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峰：新高考改革的实践与改进

科举学与考试研究 2023-12-16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江苏高教 Author 刘海峰

刘海峰

事物的发展一般不会都是直线式的向前，而往往是波浪式的前进或螺旋式的上升，也有可能是进两步退一步，甚至是进一步退两步。改革与守正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两者相辅相成。改革有点像汽车的马达与油门，守正则有如汽车的底盘与刹车。马达与油门是向前奔驰的基本动力，只有改革才能不断创新、发展前进；底盘与刹车是行稳致远的安全保障，如果底盘不稳，没有刹车系统的制约，汽车就会飘浮不定，横冲直撞，可能出现安全问题。因此，没有改革的固守，只能故步自封，不进则退；没有守正的改革，可能失去根基，狂飙突进。

“3+1+2”科目组合方案，是对以往“3+文综/理综”模式的部分回归。这种回归不是倒退，而是“3+3”方案经过实践检验之后的一种合理化回归，是8省市不约而同地择善而从。

在相较于过去的文理分科和“3+3”方案，这一方案既增强了学生的选择性，又能防止因为避难就易弃考物理导致科学素养下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3+3”模式的不足。而且，物理、历史科以原始分记入总分，比等级分更具有区分度。新方案可以说是对文理分科与“3+3”的一种折中，是兼顾统一性与多样化的方案。

“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这是严复在1902年写下的一句名言。我认为，用这句话来分析高考改革的创新与继承非常合适。影响重大的新高考改革还在探索和改进过程中，相信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和改进，一定能形成既符合考试规律、又符合主流民意的科目改革方案。

摘要

新高考是中国高考史上改革力度最大的一次改革，其成效与问题都相当明显。积极作用有增加学生的选择性、促进高中办学多样化、分散学生的考试压力、倒逼高校优化专业等，也在实施过程中逐渐显现学习负担问题、选科赋分问题、弃考物理问题、操作复杂问题等。“3+1+2”可以说是对文理分科与“3+3”的一种折中，是兼顾统一性与多样化的方案，可以说是高考改革的江苏贡献。选择物理和历史为必选科目是由物理和历史的学科特点以及基础地位所决定的。“3+1+2”科目组合方案，是对以往“3+文综/理综”模式的部分回归。这种回归不是倒退，而是“3+3”方案经过实践检验之后的一种合理化回归，是8省市不约而同地择善而从，是目前综合比较各种得失利弊、权衡各种可能后的较优选择。

高考改革影响重大、万众瞩目，自2014年以来启动的新高考改革更是典型地体现出高考改革事关教育全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特性。“3+3”科目改革具有明显的创新性，是本次高考改革幅度最大、影响最为深刻，也是最为复杂的部分。该试点方案优点很突出，也带来一系列的挑战和问题。参考上海、浙江新高考改革试点积累的经验和教训，现在第三批实施新高考的江苏等8个省市推出的“3+1+2”的科目改革方案，是在实践基础上做出的合理化改进，是对新高考试点的守正和完善。

一、新高考的成效与问题

《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颁布四年多来，总体上实施情况良好。其中最受人们关注、影响也最大的是在上海和浙江率先进行的“3+3”的高考科目改革。为增强高考与高中学习的关联度，考生总成绩由统一高考的语文、数学、外语3个科目成绩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3个科目成绩组成。

统一高考只考语文、数学、外语3门，不分文理科，外语科目提供两次考试机会。计入总成绩的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科目，由考生根据报考高校要求和自身特长，在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等科目中自主选择。希望通过此项改革，增加学生的选择性，分散学生的考试压力，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出于既积极又稳妥的考虑，对此部分启动高考综合改革试点，即上海、浙江进行试点的高考科目改革。

人们对高考改革期望很高，但要实现改革的目标却很不容易。2013年11月，在“文理不分科，减少统考科目”的改革设想刚公布之后，我便应约发表了两篇文章，其中之一是在《光明日报》发表的《实现高考改革目标任重道远》，指出：“减少统考科目、不分文理科，需要在一定范围内实验，确实具有可行性之后，才宜全面铺开。”［1］

2015年6月，我又发表《高考改革的期望与现实》一文指出：我们应牢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至理名言。高考改革方案在试点的基础上，需审慎推进，证明确实具有可行性之后，才宜全面铺开。由于试点改革的利弊需经过一轮实施之后才会充分显现出来，因此，除部分省市外，多数省区的跟进方案最好在2017年试点总结经验之后再渐进展开［2］。新高考是中国高考史上改革力度最大的一次改革，其成效与问题都相当明显。经过四年多的实践，可以看出具有多方面的积极作用和问题挑战。

