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观赏》的精读精解第12篇：《谏太宗十思疏》

——唐 魏征（徵）

【作者介绍】

魏徵

现作“魏征”（北周大象（北周静帝宇文阐[chǎn ]年号）二年（580年）－唐贞观十七年（643年2月11日）），字玄成，祖籍下曲阳县（今河北省晋州市），隋唐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史学家。少年出家，曾参加隋末农民起义——瓦岗起义，跟随魏公李密，但不得重用。武德元年（618年），归降唐朝，并说服李密旧部李勣[jì ]献地归唐，后授太子洗马，辅佐太子李建成，献策平定刘黑闼[tà ]。玄武门之变后，归于唐太宗李世民麾[huī ]下，被擢为议谏大夫，历任秘书监、侍中等职。参预朝政，先后向太宗陈谏二百余事，是历史上有名的敢谏之臣。后以修史功，进位光禄大夫，封郑国公。曾提出“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居安思危，戒奢以俭”，主张“薄赋敛”，“轻租税”，“息末敦本”，“宽仁治天下”等，对唐太宗的治国政策措施给以极有益的影响。其言论多见《贞观政要》。其中最著名，并流传下来的谏文表---《谏太宗十思疏》。

魏征死后，唐太宗亲制碑文，并对侍臣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尝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cú ]逝，遂亡一镜矣。”因其直言进谏，辅佐唐太宗共同创建“贞观之治”的大业，被后人称为“一代名相”。官至光禄大夫，封郑国公，谥号“文贞”。葬礼从简。同年入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名列第四位）。

【作品介绍】

《谏太宗十思疏》是魏徵于贞观十一年（637）写给唐太宗的奏章，意在劝谏唐太宗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积其德义。唐太宗，即李世民，唐朝第二个皇帝，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成就的开明君主之一，在他的统治时期，出现了安定富强的政治局面，史称“贞观之治”。“十思”是奏章的主要内容，即十条值得深思的情况。“疏”即“奏疏”，是古代臣下向君主议事进言的一种文体，属于议论文。

唐太宗李世民跟随其父亲李渊反隋时作战勇敢，生活俭朴，颇有作为。公元627年李世民即位，改元贞观。在贞观初年，他借鉴隋炀[yáng]帝杨广覆亡的教训，进一步保持了节俭、谨慎的作风，实行了不少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政策。经过十几年的治理，经济得到发展，百姓生活也富裕起来，加上边防巩固，内外无事，唐太宗逐渐骄奢忘本，大修庙宇宫殿，广求珍宝，四处巡游，劳民伤财。魏征对此极为忧虑，他清醒地看到了繁荣昌盛的后面隐藏着危机，在贞观十一年（637）的三月到七月，“频上四疏，以陈得失”，《谏太宗十思疏》就是其中第二疏，因此也称“论时政第二疏”。唐太宗看了猛然警醒，写了《答魏征手诏》，表示从谏改过。这篇文章被唐太宗置于案头，奉为座右铭。贞观十三年，魏征又上《十渐不克终疏》，直指唐太宗十个方面行为不如初期谨慎，被唐太宗书于屏风之上。

文中主要指出，国君必须“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如果能这样，国家就能“垂拱而治”。作者运用比喻和对比的手法，运用排偶句式以及简法、明朗、生动的语言来论述这一中心要旨，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全文意恳辞切，思深语温，确实是一篇很动人的奏疏。

【脉络梳理】

时间：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唐太宗主政时期

人物：唐太宗李世民，魏征

情节：居安思危 德义治国——水能载舟 亦能覆舟——十思而行 天下大治

本篇名句：

求木之长[cháng]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jùn]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

要使树木长得好，必定要加固它的根本；希望江河流得远，必定要疏通它的来源；想要国家太平，做皇帝的，必定要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和仁义。

衍生成语：

居安思危：处在安乐的环境中，要想到可能有的危险。指要提高警惕，防止祸患。

载舟覆舟：民众犹如水，可以承载船，也可以倾覆船。比喻百姓能拥戴皇帝，也能推翻他的统治。

择善而从：指采纳正确的建议或选择好的方法加以实行。

善始善终：做事有好的开头，也有好的结尾。形容办事认真。

垂拱而治：垂拱，垂衣拱手，形容毫不费力；治，平安。古时比喻统治者不做什么，却能使天下太平。多用来称赞帝王无为而治。

戒奢以俭：戒，戒除；奢，奢侈；俭，节俭。用节俭来消除奢侈。

【作品原文】

谏太宗十思疏

臣闻：求木之长[cháng]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jùn]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cháng]，德不厚而思国之安，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人君当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sè]源而欲流长也。

