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人文时代的个人数据库之导论：目录学下的数据库阅读

艺术史图书馆：艺术史研究始终围绕着艺术品原作进行，图像和文献则是具体研究的手段。对于原作的欣赏和研究，相比过去，可能越来越难了，尤其是我们接受了大量的视觉形象，形式记忆能力锐减。但图像和文献方面，则由于学术发展和科技手段，越来越便于研究。似乎艺术史研究又到了一个新的拐点：似乎每个研究者甚至爱好者都可以背起行囊，一幅画一幅画地观看，拍摄高清的细节，甚至是微距拍摄，显露出绘画的材质层面，在原作上注意到的要点可以记录在图像的对应位置，也可检索相关的文献，了解最新的研究，再反馈到观看上。而这一切，都可以凭借科技，在原作上直接进行。而以前，看原作只能记下笔记，研究的时候一般利用图书馆和照片收藏，毕竟是分离的两个地方。比如Roberto Longhi拥有一个3万本书的图书馆，还有近一百个盒子分类存放的近7万张照片，他的工作方法就是在桌子上一边抽烟，一边对比照片，有时候会拿刀裁出局部，这些也就是后来出版的书中的局部蒙太奇，有时候还会将各个部分进行拼合，复原一个整体，有时也会在照片背面写几段话。照片对艺术史研究的影响还在一个很初步的阶段，当时的照片跟我们现在流行的图片是完全不一样的。

上一次介绍了图像编目和注释的软件Tropy，艺术史家的图像和档案管理软件--Tropy，那么文献的检索呢？其实现在我所的通常操作是先预先阅读Tafuri的两个章节，然后跑到威尼斯大家进行在相关教堂里直接进行讨论，属于Rinascimento contesto 的一个部分。但这种机会明显很少，最普遍的大家还是窝在所里进行发明创造。而我如果单独看展的话，都会随身携带个人建立的数据库，对每一次观看中感兴趣的作品进行检索，可以说是时时与信得过的学者保持对话，而很少与Google出来的信息，大概算是个人的偏见吧。数字人文时代的个人数据库这个系列就是为了介绍这方面的工具和方法的，之前其实已经推送过最核心的数字人文时代的个人数据库之六：数据库的索引与检索工具FoxTrot Pro，感兴趣的可以再看一看。下面这张结构图，大概就是在后面要逐一推送的相关内容。这图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画的，因为我有习惯随时带着我的板子到处跑，其实也不等所谓灵感，只要有晒到太阳和喝到咖啡的环境，就可以沉浸很久。这图大概也是某个这种时刻画的，其核心就是分层和检索，Zotero有细分的结构，对应Ulysses  III里写作的区块，对应德国学者惯用的大文件夹。

艺术史研究中阅读文献的方式有两种：一种就是按照目录的方式，将某一主题的文献逐一阅读，另一种自然是根据研究的问题进行检索，以问题的探索为导向进行阅读。

这两种方法在文学研究里也存在，尤其按目录的形式来阅读文学著作，这本来就是可预期“书读完了”的一种状态，而且这种读法比较讲究读原著，像以前牛津的要求，可以直接读原始文献。后来这种要求自然衰落了，围绕着问题进行阅读的方法更加盛行。

在艺术史里按目录阅读文献的不多，毕竟艺术史的原始材料最重要的在艺术品或物本身，而不在文献。

巴克桑德尔的研究方法是这种按目录的形式的艺术史研究的代表。巴克桑德尔深受他的老师F.R. Leavis的影响，他在Episodes中就提到早年最受益的是Leavis的文学批评课，但是这也让他花了很长时间去适应Leavis不愿提供具体做批评的详细步骤，而Hans Sedlmayr则提供了这样的驾驶手册去解释如何分析一幅画。在Getty访谈中他谈到他一开始是冲着Sedlmayr去慕尼黑的，并在他手下工作，但后来他并不能同意Sedlmayr的研究方法，而转投到了Karl-Ludwig Heydenreich。

他在Getty访谈中还提及自己在瓦尔堡图书馆不停地阅读，但没有写任何作品，等到某个时间，集中地利用收集的材料写了Giotto and the orators以及Painting and experience in fifteenth century Italy这两本。

有一段时间在睡前他会阅读British Museum Library的1450-1600年间的蓝色小本的书目，然后他把所有德语和意大利主的条目看完并标记出跟视觉有关的条目，再到图书馆内借阅，每次借五六本，往往有一本是极具价值的。这部分的成果就是Painting and experience的第二部分。

以上的关于巴克桑德尔的情况都说明了他这种按目录来进行研究的方法，这也可以说是他的Painting and experience和Giotto and the orators 的特色，要理解好这两本书，也要从这出发。（插播广告：Painting and experience这本应该马上要出中译本了，盖蒂这个访谈非常值得一读，在里面巴克桑德尔回顾了写这书的经历和学界的误解。另外巴克桑德尔在生前已经给中文版写了序，这次也要一并出版，我听了中译序言的口述版，大概有种长期以来对艺术史研究的一些宏观判断被大牛证实的感觉。具体就不剧透了。）

这样的方法中国学者更为熟悉。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有言“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然此事非苦学精究，质之良师，未易明也。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

巴克桑德尔评价这种方法时说：I think it's a good method, but it takes a bit of time, and it only suits if one's regularly going to the British Library. 

