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凌 | 父母教育卷入对学生参与的影响研究

  作 者 简 介  

张 凌，湖南农业大学教育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教育社会学，学业成就研究。

 摘 要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4—2015的截面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分析了三类父母教育卷入行为：亲子沟通、父母监管、家庭学习与行为参与和情感参与之间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父子沟通、母子沟通促进了家庭学习、行为参与和情感参与的发生，母子沟通的影响更大；父母监管较大地促进了行为参与和情感参与；家庭学习受到亲子沟通和父母监管的直接影响，且对学生参与产生影响，在整个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有效的家长教育参与行为并不一定是高成本的行为，多与孩子进行沟通，在此基础上加强孩子在学习、生活、媒介使用等方面的管理也能达成类似，甚至更好的效果。

让父母更多地参与学生的教育过程是近年来教育研究中的热点话题。人们常常会直观地认为父母的教育卷入对学生的教育结果应该产生积极影响，西方学者的部分研究也验证了这一认识。但父母教育卷入是一个多维度概念，即卷入的方式往往是多样的，每个家庭对孩子教育参与的方式往往各有特点。父母教育卷入在学生发展过程中的影响机制也比较复杂。较西方国家而言，中国父母在孩子成长过程中往往担任着更加重要的角色。　　

当前，父母常常在子女教育中投入巨大，甚至陷入“焦虑”，诸如斥巨资购买学区房，陪孩子写作业，上各类培训班、兴趣班等话题都反映了我国城镇家庭在孩子教育中卷入的深度和广度。但鲜有经验研究的证据可以回答父母应如何组织子女的教育，安排课外学习、监管学生日常生活才能取得更好的结果。高质量的父母卷入能够促进儿童的学业，认知的发展，但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阐明不同的教育卷入方式对儿童发展的影响机制[1]。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4—2015的截面数据，以八年级学生所构成的样本，运用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探讨父母教育卷入行为的三个维度：亲子沟通（父子沟通和母子沟通）、父母监管、家庭学习对学生在校的行为参与和情感参与的影响。通过探索父母教育卷入行为与学生参与之间的内在机制，给家长参与学生教育提供理论依据。

一、文献回顾和研究假设　　

（一）父母教育卷入　　

一般来说，父母教育卷入（Parental Involvement）指父母在家或学校为了支持子女的学习而进行的行为[2]。最被广泛接受的父母教育卷入行为的分类来自于爱普斯坦(Epstein),她将之分为六类，分别是教导、交流、参与学校志愿活动、家庭学习，教育决策，社区协作。[3]基于这个概念，家长的很多行为都可被视为教育卷入行为，例如参加家长会，与教师沟通，对子女日常行为的管理，营造学习氛围，督促孩子学习，辅导功课，上辅导班等。　　

我国父母教育卷入的形式与西方国家存在较大差异。吴艺方等在西方理论的基础上，基于我国的调查数据，确定了父母教育卷入行为模型的五个维度，即基于家庭发生的家庭监控、学业辅导、亲子沟通，共同活动，家校沟通。[4]在我国，家长较少参与社区合作的教育活动，对学校教育的参与形式也较单一，主要是参加家长会或配合学校进行一些大型活动。此外，对中学生而言，课外辅导、“影子教育”广泛存在。家长在功课上给予帮助，给孩子鼓励，安排课余时间等对学生发展都产生了积极效果。[2]因此本文对父母教育卷入的考察主要放在基于家庭的卷入行为之上，包含三个维度。

第一，亲子沟通。亲子沟通指的是发生在父母和孩子之间，对学校和学习中的相关方面所进行的沟通。亲子沟通反映了家庭中亲子关系的质量，对学生学业成就的获得产生积极影响[5]，它创造了对学习表现目标、教育期待等的共识[6]。　　

第二，父母监管。父母监管指家长在家庭中对孩子的监管，例如对孩子看电视、上网、交朋友等行为的约束。很多研究表明父母监管给学生带来压力，会对他们的学习表现产生负面影响。[7]　　

第三，家庭学习。家庭学习指家长帮助学生在家学习，既可以指学生在家完成学校功课情况，也可以指给学生课外学习提供结构，即规划学生的课外时间，例如安排上辅导班，培训班等。[3]实证研究对家庭学习的界定常常包括对完成家庭作业给予帮助和监管,业余时间安排等。在我国，城镇家庭大多直接参与了学生的学习过程，父母或直接辅导、检查学生功课、或给学生安排各种辅导。课外培训事实上大量地存在，对城镇学生而言，补习已经成为必需品而非奢侈品。[8]因此本文的家庭学习考察儿童在家中的学习状况，包括完成作业，参与课外培训，完成作业的情况等。