凡昔元首，承天景命，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岂其取之易、守之难乎？盖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竭诚，则吴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虽董之以严刑，振（通“震”）之以威怒，终苟免而不怀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应为“民”，避讳“李世民”）；载舟覆舟，所宜深慎。

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应为“民”，避讳“李世民”）；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yōng bì]，则思虚心以纳下；惧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chù è]；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以怒而滥刑。总此十思，宏兹九得（通“德”），简（通“拣”）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并用，垂拱而治。何必劳神苦思，代百司之职役哉！

【逐句译文】

臣闻：求木之长[cháng]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jùn]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

我听说想要树木长得长，一定要稳固它的根基；想要河水流得长远，一定要疏通它的源头；要使国家稳定，一定要积聚它的民心。

谏：古代下对上直言规劝。疏：奏疏，奏议的一种，是封建时代臣子向皇帝陈述意见的一种文体。

长：有很多人理解读[zhǎng]，做动词，但是我觉得如果单从这一句来理解，没问题，但结合上下文，我倾向于[cháng]，因为后面的“远”是形容词，他们俩应该是一致的。个人意见供参考。

浚[jùn]：疏通。

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cháng]，德不厚而思国之安，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

源头不深却希望河水流得长远，根基不稳固却要求树木长得高大，道德不深厚却想国家安定，臣虽然愚笨，（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何况（像陛下这样）明智的人呢？

下愚：最愚笨的人。自谦之词。

明哲：明智，洞察事理。与“下愚”相对，指唐太宗。

人君当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sè]源而欲流长也。

国君掌握帝位的重权，处在天地间最高的地位，不居安思危，不戒除奢侈而行节俭，这就像砍伐树木的根却要求树木茂盛，阻塞水的源头却希望水流得长远一样啊！

神器：帝位。

域中：指国家。

凡昔元首，承天景命，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岂其取之易、守之难乎？

所有君主帝王，承受上天的重大使命，开头做得好的实在很多，但能够坚持到底的却很少。难道夺取天下容易，守住天下就难了吗？

元首：指帝王。

承天景命：受了上天的大命。古代帝王都自称是受了天意的委托来管辖人民的。景命，大命。

克终者盖寡：能够一如既往，坚持到底的少有。

盖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竭诚，则吴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

大凡（大概）在深重忧患（困难）当中必须竭尽诚意对待臣下，得志（得到天下）以后就放纵自己，傲慢地对待一切人（轻视别人，任意妄行）；竭尽诚意，就算像吴国和越国这样世仇，也能结成一体；轻视别人，任意妄行，就是亲骨肉也会变成毫不相干的路人。

殷忧：深忧。

傲物：瞧不起人。物，人物。

吴越为一体：吴国和越国能团结如一家。吴、越是春秋时期有世仇的两个国家。

骨肉为行路：骨肉之亲的关系也会如同路人一样，各不相关。行路，路人，指与己漠不相关之人。

虽董之以严刑，振（通“震”）之以威怒，终苟免而不怀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应为“民”，避讳“李世民”）；载舟覆舟，所宜深慎。

即使用残酷的刑罚来监督他们，用严厉的权势震慑他们，但是结果大家只图苟且免除罪罚，却不感念（皇上的）仁德，表面上恭顺而不是内心里悦服。怨恨不在大小，可怕的是民众的力量。民众的力量就像水一样，能够载舟前行，也能够将舟掀翻，所以应该需要深刻警惕啊！

董：监督，督责。振（通“震”）：震慑、镇压。

人：民。因避李世民讳，改“民”为“人”。

载舟覆舟：《荀子·王制》：“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应为“民”，避讳“李世民”）；

作为君主的人如果真的能够做到一见到能引起（自己）喜好的东西，就想到人应该知足来警惕自己；将要兴建什么，就要想到适可而止来使百姓安定；

有作：指兴建宫室之类。作，兴建、造作。

知止：克制自己。

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

想到帝位高高在上（高处不胜寒），就想到要谦虚并加强自我约束；害怕骄傲自满，就想到要像江海那样能够（处于）众多河流的下游（海纳百川）；

高危：地位高随时有危险。

谦冲：谦和、谦虚。自牧：自我修养。牧，养。

满盈：骄傲自满。下：容纳。

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

喜爱狩猎，就想到用三面不杀，留一面给它们逃生(网开一面，不要赶尽杀绝)，以此为度；担心意志松懈，就想到（做事）要慎始慎终；

盘游：盘乐游玩，这里一般指狩猎。

“三驱以为度”的另一种解释：一年田猎三次为限度。《礼记·王制》载天子诸侯若无征战、凶丧之事，“则岁三田”，打猎三次。两种解释，我也说不好谁是谁非，期待读者一起探讨。“三驱”的两种解释:一年在春、秋、冬季打猎三次;打猎时仅从三面驱赶，让鸟兽有路可逃。无论是哪一种解释，我们都可以看出，这是统治者表明自己“仁”治的一个方式。