近年来《钱锺书手稿集·外文笔记》的出版也能让我们一窥当年钱氏在欧洲留学时的笔记，而他利用的也是牛津bodleian library, 他称为饱蠹楼。这些外文笔记涉及了英、法、德、意、西、拉丁、希腊七种语言的书籍。之后我们将推送一篇关于钱钟书对Castellano的Benedetto Croce; il filosofo, il critico, lo storico 一书的笔记，以此来探索钱的外文笔记的方法。

而根据问题进行检索的方式则是目前普遍的作法，通常来说是检索大学图书馆的书目，也有向专人问询的，以前otto kurz就扮演着给研究者提供书目的角色。像在KHI，主要使用专门的kubikat检索，再利用馆藏进行研究。无论是哪种形式，最核心的是针对具体的问题进行文献综述，然后再进行展开。这也是研究专门化之后的标志，每篇论文都会有规范的脚注。

其实还有第三种文献阅读的方法，但要求就高得多。这就是Berenson 1942年在I Tatti所进行的朗读式的desultory reading（漫无目的的阅读）。

这种通过朗读构成的交流与评价的空间构成了一种新的个体与文本的联系。这种方式至少要求原文朗读的人选、各种语言的听力理解能力。我们可以看一下Berenson这样一个小组：Nicky的精通各种外语的口音，Mary Berenson的牛津口音和Berenson吟诵般的评论。

从我个人来看，这小组的关键在于无论其他人有多厉害，Berenson永远是主导者。其实是Berenson在与先贤或者同辈进行思想上的交流，而这种交流永远是孤独的，这样一个看似多人小组只是提供了交流的场景。(要参阅Baxandall和Berenson的文献，请在后台回复baxandall）

 Berenson对布克哈特的评价，就凭这段话，对Berenson好感倍增

1956年5月8日，Longhi和Berenson在I Tatti。 1912年，22岁的longhi向47岁的Berenson写信，当时Longhi还未有人知，他的名篇Piero della Francesca却在两年后横空出世，而正值中年的Berenson却已经发表了他四部最有名的作品，而longhi写信给他正是要翻译这四部作品，之后他们围绕着这个事情通了5年的信，或者说决斗了五年时间，用意大利人的评价是如同"Eva contro Eva": un carteggio tra due primedonne permalose e suscettibili, dove ogni parola educata e civile è un'occhiata di fuoco.然后是四十年两人互不通信，直到1956年，Longhi代表佛大授予Berenson荣誉学位（honoris causa）时才在I Tatti再度见面。这时Berenson已经91岁，而Longhi也已经66岁。大概也是这段时间，Berenon问了Longhi的妻子Anna Banti “Cosa si prova a vivere con un genio? ”（跟一个天才生活在一起是种什么体验？）。关于Longhi，可参考上次推送用“艺术”打开艺术：Roberto Longhi艺术史研究的方法及用“语言”写作中国艺术史 上

以问题为导向的文献检索方式，在近几年来受到了挑战。由于文献量的急剧增加，在很多领域已经很难阅读所有的文献从而做出判断，因此从research开始转向了search，依靠检索google、公有数据库、期刊库的方式进行研究变得习以为常，尤其是google。

我不止一次在讲座上听到I may not a good researcher, but I am a good google searcher（当然，一般人不会自己主动说，都是被提问者逼的，有些提问者会问一些非常生僻的材料是哪里找来的）。这里面的逻辑自然非常清楚，利用google这样的工具搜索到自己需要的材料而加以利用，但弊端也非常明显，这些材料往往并没有经过通读，甚至都脱离了文本原有的context，对之所进行的判断很容易走偏。

个人数据库的建立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抵抗google search researcher，也就是这导论所言的目录学下的数据库阅读，具体的方法和工具将在之后推送。

