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朴贤淳：朝鲜时代的科举应试法

朝鲜时代的科举应试法

〔韩〕朴贤淳

（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韩国学研究院副教授）

作者简介：朴贤淳，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韩国学研究院副教授。

摘 要：朝鲜在开国初期试图通过学校教育培养人才，并把他们录用为治理国家的官员。可是因学校教育效果不佳，该设想未获成功。结果在官学体系之外，特地形成了专门应对科举的备考空间，并产生出各种专门的科举应试法。朝鲜时代的科举备考共分两个阶段。首先是，阅读文史哲基本教材，体会其内容的阶段。其次是，以此内容为基础学习科文习作方法并实际练习写作的阶段。第一阶段的学习内容原则上是与学术及文章学习相似。其主要内容包括各主要经书，《资治通鉴纲目》为中心的历史书，李白、杜甫的诗，《文选》和《楚辞》中的赋以及唐宋八大家的散文等。但是以科文研究及习作为主的第二阶段的学习内容是与传统的学术以及文章学习是不大一样的。朝鲜时代的科举应试中第二阶段科文学习的比重呈现出越来越高的倾向。这一现象是随着科文学习在特定主题和结构层面上逐渐发展成专门领域的结果所导致的。

一、绪论

朝鲜在开国初期试图通过学校教育培养人才，并把他们录用为治理国家的官员。可是因学校教育效果不佳，该设想未获成功。结果在官学体系之外，特地形成了专门应对科举的备考空间，并产生出各种专门的科举应试法。

朝鲜的教育与科举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准备科举的教材同时也是朝鲜时代知识分子获取基础知识的教材。因此通过对科举应试法的考察，可以了解到朝鲜时代知识分子所具有的基础知识的内容。而且反过来，通过对科举应试方法特点的考察，可以了解其在教育层面存在的局限性。

本文欲通过考察国家的教材发行以及各个家庭开发的教育课程，准备科举用教材以及各个地方推出的备战科举的支援方案等内容，以此着重分析朝鲜时代科举应试法的特点。

二、朝鲜初期国家层面的图书普及

朝鲜在开国之初就开始实行科举，与此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开设官学，以此广泛推行儒学教育。此外，国家还刊行了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和各种性理学书籍、历史书籍、文章类书籍等等。通过考证可以得知，15世纪国家向各地方乡校及监营下发了四书五经，《小学》、《孝经》、《性理群书》、《性理大全》、《近思录》等性理学书籍，《资治通鉴纲目》、《通鉴节要》、《通鉴续编》、《左传》等历史书籍和《楚辞》、《柳文》、《韩文》、《古文珍宝》等文章类书籍。而且，1435年（朝鲜世宗17年)国家为了振兴诗学而要求成均馆生员们研习《楚辞》、《文选》和李白、杜甫、韩愈、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人的诗句[1]。可以说，以上书籍是朝鲜初期普遍使用的教材，这些既是官学的基本教材，同时也是备战科举的必备教材。[2]

与学校教育课程不同，朝鲜初期还专门刊行了备战科举的考试用书籍。世宗朝指定《源流至论》、《三场文选》、《策学提纲》、《丹墀独对》、《宋元播芳》为科举必备教材[3]。这些书是元代刊行的类书、科文集、文选集，早在高丽末期就开始就被用做准备科举的教材。朝鲜时代广泛刊行其中的《三场文选》和《宋元播芳》，以此来当作科文的典范[4]。

 1488年（朝鲜成宗19年），漂泊到中国的崔溥在杭州向按察提调学校副使郑大人说明了朝鲜的科文。具体内容如下。

表倣宋元播芳，記論倣唐宋，義拈出五經文，疑拈出四書文爲題，並遵華格，對策倣文選對策^[5]。

据崔浦所讲，当时朝鲜的科文教材按文体而异。具体说，表笺类采用《宋播芳》、《元播芳》为教材，记和论采用韩愈和柳宗元的散文选集为教材，经义和对策采用《三场文选》为教材。也就是说，15世纪朝鲜的科举应试采用了由国家刊行的中国书籍作为备考教材。