懈怠：懒惰、懒散。慎始而敬终：慎始慎终。

虑壅蔽[yōng bì]，则思虚心以纳下；惧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chù è]；

担心（言路）不通受蒙蔽，就想到虚心采纳臣下的意见；考虑到（朝中可能会出现）谗佞[chán nìng] 奸邪，就想到使自身端正（才能）罢黜奸邪；

壅蔽[yōng bì]：隔绝蒙蔽,多指用不正当手段有意隔绝别人的视听,使人不明真相。纳下：接受下面的意见。

谗邪：指不正派的人。谗，说别人坏话。黜恶：贬斥邪恶。黜:废除。恶:不善，坏的，邪的。

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以怒而滥刑。

施加恩典，就要考虑到不要因为自己一时高兴而奖赏不当；动用刑罚，就要想到不要因为自己一时发怒而滥用刑罚。

谬赏：乱加赏赐。

总此十思，宏兹九得（通“德”），简（通“拣”）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

完全做到这十点，再扩大九德的修养，选拔有才能的人而任用他们，挑选好的意见而听从它。那些有智慧的就会施展他们的全部才谋，勇敢的就会竭尽他们的威力，仁爱的就会广施他们的恩惠，诚信的就会报效他们的忠心。

宏兹九得（通“德”）：发扬光大所陈述的十思，必可得到很多的补益。

《尚书·皋陶谟(gāo yáo mó)》中，皋陶(gāo yáo)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载采采。”禹曰:“何？”皋陶(gāo yáo)曰:“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实、强而义、彰厥有常，吉哉!”

九德解释：“宽而栗”：行事谨慎，如履薄冰。（权力大，出不得一点差错）“柔而立”：办事方式柔和，立场坚定。“愿而恭”：与人为善，从人心愿，又严肃负责。“乱而敬”：处事公平而持重。“扰而毅”：耐心随顺，又极其果敢。“直而温”：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简而廉”：平易近人，又坚持原则。“刚而实”：做事果敢而实在。“强而义”：能力强，又能协调好关系。

简能：选择贤能之人。简，选择。

信者：忠实的人。

文武并用，垂拱而治。何必劳神苦思，代百司之职役哉？

文臣武将都能（被）重用，（皇上）垂衣拱手（不亲自处理政务），天下自然治好了，为什么一定要(自己)劳神费思,代替百官去行使职权呢？

垂拱而治：垂衣拱手，无为而治。

百司：百官。

职役：职务。

【赏析】

全篇以“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为中心展开论述。先从正反两方面进行论述，提出为君必须“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结论。然后提醒唐太宗，守成之君易失人心。因在“殷忧”时易“竭诚以待下”；而在“得志”时则会“纵情以傲物”，便有“覆舟”之危。由此提出“积德义”必须“十思”。着重规劝唐太宗对于物质享受要适度，在自身修养上要“谦冲”，在用人上要“虚心纳下”，在行施法制上要不计个人恩怨。结尾归结出治国方法的关键在于知人善任，选拔人才，达到“垂拱而治”的理想境界。作者的这些主张，为唐太宗所采纳，有助于成就唐王朝的“贞观之治”。全篇以“思”字作为贯穿行文线索，脉络分明，条理清晰。文中多用比喻，把道理说得生动形象；并采用排比、对仗，句式工整，气理充畅。

分段赏析

第一段从开头至“塞源而欲流长也”，先正说，后反说。以固木之根、浚流之源，来比喻治国需要从积德这个根本做起。这是正说。接着以比喻的手法来反说，“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安”，是万万不可能的。正说和反说，归结到君主必须“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否则，那将是“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也”，危及治国之本，动摇王朝的根基，葬送李唐的天下。

第二段从“凡百元首”至“所宜深慎”，分别从“在殷忧”和“既得志”等不同时期所采取的不同态度，正反论述。君主“在殷忧”时，一定能竭尽诚意对待手下的人；而君主如果能对部下竭尽诚意，就能使君臣契合，上下一心。君主在“既得志”时，往往为所欲为，傲视他人；而君主如果傲视他人，即使亲属也会变得如同行路人那样互不相认。这样分别从“在殷龙”和“既得志”等不同情况下正说反说，归结到守业的君主容易失去人心，从而，告诫唐太宗不可以帝王之尊傲视群臣，与人结怨。因为怨不在于大小，可怕的是与众人结怨，如同水能载舟也能覆舟，众人能保护君主，也能推翻君主。