（二）学生参与　　

学生参与（Student Engagement）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包含一系列目标导向的行为，思想或情感状态,通常被概念化为三个维度：认知，情感和行为[9]。行为参与是学生表现和辍学的最重要的预测变量，它包含了很多正面的行为，例如遵守学校规章，不发生逃课、逃学等行为；它也涉及学习和相关学术活动的参与程度，诸如努力，坚持、注意力等。[10]情感参与反映了学生对学校的体验[11]，也常常被描述为一种正面的感受（如快乐，感兴趣），或对学校、教师、活动的负面反应（如焦虑、无聊）。认知参与关注学生的投入，包含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投入努力的意愿和程度，以理解复杂的思想，掌握高难度技能。[9] 

（三）理论模型和假设　　

个人发展的生态理论认为人类的发展源自于复杂的动态过程，它包含了个体与多重社会语境的交互。[12]其中学校参与连接了社会语境和学习，它是学习，教育结果，甚至远期成功的直接诱因。研究表明，随着青少年在学校的行为和情感参与的降低，他们将产生更多的越轨行为甚至是辍学。在NSSE的调查中学生参与也被作为学生学业成就的测量指标。因此，本文在衡量父母卷入的结果时，并不以某一段时间的学习成绩作为指标，而选择以学生参与为参照。本文将从行为参与和情感参与两个维度来衡量父母教育卷入行为的结果。在对学生发展的评价中，行为参与和情感参与常常被作为重要的预测指标。通常，较高的行为参与和情感参与意味着学生更好的成绩和将来发展[13]，我国的研究也发现了行为参与和情感参与对数学和语文成绩的强预测作用[14]。相对而言，认知参与常会因学习任务和环境的不同而发生改变。　　

在生态理论的视野下，学生与人、物以及其身处环境中的符号进行交互，这是促成他们个人发展的首要机制。[15]对中学生而言，父母教育卷入行为是影响个体发展的最主要的社会语境之一。本文考虑当前最常见的三类教育卷入行为：亲子沟通、父母监管和家庭学习。　　

亲子沟通和父母监管是最基本的家庭教育行为，不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如何，家长都应该与孩子进行基本交流，对其行为进行必要约束。亲子沟通往往被认为能推动学生发展。[5]其中，父亲和母亲的影响也并不相同，母子沟通常常多于父子沟通，且母子沟通是青少年学业成就更有影响的预测指标。[16]　　

H1a：父子沟通对学生参与产生正向影响。　　

H1b：母子沟通对学生参与产生正向影响。　　

父母监管是父母教育卷入的重要维度，但它在儿童发展过程的作用却有一些争议。西方经验中，家长监管并不是提升孩子表现的具有普遍价值的方法。[2]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在于，随着自我意识和个人效能感的提升，中学生对自己的学习，目标等也逐渐有自己的看法，因此当父母尝试管控他们的生活时，他们会采取行动反抗这种控制。但中国文化中，代际关系与西方不同，家庭关系相对更加紧密，因此本文认为父母监管对学生参与产生正向影响。　　

H2：父母监管对学生参与产生正向影响。　　

家庭学习在学生成长过程中的效应存在争议，在不同的社会语境下，家庭学习可能产生不同的结果。有些研究发现学生可能受益于家庭学习[17],但一项对塞浦路斯小学生的研究则呈现了相反的结果，“辅导孩子功课”作为“家庭学习”的一个维度与学生的表现呈现了显著的负面效应。[18]家庭学习的效果的产生往往需要建立在亲子关系，家庭氛围之中，在良好的亲子沟通和家长对孩子行为的有效管控的条件下，家庭学习将发挥积极的效应，对提升学生参与产生正向影响。反之，则可能产生负面效果。　　

H3a：良好的亲子沟通和父母监管对家庭学习产生正向影响。　　

H3b：家庭学习促进学生参与。　　

H3c：家庭学习在模型中发挥中介效应。　　

父母教育卷入的各类行为均对学生参与产生积极影响，亲子沟通、父母监管直接影响了学生参与，而家庭学习则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综合以上研究假设，提出图1的理论模型。