朝鲜时代刊行的图书是以从中国进口的书籍为底本的，但是其内容会有所加减，或者只摘选部分内容而刊行。比方说，1438年（朝鲜世宗20年）首次刊行的《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即是把朱熹的 《原本韩文考异》和元代魏仲举的《新刊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的注释加以整合并添加新的注释后出版的[6]。收录元代科文的《三场文选》即《新刊类编历举三场文选》，共四册，是从元代版本10集72卷中摘选经义（四书义）、古赋、对策、御试策等而刊行的。《宋元播芳》即《宋朝（圣宋）名贤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和《圣元名贤播芳续集》，是摘选表笺类而刊行的书籍[7]。此外还有把特定作家及特定文体为标准而编辑出版的书籍。例如，《韩文正宗》是从《文章正宗》中摘选韩愈的散文而刊行的书籍；《唐昌黎韩先生碑志》是摘选韩愈的碑志文并把柳宗元的碑志文收为附录而刊行的书籍。因为当时中国版图书引进数量不多，所以上述朝鲜版选集类书籍的传播就变得更加广泛。

到了16世纪，前一时期刊行的《三场文选》、《宋播芳》、《元播芳》等科文典范书籍以及类书类书籍受到冷落。取而代之的是，摘选历代中国对策文的《历代文选集》和摘选表文的《俪语编类》，这些书籍开始广为流传。

与此同时，像《东国状元策》、《东国状元集》、《东人策选》、《东策精粹》、《殿策精粹》、《震英粹语》等朝鲜策文选集也传播较广。这些书籍有以下两个特点，一是它摘选了15、16世纪科举中榜的优秀对策文，二是它出版于民间社会。这些新气象反映了考生在写作科文时更加重视能够直接引用的朝鲜式科文的时代性特点。[8]

三、文人的读书教材和应试方法

国家刊行和普及各种图书，个人则从中选择一部分当作准备科举考试的教材。到了16世纪，朝鲜王朝的官学教育大大衰退，反而家庭教育的比重变得越来越高。与此相对应，选择备考教材的工作也由家庭来负担。为了子弟教育，文人们纷纷开发各种教育课程。

泽堂李植（1584-1647）是17世纪前期最为杰出的文章家之一，他尤其擅长于继承唐宋古文的馆阁体文章。人到晚年，李植把自己的学习经验整理成文章留给了子弟们。

表1 李植（1584-1647）的读书目录

区分	图书
先读	《诗经》、《书经》、 《论语》、《孟子》、《中庸》、《大学》、 《纲目》、《宋鉴》(《通鉴少微节要》、《史略》)
次读	《周易》、《易学启蒙》、《春秋左氏传》、《春秋胡氏传》、 《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礼记》、《仪礼》、《周礼》
性理书	《小学》、《家礼》、《近思录》、《性理大全》、 《性理群书》、《心经》、《二程全书》、《朱子全书》
科文工夫	韩·柳·苏文、《文选》、八大家文、《古文真宝》、《文章轨范》中选一 《汉书》·《史记》抄集 荀子·韩非子·杨雄的著述抄集 《文选》·《楚辞》抄集 李白·杜甫·韩愈·苏轼·黄庭坚的七言抄集 四六文 《老子》、《庄》、《列子》 历代史全书、东国史及文集等。《经国大典》、《国朝典故》、小说 东人科制抄集

注：表格内容来自李植的《泽堂集》別集卷14的《示儿孙等》（1642）。

从以上书目可以看出，李植所提示的学习方法是从阅读经书、史书、性理书开始的。接着，要从韩文、柳文、苏文、《文选》、八大家文、《古文珍宝》、《文章轨范》中选一本精读下去。这就是说，以上图书是当时学习文章的基本教材。

李植特别重视韩愈的散文。他认为，韩愈的文章是文章中的正宗，柳宗元的文章与其难分伯仲。像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轼兄弟等的文章是继承了韩愈的文章风格。在李植看来，韩愈的文章是源于荀子、杨雄的[9]。综上所述，李植的书目是以韩愈为中心构成的。

其实在韩国，早在高丽时期，韩愈的散文就备受青睐，各种韩愈文集和散文选集不断地被刊行。到了朝鲜前期，士大夫们通过韩愈的散文研习唐宋古文。上述李植的情况是属于传统的文章学习案例。

李植主要活动的17世纪前期，文人间比较盛行明代擬古派文章论。其结果，《老子》、《庄子》、《管子》、《韩非子》等经典和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等被认为是古文之正宗。对此，李植持批判态度，他说道，“（那些是）非圣贤义理之文，又不宜于今”[10]。可是为了参考起见，李植认为那些书还是有必要一读的。李植的科文学习法由重视唐宋古文的传统的文章论开始转向当时时兴的参酌明代擬古派文章论的折中性态度。