第三段从“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至结尾，以“十思”全面阐述“积德义”的具体内容。这“十思”，好象是魏征提醒唐太宗从多侧面进行观照，多侧面地照一照“积德义”的镜子。人以铜为镜，唐太宗则以魏征为镜，魏征又给唐太宗以“十思”之镜。可以说，“十思”之镜是一个多棱镜。之所以说“十思”是多棱镜，是因为它从多侧面反映了“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的主旨，从多方面开拓了唐太宗“居安思危”的境界，从多方面开拓治理李唐王朝的途径：“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并用，垂拱而治。”

【人物介绍】

唐太宗

唐太宗李世民(公元598年1月28日 【一说599年1月23日 】-公元626年7月2日-公元649年7月10日)，祖籍陇西成纪，是唐高祖李渊和窦皇后的次子，唐朝第二位皇帝，杰出的政治家、战略家、军事家、诗人。

唐朝建立后，李世民官居尚书令、右武候大将军，受封为秦国公，后晋封为秦王，先后率部平定了薛仁杲[gǎo]、刘武周、窦建德、王世充等军阀，在唐朝的建立与统一过程中立下赫赫战功。公元626年7月2日(武德九年六月初四)，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自己的兄长太子李建成、四弟齐王李元吉及二人诸子，被立为太子，唐高祖李渊不久退位，李世民即位，改元贞观。李世民为帝之后，积极听取群臣的意见，对内以文治天下，虚心纳谏，厉行节约，劝课农桑，使百姓能够休养生息，国泰民安，开创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

公元649年7月10日(贞观二十三年五月己巳日)，李世民因病驾崩于含风殿，享年52岁，在位23年，庙号太宗，葬于昭陵。李世民爱好文学与书法，有墨宝传世。

早年经历

李世民于公元598年（隋文帝杨坚开皇十七年）农历十二月戊午日（一说公元599年，开皇十八年十二月戊午日），出生在武功的李家别馆，父亲是时任隋朝官员的李渊，母亲是北周皇族窦氏。李世民4岁的时候，家里来了一位自称会相面的书生，对其父李渊说：“您是贵人，而且您有贵子。”当见到李世民时，书生竟说：“龙凤之姿，天日之表，等到二十岁时，必能济世安民。”李渊便采“济世安民”之义为儿子取名为“世民”。童年时代的李世民聪明果断，不拘小节，接受儒家教育，学习武术，擅长骑射。

公元613年（隋炀[yáng ]帝杨广大业九年），李世民娶高士廉的外甥女长孙氏为妻。公元615年（大业十一年），李世民参加云定兴的军队，去雁门关营救被突厥[tū jué] 人围困的隋炀[yáng ]帝杨广。（突厥[tū jué] ：中国古代北方阿尔泰山一带的边疆游牧民族。隋、唐之际，与铁勒种族组成的帝国，占有漠北之地。曾分裂为东、西两部，先后为唐所统一，而一部分南迁的突厥建立了后突厥，后亦为回纥[hé]所灭。其残余的部分转徙西方，进入小亚细亚改信奉回教，成为今日土耳其民族的祖先。）

公元616年（大业十二年），父亲李渊出任晋阳留守，李世民跟随到太原并随父多次出征，平服发生在今山西省内的各种叛乱和抗击东突厥人的入侵。

晋阳起兵

公元617年（义宁元年），李世民鼓动父亲李渊起兵反隋，是为晋阳起兵。李渊封李世民为敦煌郡公、右领军大都督，统帅右三军，起兵攻入长安，并且灭隋。李世民官拜光禄大夫、唐国内史，徙封秦国公，食邑万户。

