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举史上最后一位“三元”为何花落广西临桂？为何出自陈氏家族？
中国科举史上最后一位“三元”
为何花落广西临桂？为何出自陈氏家族？
韦骅峰
作者简介：韦骅峰，广西南宁人，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科举学与考试研究。
自有“科举家族”的概念以来，有关科举家族本身及其与地方社会关系的研究日益增多，逐渐成为科举学研究的一个热点。科举家族具有地域性特征，与地方社会关系异常紧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科举家族的数量和规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地整体科举考试情况。分析《清代朱卷集成》记载的科举家族的省域分布可知，清代一省科举家族数量与其进士总数大致成正相关。
其二，科举家族形成除自身条件外，也与地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密不可分。科举家族在东部经济繁盛、文教发达省份的分布远比在西部省份要多；即便是在同一省内比较，科举家族也主要分布在省内行政中心、商业中心和交通重镇等地。
也就是说，对科举家族及其形成原因的考察分析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当地科举功名情况和政治、经济、文化风貌。清代广西科第成果不显于全国，位居各省末位，但其下辖的临桂县却科名显赫，不仅进士总数在各县排名中位列前十，更以4位状元的佳绩获得“状元之乡”的美誉，如此反差，值得对这一现象进行深入探究。
故此，本研究以清代临桂最具代表性的陈氏科举家族为例，在分析其科名分布特点的基础上，对清代临桂取得科举奇迹的原因进行剖析。
1 清代广西科举的惨淡与临桂科举的盛况
广西地处边疆，经济发展和文教事业相对落后，历代科举中式人数不多。及至清代实行分省定额录取，保障了边远省份士子科举中式的机会，广西举人和进士的人数也才较前代有明显增加。即便如此，在科举功名数量上，清代广西与其他各省的差距依然很大。据统计，清代广西共产生进士568名，在当时的十八直省中仅高于甘肃（345名），甚至不如同处西南的云南和贵州。清代广西科举功名之惨淡及由此反映出的落后的经济发展实力和文教水平可见一斑。
但值得注意的是，与清代广西科举功名的整体落后境况形成鲜明对照，省治桂林府下辖的临桂却从默默无名的小县一举成为全国闻名的科举大县。清代广西5 075名举人中，有2 516人来自桂林府，占比为49.6%；清代广西585名进士中，298人来自桂林府，占比为50.9% 。在桂林府所属2州7县中，省治和府治所在的临桂县共产生举人1 207名（占桂林府举人总数的48%），进士184名（占桂林府进士总数的61.7%）。另外，在高级科名方面，临桂县也相当突出。清代广西共有解元100名，其中63人出自桂林府，这其中又有34人来自临桂县。
由此可见，清代临桂举人、解元和进士的数量均占桂林府的一半左右，而桂林相关功名数量又占了广西的“半壁江山”，此可谓“临桂科举半桂林，桂林科举半广西”。
清代临桂科举功名不仅在广西省内表现出众，在全国范围内也毫不逊色。清代广西产生陈继昌、龙启瑞、张建勋、刘福姚4名状元，均来自临桂县。在清代县级行政区中，临桂县状元数量排名全国第三，仅次于江苏长洲县（7名）、常熟县（6名）和吴县（6名）。即便将考察范围扩展至进士，清代临桂县累计184名进士也足以进入全国前十，其余9县绝大多数来自直隶、江苏、浙江等文教发达省份。状元和进士数量均位居全国前列，足见临桂科举繁盛绝非偶然。
陈继昌“三元及第”门楼石刻
2 临桂陈氏科举家族的功名分析
陈氏家族是清代临桂乃至广西声名最显赫的科举家族之一，其代表人物陈宏谋为清代桂林籍官员中职位最高者。中国千年科举史共产生13位“连中三元”的状元郎，陈继昌为最后一位，陈氏家族“高祖当朝一品，玄孙及第三元”的美誉由此得来。