二、数据和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2014—2015学年对八年级学生调查的截面数据作为研究样本。该调查从全国抽取了28个县级单位作为调查点，抽取1 112所学校、438个班级进行调查，共计对10 750名学生进行了调查。样本中农业户口占53.43%，非农业户口占26.20%，居民户口20.1%，没有户口0.26%。独生子女占44.04%，非独生子女占55.06%。父母职业构成状况的有效样本9 771。从社会阶层分布来看，商业服务从业人员、技术工人、普通工人、农民、牧民、渔民、初级劳动者、无业、失业等共占总体比例的75.83%，这些岗位都是对人员素质要求相对较低的低附加值岗位；政府机关领导，专业技术人员，医生等占比不超过10%。精英阶层和中下阶层分布的状况基本符合当前我国的社会结构。

（二）测量　　

行为参与和情感参与是本研究的结果变量，两个变量均采用四点量表：完全不同意，比较不同意，比较同意，完全同意。行为参与的测量问题为：就算身体有点不舒服，我仍会尽量去上学；就算是我不喜欢的功课，我也会尽力去做；就算功课需要花很长时间，我仍然会尽力去做（Crobach a=0.809）。情感参与的测量问题为：班里大多数同学对我很友好；我所在班级班风良好；我对这个学校的人感到很亲近（Crobach a=0.750）。　　

父母监管包含以下问题：你父母在以下事情上管你严不严？作业、考试，在学校表现，和谁交朋友，穿着打扮，上网时间，看电视的时间。回答分为三个层次：不管；管，但不严；管得很严（Crobach a=0.747）。　　

亲子沟通考虑学生与父母亲沟通学校生活的情况。母子沟通的三个问题是：你妈妈是否经常与你讨论以下问题：学校发生的事情，与同学的关系，你与老师的关系；答案分三个层次：从不、偶尔、经常（Crobach a=0.826）。父子沟通的三个问题是：你爸爸是否经常与你讨论以下问题：学校发生的事情，与同学的关系，你与老师的关系；答案分三个层次：从不、偶尔、经常（Crobach a=0.810）。　　

家庭学习的表现形式多样，既可以是父母在学习活动上提供引导、督促，安排课外时间，也可以是直接对学生的学习进行指导。本文通过测量学生课外学习时间的分配来反映家庭学习的状况。在课外时间里，孩子如果在学习相关的活动中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无论其本身成绩的好坏，均反映了家庭对其学习给予的重视和督促。本文的测量问题分别是：周一到周五，你通常课外活动时间怎样安排；在周末，你通常每天的课外时间怎样安排。对应的选项各三个：写学校老师布置的作业，写家长，补习班布置的作业，上校外辅导班。回答为六点量表：没有，不到一小时，约1~2小时，2~3小时，约3~4小时，约4小时以上，赋值为1-6（Crobach a=0.739）。

（三）分析方法　　

本文采用SPSS16.0和Amos20.0对数据进行分析。在因子分析所得到的量表基础上，使用结构方程模型，运用极大似然估计分别检验父母教育卷入行为对行为参与、认知参与的影响。本文按照Kline的建议，选取以下指标对理论模型的拟合程度进行评估：χ²\df，RMSEA，GFI， CFI，NFI χ²\df小于3比较理想。[19]RMSEA判断理论模型与完美拟合的饱和模型的差距，临界值定位0.08比较好，小于0.08被认为适配 。GFI为拟合指数，一般认为GFI大于0.9比较理想。NFI、CFI反映假设模型与一个观察变量间没有任何共变假设的独立模型的差异程度，NFI大于.90、CFI大于.95可视为具有理想的拟合度。　　

本文将使用Bootstrap检验家庭学习在理论模型中的中介效应。Bootstrap是非参数的重新抽样程序，对中介效应的分布没有要求。常用的Bootstrap法可以得到百分位置信区间和偏差校正的百分位Bootstrap置信区间。由于后者比前者具有更高的统计功效[20]，因此本文采用后者进行检验。　

三、研究结果　　

（一）描述性结果　　

表1列举了理论模型中的六个变量的描述性分析结果。数据表明父母监管、母子沟通的水平相对父子沟通更高。家庭学习方面，初中生日常课外学习时间均值为1~2小时，行为参与和情感参与的均值在3以上。

（二）模型检验　　

为了检验图1所提出的理论模型，本文运用AMOS20.0分别以行为参与和情感参与作为外因潜在变量，通过两次分析，检验家长教育卷入行为与学生参与之间的内在机制。　　

第一轮分析中，在修正了部分观察指标的误差共变关系之后，得到父母教育卷入行为对行为参与的影响模型（拟合参数见表2），模型适配良好。模型中，变量之间的影响系数均显著。表3分别列举了亲子沟通、父母监管、家庭学习对行为参与的效应。