公元617年（义宁元年）农历十二月，李世民为右元帅，徙封赵国公，率兵十万进攻隋朝的东都洛阳，不克而还，设三路伏兵于三王陵，击败隋将段达。

公元618年（武德元年）农历五月，李渊废黜杨侑[yòu ]，称帝，改国号为唐，封李世民为尚书令、右翊[yì ]卫大将军，进封秦王。

四方征战

唐朝建立后，疆土只限于关中和河东一带，尚未完全统治全国，因此，李世民经常出征，逐步消灭各地割据势力。自公元618年（武德元年）起，李世民亲自参与四场大战役。

其一，破薛举，浅水原之战，平定陇西薛仁杲[gǎo]（薛举之子），铲除了唐朝来自西方的威胁。

其二，击败宋金刚、刘武周，收复并、汾失地，巩固唐朝的北方。

其三，在虎牢之战中，一举歼灭中原两大割据势力：河南王世充和河北窦建德集团，使唐朝取得了华北的统治权。

其四，重创窦建德余部刘黑闼[tà ]和山东的徐圆朗。

自此李世民威望日隆，尤其是在虎牢之战后班师返京时，受到长安军民的隆重欢迎。公元621年（武德四年）农历十月，封为天策上将，领司徒、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位在王公上，食邑增至三万户。李渊又下诏特许天策府自置官属，李世民因此开设文学馆，收揽四方彦士入馆备询顾问，文学馆与秦王府相结合，俨然形成一个小政府机构。

玄武之变

太原起兵是李世民的谋略，李渊曾答应他事成之后立他为太子，但李渊建立唐朝后，立李建成为太子。 天下平定后，李世民功名日盛，李建成随即联合李元吉，排挤李世民。李渊的优柔寡断，也使朝中政令相互冲突，加速了诸子的兵戎相见。

长兄皇太子李建成知道李世民终不肯屈为人臣，而李世民也认为是自己奠下唐朝开国的基业，遂与李建成、四弟齐王李元吉猜忌日深，两派大臣之间互相倾轧。李建成曾经下毒谋害李世民 。其中宰相裴寂、谋士王珪、魏徵、东宫卫士将领薛万彻等追随李建成、李元吉。

秦府谋士杜如晦、房玄龄，将领秦叔宝、尉[yù]迟敬德、段志玄、侯君集、王君廓等跟从李世民。宰相陈叔达、朝臣长孙无忌等暗中支援李世民。其余将领李靖、徐世勣[jì ]，大臣宇文士及等保持中立。

公元626年（武德九年），突厥侵犯唐边境，李建成向李渊建议，由李元吉做统帅出征突厥。在太子的东宫中担任率更丞（主管计时的官员）职位的王晊[zhì ]，已被秦王李世民收买，成为李世民在东宫的眼线，他悄悄告诉李世民：“李建成想借此控制秦王的兵马，并准备在昆明池设伏兵杀秦王。”于是李世民决定先发制人。

公元626年7月2日（武德九年六月初四庚申日），李世民在帝都长安城宫城玄武门附近射杀皇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史称“玄武门之变”。事后，李世民杀李建成、李元吉诸子，并将他们从宗籍中除名。李渊让出军政大权给予秦王李世民，三天后（六月初七癸亥日，公元626年7月5日），李世民被立为皇太子，下诏曰：“自今以后军国事务，无论大小悉数委任太子处决，然后奏闻皇帝”。

公元626年9月4日（武德九年八月初九甲子日），李渊退位称太上皇，禅位于李世民。李世民登基为帝，次年改元贞观。

贞观之治

因隋末战争而人口锐减，公元628年（贞观二年），唐朝只有二百九十万户人口，李世民经常以亡隋为戒，注意叮咛自我克制欲望，嘱咐臣下莫恐上不悦而停止进谏，励精图治，在政治上，既往不咎[jiù ]，知人善任，从谏如流，整饬[chì ]吏治；经济上，薄赋尚俭，为政谨慎；亦致力复兴文教，令隋末动荡之局得以稳定下来。

李世民十分重视吏治的清明，曾命房玄龄省并冗员，派李靖等13名黜陟大使巡察全国，考察风评；又亲自选派都督、刺史等地方官，并将其功过写在宫内屏风上，作为升降奖惩的依据。另又规定五品以上的京官轮流值宿中书省，以便随时廷见，垂询民间疾苦和施政得失，百官遂自励廉能，直接提高政府效率。

在军事上，李世民多次对外用兵，先后平定突厥、薜[bì] 延陀、回纥[hé] 、高昌、焉耆[yān qí] 、龟兹[qiū cí] 、吐谷浑[tǔ yù hún] 等，由是唐朝声威远播，四方宾服。

经李世民君臣二十三年的努力，社会安定、经济恢复并稳定发展，对外武功显赫，至公元652年（唐高宗李治永徽三年），人口达到三百八十万户，奠下了唐高宗李治、武则天、唐玄宗李隆基年间大唐盛世的基础，史称贞观之治。

帝范教子

公元643年（贞观十七年）四月，太子李承乾以谋反之罪被废，唐太宗遂将其第九子晋王李治立为太子，并对太子严加教管。晚年李世民著《帝范》一书以教戒太子李治，总结了他的施政经验，同时自评一生功过。

