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科举制度废止：原因、过程及影响

张振宇

（韩国中央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

摘  要：科举制度是我国历史上的一项伟大创举，不仅影响了中国千年，而且对我国的邻国韩国影响同样深远。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后，朝鲜王朝在日本势力干涉下进行了三次甲午改革。第一次甲午改革实施过程中，在朝鲜半岛实行近千年的科举制度毫无征兆地被废止，而后又进行了一系列教育近代化改革。此次科举制度废止对朝鲜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诸多方面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通过深描朝鲜王朝科举制度废止的背景和原因，分析科举制度的废止过程，探索韩国科举制度废止后官方和民间的反应及影响。

科举制度始于中国的隋朝，在接下来的数百年里成为了中国各朝代的核心选才制度，维护着中国的封建统治，在政治、教育、文化、社会发展等诸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科举制度的影响力不仅仅局限于中国，科举制度作为“舶来品”对朝鲜半岛也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公元958年，高丽光宗采取中国后周人双冀的建议在高丽王朝实行科举制度，科举制度在朝鲜半岛的历史也便这样拉开了序幕。随着科举制度在朝鲜半岛的发展与完善，科举成为了高丽王朝人才选拔制度。科举制度的引入一方面加强了高丽王朝的王权统治力度，另一方面抑制了地方豪族势力的壮大。高丽王朝覆灭后，李氏朝鲜成为了朝鲜半岛上新的统治政权并继承了高丽时期的科举制度。

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清王朝战败，日本人在朝鲜半岛势力逐步渗入。在日本人的扶持与建议下，以金弘集为首的势力集团成立了军国机务处并且实行了甲午改革。科举制度便是在第一次甲午改革之中被宣布废止，正式的退出了历史舞台。

科举制度在朝鲜半岛一共走过了936个春秋，其影响早已深深刻入了朝鲜半岛这片土地。韩国与中国一样作为历史上的科举大国，科举废止对于当时朝鲜王朝来说无疑是一件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大事件。中国学界对于中国科举废止的研究相对已经成熟，但是对于韩国科举废止方面的研究可谓是少之又少。

笔者收集、整理了韩国科举废止的官方史料以及相关研究成果，结合当时朝鲜王朝“内忧外患”的历史背景，试图找出朝鲜王朝科举废止的原因并对甲午改革中科举制度废止的具体过程及内容进行总结和分析。最后对朝鲜科举废止后对于当时朝鲜社会的政治、教育以及文化等方面的影响进行探索。

一、韩国科举制度废止之原因

朝鲜王朝的科举废止的原因主要有两点：首先是客观因素加速了科举制度的废止。日本人势力的介入与甲午中日战争的爆发，促使朝鲜内部进行甲午改革。其次是身份限制、考试科目落后以及末期运营状况不佳等主观因素，使得科举制度并不能够适应当时的社会环境，无法真正地为国家选拔社会所需的栋梁之材。

（一）外部因素：朝鲜王朝内部政权的衰落与日本势力的干涉

1875年日本与朝鲜王朝发生了“云阳号事件”，并于次年签订了《江华岛条约》。这也是朝鲜王朝与外国缔结的第一个近代条约。朝鲜王朝也在此之后打开了闭关锁国的大门，并开放了釜山及以外的两个航口。《江华条约》的签订从表面上看是两国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签订条约，但是真是情况是日本为了在日后能将侵略势力渗入到朝鲜半岛。

朝鲜王朝并没有因门户开放而走上国家近代化的道路，反而是贫苦大众的生活变得十分艰辛。朝鲜半岛在接下来的数十年中，侵略势力入侵、国内政治动荡、农民起义频频发生，进一步加剧了朝鲜王朝早已岌岌可危的统治政权的覆灭。

1894年4月23日，东学农民起义军在“古阜民乱”之后，便开始向朝鲜半岛各个地方扩散。5月6日，朝鲜政府任命洪启薰作为两湖招讨使镇压农民军。东学农民起义初期并未得到朝鲜王朝统治力量的关注与重视：朝鲜高宗及大臣们普遍认为“东学农民起义”是小规模的农民军叛乱而已。朝堂内部大臣们集体上书：认为农民起义的原因在于闵妃的外戚把持朝政，所以建议高宗惩戒闵氏外戚。然而东学农民军的势力犹如破竹，来势汹汹，不久后朝鲜王朝军队便在全州城沦陷。