雍正元年（1723年）陈宏谋考中解元、进士，陈氏家族由世代农耕家族跃迁为仕宦家族。经过10余年沉淀、积累，陈氏家族科第成果在乾隆朝获得丰收，多人中举入仕。此后，陈氏家族科名不断，各世代均有族人高中举人或进士，直至光绪三十年（1904年）陈敉功获中国科举史上最后一科科举——甲辰恩科进士。181年间，陈氏家族累计考取状元1名，进士8名，会元1名，解元2名，举人35名，五贡12名，获得五贡以上功名者共44人（其中3人同时获得五贡和举人），无愧为清代广西最负盛名的科举家族之一。
临桂陈氏家族朱卷书影
2.1 陈氏家族科举功名的支系、世代和朝代变化
依族谱记载，陈氏家族科举功名可分为陈宏諴系、陈宏谋系、陈宏议系和其他旁系进行统计。陈氏家族科举功名丰硕，功名集聚现象明显，集中在3个主要支系。
如表1所示，陈宏谋系无论是科举功名总数还是进士人数、举人人数和五贡人数均位居各支系之首，功名总数接近其他支系之和。在陈氏家族的8名进士中，仅陈宏谋系就有5名。陈宏议之子陈钟琛虽仅为举人出身，但官至山东布政使、巡抚，其子陈兰策、曾孙陈衍昌均考取进士。陈宏议系功名数量仅次于陈宏谋系，位居第二。陈宏諴系功名数量位居末位，略少于其他旁系之和。
从世代上看，陈氏家族功名主要集中在第十至第十三世，占比为79.5%，即在陈宏谋进士及第后的四代迎来高峰，此所谓“五代连科”的由来。随后功名数量出现断崖式下降，第十四至第十六世仅有7人获得功名。详见表2。
如表3所示，从朝代上看，陈氏家族功名主要集中在乾隆、嘉庆和道光3朝，共计34人，占比为77.3%，与第十至第十三世族人所处年代基本对应。值得注意的是，陈氏家族功名数量的朝代变化与临桂县进士人数的朝代变化关系紧密：雍正朝功名数量原本较少，而同期临桂进士也仅有4人；乾隆、嘉庆、道光3朝功名数量大幅提升，而同期临桂进士也分别多达33人、28人和29人；咸丰朝功名数量出现断崖式下降，而同期临桂进士也锐减至12人；光绪朝功名数量有明显回升，而同期临桂进士也增长至47人。由此可见，陈氏家族功名情况与临桂乃至广西科举形势有着密切联系。
2.2 陈氏家族科举功名的代际关系
陈氏家族科举功名主要集中在陈宏谋系、陈宏议系和陈宏諴系，其他旁系功名相对较少。在地域环境和家族文化相似的背景下，不同支系间功名数量差距较大的原因之一在于代际传承上的差异。
从陈氏家族3个主要支系和其他旁系获得功名者的代际关系可知：在陈宏谋系的获得功名者中，父亲考中功名或为官的占比为95%；去除无嗣和子嗣主要生活在民国时期、无需计入的情况，有13人的子嗣考中功名或为官，占比为76.5%。陈宏议系获得功名者中，父亲考中功名或为官的占比为81.8%，子嗣考中功名或为官的占比为72.7%。陈宏諴系获得功名者中，父亲考中功名或为官的占比为50%，子嗣考中功名或为官的占比为33.3%。可见，在陈氏家族的主要支系中，科举功名能够在代际间有效传递。
与之形成对照，陈氏家族其他旁系功名的代际传递与3个主要支系差异悬殊。旁系的7名获得功名者中，父亲考中功名或为官的和子嗣考中功名或为官的均仅有1人，占比分别为14.3%和16.7%，其成功大多并非代际传递。
由此可见，陈氏家族的科举功名不仅在支系间有集聚，在支系内也有较强的连续性。也就是说，在同一支系中，父亲曾考中功名或入仕为官的，其考取功名的几率远大于父亲为白衣者；而获得功名者的子嗣考中功名或入仕的几率也要大于白衣之子嗣。此现象表明，陈氏家族主要支系在科举或仕途中的经验和资源能以有效形式在代际之间传递，使得其子嗣考中功名或入仕的几率大幅提升。
功名的代际传递通常以教育为纽带，科举中式者更重视对子嗣的教育——或聘请名师，或亲身指导，助力其应举中式，如：陈宏谋辗转各地为官，仍将子侄陈兰森、陈钟琛等人带至官署，聘请名师为其授课，日后二人果然分别考中进士、举人，出任高级官员。从陈继昌写给儿子阿齐的书信中，也可窥知阿齐自幼入学启蒙、开始读书应举生涯，其间得到陈继昌悉心指导。
3 清代临桂举业繁盛的外因探析：基于临桂政治、经济和教育状况
作为帝制时代中国最重要的政治及社会制度，科举与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联系异常紧密。清代临桂举业之盛，与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及科举制度调整直接相关。