积极作用

有学者认为，新高考改革堪称统一高考制度的一场“革命”。作为试点地区之一的浙江省，其新高考招生制度具有多重突破性价值，诸如增加学生选择权、终结文理形式分科、增加高校招生自主权、激活高校专业与学科调整等等［3］。确实，该试点改革方案在制度设计时，已考虑到这一改革将引起考试招生和高中教育的一系列变化，有几方面的积极影响。

1.增加学生的选择性。自主选择课程和考试科目是实现学生个性化成长的关键，这一高考科目改革打破长期以来文理分科的格局，赋予学生充分的选择权，学生可以根据兴趣和专长选学选考，促进学生有个性的发展。一年多考、多项选科选考，使学生对考试科目和相关课程有了更多的选择机会。

上海的6选3最多有20种可能的组合，浙江的7选3最多有35种可能的组合。浙江省2017年高考跨文理考科的考生高达70%以上，尽管其中有部分考生不一定是根据兴趣和专长而是出于选择比较容易或者对自己有利的科目来跨文理科报考，但确实为许多考生提供了以往文理分科所没有的多样化选择，在一些中学出现生动活泼的教育现象。

2.促进高中办学多样化。高考选考科目的自主选择，带来高中课程安排、班级组织方式、教学形式等方面的显著变化，选修课的增加使选课制和走班制、分层教学成为现实，使高中课程改革顺利推进，一些高中适应学生个性发展的灵活多样的教学组织形式逐步形成。报考专业和考试科目的不同促进了生涯规划课程的开设，走班教学出现的一校一课表，甚至一人一课表的现象，十分多样化，改变了过去“千校一面”“千人一面”的状况，拓宽了高中特色办学的途径，推动高中教育综合改革，增加深化高中教育教学改革的动力和活力。

3.分散学生的考试压力。以往高考集中在一次举行，出现了“应力集中”现象，考试的心理压力非常大。试点改革破除“一考定终身”，减少集中一次高考的心理负担，将压力分散到不同的时间段。竞争性考试有其自身的规律，将三门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成绩带入高考计分录取的三门选考科目，其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实际上已经不是水平性考试，而是选拔性考试，也就是属于高考科目了［4］。而从浙江的实践来看，在举行选考科目的时间，学生、家长的紧张、焦虑情绪降低，考场外面陪考的家长很少，各个考点门口平静有序，媒体也不像对高考那样高度关注，这对考生尽可能用平常心来应对高考有好处。

4.倒逼高校优化专业。高校录取学生的多样化带来明显的变化，倒逼高校重新审视学科专业优势，通过专业调整提升高校在招生录取中的竞争力，以吸引更多优质生源报考。浙江省的方案在高考录取环节是志愿填报专业优先，促使高校对薄弱专业进行优化或调整，增强高校招生录取的责任感和专业建设的紧迫感，激活高校作为招生主体的主动性，对于完善高校人才培养方案、创新教育教学模式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充足的空间。

引发问题

新高考改革在发挥其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在实施过程中逐渐显现出一些问题。

1.学习负担问题。原来高三的竞争压力向下延伸，虽然高三毕业时的一次性高考压力紧张程度略为减缓，但高二和高一选考的压力加大，总体学习负担并没有减轻，甚至反而加重，这在浙江省的第一轮高考试点的时候体现得较明显。高考压力不是一种总量固定的压力，而是一个可以裂变的变量。

浙江省的三年高中，学考加选考的场次最多可以达到22场，这样的考试密度让考生和家长，甚至教师倍感压力。在以总分录取的体制中，分分计较是基本的录取办法，所有学生都力争选考科目获得更高的成绩。原来一些优质高中如杭州二中在高一、高二时许多学生参加各种社团以增长才艺、提高素质，但是在第一轮新高考试点后，各种社团活动大为减少，学生和教师在高一开始就必须全力应对选考科目。根据调研访谈得知，在上海、浙江，尤其浙江高一、高二的学业负担比之以往明显增加［5］。

2.选科赋分问题。“3+3”科目方案将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6门（或加技术为7门）的分值等同起来，在录取时不考虑科目之间难度可比性和考生群体的不同，只按各门分数与语数外分数相加的总分高低来录取。这种科目多样化的选考模式，适合用于不完全依据分数录取的自主招生体制或真正意义上的综合评价多元录取体制。