朝鲜王朝政权及军队无法镇压农民军，便向当时的宗主国清朝请求派兵支援。朝鲜王朝大臣们也曾经担心清军入朝后会带来更大的麻烦，于是开始反对高宗向清朝出兵的请求建议，最终高宗也没有向清朝请求派兵，而是动员了当时江华营的军队来讨伐农民起义军。5月31日全州城沦陷之后，高宗在闵泳徽的强烈建议之下，于6月3日向清朝请求派兵镇压东学农民军起义。

袁世凯收到朝鲜王朝的派兵请求后，迅速向朝鲜半岛派兵镇压东学农民起义军。1885年中日双方签订了《天津条约》，其中便有“经来朝鲜若有大事，中日两国或者其中一国有派兵，需要相互知照”之规定，因此中方便将出兵的情况报告给了日本政府，日本也以此为契机开始向朝鲜半岛派兵。6月6日，清军进入朝鲜半岛牙山，6月7日日本政府决定派遣军队进入朝鲜半岛，并于次日向朝鲜王朝政府通报。6月10日，朝鲜政府和东学农民起义军达成了全州和议,农民起义军也就此解散。

但是清日两军并未随着东学农民起义的结束而撤军，两国军队依旧驻留在朝鲜半岛。此时朝鲜内部形式趋于平稳，清政府建议两国同时撤军，但是日方却拒绝撤军，欲以此为契机挑起中日两国的矛盾，甲午中日战争在这样的背景下一触即发。

日本方面故意挑起战争并非偶然，而是一场蓄意已久的阴谋。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变逐步实行所谓的“大陆政策”，吞并朝鲜是其实现其野心的一个重要环节。因此，在“江华岛事件”发生之后，日本更是变本加厉地加强对朝鲜半岛的控制，并企图削弱中国作为宗主国对朝鲜半岛的影响。

与此同时，日本方面对朝鲜王朝内政改革也不断施压。1894年6月26日，日本就曾向朝鲜王朝高宗建议实行“内政改革案”，高宗以日本先撤兵为条件予以回绝。事后高宗召开会议与大臣们商讨此事，多数大臣们持保守态度，而金弘集主张内政改革。此次会议之后，日本继续释放要求朝鲜内政改革的讯号。

迫于日本的持续施压，高宗被迫派遣官员参与日方组织的内政改革会议，双方在内政改革、撤兵等方面意见未达成一致。于是在7月23日的凌晨，日本率兵占领了景福宫，朝鲜王朝士兵虽然奋力抵抗，结果还是以失败而告终。事后闵妃势力集团失势，大院君在日本人的扶持下重新掌握朝政权力。金弘集被任命为新的议政府议政，并以其为首的甲午改革派成立了军国机务处，甲午改革就此开始。由于此时日本忙于甲午中日战争，对朝鲜王朝第一次甲午改革干涉不多，朝鲜在第一次改革当中具有一定的自主性。

（二）内部因素：韩国科举制度的局限与衰落

科举制度在高丽王朝光宗时期被引进朝鲜半岛，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加强王权的统治并且抑制地方豪族的势力。高丽时期的科举制度通过借鉴中国的科举制度和结合自身特点发展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韩国科举制度。然而，科举考试并非是高丽时期入朝为官的唯一途径,通过家族门荫来获得官职的达官显贵并不在少数。因此，高丽时期朝鲜半岛的选官还是处于科举考试与门荫并重的模式。

朝鲜王朝时期与前朝高丽有所不同，朝鲜王朝继承了高丽时期所遗留下来的科举制度，并且科举制度在朝鲜王朝时期得到了空前发展：人们可以通过科举考试成为国家官员，也被认为是初入仕途的必经之路。虽然朝鲜王朝通过家族门荫来取得官职的制度依然存在，由于朝鲜王朝以“科举优先主义”和“考试优先主义”为指引，通过门荫制度来获得官位已然不是多数。根据当时朝鲜王朝的“循资法”，通过门荫想要升入高品阶的官位实属困难。所以科举制度是朝鲜王朝时期入朝为官的主要途径。