3.1 科举乡会试录取制度和中式名额的调整
广西地处偏远，交通不便，发展相对缓慢，经济、文化与中原地区相比颇有不足。在此背景下，即便是在唐宋科举“自由竞争”时期，广西举人、进士数量也明显少于文教发达省份。
明清两代在乡试名额分配上采用分省定额录取制度。顺治二年（1645年）广西举额定为60人。顺治十七年（1660年），各直省乡试中式名额减半，广西减为30名。之后，广西乡试中式名额屡有提升：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增加10名，总额为40名；康熙五十年（1711年）又增加8名，总额为48名；乾隆九年（1744年）减少3名，总额为45名；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增加10名，总额为55名；同治九年（1870年）增加4名，总额为59名。
纵观清代广西乡会试录取制度和中式名额调整情况，可知清代科举制度对临桂科名增加和科举家族形成有两个有利因素。
其一，乡试采用分省定额录取制度。由于广西地处偏远，文教不盛，唐宋科举基本采用“一切以程文定去留”的全国统一录取制度，广西士子难以与中原和沿海文教发达省份比肩，中式人数寥寥，难以产生科名世代延续的科举家族。清代延续明代的乡试定额录取制度，充分保障广西等西南边陲省份士子的中举机会，使明清两代广西举人数量大幅提升，进士人数也随之增长。作为广西的政治文化中心和经济交通重镇，临桂科举中式人数也水涨船高。同时，每科乡试均能稳定录取一定数量的举人有助于科名阶层延续，客观上促进了科举家族的形成。
其二，清代广西乡试中式名额提升促进科举家族延续。以陈氏家族为例，陈宏谋中举即在广西乡试中式名额提升后的雍正元年（1723年），陈氏家族科第成就最辉煌的时期恰好也是在广西乡试中式名额较高的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另外，按时段统计陈氏家族的功名情况可知：从乾隆九年（1744年）至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广西共开科35科，陈氏家族获得五贡以上功名21人次，平均每科获得功名0.6人次；在乡试中式名额提升后的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至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的15科乡试中，陈氏家族获得五贡以上功名10人次，平均每科获得功名0.67人次，略高于前期。尽管陈氏家族在乾、嘉两朝的功名总数均高于道光朝，道光朝的平均每科功名数量却高于乾、嘉两朝，足见乡试中额提升在其中起到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3.2 清代临桂的政治经济环境
清代桂林府下辖2州7县，其中广西省治、桂林府治和临桂县治均设置在临桂县（今桂林市临桂区），距离陈氏家族世居的横山村仅10公里左右。平定吴三桂叛乱后，广西政局相对稳定。即使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太平军围攻桂林33日未果。钦差大臣赛尚阿在上疏中称：“广西通省惟桂林一府尚称完善，此外各属群盗如毛。” 广西其他府州颇受兵灾影响，而临桂所在的桂林府秩序相对稳定，损失较小。临桂地处广西政治中心，且政局长期稳定，为其科举繁荣提供了政治基础。
清初，为改善民生、稳定统治，广西地方官员重视开垦农田，修筑水利设施，使广西农田面积不断扩大，粮食产量稳步提高。乾、嘉年间广西农业发展良好，全省不仅实现粮食自给自足，还调集富余粮食运往周边的云、贵、湘等省。“粤西之米，又资藉湖南”即是这一时期的真实写照。不仅如此，以粮食增产增收为基础，广西还以大米输出广东为契机实现商业繁荣。清代两广间粮食贸易数额庞大。据统计，清代每年从广西通过私人贩运和官方调拨运往广东的粮食一度多达200万石。