在高考总分录取的体制下，赋分公平问题自然突显。而目前中国若不采用总分录取模式，又很难获得广大民众的认可。在上海本科院校1096个专业招生的科目要求中，有59.76%的专业不限选考科目，全国7041个在上海市招生的专业学科中，无要求特定选考科目的有3506个，也接近一半，3科要求的1437个，2科要求的1539个，1科要求的559个。2017年拟在浙江招生的1368所高校公布的选考科目范围，涵盖2.37万余个专业(类)，其中有500余所高校没有提出选考科目要求，各高校所有专业(类)中，不限选考科目的有12786个（占53.9%）。

设限选考科目的专业10933个（占46.1%），其中设限范围为1科的有1194个（占5%），2科的1946个（占8.2%），3科的7793个（占 32.9%）［6］。也就是说，敢于要求一定要符合某1科目的高校专业都是最少的，其中原因主要是担心若指定科目太少可能届时符合要求的考生不够造成生源不足的问题。由于许多高校专业没有限定科目，或者只是三选一，而且只按高低分顺序录取，结果一些没有选考对应科目的学生进了相关系科，导致学科基础不够好。

3.弃考物理问题。在文理分科时代，浙江理科考生约占65%。新高考可以自由选择3门科目带入高考总分，从学生选择考试科目的情况看，一些学生选考科目不是真正根据自己的兴趣和专长，趋易避难的功利化选择倾向明显，物理学科选科学生数量明显减少且有不断下降趋势，这在薄弱高中学校表现得更为明显，而生物、地理、技术学科选科学生数量明显增加。

由于科目之间难易度存在天然差异，科目选择的功利性倾向加强。学生弃考物理的主要原因是物理学科本身的难度较高，学生对物理的评价是“难学”“难考”，优秀生源选择物理学科会“吃亏”。优生扎堆选择物理学科，将大量的考生从物理学科驱赶出去，造成连锁反应，相对层次差的学生逃离物理学科比较明显，导致本来就中等或者中等偏上的学生在等级赋分时不能取得相对高分，致使选考物理人数连年下降。由于选择物理学科人数大幅下降，物理学科教师过剩，生物、地理、通用技术教师紧缺，带来教师队伍结构性失衡，如何调整不同科目的教师人数与选修人数不匹配的问题引发社会关注［7］。

4.操作复杂问题。在高考制度中，存在着一系列的两难问题，其中之一是灵活多样与简便易行的矛盾。高考改革的目标应是朝向灵活多样努力，但作为大规模选拔性考试，也应尽量考虑方案的可操作性和简便易行。原来大一统的文理分科高考模式下，过于统一刻板，缺少灵活性，但省时、省力、公平、高效，且管理操作简便易行。

试点方案高度灵活多样，为学生和学校提供了众多的可能性，但具体办法复杂，无论是科目组合、选考学考、成绩赋分、等级换算，还是高校不同专业选考科目要求、中学走班排课表等等，都相当的纷繁复杂。不仅一般家长不容易了解，就是中学教师、专业人员也要花许多时间才能弄明白。

此外，还有文理不分科的数学命题难度把握；分层教学和走班制的实施在带来多样化的同时，需要增加教师和教室的数量，这可能使条件较差的县以下中学或一些弱势学校在高考竞争中进一步处于不利地位。浙江省的新高考改革复杂程度大概高出上海新高考方案的一倍，浙江省选考科目可以考两次，存在两次考试如何等值等，都是新高考要面对的问题。

二、“3+1+2”：选考的改进办法

为了克服或减少“3+3”方案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这次2018年第三批进入新高考的8个省市采用了“3+1+2”的科目考试方案，即选择性考试科目设置为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6门，学生根据高校的要求，结合自身兴趣特长，首先在物理、历史2门科目中选择1门，再从其余4门中选择2门，考试成绩记入总分。

这一方案其实是从以往江苏高考改革的“08方案”中脱胎而来，既符合江苏社会各界要求新高考改革平稳过渡的强烈诉求，又充分考虑了新方案的科学性与可行性，总结了浙江、上海以及江苏高考改革的经验与问题，也符合新高考改革的基本精神，是一个较优的选择。

江苏省高考“08方案”之后，引起广泛的关注，也有许多批评。2011年，吴根洲博士即指出：“在已经实施的新高考改革方案中,江苏省的方案得到了最广泛的关注也引起了最多的非议。江苏省新高考方案在科目设置、成绩表达这两个重要方面都做出了非常有价值的探索。”［8］