从应试资格来看，与中国不同的是朝鲜王朝是一个拥有身份制度的国家。在朝鲜王朝创立初期，朝鲜王朝社会就已经被“两班-中人-良人-贱人”的身份等级制度深深影响。虽然朝鲜王朝科举制度的发展相较于前朝高丽有所强化与改进，但是严格的身份制度任然在制约科举考试的公平与公正。朝鲜王朝作为一个两班官僚体制的社会，虽然十分重视通过个人的才能来获取官位，但是家门血统依然对人们出入官场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此外，朝鲜王朝的科举制度对一些特殊职业子女和女性有诸多限制，禁止参与科举考试。并且如果身份是贱人阶层，就无法实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梦想。良人阶层虽然被允许参加科举考试，但是相比于两班阶层，仍然处于劣势的地位。中人阶层作为仅次于两班的存在，在科举考试当中仍然与两班相比处于劣势。中人通常应试杂科，其官职也多为一些技术官。

因此，朝鲜王朝的科举制度实际上更多地为两班阶层所服务，虽然以材取士，主张个人才干，但是从应试者身份限制以及两班对科举的操控来看，朝鲜王朝的科举制度仍然具有“瑕疵”，埋下了“不公平”、“不公正”的隐患。

从朝鲜王朝应试科目的内容上来看，以传统的儒家经典为考试内容限制了朝鲜王朝的发展与蜕变。在朝鲜建国之初就曾规定生员考试内容为四书疑、五经义各考一篇。进士考试则为赋一篇，并从古诗、铭和箴中再选其一作为考试内容。

文科考试科目亦是围绕着儒家经典进行讲经制述等之 类的进行考察。杂科的考试内容为讲书，写字，译语和算数，并且杂科中还有细分的专业，如译科（汉学，蒙学，倭学，女真学）、阴阳科（医科，天文科，地理学，命课学）、律科等。从杂科的考试内容相比于文科更具有现实意义，更能促进近代国家的形成与发展。

然而杂科不被重视，单纯依靠传统儒家经典是无法使朝鲜王朝步入近代国家的行列。科举考试的内容也无法适应当时的社会发展，不具有现实意义和实际应用价值的科举考试内容也成为了科举制度废止的诱因之一。

从朝鲜末期科举考试的运营状况来看，不公平、不公正的现象屡见不鲜，贿赂官员等状况随处可见。朝鲜王朝的科举并未发展成中国那样拥有专门的考试地点，没有号舍与考棚，任何人都可以出入考试场所，这无疑破坏了考试的公平性。买卖试题、举子冒赴、徇私舞弊等问题更是时有发生。作为国家级别的官僚选拔考试，出现上述种种恶行，实属不该。朝鲜王朝末期科举考试运营的不良状况加速了科举制度的废止。

二、韩国科举制度废止之过程

与中国科举制废止不同的是，韩国的科举制废止可谓是戛然而止。韩国并未像中国一样经历多种努力与尝试，最后不得不废止科举制度。当时的朝鲜王朝政府没有在任何前兆的情况下，在第一次甲午改革当中废止了科举制度。韩国在“开航期”以后便不断有人提出废止科举的建议，并且提出了一些列教育思想理念。

从政府层面来看，1882年壬午军乱之后，朝鲜高宗便发布“俞音”说到：“政令之从前不便于民者，悉令除之，择循良之吏，以牧羣生，讲究实效，思与一国更始，尔等亦宜各懋乃绩。”此时朝鲜王朝内部已经意识到实用主义的重要性。

同年7月22日，高宗发布了以下指示：“教曰，我国之尚门地，诚非天理之公也，国家用人何限贵贱，今当更始之日，宜恢用人之路，凡西北、松都、庶孽、医、译、胥吏、军伍一体，通用显职惟才是举，如有奇才异能者，内而公卿百官，外耳方伯守令，各举所知，送付铨曹，予将则而用之。” 

12月28日，高宗又发布“俞音”，其中说到：“今当通商交涉伊始，凡官绅甿之家，皆许其阜通财货，已至富庶，农工商贾之子，亦准其厕身学校而庆同升，惟视才学之如何，不问出身之贵贱”。此时朝鲜政府改变了入学的身份限制，非两班子弟也可以进入学堂。相较于朝鲜王朝初期的科举制度，已经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过去的身份限制。

同时，朝鲜王朝已经开始注重“经世致用”，主张唯才是举，这也意味着国家承认的大众百姓拥有受教育权。即便政府层面已经破除身份限制，实际上接受学堂教育的仍然达官显贵之子弟，普通民众忙于解决温饱问题，对于去学校接受教育并没有积极的响应。