农商繁荣进一步凸显桂林在广西的独特区位优势：地处湘江和漓江交汇处，既是岭南西部交通枢纽，又是通往中原地区的门户。随着广西农商兴起，作为省治的桂林也逐渐兴盛。据统计，19世纪初桂林周边先后建立了30个固定集市和40多间外省商人会馆。南来北往的贸易使桂林成为广西商业最活跃的地区，赢得“西南第一都会”的美称。临桂地处广西最繁荣地区，经济繁荣也为举业繁盛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清代广西贡院所在地——桂林靖江王府
3.3 清代临桂的教育环境
封建社会的教育体系以府州县官学和书院为主，以社学、义学和私塾为辅。作为广西政治经济中心和连接中原地区的门户，清代桂林的教育环境不断改善。
桂林府学学额为20名，另设廪生和增生各40名，一岁一贡。临桂县学学额为20名，另设廪生和增生各20名，两岁一贡。录足规定名额后，临桂县学还可拨10余名生员入府学。与桂林府乃至广西其他县学相比，临桂县学20名学额在广西各县中位居首位（同属桂林府的兴安、灵川县学学额分别为15名，阳朔县学和永宁州学学额分别为12名。桂林府外其他县学如罗城、来宾县学之学额则仅有8名）。临近府学和县学生员可拨入府学，增加临桂举子进入官学的机会，进而提升其科举中式和科举家族形成的几率。
此外，咸丰与同治年间，清廷为奖励在镇压农民起义运动中捐饷、守城的广西士绅，为桂林府学和临桂县学额外增加学额，如：咸丰三年（1853年）永久增加桂林府学学额3名、临桂县学学额2名；同治元年（1862年）永久增加临桂县学学额10名，并增设教谕、训导各1名。这使桂林府学和临桂县学学额远超其他府县，临桂士子进入官学和科举中式的几率进一步提升。
官学学额与科举家族的形成关系密切。以陈氏家族为例，《清代朱卷集成》收录了7名陈氏族人的乡试朱卷，其中3人出自桂林府学，4人出自临桂县学。在上述朱卷履历记载的直系亲属名录中，另有7人获得府学或县学生员身份。另据《临桂陈氏族谱》记载，陈氏家族中至少有54人为府学生或县学生。可见，府学、县学学额对以陈氏家族为代表的科举家族获取功名是何等重要。桂林府学和临桂县学学额冠绝广西也是临桂举业繁盛的重要因素。
此外，清代桂林书院的建设相当完备，共计有34所，其数量和质量位居全省前列。以宣成书院、秀峰书院、桂山书院、经古书院为代表的省级书院办学水平高，面向全省招生，被称为桂林府“四大书院”。陈宏谋中举前就曾在宣城书院求学。桂林书院发展的良好态势也为临桂举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教育基础。
4 清代临桂举业繁盛的内因考察：基于陈氏科举家族发展因素
《清代朱卷集成》收录的59份清代桂林籍举人、进士朱卷表明其中51人（占比为86.4%）出自科举家族。这充分证明科举家族对于清代临桂举业繁盛的重要性。对陈氏家族的考察分析有助于厘清临桂科举家族兴盛的深层原因。
4.1 陈氏家族的经济基础
经济基础是获取功名和科举家族产生的重要条件。陈宏谋的父亲陈奇玉“性喜读书”，兄长陈宏諴是县学生。可见，最晚至陈宏谋祖父一代，陈氏家族已非单纯务农。及至陈宏谋接连考中举人、进士，掌权一方，陈氏家族的经济条件随即发生根本性转变。
其一是购置大量土地、田庄。陈宏谋在乾隆十九年（1754年）写的家书中提及在邻县永福购置田地约500亩，并于横山村购置家族墓地。在乾隆二十八年（1764年）和二十九年（1765年）的3封书信中，陈宏谋提及购置的两处田庄。陈宏谋在多封家书中详述田庄的管理办法，田庄收入成为陈氏家族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
其二是建设房屋。为官数十年，陈宏谋将积累的财富用于在横山村和桂林府城购置并改建房产，改善族人的居住环境。陈宏谋还在横山村为族人修建10间房屋，并将藏书楼命名为“培远堂”，其著作《培远堂文集》也由此得名。
其三是增置族产。乾隆七年（1742年）陈宏谋捐资修建陈氏宗祠，由族人轮流管理一岁两祭的祭祀大礼。考虑到大部分族人家境贫寒，陈宏谋增置义田若干亩，供族人耕种，以维持生计。陈宏谋还定下12则家训，供后人引以为戒。