这种方式的最核心就是形成判断。

今天我们自然可以再利用巴克桑德尔的方法，从最原始的文献出发，但语言上的能力已经今非昔比，哪怕是中文，古文能力也比前人要弱得多，哪怕语言能力没问题，读得差不多后依旧要面对几十上百年的学术积累，又不得不陷入到无究无尽的繁枝琐节中。因此，利用目录学的方法，将原始和重要研究文献构成数据库，一方面进行通读，一方面进行检索，通读的笔记呈现在检索中，检索后的思考也在通读中被注意，两相结合，相互助力。

而对艺术史研究而言，在原作面前不仅可以像利用之前所说的Tropy进行细节观感的注释，而且应当检索著名学者的判断（学者的选择很关键，比如我比较信任Roberto Longhi的判断），并在他人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自己的判断（当然，如果你看画是像Berenson这样的天才，看的时候人画合一，大概不需要别人的判断）。艺术史是漫游者，不是只专注于一小块，看的作品越多，就走得越近。

人工智能时代，基于演算的判断崛起，那么基于艺术的判断呢？如何不被人工智能取代，这将是每个人的切身的问题，也是人对人之所为人的追问。

艺术家在自己的画室中形成自己的判断，通过自己的工作方法和程序，形成自己对艺术的形、色等等的判断。

贾科梅蒂在画室 Ernst Scheidegger © 2017 Stiftung Ernst Scheidegger-Archiv, Zurich

那么学者呢？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如何形成自己的判断？在计算机技术之前，我们将想法写在纸上，并在纸上经过删改形成最终的成文，而稿本则成了诸多判断呈现的地方。对于历史文献的批校，在眉头空白处，到处都形成了自己的判断，而且一次又一次，形成了大量的见解。王国维批校水经注笺即是一例。

在公共图书馆发达之前，学者依靠自己有限的私人藏书来形成自己的判断，比如伊拉斯谟就有一个自己的小型图书馆，哪怕到公共图书馆发达之后，私人图书馆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比如最有名的瓦尔堡的图书馆，最早都是供自己使用的。还有一些特殊的项目，比如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文献研究，由于涉及到大量的图书文献和现代研究，同时要投入大量的机械劳动力，因此，以研究为基础建立一个为己或者为项目所用的图书馆就非常有必要。编纂了目前最好的艺术术语词典的Luigi Grassi在罗马三大就有一个为此项目收集的资料室，目前也以他为名作为专门的图书室保存下来。施若塞尔也是为《艺术文献》一书汇集了大量材料，当时与克罗齐的书信往来经常让克罗齐为他找书（可见2003年出版的Carteggio Croce - Schlosser）。

瓦尔堡的图书，详细情况可以阅读Gertrud Bing：瓦尔堡的私人图书馆、记忆女神和和语言风格研究的核心人物

施洛塞尔在他的办公室，背后的大书是他写作《艺术文献》的参考，详细情况可以参考施若塞尔的《艺术文献》和文献考据的传统

那么到了今天，学术研究与计算机技术已经紧密相关了，学者似乎正在朝向脱离图书馆，转向于自己的个人计算机上完成研究的所有环节，对于原始文献，有网络数据库可供使用、研究文献可以通过Jstor及各种数据库以及网络下载，阅读可以使用各种帮助记忆和检索的PDF工具，写作有各种辅助写作的软件可供使用，索引可以由相关软件自动完成，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对于艺术史学者来说，连观看原作也可以由虚拟现实的技术代替，三维立体加上超越人的肉眼的精度完全可以替代艺术品原作，而我们所需要的灵光也许也将由新的技术来生成。随着高级人工智能的发展，甚至考据式的学术研究方式都将被人工智能代替。但是在这样的未来，人类的一样东西是无法替代的，那就是人的判断力。

数据检索式的研究方法，或者准确地说，以目前的数据库形式形成的研究，往往带来很强的焦虑感，中间缺失的是一个手工操作的部分，也就是通读（在我个人的研究中其实是通读瓦萨里时对艺术术语的选取，而具体选取哪一个，就是人的判断），这个部分在研究中实际上减轻了我们的焦虑，因为存在一个结束的目标，同时又因目标的存在，而有一定的压力，又由于工作方法的存在，使得压力不致于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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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0、4000、2万、30万，这是一系列图书数量的数据，10本著作大约可以比较有把握地掌握一个研究主题，100本可以差不多地勾勒出一个研究方向的框架，4000本可以满足一个学者的研究需求和一个私人图书馆的藏书开端，2万本则达到了私人藏书较为完美的状态，30万是一个专门学科的藏书的公共图书馆的量。这个公众号旨在建成一个私人的艺术史图书馆，藏书量在三万左右，主要收集艺术文献（5000）、艺术史学史（15000）以及瓦萨里《大艺术家传》中对各艺术家的注解所需要的基本研究著作（1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