因此，有人认为当时朝鲜王朝的关键问题不在于改变学政，而是应广立学校，以此达到预期目的。于此同时，政府还在学科的设置上增加了新的科目，例如设立火炮科等。

在个人层面，朝鲜被迫开航之后出现了一批有识之士，希望扭转朝鲜王朝社会现状，使朝鲜走上近代化的强国之路。当时朝鲜王朝内部有人提出了“东道西器论”，与之相反还有人提出了“西道西器论”。以俞吉濬、徐载弼、尹致昊等人主张“西道西器论”，他们认为教育应该注重实用性，国力就是民力，民力就是教育的力量。他们批判背诵传统儒家经典的教育方式，痛斥科举考试中的科文为“虚学”。

从1894年当年举行科举考试的次数来看，仅二月当月举行了6次科举考试，三月、四月及五月分别举行过1次科举考试。也就是说，从1894年一月至五月，短短五个月内总计举行过9次科举考试。甚至在景福宫被日本占领的前一天高宗还做出了有关科举考试的如下批示：“兵曹,来七月十一日,讨逆庆科庭试初试时, 规矩,铁箭三矢一百五十步,片箭三矢一百三十步,一巡一中,柳叶箭五矢一百二十步, 一巡三中,鸟铳三柄,一巡二中,讲书粗以上,五技取三技落点。”所以，科举考试在甲午改革前期依旧是人才选把的主要方式，并且毫无废止的征兆。

1894年甲午改革正式实施。在第一次的甲午改革中，废止了科举制度，并且在官吏选拔和教育体制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变革。

首先，废除“六曹”，设立“八衙门”，规定了各个衙门所掌管的职责范围。军国机务处认为科举考试为“虚学”，并不具有实用性质。官吏的任用应该以考查实学为主，各个衙门拥有制定人才选拔资格和举行考试的权力，并废止了科举制度。

各衙门的人员任用不在通过过去的科举考试，而是通过各个衙门的单独考试。应试者无论出身贵贱，无论是京城人还是乡下人，具备衙门所需的才能者均可应试。报名时，衙门工作人员会详细记录应试者的姓名和住址报送到铨考局。参试人员需写出欲考取的职位，并由铨考局来进行普通考试，之后再进行特别考试，通过者再由各局各衙门正式录用。

朝鲜王朝广泛设立学校，规定每个道都要选送人才至京城（今首都首尔）学校学习，根据自身的意愿和才能，通过各类考试，由各个衙门的大臣选出需要的人才。考试的内容也不再是传统的儒家经典，考试内容包括国文、汉字、写字、算数、国内政、国外事等。同年9月2日，学务衙门发布了《学务衙门告示》，在京城建立起小学以及师范学校，以后还要建立大学以及专科学校,学子们认真地接受训练和教导，努力实现“盛世”目标。军国机务处还主张编撰、使用韩文教科书，选拔年少有为者前往国外学校学习深造。

1894年12月，高宗宣布了《洪范14条》， 鼓励派遣具有发展潜力的学生到国外学习前沿知识和技艺。翌年2月，高宗发布了《教育立国诏书》，重点强调了教育的重要性。1895年4月，朝鲜王朝政府公布了《汉城师范学校官制》，这也是韩国近代新式学校之教育法规。此后数年，外国语学校、京城医学校等官立学校便相继建立。

甲午改革后，受基督教会的资助，民间的私学也得到了快速发展，例如1896年开设的中桥义塾，1899年安昌浩创立的渐进学校等。民间私立学校都成为了科举废止之后重要的教育机构与场所，同时为朝鲜半岛培养出了许多抗击外敌入侵、宣传新思想的民族英雄，至此，实行了近千年的科举制度在朝鲜半岛正式落下帷幕。

三、韩国科举制废止之反应与影响

科举制度废止后，在韩国社会引发了激烈讨论，仍有官员、学者认为应该恢复科举制度，可见科举制度废止后对韩国的政治、教育、文化等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韩国科举制度废止之反应

科举制度废止之后，围绕着是否应该恢复科举制度的讨论持续不断。1948年，韩国大韩日报社还曾登载过题为《为了人才登用，科举制度复活？》之文章。由此可见，科举制度废止存在着诸多争议。

《承政院日记》中记载：尹太兴等大臣就曾上疏希望恢复科举制度，并且对之后的科举制度展开了美好的展望。守旧派大臣们对于改革后的新学制以及新式学堂并不满意，认为新式学堂培养出来的学生并不能够为国家所用。开化派大臣们则认为废止科举，设立新学制、办新式学堂是教育近代化的重要举措，同时也是使韩国成为近代国家的重要一环。

