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峰：科举制为何需要平反昭雪

科举制为何需要平反昭雪

刘海峰

有的论文无论写多少篇都难有什么影响，有的论文只要一篇就足以搅动学界。2005年初，我在“新语丝”网站和《书屋》第一期发表了《为科举制平反》的论文，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一石激起千层浪，到9月2日在厦门大学举办“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之后，掀起了“科举百年祭”的文化大争论，以至于在一定意义上说，2005年成为中国文化界的“科举年”。

2005年9月2日，中国科举制废止整整100周年的日子，在厦门大学召开了“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看到《为科举制平反》一文后，认为有道理的赞同和支持者是大多数，但也有部分人觉得还难以接受此观点，或认为对科举不应使用“平反”一词。这本是学术争鸣的正常现象，也在我的预料之中，因为受过长期片面的宣传与灌输，认为“科举”是一个恶名已成为大多数人的思维定势。有的论者按照原先根深蒂固的印象，一旦看到“为科举制平反”这样的题目和文字，便可能感到刺眼，因为与其既有的观念格格不入。为了化解对科举制的误会和偏见，有必要再草本文，以进一步阐释为科举制平反的观点。

一、平反论的形成

为科举制平反的观点有一个形成过程。对科举用“平反”一词并非我的首创，我只是将各种为科举制平反的言论加以整理和系统化，并更加旗帜鲜明地提出此说罢了。

“平反”一词，与“翻案”、“正名”等词语的意思类同，只是强烈的程度有所差别，“翻案”最激烈，“正名”最平和，“平反”基本上是介于二者之间。《辞海》对“平反”一词的解释为：“把冤屈误判的案件纠正过来。”古代将“平反”一词理解为“理正幽枉也”。将人们对科举制的错误印象纠正过来，使用“正名”一词其实也可以，但我觉得倒不必拘泥于是采用“平反”或“正名”之类的词语，关键是看所论是不是事实，是不是有道理，看看在科举评价中是不是存在着许多不实之词，科举制是不是蒙受许多不白之冤？

如果不是，我很欢迎有理有据的反驳；如果是，就需要还历史本来面目，就需要拨乱反正。我在《为科举制平反》中指出的科举评价的七个误区，一般人都觉得不错，也无人能反驳那些论据。新浪网在转载拙文时，认为“平反”还不够，还加上了“昭雪”二字，将其改题为《为被妖魔化百年的科举制平反昭雪》在首页“文化”专栏长时间推出。

从梁启超、孙中山到胡适、钱穆等人和海外的学者为科举平反的言论不必说，20世纪80年代以后，也有越来越多的大陆学者提出为科举正名。例如，较早的提出新观点的在1982年，董富田指出：科举制是一千三百年的“一贯制”，作为一种考试制度，其实行之早，持续之久，影响之大，在世界上的独一无二的。由于科举制度自身方面的因素，使它在封建社会里有顽强的生命力。对科举制度产生、完备和兴盛时期的历史作用，应当给予肯定。科举制能否选拔人才，与才路的宽窄、考试的科目和内容、取士政策、考试风气有关，不应一概否定。[1]

提出为科举制平反的并非一时兴起或突发奇想，我自己对科举制看法的转变是渐进的，但也是一贯的、全面的、系统的。1987年，我已发表了重评科举制和八股文的论文[2]，此后的一系列论著都或多或少涉及为科举平反的观点。

后来还有许多学者充分肯定科举制。1988年，盛奇秀也认为：“科举制度的缺陷导致了它的废止，但废止的仅是它的以儒家经学为主的内容，至于它的形式——考试，却是富有生命力的，成为一项具有世界性影响的重大创造。”[3]

1991年，启功在《说八股》一文中，认为八股文是一种无善无恶的文体[4]，纠正了人们对八股文的偏见，因此实际上是为八股文平反。《光明日报》的记者在采访启功时，便指明启功写《说八股》是“为八股文平反”[5]。此后，文学界还有许多学者充分肯定八股文的价值。1996年，又有学者认为，我国军阀时代与后来的官制也未见得优于、甚至常常是劣于科举，而现代文官制中的考试制度却有许多类似于科举的程式，因此为科举制“平反”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了。[6]这是直接点出“平反”二字的论文。

