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梅：国际变局下日本智库和主流媒体对中国形象的建构

形象是认知的建构物，是认知过程所呈现的结果。中国作为日本最大的邻国，在日本的对外认知中始终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国际秩序变动、新冠疫情暴发以及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等因素推动了日本的中国形象正在发生重要而深刻的变化。与此同时，日本在世界格局变动和国际秩序重塑过程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加。研究日本智库和主流媒体近年来在国际变局下对中国形象的建构对于我国研判日本的对外政策走向和制定我国外交政策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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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日本的中国形象的要因

影响日本的中国形象的因素很多，既有历史因素，又有现实因素。从中日之间两千余年的文化交流史来看，古代日本人将中国视为“文明的中心”，乃至“世界文明的中心”，是日本积极学习模仿的对象。到了近代，在与西方文明角力的过程中，日本把中国视为文明的落伍者，成为反省、批判乃至改造的对象。新中国成立初期，尽管在国家层面与日本交流不多，但是当时日本知识、言论界对中国持有同情、亲近乃至支持等广泛的好感。竹内好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将革命后的中国尊崇为东方“超克”西方现代文明的可选择的模式。对他们来说，中国俨然成为令人憧憬的想象异邦。1972年中日邦交实现正常化，日本政府对中国的现代化政策提供经济、技术以及人才方面的支持，同时希望开拓中国市场。日本目睹中国的经济奇迹和文明精神转型，把中国视为改革开放的优等生，“产生了轻视与敬畏、亲密与恐惧交织在一起的复杂心理。”

进入21世纪后，“崛起而富强的中国”的新形象则成为日本社会的主流意识。伴随着中国经济迅速发展，日本出现多种论调，包括在安保方面把中国视为威胁的“中国威胁论”和日本经济恢复是受到中国经济发展恩泽的“中国感谢论”等。日本对华认知的变化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日本对华政策。《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后的四十多年里，日本对华政策经过了联华、助华、疑华到防华制华的转变。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两国国力对比发生变化之后，日本政府采取了保持经贸互利往来，但在战略和安全上防华制华的方针。

除历史因素外，近年来日本智库和主流媒体对中国形象的建构也受到国际秩序变动、新冠疫情以及中美战略竞争等现实因素的影响。在历史因素和现实因素的综合作用力下，日本的中国形象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建构形象的方式上，日本更多地把中国放在国际秩序变动的语境中来认知中国，比起双边，更多是在多边框架内来感知中国。第二，从历史脉络来看，日本无法再维持甲午中日战争以来俯视中国的视线，中国已经成为它无法忽略的巨大存在。但由于战后日本加入西方阵营，以“民主主义国家”自居，价值观的不同使它无法做到仰视乃至平视中国，只能在东西方纠结的身份认同、政经分离等复杂视线中看待中国。第三，日本注重日美同盟，但是在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日本对中国形象的建构显示出一定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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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秩序变动中的中国形象

由于日本自身以二战后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拥护者自居，日本智库报告中关于中国的表征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把中国他者化的过程，侧重于强调中国在国际秩序中与日本迥然不同甚或对立的立场。国际大变局下，日本强烈感知到了中国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外政策和方针的转变，在智库报告中把中国表征为“崛起的强国”和“改写国际秩序的修正国”，对中国的威胁认知呈现增强趋势。

日本智库非常关注中国经济实力增长对于地区格局和国际格局的影响。早在2016年，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所长白石隆在著书中就把中国称作“东亚的格利佛”，即英国小说《格利佛游记》中小人国旅行的巨头格利佛。青山瑠妙在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期刊《国际问题》发表文章称，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21世纪初中国开始意识到“崛起”，中国经历了从“富国外交”到“强国外交”的巨大转变。加茂具树也在《日本经济新闻》撰文称中国大国外交的特点是“协调与强制并存”。日本与美国智库联合发布的报告更是认为中国会变得更加强大并且会采取略具攻击性的态度，把中国的动向视为2030年前的亚太地区安全保障环境时最不明朗的因素之一。

不少日本知名智库报告认为中国提高了作为“大国”的自我认知，在全球扩大了存在感，正在向“超级大国”迈进。它们认为，中国在挑战现行的国际秩序，试图“改写”地区秩序和国际秩序，其行动主要体现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和成立中国成为最大出资国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上。日本各智库的报告普遍以比较警惕的心态对待中国对国际秩序的影响，把中国视为“打破现状的国家”、挑战美国的对手。日本智库报告承认，“一带一路”不仅对沿线国家，而且对于欧盟、美国、日本都有很大吸引力，但是，各国在政治和安保方面对“一带一路”有担忧。这种论调体现了日本以现行国际秩序拥护国自居，在美国的价值观影响下，把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中国他者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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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下的中国形象

根据日本内阁府的舆论调查结果，日本对华有亲近感的受访者比例从2016年的14.8%上升至2019年的22.7%，尽管仍然偏低，但显示出回升趋势。认为“中日关系重要”的比例近些年来一直维持在高位，2019年比2018年微降，但仍占75.1%。这体现了日本人对中国的复杂感情，即既认为中日关系非常重要，但因各种现实原因或历史原因对中国的好感度在低位徘徊。新冠疫情发生后，日本智库和媒体把中国对疫情的反应作为新的侧面融合进日本对中国的既有认知中，形成了包含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的中国形象。