横山陈氏宗祠
马克斯·韦伯认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应举为官可以获得积累财富和争取家族社会地位的最大机会。家族利用大量投资，着力培养优秀族人读书应举，以期他们中式为官后反哺家族。在陈宏谋等人的努力下，陈氏家族经济条件持续改善，族人不再为生计所累，可专心应举。此后，陈氏家族累世连科、功名不断，通过其他途径入仕者亦不在少数。入仕者持续反哺，提升家族物质条件，支撑更多族人应举，实现家族人才培养的良性循环。
4.2 传承重视教育和应举的家族传统
陈氏家族的科名成就与其重视教育和应举的传统密不可分，而这一传统始于陈宏谋的父亲陈奇玉。陈奇玉“性喜读书，延名师课子”，陈宏諴、陈宏谋兄弟分别应乡试、童生试不中，陈奇玉遂购置清初文章大家文集，供其钻研写作逻辑和文法技巧，使其最终功成名就。
陈宏谋延续父亲对于教育和科举的重视。一是将子侄接至官署，延请名师授课，如：雍正八年（1730年）扬州知府任上，陈宏谋延请郭南江为子侄授课；乾隆四年（1739年）天津分巡河道任上，在整修河道、堤坝之余，陈宏谋仍不忘聘请八股文大家王巳山教授子侄举业文章。陈宏谋深知科举考试对于个人和家族的重要性，即使在主政一方、事务繁多的情况下，也不忘子孙教育，望其通过中举入仕，延续家族辉煌。
二是对于不在身边的后辈，时常通过书信询问课业。陈宏谋乾隆十九年（1754年）至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所写的20封家书中涉及关心后辈学业的多达14封，如乾隆二十年（1755年）陈兰森返乡应乡试前夕，陈宏谋写信鼓励孙子“中与不中，故有定数”，关键在学业能有所精进、经世济民。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陈宏谋进京任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在写家书报喜之余，陈宏谋不忘叮嘱子侄认真读书，树立远大理想，切勿安于现状。由此可见，陈宏谋关心教导子孙后辈学业，从宏观层面的树立理想，到微观层面的调节应举心态，均事无巨细、细致认真，将自身读书学习经验倾囊相授，还尽力为其提供良好学习环境。陈宏谋对子孙后辈学业的关心和重视也是陈氏家族在科举考试中取得丰硕成果的重要原因。
陈宏谋在世期间，陈氏家族共产生1名进士和7名举人，同时陈兰楙、陈兰枝、陈兆熙、陈元焘等日后科举中式的孙辈、曾孙辈也已开始读书应举。陈宏谋去世后，陈氏家族仍然延续重视教育和应举的家族传统，将应举入仕作为家族发展的首要途径，并在横山村开办族学，让更多族人接受教育，使陈氏家族累世科名不断，成为清代举业繁盛的临桂县内最具盛名的科举家族。
科举制被废止后，陈氏家族在民国时期仍产生6名高等师范毕业生（其中，2人曾留学日本，1人曾担任桂林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并有多人在政府法律、外事等部门任职。可见，即便科举制度成为历史，陈氏家族仍然保留重视教育的家学家风。
乾隆给陈宏谋的御赐诗碑
4.3 陈氏家族的姻亲关系
在封建社会，婚姻受家庭背景、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等外在因素的影响较大，是家族间缔结关系的重要手段。科举家族之间缔结姻亲、强强联合，更有利于家族延续和发展。与其他科举家族联姻对陈氏科举家族的产生和延续产生了重要作用。
陈宏谋12岁时与同县名士杨家英的长女订婚。陈宏谋的岳伯父杨家修是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癸巳科举人，中举后在当地从教，善于教授举业文章。彼时世代务农的陈氏家族能与书香世家杨氏结亲，也从侧面反映陈氏家族经济条件较好，如此才能打动杨氏同意联姻。结亲后杨氏家族在举业上给予陈宏谋巨大帮助——拜入杨家修门下学习后，陈宏谋学业突飞猛进，次年即考入县学，获补邑庠生。