由于具有深厚的考试文化底蕴和高考科目改革“十年改五次”的曲折经历，江苏省特别重视考试改革的理论和政策研究。为了加强教育考试管理机构与考试研究机构的科研协作，促进教育考试事业与教育考试研究的共同发展，2014年10月，江苏省教育厅分管厅长和考试院院长等一行7人专程到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商谈合作事宜。

本着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合作的原则，江苏省教育考试院与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于2014年12月11日在南京签订科研合作的框架协议。此后，不仅在厦门大学举办了5期江苏省的招考干部培训班，而且江苏教育考试院院长等又于2018年3月、2019年2月专程到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委托进行新高考改革方案的论证。

现在出台的“3+1+2”方案，可以说是高考改革的江苏贡献。从2002江苏省实行大综合开始，直到后来的“08方案”，近十年的历次高考改革其实一直都在围绕着“取消文理分科”和“变一考为多考”改来改去。江苏“08方案”及其改进版是以往各省高考改革中最接近2014年国家版“3+3”方案的一次设计：只有语、数、外三门成绩计入高考总分，其他科目则为学业水平测试［9］。

江苏实行“08方案”既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代价，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深刻的教训。在研制新高考方案的调研中，了解到社会各界对高考改革多持慎重推进的态度，希望新高考方案能与“08方案”平稳过渡，体现改革的连续性。有过“08方案”的教训及其之后改进的经验，现在的“3+1+2”方案，对江苏而言可以说是各省新高考中最为平稳的过渡。

那么，在6门学科中，为什么就选择物理和历史为必选科目？这是由物理和历史的学科特点以及基础地位所决定的。人类社会知识发展的漫长历史表明，除了语文和数学，物理、历史分别是理科和文科中最重要的基础学科。因为物理对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十分重要。

相对而言，物理的难度较大，学习时间投入较多。一般认为，物理学是自然科学的基础学科之一，是自然科学的带头学科，是当今最精密的一门自然科学学科，是现代高新技术发展的源泉。物理学原理对人们增强科技意识、提高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认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学好物理是奠定我国未来科技人才实力的重要基础之一。

在新高考背景下，物理学科越来越成为改变个人命运的关键，选考物理就可以报考90%的专业，国家和大学对物理学科和物理人才的重视不言而喻。想要进入好的大学，或者说想要成为中国科学技术的建设者，想要在理工科方面有所成就以期改变个人命运，必选物理学科。

同样，历史有如自然科学中的数学，是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这是得到学界高度认可的共识。习近平认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多次强调学习历史的重要性，指出：“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的一个优良传统。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10］

人类活动和自然现象都有历史发展的过程，所创造的观念、制度、行为习惯是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人类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发展本身就是历史的重要内容。无论是经济学、法学，还是政治学、社会学，都与历史学密不可分，至于文学、哲学等人文学科，与历史学更是有天然的密切关系。

因此，无论哪个学科都必须重视历史。正如梁启超所说的：“史学者，学问之最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11］历史学科对于全面地认识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发展学生的人文素质以及完善人的独立品格与全面发展都有重要意义。养成一定的历史观和以发展的观点看问题的思维习惯，对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大有益处。

将物理、历史设定为必选科目，是江苏总结多年高考改革、特别是“08方案”实施以来的重要经验之一。从以往的浙沪新高考的招生实践看，物理、历史学科不仅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基础学科，也是高校确定指引科目中最有代表性和最多被指定的科目。选择物理意味着学生能够填报高校绝大多数的理工专业，而选择历史也可以填报绝大多数文科专业。这一措施符合高校按大类招生的基本发展趋势，也符合国家关于新高考改革的基本精神，在选择物理或历史后，学生仍可选择其他科目，实现文理融合。

三、以退为进：回归其实是向前

恢复高考以来40多年的高考改革历程表明，高考改革总是在统一性与多样化之间摆动。新高考改革实际上主要就是“3+3”的科目改革。40多年来，高考科目经历过许多调整和改革，这次的改进也不足为奇。“3+1+2”科目组合方案，是对以往“3+文综/理综”模式的部分回归。这种回归不是倒退，而是“3+3”方案经过实践检验之后的一种合理化回归，是8省市不约而同地择善而从。

相传唐代布袋和尚有一首《插秧歌》：“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插秧是中国南方最基本的农活之一，我上山下乡时干过插秧等各种农活，对一边插秧一边后退的过程有深切的体会。因为能够退后,所以才能把稻秧全部插好，表面上是在退步，其实是在进步。