公元648年（贞观二十二年）正月，唐太宗将他撰写的《帝范》十二篇颁赐给太子李治，并对其告诫说：“你应当以古代的圣哲贤王为师，像我这样，是绝对不能效法的。因为如果取法于上，只能仅得其中，要是取法于中，就只能仅得其下了。我自从登基以来，所犯过失是很多的：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sǔn ]无远不致，行游四方供顿烦劳。所有这些，都是我所犯的最大过失，千万不要把我作榜样去效法。”

因病去世

公元649年7月10日（贞观二十三年五月廿六己巳日），唐太宗因生病（一说是服用天竺长生药导致暴疾），驾崩于终南山上的翠微宫含风殿。初谥文皇帝，庙号太宗，葬于昭陵。

为政举措

政治

1.任用人才

李世民即帝位不久，按秦王府文学馆的模式，新设弘文馆，进一步储备天下文才。李世民知人善任，用人唯贤，不问出身，初期延揽房玄龄、杜如晦，后期任用长孙无忌、杨师道、褚遂良等，皆为忠直廉洁之士；其他如李勣[jì ]、李靖等，亦为一代名将。此外，李世民亦不计前嫌，重用建成旧部魏徵、王圭，降将尉迟恭、秦琼等，人才济济。又命高士廉、令狐德棻等人重修《氏族志》，着重立德﹑立言﹑立功，以功臣代替世胄[zhòu ]；又通过科举，吸纳有才干的庶族士人，用科举代替门第。从而，寒门子弟入仕机会大增，为政坛带来新气象。此外，更接纳封德彝[yí] 之议，命宗室出任官吏，以革除其坐享富贵的恶习。

2.从谏如流

李世民以隋炀[yáng ]帝杨广拒谏亡国为戒，即位后尽力求言，他把谏官的权力扩大，又鼓励群臣批评他的决策和风格。其中魏徵廷谏了200多次，在朝堂上直陈皇帝的过失，在早朝时多次发生了使李世民尴尬、下不了台的状况。又如王圭、马周、孙伏伽、褚遂良皆以极谏知名。晚年的李世民因国富民强，纳谏的气度不如初期，偶尔也发生误杀大臣的遗憾，但是大致上仍克制、保有纳言的风范。

3.完善制度

李世民在位期间使隋制更趋于完善。如中央朝廷方面延续了三省六部制，特设政事堂，以利合议问政，并收三省互相牵制之效；地方上沿袭了隋代的郡县两级制，分全国为十个监区（道）。此外，行府兵制，寓兵于农；均田制、租庸调制、科举制等皆有所发展。

4.河清海晏

贞观时期在李世民的治理下，社会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公元630年（贞观四年），全国判处死刑的囚犯只有二十九人。公元632年（贞观六年），死刑犯增至二百九十人。这一年的岁末，李世民准许他们回家办理后事，公元633年（贞观七年）秋天再回来就死（古时秋天行刑）。公元633年（贞观七年）九月，二百九十个囚犯全部回还，无一逃亡。那时的中国政治修明，官吏各司其职，人民安居乐业，不公平的现象较少，中国人心中没有多少怨气。丰衣足食的人不会为生存铤而走险；心气平和的人也不易走极端，因此犯罪的概率也就少之又少。

军事

公元628年6月3日（贞观二年四月二十六壬寅日），朔方人梁洛仁杀夏州割据势力首领梁师都，归降唐朝，唐朝统一全国。公元630年（贞观四年），李世民令李靖出师塞北，挑战东突厥在东亚的霸主地位。唐军在李靖的调遣下，灭亡东突厥，李世民因此被西域诸国尊为“天可汗”。

平定突厥之后，唐太宗继续经营西域，先后多次用兵。公元634年（贞观八年），吐谷浑 [tǔ yù hún]寇边，太宗派李靖、侯君集、王道宗等出击，次年吐谷浑 [tǔ yù hún]伏允可汗逃入沙漠，后为国人所杀，太宗另立吐谷浑国王。公元639年（贞观十三年），太宗以高昌王麴[qū]文泰西域朝贡，遂命侯君集、薛万彻等率兵伐高昌。次年，麴[qū]文泰病死，其子麴[qū]智盛继位，投降唐朝。太宗于是在高昌首府交河城置安西都护府，西域各国皆到长安朝贡。

公元645年（贞观十九年）二月，唐太宗以高句丽[gāo gōu lí]摄政弑主虐民为由，亲率六军，从洛阳北进，率兵攻打高句丽[gāo gōu lí]。但东渡辽水以后，由于遭到高句丽[gāo gōu lí]的顽强抵抗，唐军在安巿城（今辽宁海城南营城子）久攻不克，加之气候转冷，草枯水冻，粮草不继，兵马难以久留，只得下诏班师。在这之后，唐太宗对高句丽[gāo gōu lí]的进攻仅维持在一些小规模的突袭。