确实，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政治风云与官制兴革，人们回首发现：科举制采用的考试选才办法要优于世卿世禄制和察举推荐制，“学而优则仕”原则有其局限性，但远比“血而优则仕”好，也肯定比“学而劣则仕”或“不学而仕”更好。关于科举，过去人们抱有太多的误会和偏见。1998年底三联书店出版的何怀宏《选举社会及其终结》一书，便说“试图澄清本世纪以来一直笼罩在科举和八股之上的浓厚无知与攻讦的乌云”[7]。总之，为科举制平反已成为一股学术思潮，是众多学者在深入研究之后论从史出的结果，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科举是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然而，在现代中国人对传统事物的看法中，科举大概也是被误解最深的制度。过去中国大陆基本上没有人不觉得科举是一种坏制度，现在主张为科举制平反或肯定科举制度的学者，基本上都是在研究科举制之前对其充满了偏见，在研究科举制之后对其却有了某种敬意。

过去许多人不必了解科举便懂得写振振有辞的科举大批判文章，现在许多人认真研究科举之后却不会写慷慨激昂的科举大批判文章。

为什么要为科举制平反？因为我们不仅要知道大家早已知道的科举故事，而且还应探知许多人不知道的科举真相。当我了解到将科举制最后推上绝路的张之洞后来感到某种程度的懊恼和惊恐，当我了解到带头奏请废止科举的袁世凯后来又曾实行“洪宪科举”，当我了解到1902到1904年的科举制已经向近代文官考试制度转变，当我了解到清政府在1910年已拟好《文官考试章程》并准备实施，当我了解到孙中山到处演讲肯定科举制之后……我对科举制的激愤情绪自然冷静了下来。

当然，过了一百年，“科举”一词还被一些人视为十分可恶的词语。看来，或许还是像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那样，将科举都以“中国古代考试制度”或“历史上的考试制度”来指代，人们就较能够明白和接受为科举平反的观点了。

由此我也更理解，为什么孙中山在私人通信中连八股、策论等科举考试的内容都加以肯定，可是他在公开场合到处称赞科举时，往往不直接点出“科举”一词而用“历史上的考试制度”的用心了。

二、考试选才并非专制统治的专利

对“为科举制平反”有所怀疑的论者，最常说的一个观点，便是指责科举制有利于巩固封建统治秩序，所以罪大恶极，不应为之平反。其实，这又是对科举的一个误解，而且可能是最严重的一个误解。

许多人都谈到科举制对君主专制制度的支撑作用，有的人甚至直接称科举制为“科举专制制度”。这种论点背后实际上潜藏着一种对中国历史的假设或前提，即如果没有科举制，古代君主专制统治就很难维持下去。这就像指责科举造成16世纪以后科技落后于西方的看法，背后实际上隐藏着“如果没有科举制中国也会在当时产生近代工业”的观点一样。

科举制不等于专制制度。人类文明是多元的，不宜以近代化或西化后的尺度来衡量古代的东方文明形态。中国如果没有外来因素的介入，可能在相当长的时期中都很难走出古代的历史空间，也不见得会自动产生共和体制。没有科举制，专制统治照样存在，只是其选拔官员的方式更混乱，官场更为腐败，通过世袭或买官跑官、讨好有荐举权力的权贵而走上仕途的人，可能更贪婪，对黎民百姓可能更无情。

记得我于1977年考上厦门大学历史系以后，当时所学的《中国古代史》课程，采用的是另一所重点大学历史系编撰的全国广泛流通的教材，还带有浓厚的文革痕迹，十分偏重农民起义的内容。在不厌其烦地叙述每个朝代末的农民起义之后，总要分析几点起义失败的原因，其中无一例外的都有一条“因为没有无产阶级领导”。

现在看来这种模式化的分析套路相当可笑，当时怎么可能有无产阶级领导呢？就是取得了胜利又怎么样呢？按照那种历史逻辑，不是成王败寇，而是“胜者成罪恶，败者应歌颂”。元末朱元璋领导的起义大军，因为成功了，便成为罪恶的统治者；若他失败了，恐怕就变成值得歌颂的农民起义。

其实，在唐宋以后，即使是农民起义军掌握了政权，或者说取得了胜利，所建立的也只能是君主体制，而且也自然而然的会跟着采用科举制度。如明末李自成建立的农民政权和清代太平天国政权，也都实行科举制度。辽、金、元、清朝等外来民族政权也不例外，或迟或早都实行了科举制度。这说明科举这种人才选拔方式，在隋唐以后的中国历史上，具有普遍存在的理由和必然性。

而且，如果将科举制等同于专制制度的话，那么1905年清朝政府废科举，不是自己革了专制制度的命了吗？如果说实行科举就是实行专制制度的话，那么李自成政权和太平天国政权都实行科举制度，那就是说农民起义军也都实行专制制度吧？