就像2004年开始推广分省命题多年后，不能说2016年基本上回到全国统一命题体制就是倒退，而是在变化后的形势下的钟摆式调整，是一种经过比较鉴别后的前进。又如1986年至1991年，中国在全国范围实行了六年的夏时制，结果出现的纷扰和问题远大于节约一些能源的益处，于是国务院又果断下令取消了夏时制，这也是经过实践检验后的合理回归。同样，高考科目改革出现调整变化也是很正常的事，改为“3+1+2”之后，考试科目更加合理，增强高校与学生互相选择的匹配度，是回应人民群众关切的举措。

其实，无论是实行一轮新高考之后浙江省出台的科目指引，还是教育部为新高考推出的科目指引，都是对高度选择性的限制，也就是朝统一性的合理化回归。2017年11月，《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深化高考综合改革试点的若干意见》和《浙江省教育厅关于完善学考选考工作的通知》的推出，为健全选考机制，规定单次物理选考人次保底6.5万，高校选考科目范围设置中建议理工科要求物理，学选考时间从原来的4月、10月改为1月、6月。这些调整是针对第一轮试点后出现的问题提出的改进措施，其实都是从灵活多样向简便统一回归。

2018年4月教育部印发的《普通高校本科招生专业选考科目要求指引（试行）》［12］，允许高校同时设置2门（甚至3门）科目为必选科目。给出了12个门类下的92个专业类（其中药学类又分为2个子类，因此可视为共93个专业类）的可选科目和选考要求，为高校专业选科给出了“官方指南”。

在这个《指引》中，共有19个专业类必考物理，占总专业类数的20.4%，比2017年上海高考8404个专业中只有8.2%的专业必考物理高许多。在93个专业类中，仅有31.2%（29个）的专业类允许“不提科目要求”，而2017年上海高考无选考科目要求的专业达到49.95%，这就比之前大大压缩了自由选择的空间。这些限制也都是对原有高考模式的回归。

为了避免选考物理的考生继续出现下滑，浙江省出台了科目保护政策，但还是可能造成新的问题。比如，物理科的保护人数是6.5万，假设当年只有4.5万人报考物理，那么选考物理的考生受到了保护，但其中最后1%的考生，即使实际上卷面只考了0分，按就高不就低的21个等级的赋分原则，也会得到60分左右的分数。这对其他选考科目的考生而言，又会带来新的公平性问题。而如果次年有许多人改为选考物理，则可能出现选考人数的“大小年”问题。

因此，“3+1+2”方案，是目前综合比较各种得失利弊、权衡各种可能后的较优选择。当然，在指定物理和历史为必选科目之后，根据江苏“08方案”的经验，如何避免化学科成为比较少人选考的科目，是需要进一步考虑的问题。

总之，在高校招生录取还高度倚重高考分数的时候，高考还是需要以共同的考试科目为主。如果将来考试分数不再作为录取唯一依据或决定性因素，真正实现综合评价、多元录取，不再完全以总分高低决定录取顺序，或者说不再采用平行志愿分分计较的录取模式的时候，实行各种多样化的任选考试科目的组合，才会比较契合。

“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13］这是严复在1902年写下的一句名言。我认为，用这句话来分析高考改革的创新与继承非常合适。影响重大的新高考改革还在探索和改进过程中，相信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和改进，一定能形成既符合考试规律、又符合主流民意的科目改革方案。

【参考文献】

［１］刘海峰.实现高考改革目标任重道远[N].光明日报,2013-11-29.

［2］刘海峰.高考改革的期望与现实[J].中国高等教育,2015(12):1.［3］刘希伟.关于浙江新高考改革的若干思考[J].教育与考试,2016(3):29-33.

［4］刘海峰.高考新方案渐次推广是最优选择[N].中国教育报,2016-03-25.

［5］刘希伟.浙江与上海新高考综合改革调查分析——基于高中校长的访谈[J].教育与考试,2018(4):5-12.

［6］边新灿.新一轮高考改革的多视域考察：兼论浙江高考招生制度改革［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270.

［7］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考试招生改革组,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考试组.浙江省、上海市高考综合改革试点调研报告[R]. 2017：10.

［8］吴根洲.论江苏省新高考方案的创新之处[J].教育与考试,2011(5):20-22.

［9］闵杰.江苏：高考10年4改“文理不分科”的艰难尝试[N].中国新闻周刊,2014-0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