总的来说，父母教育卷入对孩子的行为参与发生了正向的影响。父母监管对家庭学习的影响最大，母子沟通次之，父子沟通最小，这说明那些更严格地管理了孩子日常行为的家庭也更倾向于督促孩子花费更多时间来学习。对行为参与的影响中，父母监管仍然产生了最大的影响，母子沟通次之，而家庭学习的影响最小。这种现象意味着那些受到更严格的日常行为管理的孩子在学习的过程中更可能呈现出较高的投入度和责任心。母亲在孩子学习状态中产生了更为明显的影响，那些与母亲保持着更亲密沟通的孩子更好地投入了学习。家庭学习表现为促使孩子花费更多的时间来完成学校作业，参加课外班等，对学生的行为参与产生了显著影响。  

本文运用偏差校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法检验中介效应。如果SEM的模型拟合程度可接受，则根据偏差校正Bootstrap得到的中介效应区间估计进行中介效应显著性判断，如果置信区间不包含零，则相应的中介效应显著。[21]父母监管通过家庭学习对行为参与的中介效应为0.016，95%置信区间为（0.01，0.022），母子沟通通过家庭学习对行为参与的中介效应为0.007，95%的置信区间为（0.004，0.011），父子沟通通过家庭学习对行为参与的中介效应为0.003，95%的置信区间为（0.001.0.005），偏校正置信区间中均不包括0，因此家庭学习在这个过程中的中介效应是显著的。　　

第二轮分析检验家长教育卷入行为与情感参与之间的内在机制。在修正了部分观察指标的误差共变关系之后，得到拟合模型，模型适配良好（拟合参数见表3）。模型中，路径系数均显著。表3分别列举了亲子沟通、父母监管、家庭学习对情感参与的影响。

基于表3的结果，父母教育卷入对孩子在学校的情感参与产生正向影响。父母监管，亲子沟通仍然对家庭学习产生正向影响，效应与前一个模型类似，对情感参与的直接效应则与前者不同。虽然父母监管仍然在三类教育卷入行为中发挥了最大的影响，但其对情感参与的影响程度要小于行为参与的影响，亲子沟通的影响上升，母子沟通仍然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家庭学习对情感参与的影响也弱于对行为参与的影响，但仍在模型中发挥了中介效应。家庭学习对行为参与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中，父母监管通过家庭学习对情感参与的中介效应为0.012，95%置信区间为（0.006，0.017），母子沟通通过家庭学习对情感参与的中介效应为0.005，95%的置信区间为（0.002，0.008），父子沟通通过家庭学习对行为参与的中介效应为0.002，95%的置信区间为（0.001，0.004），偏校正置信区间中均不包括0，因此它在这个过程中的中介效应是显著的。

四、讨论　　

本文的分析基于一个全国性调查，样本构成符合我国当前的社会结构，具有较强代表性。三类父母教育卷入行为都对学生在校的表现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一点与西方学者的研究发现一致，父母教育卷入被认为对学生的学习结果和行为产生正向影响，能够部分弥补由社会经济地位所带来的差距[2]，但在我国的文化语境下，不同父母教育卷入行为的影响机制有以下特征。

（一）亲子沟通对儿童发展的强效果　　

亲子之间更好的沟通可以为孩子的成长提供支持，进而促进他们在学校的发展，但其中父子沟通、母子沟通的效应却存在着差别。首先从影响系数来看，母子沟通发挥了比父子沟通更重要的影响。换句话说，在督促孩子更多地在课外自主学习，在学校中发挥主观能动性完成学习活动，融入学校生活等方面，母亲都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这种状况可能由于目前我国的家庭关系中，女性仍然承担了更多的责任；另一方面也由于中国文化中，父亲代表着家庭的父权，而与母亲的关系则倾向于融洽，下一代与“慈母”的感情往往是自然的，表现为一种亲近，或依赖。[22]因此，孩子通常与母亲沟通更多，情感支持也更多地来自于母亲。　　

其次，父子沟通对情感参与的影响大于对行为参与的影响，而它在两个模型中对家庭学习的路径系数是相同的。情感参与反映了学生对学校学习、制度、生活的适应程度，情感参与较高的孩子往往能够更好地融入校园生活，获得更好的学业成就，将来也更易于融入到其他的社会环境之中。当前的社会结构之下，父亲对子女的日常生活往往参与较少，对于八年级学生而言，由于已经进入青春期，与父亲之间的高质量沟通可能更少。本文的结果表明，父子沟通对孩子人格的发展和社会化过程发挥了较强效应。即使父亲不直接参与到孩子日常生活和学习的管理和支持活动中，多一点日常的陪伴和交流也可能对孩子的发展产生显著效果。

