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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毅夫:文献中的科举与明清社会生活

汪毅夫 科举学与考试研究 2023-12-16

文献中的科举与明清社会生活

        汪毅夫,台湾省台南市人,1950年生。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任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讲座教授、全国台湾研究会副会长、集美大学校董会主席。学术著作有《闽台区域社会研究》《闽台缘与闽南风》《闽台地方史研究》等18部,曾获福建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7项。


游人在江苏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内参观匾额。李文宝摄/光明图片


演讲人:汪毅夫 演讲地点: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网络讲座 演讲时间:2020年10月

科举与捐纳

台湾文人王松《台阳诗话》(1905)记:“今人之所重者,惟科名而已。世俗混称科名曰功名,甚而捐纳、保举,凡有服官服者,皆以功名中人目之,……吾台改隶,已经十载,国籍虽异,而习气犹存,寄金捐官者尚不乏其人。故每遇庆贺、祭礼,红帽、黑靴,汉官之威仪依然如在也”。王松此话似乎语有微词,但我每次引用总是心生感动。试想,当时已是清代末年,风雨飘摇,国家多难,财政亦极困难,台湾则沦于日人之手“已经十载”,而台湾同胞“习气犹存”,热衷科名、迷恋“汉官之威仪”者“不乏其人”,至其“寄金”,则于国家财政不无小补。这是令吾人心动处也。然则,科举毕竟有其弊端、捐纳毕竟属于稗政,吾人又当有说焉。

在历史上,科举制度同捐纳的交集在于,捐纳的项目包括卖官鬻爵,也包括出售科名。科名里有监生、贡生可以捐纳。捐纳而来的监生称例监或纳监,捐纳而来的贡生称例贡或纳贡,以其援例捐纳取得监生或贡生资格也。取得监生、贡生资格,用于炫耀,属于世俗行径;为了参加乡试,则是文人路子。例监(纳监)、例贡(纳贡)经国子监推荐(取得监照),均可参加顺天府乡试。譬如,清道光二年(1822)七月,张集馨到京捐纳取得监生资格,又经国子监考到(即入学考试)和录科(相当于各地生员于乡试前一年接受的科考,合格者即有参加乡试的资格),旋参加顺天府乡试并胜出为举人。张集馨后来中进士、点翰林,曾两度入闽,先后任福建汀漳龙道、福建布政使。最迟到了清光绪末年,似乎可以在当地捐纳取得监照,经当地官府批准,参加当地乡试了。譬如,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台湾文人连横到厦门捐纳取得监生资格,并得参加当年举办的福建乡试。至于科名里的生员,曾以“生员名目”或“生员名色”做过有名额和止期限制的买卖;而举人开捐,据文廷式《闻尘偶记》,“甲午(1894)开捐,举人二万金一名,以百名为限”,“举人开捐,至丙申(1896)春,应命捐纳者仅二人”。

科举中的弊案

在科举时代,科名佳话(如“祖孙父子翰林”之类)和科举弊案(如“顺治丁酉江南科举弊案”等),都是热门的话题和谈资。科名佳话作为家族和家乡的荣耀,总被科名佳话主角的后人和乡人念念不忘、津津乐道。科举弊案则罕有人乐意说起,但作弊作案的手段总是有人暗中使用。

在科举弊案的手段里,“带小抄入场”可以是个人作案,属于小伎俩;动作大的,须合伙作案的有“雇枪手替考”和“送关节”等。我今天要从《清稗类钞》引述和举例,说明“送关节”的情形。

徐珂《清稗类钞》(中华书局,2010)记:“考官之于士子,先期约定符号,于试时标明卷中,谓之关节,亦曰关目。大小试皆有之,京师尤甚,每届科场,送关节者纷纷皆是。或书数虚字,或也欤或也哉或也矣,于诗下加一墨圈者银一百两,加一黄圈者金一百两”,又举例而言之曰:“某科题为‘子谓子夏曰’全章,某生与考官暗通关节,令于破题中连用四个一字,某破曰:‘儒一而为不一,圣人一勉之一诫之焉’。榜发果掇高魁”云云。