公元645年（贞观十九年），薛延陀首领多弥可汗拔灼（zhuó）开始和唐朝大军作战。公元646年（贞观二十年），唐军反击并打败拔拔灼（zhuó）后，薛延陀的附庸回纥[hé]出兵，将他杀死。拔灼的堂兄伊特勿失可汗咄摩支向唐军投降，薛延陀灭亡。

公元646年（贞观二十年），唐朝在漠北设立安北都护府，在漠南设立单于都护府，建立了南至罗伏州（今越南河静）、北括玄阙州（后改名余吾州，今安加拉河地区）、西及安息州（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东临哥勿州（今吉林通化）的辽阔疆域。

经济

李世民在经济上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使农民有可能安定生产，耕作有时，促进了经济的发展。重视农业，减轻农民赋税劳役。“戒奢从简”，节制自己的享受欲望；革除“民少吏多”的弊政，利于减轻人民的负担。

贞观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不歧视商业的王朝，不但不歧视，还给商业发展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这进一步地体现了李世民将眼光放到很远。在李世民政府的倡导下，贞观王朝的商业经济有了迅速和长足地进展，新兴的商业城市像雨后春笋般地兴起。当时世界出名的商业城市，有一半以上集中在中国。除了沿海的交州、广州、明州、福州外，还有内陆的洪州（江西南昌）、扬州、益州（成都）和西北的沙州、凉州。首都长安和陪都洛阳则是世界性的大都会。

自汉开辟的“丝绸之路” 一直是联系东西方物质文明的纽带，唐朝疆域辽阔，在西域设立了安西四镇，西部边界直达中亚的石国（今属哈萨克斯坦），为东西方来往的商旅提供了安定的社会秩序和有效的安全保障，结果丝稠之路上的商旅不绝于途，品种繁多的大宗货物在东西方世界往来传递，使丝绸之路成了整个世界的黄金走廊。

文化

贞观初年，李世民诏令在全国范围内收集图籍，在弘文殿聚四部群书20余万卷，在弘文殿旁建“弘文馆”以储图籍。并任命虞世南、褚无量、姚思廉、欧阳询等充任学士，以魏徵、虞世南、颜师古等著名学者、硕学之士相继为秘书监，主管国家的图书馆和藏书事业，选五品以上工书者为书手，又在弘文馆设立检校馆藏的官员，将缮写、整理、校勘图书，藏于内库，以宫人掌管。官府藏书机构除“弘文馆”外，另有“史馆”、“司经局”、“秘书省”和“崇文馆”等，其藏书质量和数量远远超过前代，史称“群书大备”。晚年因连年用兵，营造宫殿，杂税日益苛重。

民族

唐王朝建立之初，东有稽胡[jī hú] 的扰边，西有吐谷浑 [tǔ yù hún]的威胁，北有突厥的侵袭，尤以奴隶主贵族统治的突厥武装曾直逼唐廷首都长安（今西安）的近郊，成为当时的主要威胁。李世民即位后，经过三、四年的认真努力，国家的经济实力有了明显的好转，政权得到一定的巩固，便对突厥的骚扰从防御转入反击。但是同时对它周边的少数民族采取怀柔政策。

公元626年（武德九年）九月，即位伊始的唐太宗说：“王者视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内，皆朕赤子。”公元627年（贞观元年），又说：“朕以天下为家。”公元644年（贞观十八年），又说：“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公元647年（贞观二十一年），又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

唐太宗的这种认识和思想，显示了处理民族关系和中外关系的仁和宽厚的胸怀。在这种思想和胸襟指导下，贞观时期推行了十分开明友善的民族关系和中外关系政策。

公元630年（贞观四年），唐朝灭亡东突厥汗国后，没有采取历史上惯用的分离肢解措施，而是采取了“全其部落，顺其土俗”之策，尊重和保留突厥的社会组织和风俗习惯，在东起幽州（今北京）西至灵州（今属宁夏）一带，设置了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妥善安置归附突厥降户，又在突厥原居地设置了定襄、云中两都督府对突厥留居民众实施管理。这些都督府的都督均由突厥本族首领担任，可以世袭，创立了新的羁縻[jī mí] 府州制度。开明友善的政策很快就取得了良好成效。