（二）父母监管的强影响　　

父母监管涉及家长对学生学习、表现、交友、媒介使用等方面的监控。孩子如果认为自己的父母在这些方面管得更严，则父母监管程度越高。是否应该严格管理孩子生活是一个争议性的话题，尤其对于正处于青春期的初中生而言，西方的经验研究揭示了在某些情境下，父母监管带来的负面效应，因此父母监管的尺度尤其重要。本文的数据表明我国父母监管的程度比较高，三点量表中，父母监管的均值达到了2.27，而父母监管在三类父母教育卷入行为中对学生的发展发挥了最大的影响。父母监管程度较高的家庭可能投入更多精力促进孩子进行家庭学习，直接参与到孩子的学习过程，安排孩子的课余时间。　　

西方经验研究的证据发现家长对学生的监管与学生表现的关联最弱，在我国一些流行的教育理念也认为对孩子不能管得太严，要给他们更多的自主权，让其自由发展。本文的研究结果却表明家长对学生生活介入越多，学生越可能积极地投入到学习，更好地融入到学校。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在于，一方面不论是父母监管还是代际沟通，均反映了父母对子女更多地关注，更深厚的情感联系，而更好的亲子关系给父母监管孩子的日常生活提供了心理基础，从而帮助孩子完善学习过程中的自我组织；另一方面由于中西文化的差异，中国的代际关系不讲究断裂与分离[22]，更加提倡“孝”，即子辈对父辈的服从，这或许也为家长严格管理孩子提供了伦理基础，使学生更能接受父母对其个人生活和学习的干预。

（三）家庭学习的中介效应　　

从本文的数据来看，当前孩子在课外学习的时间均值为2小时左右，其中包含了完成学校作业，家长布置的作业，以及参与各类辅导班、兴趣班。孩子课外时间分配的结构可能因人而异，但能够投入更多的精力进行与学习相关的活动离不开家庭的引导和支持。人们普遍有一种直观的认识，孩子在课外投入学习的精力越多，表现可能更好。本文的研究却表明花费不菲的课外班，投入更多的时间做作业，虽然能够促进学生发展，但直接效应并不明显，远低于亲子沟通和父母监管对行为参与和情感参与的影响，在其中仅发挥部分中介效应。　　

对已经进入青少年期的中学生而言，自我逐渐在教育和教育选择过程中担任了更加积极的角色。他们的自我效能感较小学生已有提高，能够对课业、课外活动的目标，活动安排等做出自己的选择，同时随着课程难度加大，学校环境较小学更复杂，家长很难直接对他们的学习提供支持。家长对课业的直接指导也不那么有效。此外，家长直接参与学生的学习过程，辅导作业，给学生布置额外的作业，需要家长具备一定的文化水平，且需要付出较高的时间成本；而参与各类培训班、兴趣班还需要家庭具备相应的消费能力。家庭学习如果没有良好的亲子关系，以及子女对父母管理的认同为基础，则可能适得其反。总之，在众多的父母教育卷入行为中，家庭学习是参与成本最高的一种卷入方式，但并非效果最好的方式。

五、结论　　

本文发现三类父母教育卷入行为：亲子沟通、父母监管、家庭学习对学生的情感参与和行为参与均发生了正向影响，但其内部机制存在差异。家庭学习并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么重要。即使投入更多地金钱送孩子上各类培训班、辅导班，或父母直接参与到孩子的学习过程中，辅导孩子功课，也并不一定能促成学生的发展。多与孩子进行沟通，在此基础上加强孩子在学习、生活、媒介使用等方面的管理也能达成类似，甚至更好的效果。此外，虽然社会经济地位一直被认为影响了学生获得学业成就、求学机会，但有效的父母教育参与行为并不一定是高成本的行为。家长对孩子的严格管理，有效地沟通可以部分地缓和由社会经济地位所带来的差距。本文的研究结果反映了全国范围内普遍性的状况，考虑到我国地区经济之间的差异，后续还可对局部样本进行研究，以拓展和丰富中国语境下的学生参与理论，为引导家长有效地卷入学生学习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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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张凌.父母教育卷入对学生参与的影响研究[J].教育学报，2022，18（1）：150-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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