我在《清稗类钞》里还找到一个具体的事例:“光绪癸巳,殷如璋、周锡恩衔命南下,主试浙江,至苏州,船泊阊门外。时苏州府为王可庄太守仁堪,循例谒见。谈次,忽有人以密函至,立待复书。功令,典试者在途,不得与戚友通音问,防弊也。殷得密函,请王启视,王阅之色变,即呼拿下书者。书中所言,皆贿买关节语,并一万两银票一张,署名者周福清,周即浙江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知县,革职捐内阁中书者也。殷见事已泄,亦拍案大怒,请将下书者严究,以明心迹。于是周遂被祸。”清光绪癸巳为1893年,为了“恭贺太后六旬万寿”即60岁生日,各省举办乡试恩科。“衔命南下,主试浙江”的殷如璋是清同治十年(1871)辛未科二甲第17名进士,下书“送关节”者周福清是同榜三甲第15名进士,殷、周二人有同年之谊。周福清为子侄5人向殷贿买关节,送“一万两银票一张”。当时启视密函“即呼拿下书者”的苏州知府王仁堪是福州人,清光绪三年(1877)丁丑科状元。

殷如璋、周锡恩为正、副主考的浙江乡试清光绪癸巳恩科发生弊案,有人撰联讽其事,曰:殷礼不足征,业已如瞆如聋,那有文章操玉尺;周人有言曰,难得恩科恩榜,全凭交易度金针。

附带言之,周福清是现代名人、浙江周氏三兄弟(周树人、周作人、周建人)的祖父。

科举与考题

考题是科举考试的核心。考试之前、考试之余,老师总要出很多、学生总要做很多模拟考题。模拟考题处于科举的周边。用今人的话说,四书、五经是“题库”,模拟考题则是围绕着科举考试的“题海”。

清初名士尤侗甚至超出四书、五经以外,从《西厢记》取题,用其中张生一句情话、用八股体作了一篇《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他练习的,或者说卖弄的,是写作制义(八股文)的本领,却居然得到了康熙帝的欣赏。

邓云乡《清代八股文》(中华书局,2015)据林则徐日记报告,林则徐当翰林院庶吉士时,“仍要按时举行模拟考试,练习作八股文、试帖诗,随时在作各种考试的准备”,课余以文会友,文会做的也是制义试帖,如制义《性相近也二句》《居之无倦二句》,试帖诗《仁义为巢》得巢字、《故人家在桃花岸》得花字和《辟宇启论》得才字(《晋书·陆云传》)、《騑马辍解》得春字(《后汉书·章帝诏》)、《多少楼台烟雨中》得与字(杜牧之诗);又据周作人日记报告,周树人、周作人兄弟早年做过制义《义然后取》《无如寡人之用心者》《左右皆曰贤》《人告之以过则喜》,试帖诗《百花生日》得花字、《红杏枝头春意闹》得枝字、《苔痕上阶绿》得苔字、《满地梨花昨夜风》得风字。清代科举制义考题的命题范围主要是《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俗称四子书或四书);试帖诗考题的命题范围则包括成语、典故、名言、名句等。命题范围内的模拟考题,有的会成为考题,有的则是往年或外地的考题。台湾进士郑用锡《述谷堂制艺》收录了他的制艺作品47篇、试帖诗248首。其中,《冉子为其母请粟。子曰:与之釜。请益。(至下)原思为之宰,与之粟》《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是郑用锡“取进入学”即参加童生试(俗称考秀才)的墨卷,《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明乎郊社之礼,禘尝之义》《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是他的“戊寅乡墨”即1818年参加乡试(俗称考举人)的墨卷,《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入则孝,出则悌,守先王之道》《知远之近,知风之自,知微之显,可与入德矣》是他的“癸未会墨”即1823年参加会试(俗称考进士)的墨卷。《述谷堂制艺》里作者做过的考题和模拟考题,又可以是其他备考者的模拟考题。

上记林则徐、周树人和周作人做过的模拟考题,以及郑用锡做过的考题和模拟考题,确实具有智力测验的性质。卢前(卢冀野)《八股文小史》(商务印书馆,1937)说,“八股文(一曰四书文)系代圣贤立言”,“因题之异,其格局遂变而益多”。该书举出从单句题如《过则勿惮改》之类,到截搭题如《其为仁之本与,子曰巧言令色》之类,“所举四十种,文格犹未能尽”。邓云乡《清代八股文》谓:“林则徐会课诗题出自《元史》《宋史》,就比较僻了,因而参加乡、会试的人,除四书、五经外,各代正史、先秦子书,也都要读一些了”,并言及用韵(尤其是“窄韵”)之难。应该说,科举考试的出题者和从考试胜出者,总体上来看具有相当高的学识和智力(当然也有部分学识和智力相当高的人,未能从科举考试胜出)。