此外，《文选》、《楚辞》中的赋和李、杜、韩、苏、黄的七言被推荐为学习诗时的教材。同时考虑到文官被称为馆阁官员的情况，在科文工夫中加入四六文学习，视宋代欧阳修、王安石、苏轼、吕祖谦、真德秀等文人的文章为范文[11]。

虽然李植列出了许多书籍，但是他要求每个学习者挑选自己喜欢的文章，把它抄录下来并进行反复练习。这也是从朝鲜初期一直延续下来的应试方法。当时为了准备科举考试，市面上开始流通摘抄本书籍。例如，从《汉书》列传中摘抄部分内容的《汉书列传》、《汉书传抄》等书籍就是其例[12]。李植本人也在1631年，从刊行于16世纪的《俪语编类》和《四六全书》中摘选311首四六文，并加以注解而刊行了5册本《俪文呈选》。

活动于18世纪初的林象德（1683-1719）也在其生前把自己的读书体会和写作方法整理成多篇文章。他在1699年十七岁时进士及第，接着在1705年二十三岁时增广试文科状元及第。林象德尤其擅长于骈俪文，考虑到当时科举考试中表所占比例较高，可想而知林象德整理出的应试方法给众多考生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林象德也把经书、性理书以及历史书视为读书的基础。接着，对文章写作，他把《选文精粹》、《古文珍宝》后集以及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的文章看作学习的基础[13]。其中《选文精粹》是17世纪初朝鲜从萧统的《文选》中摘选出53篇书、表、论而刊行的书籍。此外，赋的学习教材是《楚辞》、《选赋》，诗的学习教材是李白、杜甫及三唐的诗选集。其中《选赋》的原题是《选赋抄评注解删补》，它是17世纪朝鲜从萧统的《文选》中摘选赋而刊行的书籍。

如果把林象德的读书目录和李植的读书目录做一比较，就会发现《文选》、《楚辞》、《古文珍宝》和唐宋八大家、唐诗等同时包含在里面。也就是说，这些书是准备科文学习的基本教材。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林象德在谈及《选文精粹》、《选赋》的时候，还涉及到了由朝鲜编撰的《文选》选集。直到19世纪，《选赋》一直是大受欢迎的文章学习教材。从《楚辞》中筛选出《九歌》、《九章》、《天问》等而刊行的书籍则以《选赋》续集的形式流通于市。这说明，为了便于学习，像《文选》、《楚辞》等基本教材也会以选集的形式被加以利用。

18世纪末的学者尹愭（1741-1826）也和林象德、李植一样提出要以经书和史书作为研习文章写作的基础[14]。他列举的文章写作教材为《楚辞》、《战国策》、《文选》和李白、杜甫的诗以及唐宋八大家的文章，其中包含《战国策》是与上述林象德的书目不完全一致的地方。实际上17世纪在朝鲜，由于受到明代擬古派的影响，《战国策》作为散文教材被广为利用。虽然尹愭没有提到选集，但是考虑到当时社会上流通着各种选集，所以想必他也应该把选集作为文章学习的教材。

 通过以上三人列出的书目可以看出，朝鲜的儒生们是通过阅读经书和《资治通鉴纲目》等史书、性理书来掌握基本的哲学、历史知识后，再通过唐宋八大家的散文以及李白、杜甫的诗，《楚辞》、《文选》里的赋来掌握写作文章的方法的。

四、科文学习的实际

（一）古文和科文的差异

备考科举在研习儒家经典、史书、文章书的层面上与士大夫们的经学研究和文章学习并没有太大区别。但是所谓科文是官场上通用的实用文的一种，本身具有独特的地方。因此，科举应试被称为科举学、科学、举业，以此与经学及文章学相区分。

 关于经学与性理学、文章学与科举学的关系，洪柱世（1612-1661）认为如果通晓性理学，自然就会具备文章实力。接着，如果具备了文章实力，自然就会金榜题名。所以，在他看来，性理学、文章学、科举学是三者为一的关系[15]。对此林象德的看法也与洪柱世一样[16]。

这一逻辑同样被运用到文章学习上。丁若镛（1762-1836）把文章分为科文、吏文和古文，并认为如果掌握了古文知识，那么吏文和科文也就不学而会。但是实际上，科文学习并不是件简单的事情。据丁若镛所讲，古文、吏文、科文中科文的难度最高[17]。