功成名就后，陈宏谋深知姻亲对于家族延续和发展的重要性，故以家世背景作为选择姻亲的首要标准。陈宏谋的6位女婿大多出身科举仕宦家族或有功名在身，其中有5人自身或其父曾中举入仕，4人是进士出身，2人曾获解元。可见，陈宏谋充分意识到姻亲关系对于科举家族的重要性，并积极与其他科举家族（尤其是与临桂周边科举家族）联姻。
这一传统在陈宏谋去世后仍然延续，如：陈兰森将长女嫁给韦谦恒之子韦协中，韦谦恒曾高中探花；次女嫁给熊恩绂之子熊方受，熊氏父子皆为进士。陈兰森之孙陈治昌又娶熊方受之女为妻，陈、熊两家可谓世代联姻。除将自家女子嫁入其他科举家族外，陈氏家族相应地也迎娶来自其他科举家族的女子，如：陈兰森的夫人朱氏是同县朱若东之女，朱氏父子3人皆为进士；陈继昌夫人李氏之伯父是父子皆为进士的李宗瀚。
可见，陈氏家族始终保持与其他科举家族的姻亲关系，逐步建立起强强联合的科举家族网络。此外，科举家族出身的女性往往曾接受一定程度的教育，具备科举文化背景，如陈兰森夫人朱氏的墓志铭记载其“颇识字，喜读古先女诫女训，克明大义”，这使得科举家族出身的女性在男性在外为官时能操持家事，承担监督、辅导族内晚辈学业的责任。科举家族的女性成为家族间相互汲取借鉴应举经验的桥梁纽带，让家族科名藉由姻亲关系长久延续。
5 结束语
以临桂陈氏科举家族为例，对清代临桂科举奇迹成因进行剖析，可知这一奇迹背后既有广西乡试中式名额调整、临桂在广西具备政治、经济、教育优势等外因，也有以陈氏家族为代表的临桂科举家族注重物质积累、重视教育和应举、相互缔结姻亲等内因，使科举家族得以发展延续。
此外，相关研究还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一方面，清代临桂科举奇迹不仅是广西科举史和教育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也是深刻了解清代广西社会历史风貌的有效窗口。陈氏家族虽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但仍无法涵盖当地所有科举家族的发展延续和整个临桂科举奇迹所涉及的所有因素。未来应将研究视角拓展至以龙启瑞、张建勋、刘福姚等人为核心的清代临桂状元家族，乃至更多临桂科举家族。
另一方面，清代临桂科举繁盛和陈氏家族科第延绵对当今教育研究和家庭教育仍有以下借鉴和启示。
其一，临桂科举奇迹的外因分析表明教育具有系统性和社会制约性。作为社会子系统之一，教育受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制约。临桂科举奇迹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在广西的政治、经济、文化优势。就此而言，当今社会要制定教育发展规划，就要统筹全局，综合考虑社会各要素的作用和影响，避免就教育谈教育。
其二，考察科举家族对临桂举业繁盛的重要性，验证了文化资本理论的合理性。布迪厄认为，具有强大文化资本家庭的后代可以快捷地积累文化资本，使得文化资本传递成为资本继承性传递的最佳隐蔽方式。就清代临桂而言，大部分举人、进士出自科举家族，反映了科举家族获取科举文化资本积累的显著优势。
其三，陈氏家族功名代际传递的个案分析突显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陈氏家族功名的代际传递以教育为纽带，言传身教、重视教育、秉持家风家训等家庭教育因素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发扬重视家庭教育的优良传统，引导全社会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在注重家庭教育和家学家风的当下，陈氏家族成功的家庭教育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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