1996年,我在《厦门大学学报》上读刘海峰教授的《论科举的智力测验性质》,服膺于他的论点和论述。科举考试“具有智力测验的性质,而八股文与试帖诗也具有特定的测验功用”,诚哉是言也。

科举与歌仔册

我是闽台歌仔册(闽、台两地一种说唱文学的文本)的热心读者,又极喜欢阅读科举史,尤其倾心于刘海峰、郭培贵、毛晓阳诸教授的相关著述。今年1月5日,我到广州中山大学参加黄仕忠、潘培忠教授主持的“闽台歌仔册研究工作坊”,席间得了潘培忠教授编校、黄仕忠教授审校的《闽台歌仔册全集》(初编稿),见其所收部分歌仔册有以科举为素材者,我的两个兴趣热点:科举和歌仔册,瞬间联结起来,情绪也瞬间“嗨”了起来。

让我从《新刻金姑看羊刘永新歌》(《闽台歌仔册全集》本,以下简称《全集》本)的故事说起:刘永家贫,娶妻金姑。金姑兄金昌有“百万家财好田庄”,悉为金姑的嫂子把持。刘永欲上京赴试,苦无盘缠。金姑向兄家借钱,遭嫂恶言拒绝。金昌私下取钱相助。刘永始得上京,金姑相随。不料途中遭遇劫匪,夫妻失散。金姑只身返乡,暂栖兄家,受嫂虐待,被迫放羊。刘永中了状元,“天子门生出头天”,夫妻也得重逢。金姑不计前嫌,为嫂说情,全家喜乐。在这故事的科举情节里,赴考是起因和起点,考中则是转机和结局。这似乎是歌仔册里科举情节的“母题”,《全集》本的《陈世美不认前妻》《特别最新吕蒙正彩楼配全歌》也有此类科举情节,也有此一“母题”;刘永具有乡土社会成员的本来身份,其他歌仔册之科举情节的主角如陈世美、吕蒙正亦然。这是值得一说的话题。

在历史上,闽台歌仔册的创作者和说唱者(有时创作者就是说唱者,说唱者就是创作者)、读者和听众(有的读者是半文盲,有的听众是文盲),基本上是乡土社会的成员。从科举与歌仔册的视角,我们可以直接了解(而不是通过文人的作品间接了解)科举同乡土社会的关系。从《新刻金姑看羊刘永新歌》等歌仔册,我们可以看到,乡土社会成员有通过科举改变生存状态的可能和愿望。这是科举同乡土社会关系的主要方面。另外,歌仔册涉及的科举的某些细节可以说明,科举在乡土社会是生活里常见的事物,乡土社会成员对科举是相当熟知的。例如,《新刻金姑看羊刘永新歌》里的刘永、《陈世美不认前妻》里的陈世美,都是未经地方考试直接上京赴考的。另有歌仔册如《最新玉堂春三会审歌》(《全集》本)则明白唱道:“趁此乡试好科期,嗡望(希望)金榜挂名时。中了举人去会试”。上京赴试者未经地方考试与必经地方考试,两种说法于传唱中并行不悖。这是因为,乡土社会成员也知晓,宋代科举的科名和考试只有进士和进士科,这同后来明、清科名分秀才、举人、进士三种,考试分童生试、乡试、会试殿试三级的情况是不同的。

15年前,我曾写《西观楼藏闽南语歌仔册〈台省民主歌〉之研究》《1826—2004:海峡两岸的闽南语歌仔册》(收汪毅夫:《闽台缘与闽南风》,福建教育出版社,2006),深知访求歌仔册的艰辛、校勘歌仔册的繁难。有了《闽台歌仔册全集》,我们就有了收罗相对齐全的闽台歌仔册,有了校注相当精审的《闽台歌仔册全集》本,感谢黄仕忠、潘培忠教授辛勤而出色的工作。