因此，开化派大臣们对于科举废止方面持肯定态度，并且广泛设立新式学堂，培养新式人才，希望以此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科举制度的废止在不同的势力集团内产生了不同的反应，可谓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二）韩国科举制度废止之影响

科举制度废止不仅仅是一个制度被革废这么简单，它犹如一颗石子陨落水中，泛起层层涟漪，在政治、教育以及社会等诸多方面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科举制度废止对政治之影响

科举制度兼具官吏选拔以及育人育才的双重功效，对于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有着重要作用。科举制度的废止意味着以过去科文论去从的人才选拔时代一去不复返。通过甲午改革废除了朝鲜王朝实行已久的身份制度，两班阶层与其他阶层的差异已然全无。这也意味着两班阶层再也无法通过科举来维护阶级利益，再也无法享有过去科举中只属于两班阶层的特殊待遇。在实行新的人才选拔制度之后，任何人都可以通过指定的考试成为国家官员，打破了过去韩国科举制度的局限性。

随着日本在甲午战争中不断取得优势，日方对于甲午改革的干涉不断增多。甲午改革中大量模仿日本的官员任用制度，没有从自身的实际情况以及历史背景出发，缺少独立自主性。这也为日后韩国政治从属于日本埋下了伏笔。

2.科举制度废止对教育之影响

科举废止之后，新学制在朝鲜半岛得到了确立，新式学堂成为了人们获取知识的主要来源。学习内容也从过去的儒家经典转变为算数、外国语以及更加适合当时社会的科目。小学和师范学校的广泛建立，也促进了韩国国民基础教育的发展。与此同时，专门学校的建立也为国家提供了不同领域的专业技术人才。由此可见，废止科举、创立学堂是韩国教育近代化的开端。

后期甲午改革中，相对于知识教育，政府更加重视道德教育，加上日方的干涉，学校里的教师多为外国人，也使得朝鲜半岛的教育从属于日本。因此，韩国通过教育来实现富国强兵之目标，由于日本帝国的势力以及开化派的封建性等原因，以失败而告终。虽然甲午改革中的教育举措具有种种的局限性，但实行新学制，创立小学、师范学校、专业学校等措施，使朝鲜半岛的教育进入了近代化的轨道，也为日后朝鲜半岛的抗日反法西斯活动提供了重要的智力支持。

3.科举制度废止对社会之影响

废止科举之后的教育改革，更加促进了教育知识在下层民阶层之间的传播。用韩文编写教科书，也使得之前没有受过汉字学习的韩人更方便的获取知识。教会大学在朝鲜半岛办的风声水起，近代进步思想也广泛流传。于此同时，医疗学校在日后也纷纷建立，部分的朝鲜女性也通过此种方式习得知识，开启了韩国社会早期女权主义的发展与传播。

例如朝鲜半岛女权主义代表人物刘英俊、郑钟鸣、丁七星等，甲午改革使朝鲜半岛人民的生活以及社会发生了改变。虽然朝鲜王朝科举制度的废止的对错与否有许多不同声音的争论，并且带来的影响也是消极积极均有，但是科举废止对于朝鲜近代化来说是一条必经之路。

四、思考与总结

朝鲜王朝作为仅次于我国的科举大国之一，其科举制度的废止与我国却有所不同。科举制度在朝鲜半岛发展出了与中国不同道路，由于朝鲜王朝的身份制度也导致了韩国科举拥有了更多的局限性。日本帝国主义作为外部因素，持续干涉朝鲜王朝内政也是导致韩国科举制度废止的重要原因。此外，朝鲜开化派因具有一定的封建性质，导致“科举虽废，并不彻底”。

科举制度废止是朝鲜王朝国家近代化的必经之路，虽然有诸多原因共同导致了科举的戛然而止，但是科举制度废止对于韩国社会的改革与发展的影响十分深远。

科举制度虽然被废止，但是在日后韩国教育考试、公务员考试、官员选拔中仍然看得见科举制度的踪影，科举考试所存留下来的考试文化依旧被继承了下来：各类考试和人才选拔都是依照客观的考试结果来评选优劣，只不过是考试内容、考试目的、考试形式等发生了变化。科举制度的文化精髓在韩国当今社会仍然得到了高度认可，人们通过各类考试公平地竞争各种资源。其实科举制度本身并没有错，错的是朝鲜王朝社会的闭关锁国以及不能够及时跟上历史潮流，最后不得不被历史的大浪潮中所淘汰。

（参考文献略）

（发表于《教育与考试》2022年第3期，40-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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