如果凡是有利于维护君主统治和古代社会秩序的东西都该否定，那么，中国历史上的学校、书院、儒学等等，哪一样不是为当时的君主统治服务的呢？是不是也都该否定呢？

只是，否定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的儒学，否定了科举及其选拔出来的百十万举人和进士，中国历史到底还剩下多少东西呢？大概给人的印象便只有阶级斗争和吃人的历史。

然而许多地方的政府和民众出于对本地历史上优秀人才的尊重，出于敬重先贤的朴素感情，近年来已经自动自发地保护科举文物、建立纪念进士和举人出身的先贤的场馆，以本地曾产生过众多的进士和举人为荣，他们才不管那些痛骂科举的理论说教。

科举从制度设计上说，并不是一种恶制。梁启超认为：“科举弊政乎？科举，法之最善者也。古者世卿，春秋讥之。讥世卿，所以立科举也。世卿之弊，世家之子，不必读书，不必知学，虽駿愚淫佚，亦循例入政，则求读书求知学者必少，如是故上无才。齐民之裔，虽复读书，虽复知学，而格于品第，未从得官，则求读书求知学者亦少，如是故下无才。上下无才，国之大患也。科举立，斯二弊革矣。故世卿为据乱世之政，科举为升平世之政。”[8]

他还在1910年说：“科举，非恶制也，” 并提出恢复科举制的呼吁[9]。梁启超力主恢复科举制的1910年，正是他政治上最激进、主张采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帝制的时候[10]。

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

任何时代、任何社会、任何国家都有一个人才选拔的问题，专制时代如此，民主共和社会亦然。但采用什么方式来选才，则大不一样，考试选才是采用较为公平客观的竞争方式。

领导中国建立共和体制的孙中山，是对科举制评价最高的著名人物。民国甫建立，孙中山就在临时政府有关参议院议决“文官考试令”的咨文中指出：“任官授职，必赖贤能；尚公去私，厥唯考试。”[11]1918年，孙中山甚至直接指出废科举是因噎而废食，他说：科举考试为“中国良好之旧法”，“往年罢废科举，未免因噎废食。其实考试之法极良，不过当日考试之材料不良也”。[12]

看到中国共和体制的缔造者孙中山如此直截了当为科举制平反的言论，你还能说科举制就只是维护专制统治的工具吗？

考试选官方式与专制统治制度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它既可以为帝制时代所采用，也可以为共和体制所采用，还可以为当代中国所采用。科举制是帝制时代的考试取士制度，走出君主体制，就不可能恢复科举制度了。但后来实行的考试选才办法从公平竞争原则和平等择优的方式来看，是一脉相承的。

科举制百年祭的2005年，也是中国公务员考试热到顶点的年份，部分职位报考与录取比例最高达到1：1000。从考试内容来看，科举考试与公务员考试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但从公开报名、考试竞争、择优录取的原则来说，两者实际上是一致的。

说到底，考试选才就是公平竞争的手段，并非中国帝制时代的专利。难能可贵的是，我们的祖先在那么早就发明了这种先进的选拔方式。

三、化解对科举制的误会和偏见

到底是科举太坏，还是人们对科举的偏见需要重新纠正？我们不要动不动就以西化后的现代的尺子，去度量中国古代的民族的历史。用现代的眼光去看待中国的传统，以西方的标准去衡量中国古代的事物，往往观察到的尽是落后、黑暗。

如果不再受清末单一的科举批判观的羁绊，不再戴着有色眼镜去看科举，我们便可听到许多以往闻所未闻的言论，发现许多称赞科举的资料。

科举制被废止，并不意味着它就该彻底否定。在1300年中国科举史上，有大约1240年左右的时间，科举制是适应当时的时代和社会的。正如美国学者艾尔曼所说的：“帝制晚期的科考制度并非是逆时代潮流而动的顽石，它是一个有效的文化、社会、政治和教育系统，满足了明清官僚政治的需要，有助于社会结构的稳定。”[13]只有当西学东渐、国门被迫打开之后，科举制才日益与时代脱节，因此，废止科举是东西方文明冲突的典型事例。[14]

当今，许多人对科举和历史的看法存在着矛盾之处。例如，过去被视为阶级敌人的帝王将相，不少在现今的影视作品或历史小说中被塑造为我们民族历史上的英雄人物，或至少是重要人物，如康熙大帝和汉武大帝。对此，国人多以开放的心态来接受。怎么一谈到科举，有的言论就好像回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又将自己民族历史上的帝王看成是十恶不赦的敌人了呢？