科举与占卜

台湾著名学者黄美娥教授《一种新史料的发现》(载《竹堑文献》第4期,1997年10月)报告,台湾进士郑用锡在其《感悟》诗后,附文《正阳门关圣帝签诗》记签诗与其一生的关系。清道光三年(1823),郑用锡参加癸未科会试后,随友人到京师正阳门关帝庙“叩求签诗,以卜功名上进可否”。他抽到的是“五十功名志已灰,哪知富贵逼人来。更行好事存方寸,寿比冈陵位鼎台”。郑用锡说:“时闱试尚未揭晓,得此签首句有五十功名之语,不胜怅然自失”。可是,“迨揭榜竟邀获隽,遂藉富贵逼人句,附会其说,指为此科之应。但于‘五十’句究竟未有着落”。后来,郑用锡年届五十“以养亲为急”,告老还乡。在乡抗击英夷(即在鸦片战争时期亲率家丁追捕侵犯台湾的英军),两次获朝廷奖赏;年届七十,运米赴津救灾,“得邀议叙二品封典”。郑用锡感叹道:“抚今思昔,证诸(关圣)帝君所示,一一颇相吻合”,“京都正阳门关圣帝签诗,灵验著于天下”。

签诗(包括京师乃至各地的关庙签)的灵验虽无其必然性,而确实有其偶然性。签诗灵验的传说同签诗预设的多种可能性有关。我举“京师门前关庙签”的另一首签诗(“君今庚甲未亨通,且向江头作钓翁。玉兔重生应发迹,万人头上逞英雄”)来说明。

清人金埴《不下带编》讲了宁波的两个故事。一是状元史立斋在杭州参加清顺治甲午科(1654)乡试后,于万安桥边关帝庙抽得此签,“心怏怏,谓一第今无份耳”,不料甲午科榜发中举,明年乙未(1655)则大魁天下,应了“甲、未亨通”之语;另一是翰林裘琏参加顺天府康熙甲午科(1714)乡试后,在京师正阳门外关帝庙求得此签,榜发中举;明年乙未(1715)参加会试,中为三甲第一名进士并钦点翰林。此亦应了“甲、未亨通”;而位其名之后者(即三甲第二名)名江济,则应了“江头”一语。

《清稗类钞》记:状元毕沅于乾隆庚辰(1670)会试前在京师正阳门关帝庙求得此签,“颇不悦,然竟以第一人及第,盖‘君今庚甲’四字,已示先机(庚辰科之甲)也。”

实际上,签卜科举之事不外“中”与“不中”两种结果,“末亨通”可以有“尚未亨通”和“不亨通”两种解释,可以应对“中”与“不中”两种结果;至于“中”的时间,可以是“今”年、“庚”年、“甲”年、“未”年和“兔”年即“卯”年,也可以在月、日上做文章,如“闰八月”应“玉兔重生”等;“庚甲”即庚辰科第一名是一种解释,“甲未亨通”即“亨通在甲、未”是另一种解释,“君今庚甲未亨通”即“一第今无份耳”是又一种解释。无论何种情况,签诗大抵可以应对。签卜近于文字游戏,迷于文字游戏而信之,应该可以简言为迷信也。