积极方面首先表现在，日本认为，西方“自由民主主义”国家在应对疫情时的社会治理能力被质疑，相比之下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危机中显示出坚韧性”。而且，日本赞赏中国在疫情下国际协调的积极姿态。这种姿态既体现在中国提出“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理念，开展国际合作共同应对疫情，也体现在中国同意暂缓最贫困国家债务偿还上。更重要的是，日本对中国在世界经济恢复方面的引领作用表现出很强的期待。从经济层面看，日本对欧美与对中国进出口的差距更凸显出疫情下中国市场的重要性。在世界贸易因新冠疫情而停滞不前的情况下，疫情基本得到控制的中国市场对于日本来讲尤为重要。

消极印象则承袭了在疫情发生之前日本对中国的“强硬外交”的认知。日本忌惮中国乘疫情之机扩大国际影响力。日本认为，中国在国内疫情得到控制后，积极开展“口罩外交”向各国伸出援助之手。让日本感到震惊的是，连梵蒂冈罗马教皇的新闻发言人都发表声明对中国表示感谢。一些日本智库和媒体从如下几个方面对中国疫情期间的积极外交姿态提出了批评。一是提到中国在提供支援时，为了宣传自己而要求对方国家政府表达谢意。二是批评中国外交的强硬姿态已经成为新冠疫情下世界的不稳定因素，例如中国暂停从主张调查新冠病毒来源的澳大利亚进口部分肉类产品。三是日本对于中国在东海和南海的动向非常警惕。积极因素和消极印象并存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日本在经济上要依赖中国这一巨大市场、而安保上要加强美日同盟的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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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非等距离”视角下的中美战略竞争

新冠疫情的暴发进一步加剧了中美战略竞争。有日本学者在PHP总研的期刊上撰文称，由于日本认为自身与美国同属“自由主义圈”，而中国属“现实主义圈”，两者价值观不同，而且，如果美中对立在安全保障方面变得尖锐，日本会作为同盟国与美国共同行动，因此，身处中美夹缝中的日本不可能与中美保持“等距离的中立”。在这种“非等距离”视角下，日本寻求在中美之间“协调者”和“平衡者”的角色，既要保持与美国的密切沟通，又要探索与中国可能的合作领域。日本智库和媒体建构出带有不确定性的中国形象，和被美国视为“假想敌”值得同情的中国形象。

日本智库预测今后中美战略竞争的走向时说，美中脱钩的倾向不断增强，但会是“选择性脱钩”。受此影响，日本对中国形象的描述是充满矛盾性的，既是带有一定不确定性的生产基地，又是富有魅力的消费市场。就像日媒渲染“1700家日企排队撤离中国”所显示的那样，中国作为生产基地的不确定性有时被选择和刻意凸显，其中一部分企业是因自身经营不善或调整经营战略而撤出中国市场这一事实被有意无意忽略。与此同时，相比欧美国家，在中国新冠疫情得到较好控制，中国仍然是日本非常看重的市场。在中美战略竞争和疫情的双重影响下，日本塑造了风险与机遇并存、具有极大不确定性的中国形象。这说明日本对中国的形象建构处于摇摆期，处于关键节点。构建的中国形象也具有矛盾性，容易产生误读。在此种构建机制中，如果中美战略竞争带来的消极面被智库和媒体过度强调乃至扩大化的话，可能会导致日本政府的经济政策政治化、安全化、意识形态化，民众对中国的想象和认知也受到消极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并没有完全与美国保持步调一致，而是显示出一定战略自主性。它指责美国特朗普政权“对国际合作漠不关心、唯我独尊”，破坏国际秩序。而且，由于中美战略竞争与20世纪中后期愈演愈烈的日美贸易摩擦有相通之处，因此日本在一定程度上对于被美国视为“假想敌”的中国抱有感同身受的心理，对中美对立对于世界经济和知识交流的后续影响感到担忧。这种倾向应该引起我们的充分注意，应该充分利用日本的这种心理在国际事务中加强与日本协调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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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在复杂多样的因素的综合作用力下，日本形成了“崛起的强国”、“国际秩序改写者”、疫情下“坚韧”而“强硬”的中国、美国“假想敌”等多重中国形象。日本智库和主流媒体对中国形象的塑造未必是客观的，而是戴着有色眼镜的。其中既包括积极因素，也包括消极因素。积极因素有：对中国存在感的强烈感知，对中国抗疫过程的肯定以及经济上的期待，中美战略竞争下对中国的同情心等。消极因素有：对中国在国际秩序中“修正国”角色的认知，把中国维护领土和主权完整的正当行动贴上“强硬”标签，担忧中美战略竞争对日本的冲击等。日本所塑造的镜像中的中国尽管有其局限性，但是有一定参考借鉴意义。

今后一段时期内，中日之间合作与竞争并存的态势仍然会持续。我们应该对日加强沟通宣介工作，充分调动其对华战略认知中的建设性因素，消解其不利因素。具体来讲，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努力：首先，向国际社会解释中国对国际秩序的理解，避免“修正国”固化为一种刻板印象。其次，对日本讲好中国抗疫故事，回应日本对于中国在国际协调和世界经济恢复引领作用等方面的期待。再次，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利用多边框架“拉住”日本。

作者：张梅，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来源：摘自《日本问题研究》2021年第1期

转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研究学部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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