原先，朝鲜时代的科文与古文并无二致。可是到了16世纪中期以后，科文逐渐开始具有特定主题和形式，并成为独立的文章领域。首先，科举考试的试题开始以具体的主题为出题方向。比如说，以前会出“岳阳楼”等名词型试题。但是到了以后，试题就变成“登岳阳楼叹关山戎马”等具体的叙述型试题。应试者要根据试题所包含的含义写出相应的文章来。据此，能够有效表达试题内容的文章写作方式便应运而生。科文与古文开始在主题和形式上呈现出明确的二元化倾向[18]。

（二）抄集和习作

科举考题出自古典，所以备考过程中有关古典和古文的学习是必不可少的。但只有这些还并不充分，正式的科举准备要从熟知当代流行的科文着手。

从16世纪朝鲜国内刊行科作集《东国状元策》可以看出，科文学习也包括对朝鲜科文的研习。前述李植所列出的书目里有朝鲜的科制作，也就是说当时是把它当作参考资料的。到了朝鲜后期，虽然没有像以前那样继续刊行优秀科作集，但是应试者按题目收集科文而制作的抄集为数不少。目前在韩国各大图书馆，这些抄集都很容易找到。

在科举备考中利用抄集的现象早在朝鲜前期就曾出现过，而且有些人批判备考者只背抄集而不读书的现象也早已存在。但是到了朝鲜后期，随着科文主题和形式逐渐呈现特定化倾向，备考时利用抄集和类抄类的比重越来越高。

此外，到了17世纪后期，表和赋在科举中所占比例变得最多。进入18世纪以后，赋开始占据绝对优势。因此现在有关表和赋的抄集留存很多，包含作品数也很多。举一例，收藏于奎章阁韩国学研究院的手抄本《科赋抄集》共计31册，里面包含三千多首赋。

另一本收藏于奎章阁韩国学研究院的《取大》是摘选科表的手抄本图书。抄写者的父亲认为笔写（手抄）具有“手抄口诵”之效果[19]，也就是说手抄本身就是一个学习方法。《取大》共三册，总共收有2664首科表。抄写者是通过手抄这些科表来达到掌握其结构和常用句的学习目的的。

《取大》的结构也非常整齐。手抄者按文体把内容分为贺体、谢体、请体和进体，每项内容里再按照试题内容以三古时期到明代的时间顺序排序。在书的顶部则贴有记录时间的签纸，这样就可以在习作时能很快找到相关的作品。

另外，应试者在习作时还会利用作法集和类抄类书籍。从《科文规式》等作法集名称可以看出，这些书是按照文体整理作法的。类抄类书籍则是与类书相似，从多种书籍中摘录可以用来写作科文的文句，并且按照出典及主题进行排列的[20]。

通常习作练习量非常多。朝鲜国王正祖经常会向儒生们询问平素写就了多少篇文章。对此，大部分儒生会答到自己写作了数百首赋与表，甚至有人还回答到自己写了数千首赋[21]。1795年（朝鲜正祖19年）2月，当向应制合格的88名儒生调查赋、表、诗、策习作篇数时，所回答的人均习作数分别是赋403首、表298首、诗183首。而且回答写作表的儒生66人的平均习作量为397首，回答写作诗的儒生26人的平均习作量为619首[22]。

儒生们把自己的习作作品按文体整理成册，这些册通常叫做“私集”。收藏于奎章阁韩国学研究院的《科表私集》是把丁若镛所作科表收集成册的，共分上、中、下三册。该书编辑方式与《取大》相同，是按文体及时间顺序排列的，书中共收录了428首科表。丁若镛回忆到，自己来到成均馆以后曾全心投入到写作骈俪文之上[23]，通过《科表私集》可以看到其详情。

朝鲜后期大学者徐有榘（1764-1845）之子徐宇辅（1795-1827）三十二岁便早早离开了人世。他所留下的遗物中有记载科举应试法的记录，按诗、赋、表、策等文体整理而成的书籍，共计58本。据说文章中一半以上是由他自己亲手所做的[24]。显然，徐宇辅是通过阅读和抄写数千篇科文，并且写作数千篇文章的方式准备科举考试的。

（三）居接

除了日常性习作之外，还有以居接方式进行的习作。居接是指几个人聚在一起，同以一个试题习作的形态，等于是一种模拟考试。18世纪的学者黄胤锡（1729-1791）在山寺或书院等地与知人一起习作，其中作诗的聚会叫做诗接，作赋的聚会则叫做赋接[25]。像这种同龄人聚在一起生活并准备科举考试的居接是整个朝鲜时代通行的科举应试法。