科举制度下的会馆

请允我先引述一段故事:张集馨到北京住会馆、考举人、考进士的故事。话说清道光元年(1821),22岁的江苏扬州人张集馨在家“不为诸伯叔所容”、不堪诸伯叔“日寻嫌隙”的困扰,乃到父亲墓前泣别曰:“儿远出避祸,不能常守松湫矣”。然后于十月间“挈一新仆张升,买车二辆入都,寓菜市口,为明年秋战之计”。他在北京住的是位于菜市口路北的扬州会馆(原名江、甘、仪会馆)之联星堂(扬州会馆内有和会堂、联星堂及东西厢房)。同住者有甘泉商人黄藕船,张集馨记得“藕船粗知文墨,学作韵语,而议论卑鄙,究系市井细民,不足与语。然逆旅无聊,听其村谈稗论,藉以消遣闲愁”。张集馨到北京乃“为明年秋战计”,指的是准备参加1822年顺天府举办的壬午科(1822)乡试。张集馨不是顺天府生员(而是江苏扬州生员),也不是贡生或监生,哪有参加顺天府乡试的资格呢?他自有捷径,只需要在会馆住下,专心读书就是。不久,礼部因清道光皇帝登极,确定增开道光二年壬午恩科(1822)会试。到了1822年春季,参加会试的举人们全到北京来了。会馆本有定规,参加会试(春闱)和参加顺天府乡试(秋闱)的人员当相互礼让、相互腾笼换鸟。张集馨另觅居处的动作稍迟,“几为司事者所逐”。唉,且“忍胯下辱,移寓麻线胡同富顺居”吧。“四月,会闱揭晓,公车四散,复至会馆,仍住联星堂”,仍然不管住馆之人嘈杂,“闭门读书而已”。不料,“奈读书声高,又为会馆后进所住之吴中书廷珠所憎,余不顾也”。这个姓吴的内阁中书,不喜人读书声高,自己却是“终日唱曲,而不虑人之厌恶”。到了七月,张集馨到国子监交了足够多的银两,又通过了考到(相当于入学考试)、录科(相当于各地生员于乡试前一年的科考,合格者乃取得参加乡试资格)两次考试,取得国子监的推荐文书,有了参加顺天府乡试的资格。这条捷径叫作“捐监”,是“铜绿色”通道。八月初六日,张集馨“移寓内城举厂”,接着就是参加顺天府乡试,“三场完毕,幸无错误”。及九月初九日放榜,张集馨名列顺天府乡试壬午科(1822)第137名举人。中举之后,“仍住会馆”。越年,应道光三年癸未科(1823)会试,揭晓未经中式。会试后张集馨考取景山官学教习,留京读书。再应道光六年丙戌科(1826)会试,再次报罢。又应道光九年己丑科(1829)会试,考前又“移寓举厂”,以近贡院也,终成二甲第22名进士。五月初六日引见,改翰林院庶吉士。

张集馨曾两度入闽,先后任福建汀漳龙道、福建布政使,是曾在福建任职的官员。张集馨有自叙年谱传世,该年谱有如一部年谱体的《官场现形记》或《目睹二十年之怪现状》。1981年11月,该年谱以《道咸宦海见闻录》为名由中华书局出版。上记故事,乃引述自该书。

从张集馨的故事可以看到,在北京扬州会馆,张集馨的身份先后是江苏扬州生员、国子监监生(例监)和从顺天府乡试(俗称北闱、京兆试)胜出的举人。就会馆的“试馆”功能而言,入住扬州会馆的应试士子包括了应国子监考试的扬州籍生员,应顺天府乡试的扬州籍贡、监生,以及应会试的扬州籍举人。当然,会馆往往是多功能的。扬州籍的应试士子以外,在扬州会馆入住的还有扬州籍的商人、扬州籍的京官。会馆有明显的籍贯色彩,有成文或不成文的定规如春、秋两闱应试士子相互礼让之类,会馆自有会馆文化。乡试(俗称考举人)是省级科举考试,由各省举办,录取本省举人。顺天府是清初确定的乡试单位之一,各省贡生、监生经国子监考试、推荐,可以参加顺天府乡试、当然亦可以从顺天府乡试胜出为举人。会试俗称考进士,参加会试的是从各省乡试和从顺天府乡试胜出的各省举人。台湾的第一位进士陈梦球就是从顺天府乡试胜出为举人,再从会试胜出为进士的。顺天府乡试和会试的考试地点都是北京贡院。

科举对闽南乡土社会的影响

鲁迅翁的小说名篇《阿Q正传》里,目不识丁的阿Q住在“本不是大村镇”的未庄,却也见过“赵太爷的儿子进了秀才的时候,锣声镗镗的报到村里来”的情形,知道“夫文童者,将来恐怕要变秀才者也”“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的道理,听说“皇帝已经停了考,不要秀才和举人了”“举人老爷到我们乡下来逃难了”的消息,有过“文童落第似的觉得很冤屈”的时候,他在“秀才大爷”家做工,也曾“在举人老爷家里帮忙”,还有把“秀才娘子的一张宁式床先搬到土谷祠”的“革命”计划。如鲁迅翁所写,科举制度对乡土社会的影响是无远弗届的。