公元647年（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被回纥[hé]等族拥戴为“天可汗”，成为各族的共主和最高首领，各族在回纥[hé]以南、突厥以北建立了一条“参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驿，各有马及酒肉，以供过使”。从此以后，“以玺书赐西域、北荒之君长，皆称‘皇帝天可汗’。诸蕃渠帅死亡者，必诏册立其后嗣焉”，形成了少数民族政权首领例由唐廷册封的制度。唐太宗还实行了与吐蕃等少数民族政权和亲的政策，以婚姻亲情的方式协调强化与周边各民族的关系。开明友善的民族关系政策和制度在唐代的长期实施，大大减少了汉族和少数民族间的隔阂，增强了各民族间的广泛互补和血肉融合，实现了多民族共同发展进步的宏大局面。正是在唐代，中华民族新的代称——“唐人”形成，奠定了现代中华民族的基础。外交

中外关系方面也迅速出现了繁盛景况。贞观后期，“四夷大小君长，争遣使入献见，道路不绝，每元正朝贺，常数百千人”。

吐蕃[tǔ bō] 

公元641年（贞观十五年）正月，唐太宗在吐蕃[tǔ bō]赞曾（即君长）松赞干布的多次请求下，答应将宗女文成公主嫁给他，并派礼部尚书、江夏王李道宗护送公主入藏。松赞干布闻讯大喜，亲自从首都逻些[luó xiē]（今西藏拉萨）来到河源（今青海鄂陵湖西），以子婿之礼接见李道宗。从此，吐蕃[tǔ bō]和唐朝结为甥舅关系，相互学习，友好相处。

印度

根据《大唐西域记·卷五》记载，贞观年间唐僧陈玄奘[zàng]在印度取经，游学十余年，引起了北印度一位国王的注意，这位国王是北印度戒日王朝的开创者，亦称戒日王。

印度的戒日王对远道而来的唐僧说起了自己所了解到的唐朝的信息：“听说你们的天子叫秦王，少年时就见识非凡，长大后英明神武。先前天下大乱，国家分崩离析，战争频仍，生灵涂炭。你们的秦王早就有了远谋大略，兴慈悲之心，救苍生，平海内。其风俗教化和大德恩泽遍布海内外，四方仰慕称臣。老百姓十分感激，于是演奏歌唱《秦王破阵乐》。我们这边听到关于他的赞颂，已经很久了，关于他的盛德声誉，请问都属实吗？你所说的大唐国，就是指秦王的国家吗？”

这番话透露出戒日王对隋唐时期的政治军事形式还是有所了解的，他知道隋末天下大乱，也知道秦王李世民是大唐王朝的开创者之一，而且是年少时就起事，在隋末纷争中，以自己的英明神武平定群雄，在创立大唐国的过程中居功至伟。更有趣的是，他还知道贞观年间流行音乐排行榜上有一首叫《秦王破阵乐》的歌曲。当然，毕竟通讯手段有局限，戒日王对于李世民身份的认识，还停留在秦王这个封号上。

戒日王谈起李世民的时候，有一种很亲切的感觉。其实，李世民和戒日王还经常派使者互动。

晚年的李世民开始追求长生，服食丹药。李世民对古印度方士的到来十分欢喜，厚礼相待，请至金飚门宫内配制丹药。还命兵部尚书崔敦礼率一批人马，协助古印度方士炼丹。

《凌烟阁二十四功臣》

是唐朝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二月二十八日（3月23日）唐太宗为怀念当初一同打天下的诸多功臣而命阎立本在凌烟阁内描绘了二十四位功臣的画像。

《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又称《二十四功臣图》 ，比例皆真人大小，画像均面北而立，太宗时常前往怀旧。阁中分为三层：最内一层所画为功勋最高的宰辅之臣；中间一层所画为功高王侯之臣；最外一层所画则为其他功臣。

凌烟阁二十四功臣排名：

长孙无忌(赵国公)，李孝恭(河间郡王)，杜如晦[huì ] (莱国公)，魏征(郑国公)，

房玄龄(梁国公)，高士廉(申国公)，尉[yù]迟恭(鄂国公)，李靖(卫国公)，

萧瑀[yǔ ] (宋国公)，段志玄(褒国公)，刘弘基(夔[kuí ]国公)，屈突通(蒋国公)，

殷开山(勋[xūn]国公)，柴绍(谯国公)，长孙顺德(邳[pī]国公)，张亮(郧[yún]国公)，

侯君集(陈国公)，张公瑾(郯[tán ]国公)，程知节(卢国公)，虞世南(永兴县子)，

刘政会(邢国公)，唐俭(莒[jǔ ]国公)，李勣[jì ] (英国公)，秦琼(胡国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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