对本身是进士出身且曾经主管科举或参与过科举改革的白居易、苏轼、欧阳修、林则徐等历史人物，对柳宗元、韩愈、狄仁杰、王安石、包拯、文天祥、史可法、张之洞等大量进士出身的著名历史人物，如果还要一切以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看待，那么这些人及第从政后当然也属于统治阶层，也就是“剥削和压迫人民”的分子，为维护专制统治出力的人物。而如果我们将这些人视为我们民族历史上的优秀人才或精英文化的传承者和创造者，那么科举的选拔功能便值得肯定。

科举之所以能够选拔出许多优秀人才，主要在于其公平竞争机制，使有才学者能够脱颖而出。在传统社会，科举是平民百姓的出头天。如果说贡院犹如考试地狱的话，那也是通向古代人间天堂的考试地狱。

“山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些格言反映的都是科举时代贫民子弟通过科举改变命运的期盼与史实。

范进中举的故事确实生动地描写了科举时代某些文人的可笑之处，但很少人意识到它同时也反映出“中举效应”的积极方面，即经过苦读可能出头，可以改变自己和家人的命运，走出社会底层。古代社会很少有机会能够让人通过个人奋斗而跻身主流社会，读书应举便是难得的一个途径。

在前科举时代，寒士几乎没有出头的机会。西晋时著名文学家左思的《咏史》诗说：“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摄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这形象地反映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社会情况。

而到科举时代，情况则大为不同。颜元曾说：“家贫、亲老，宜作时文以便砚食；”章学诚也说过：“家贫、亲老，不能不望科举”[15]，此类说法典型地反映出陷入贫穷状态的书生指望靠科举改变命运的心理和希冀，也充分反映出科举促进社会阶层流动的历史事实。

大概是因为科举时代人们都说科举考试很公平，现代人们总习惯于要找出科举制实质上的不公平之处。科举确实无法达到实质上的公平或绝对的公平，但你还能举出古代社会任何其他比科举更公平的制度吗？既然举不出，我们只好说科举是传统社会相对最公平的一种选才制度。关于科举是否公平的问题如此，对科举的其他许多误解也与此类似。

对科举制的反思关系到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评价问题。清末废科举时，对科举制的评价已经矫枉过正，以偏概全，但那是历史的必然，当时或许也有此必要。只是现在还需经过一个否定之否定，才能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为科举平反和正名，消除人们对科举制的误解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但只要用事实说话，让史实说话，就能逐渐纠正人们的成见。《为科举制平反》一文酝酿了5年以上，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发表的，而且也只是我为科举制平反的系列论文中的一篇。科举评价中误区和偏见远不止七个方面，还有大量的误会需要化解和纠正，因此，接下来我还会有许多后续研究，并准备写一篇堪称姐妹篇的《为科举正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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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董富田：《略论科举考试制》，《东北师范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6期。

[2] 刘海峰：《科举制是否有值得借鉴之处》，《教育研究与实验》1987年第3期。

[3] 盛奇秀，《中国古代考试制度》，山东教育出版社，1988年，127页。

[4] 启功：《说八股》，《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

[5] 徐可：《历史不能割断 传统岂容忽视——访启功》，《光明日报》2000年10月31日。

[6] 秦晖：《科举官僚制的技术、制度与政治哲学涵义》，《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6期。

[7] 何怀宏：《选举社会及其终结》，三联书店，1998年12月，第38页。

[8]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文集之1《变法通议·科举》，中华书局，1989年。

[9]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23《官制与官规》，中华书局，1989年，68页。

[10] 刘海峰：《梁启超在辛亥革命前夕》，《历史知识》1985年第1期。

[11] 孙中山：《咨参议院议决文官考试令等草案文》，《临时政府公报》第24号，1912年2月28日。

[12] 孙中山：《宪法为立国之基础——宴请国会及省议会议时的演说》（1918年2月7日），《孙中山文集》，团结出版社，1997年版，第529页。

[13] Benjamin A. Elman, 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p. xx.

[14] 刘海峰：《外来势力与科举革废》，《学术月刊》2005年第11期。

[15] 参阅自林奇贤：《科举制度的明清知识分子——资料库之制作与分析》，台湾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集刊》第22辑，1990年6月。

（原刊《湖北招生考试》2006年2月号下半月；收入刘海峰著《中国科举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2010年，51-59页）

编辑、排版：韦骅峰

审核：李木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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