我们来看闽南乡土社会的情况。

明代嘉靖二十四年(1545)勒石的泉州《青阳乡约记》里说:“夫乡之有约,古也。而约正之名,委重于士类,自吾郡守方南王公始”。乡约制度,古已有之。乡约同乡规民约有关,但不是乡规民约。乡约是官方认可的乡民自愿受约、自约、互约的自治制度、自治组织,乡民推举年高有德之人为约正(又称约首、总理等),“为小民平户婚、田土、斗殴、赌盗一切小事”,“不但果决是非,而以劝民为善”。在闽南乡土社会,自泉州太守王方南(名士俊)始、从王方南在泉州太守任上的明代嘉靖年间以后,闽南地方乡约的主事者改为“士类”即有科举功名之人。据《青阳乡约记》记载,青阳乡约的约正庄用宾“年未三十联魁科第”,“其为约正”也,年仅30余岁。他是明嘉靖八年(1529)进士,属于“士类”即有科举功名之人。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勒石的南安《乡约社学记》也说,南安各乡之乡约也“择乡之庠士秀而有文者,使摄其役”,如“邑之二十二都为霞美乡,有士之秀而有文者陈生育俊”摄乡约之役。由于“士类”或有非“年高”者如庄用宾,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李光地特地在《丁酉还朝临行公约》里与其安溪乡人约定:“约正于族行虽卑幼,然既秉乡政,则须主持公道。自后乡邻曲直,有未告官而投诉本乡者,除尊长发与约正调停者,则为从公讯实,覆命尊长而劝惩之。其余年少未经事者,虽分为叔行,不得役约正如奴隶,约正亦不得承其意指,颠倒是非,以坏民俗”。李光地本人也是“士类”,返乡居住期间也主持乡约事务如制定《临行公约》。在台湾,日人当据台之初也发现,有科举功名之人是“地方的指导者,具有相当势力”。

科举制度对闽南乡土社会的影响,在闽南民俗、民谚和民间文学作品里也有留存。例如闽南中秋“博状元饼”的节庆习俗,就是对科举之途博取功名的模仿。饼分一秀、二举、四进、三红、对堂和状元,一一对应秀才、举人、进士、探花(一甲第3名进士)、榜眼(一甲第2名进士)和状元(一甲第1名进士)。中秋博饼,取的是“秋闱夺元之兆”,乾隆《台湾府志》记:“是夜,士子递为宴饮赏月,制大月饼名为中秋饼,朱书元字,掷四红夺之,取秋闱夺元之兆”。实际上,不仅读书人和读书人家,其他人和其他人家也热衷参加博饼以取“秋闱夺元之兆”,因为古人认为科举制度是开放、公平的,对乡土社会各成员也是开放和公平的。闽南民谚“秀才人情纸一张”(自作字画送人是秀才的交际方式,喻君子之交或世态炎凉也)、“秀才讲人话,举人打官腔”(秀才不失乡土社会成员的身份,举人可以是官员或准官员)、“有穷秀才没有穷举人”(举人社会地位高收入也高)、“人怕老债怕讨,秀才怕岁考”(岁考是各省教育行政长官提督学政对在学生员的考试,每三岁凡二举,考后,一、二、三等有奖,四等以下有罚甚至被黜革)、“一名透京城”(入京中进士一举成名)、“家伙了,秀才无”(科举之路艰难,考试失败陷于困顿)、“米街土地公,头顶戴官帽”(台南米街出了施琼芳、施士洁父子进士,是当地荣耀)等,其内涵和背景都同科举制度相关。

至于闽南民间文学作品,容我举《畅所欲言》为例。这是泉州秀才杨介人用闽南“俗语缀成”、闽南“老妪都解”的奇书,收文21种,写作的时间跨度为1897—1907年,曾在泉、厦、漳、台流传。《畅所欲言》一再语涉科举制度,尤其是科举罢废后的社会情形,如“有穷书生旧以钞书度日,转(赚)了三百二百,就有乌米白米,自无小考场,无人倩钞小书”,“自停科、岁,无教书,无用功”,“无考校,又无处转(赚)食,十分枯燥”,“科举一废,书房兄改途趁食,有个学命卜,有个学山医,各人行各路”等。涉笔成趣,是很精彩的“清末科举制度与闽南乡土社会”讲义。

    (发表于《光明日报》2020年10月24日 10版)

编辑、排版:钟伟春

审核:李木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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