此外，还有在地方举行的居接。16世纪荣川守令李沆在募集资金后，每年在辖境内召集周边地区的青年们举行为期数个月的居接[26]。居住于礼安的李滉以及其子李隽、其孙李安道等人也参加了此居接。据说李安道参加的1557年夏季居接，共有43名来自各地的儒生参加了该活动[27]。朝鲜前期在汉城有个叫“大同接”的模拟考试性质的聚会。通常该会早于科举而设，在太平馆或景福宫旁长廊举行，试题的判卷工作由大提学来负责[28]。

到了朝鲜后期，由官方支援的居接活动较多。其中一例为在全罗南道南坪养士斋举办的居接[29]。1663年南坪守令建立养士斋并筹措了资金，此后每逢科举就会召集境内儒生举办居接活动。此后，这种活动向整个全罗道地区扩散。1720年，绫州乡校在建立养士斋之后，每年都会举办白日场，从中选拔三十人参加居接活动[30]。就这样，到了18世纪以后各郡县在守令的支援下实行居接渐成常态化。

不仅是郡县，各道也支援居接活动。比如1655年平安监司沈泽选拔接生于定州凤鸣书院举办了以清北都会为名的居接活动[31]。庆尚监司赵显命则重修庆尚监营内的乐育斋，以使各个地方举荐的儒生们来到这里参加居接活动[32]。全罗道也在其监营内设置了希愿堂，该建筑是被用作讲学所的[33]。

朝鲜后期居接的特点是，由官方备置专门的建筑以供儒生们准备科举。到了16世纪以后，朝鲜王朝官学的教育功能逐渐萎缩，官方在教育层面的作用大大缩小。但是到了18世纪，官方通过支援居接逐渐恢复了自身的教育功能。

五、结论

朝鲜时代的科举备考共分两个阶段。首先是，阅读文史哲基本教材，体会其内容的阶段。其次是，以此内容为基础学习科文习作方法并实际练习写作的阶段。第一阶段的学习内容原则上是与学术及文章学习相似。其主要内容包括各主要经书，《资治通鉴纲目》为中心的历史书，李白、杜甫的诗，《文选》和《楚辞》中的赋以及唐宋八大家的散文等。但是以科文研究及习作为主的第二阶段的学习内容是与传统的学术以及文章学习是不大一样的。朝鲜时代的科举应试中第二阶段科文学习的比重呈现出越来越高的倾向。这一现象是随着科文学习在特定主题和结构层面上逐渐发展成专门领域的结果所导致的。

 随着科文学习的专门化，文人们把科文和古文，准备科举和钻研学术相区分开来，并开始批判科举的虚伪性。在以古文为主进行学术活动的文人立场上，科文是属于低级的文章，科举并不是真正的学习活动。但是实际上，以科文实力而享有盛誉的文人大有人在。他们所做的科文被制作成歌曲在市面上广为流传。因此现在有必要从传统文人的视角中脱离开来，对以科举和科文为媒介的崭新文化形态加以充分的关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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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端宗实录》卷二（端宗即位年八月癸未），首尔：国史编纂委员会，1970年影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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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承政院日记》八十二册（正祖六年十月二十日丁亥）[EB/OL].http://sjw.history.g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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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丁若镛：《与猶糖全书》第一集诗文集第二十一卷《寄二儿》，首尔：民族文化推進會，2002年影印本.

[24] 徐有榘：《枫石全集》金华知非集·卷九《书亡儿功令函》，首尔：民族文化推進會，2002年影印本.

[25] 黃胤锡.《颐斋乱藁》第一册(1754年闰4月初2日-6月初7日)[M].城南：韩国学中央硏究院，1998年版.

[26] 李滉：《退溪集》卷四十二《伊山书院记》，首尔：民族文化推進會，1989年影印本.

[27] 李安道：《蒙齋集》《年谱》，首尔：景仁文化社，1993年影印本.

[28] 李海寿：《药圃遗稿》《药圃先生年谱》，首尔：民族文化推進會，1989年影印本.

[29][30][33] 全罗南道编.全南的乡校[M].光州：全罗南道，1987：960，307，288.

[31] 《定州邑志》《校院学规图说》（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韩国学研究院所藏图书番号 奎10934）.

[32] 赵显命，《归鹿集》卷十九《通谕道內士友文》，首尔：民族文化推進會，1998年影印本.  

（原刊《教育与考试》2016年第5期，31-36页）

编辑、排版：韦骅峰

审核：李木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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