邢海明和韩国外交部第二次官崔钟文、日本驻韩国大使相星孝一、中日韩合作秘书处秘书长道上尚史、前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等出席并致辞。这是在中日韩合作遇到各种困难的时候召开的一次会议，十分难得。这次会议的召开，特别是三国外长的参与，为中日韩合作早日重回正轨提供了信心。2022年则是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50周年、中韩建交30周年，这对于中日韩三国都是一个很有纪念意义的年份。无论国际局势如何变幻，中日韩和睦相处、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是三国唯一正确选择。相信中日韩合作将在引领区域一体化进程，促进地区和世界经济增长方面继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备注：
来源：成均中国研究所季刊《成均中国观察》第35期(2021年7月15日出版)
转自：“SICS”微信公众号
往期精彩-研究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