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学30年║发凡起例：倡建“科举学”的奠基性论文

科举学发凡

刘海峰

为了使国内外的科举研究走向理论化和系统化，笔者经过长期而郑重的思考，撰写了《“科举学”刍议》一文，提出建立科举学的初步构想，于1992年11月在全国第四届教育考试科研讨论会上作了大会发言，并在《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2年第4期刊出该文，引起了一定的反响与共鸣。本文将在前文的基础上，界定科举学的概念、阐述其意义，并进一步论证科举学得以成立的原由。

一

什么是科举学?顾名思义，科举学就是研究科举的学科或学问。这里所说的学科并非一般所指的严格意义的学科，如中国古代史学、高等教育学、中国古典文学等，而是指广义的、类似于一些论述《红楼梦》学、敦煌学、甲骨学的著作所称的学科。严格地说，科举学是以中国和其它东亚国家历史上存在的科举考试制度及其运作的历史为研究对象的一个专门研究领域。

科举一词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科举是指分科举人，即西汉以后分科目察举或制诏甄试人才任官的制度，狭义的科举是指进士科举，即隋代设立进士科以后用考试来选拔人才任官的制度。科举一词的内涵在一千多年间也有所变化，宋以前科举(或称贡举)多指广义科举，明清以后直至现在通常用狭义科举的概念。16至19世纪西方人多用狭义科举，现代西方学者注重考试从西汉开始这一点，故用广义科举者也不少。

科举制内容丰富庞杂，不仅仅是考试，但却是以考试为核心的，各种各样的制度规定和读书备考、出身授官都是围绕考试这个核心进行的。在民国初年以前，人们往往将考试当作科举的同义词，如《清稗类钞》“考试类”所录371条掌故全为有关科举的记载，便是一例。

英语中通常也将科举制度等同于考试制度，一般将科举译为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文官考试)或Imperial Examination(帝国考试)，也有的译作 competitive examination(竞争考试)、literary examination(文科考试或文学考试)、public examination(公开考试)、traditional Chinese examination(传统中国的考试)、old Chinese government examination(旧中国政府考试)、state examination(国家考试)、scholastic examination(学术考试)，最全面的译法为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of Imperial China(帝制中国的文官考试)，最简明的译法则直接译为examination(考试)。法语等其它西方语言译法也与此类似。虽然上述译法各不相同，但都将科举制的实质内容——考试转译出来了。

一部科举史，实际上讲的就是何时考、何地考、何人考、如何考、考何物、有何考事的历史 (科举学的全称即为“科举考试学”)。汉隋之间的制诏或察举甄试可以看作广义的科举，隋唐至明清的科举统摄了学校考试，民国时期的文官高普特考在形式上与科举又多有继承相似之处。[1]故科举史与中国考试史重叠相关，科举史基本上可以代表近代以前的考试史。而且，现今已出版的多种中国考试制度史、中国选士(选官)制度史也都以科举考试为主要内容。唯其如此，因而大体上也可以将中国考试制度史之类的著作算作科举研究成果。

科举学与科举研究是两个基本相同而又略有区别的概念。凡是对科举本身及直接与科举相关的问题所作的研究，都属于科举学。略有不同在于提出科举学的概念，更强调将科举作为一个专门研究领域进行全面的、综合的研究，强调科举研究的理论化、系统化，同时还关注科举研究史的研究、注重探寻考试发展规律。

由于科举考试的影响重大而深远，以至于我们总能看到“科举对中国社会进程的影响怎么估计都不会过高”一类的说法。并且，正是在中国人不遗余力地批判科举、否定科举的时候，西方人却巧妙地将科举考试的精神学过去了，这不得不引起中国人的反思。经过长期激愤的批判之后，现在中国人对科举的评价虽较以前为客观全面一些，但也总还是外国人给其更高的评价。

一些西方学者认为科举考试西传欧美是中国在精神文明领域里对世界的最大贡献之一，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其重要性还超过物质领域中的四大发明。如美国著名中国学家H．G．Creel(中文名顾立雅)在1964年就曾发表过这种看法：中国对世界文化的贡献远不止造纸和火药的发明，现代的由中央统一管理的文官制度在更大范围内构成了我们时代的特征，而中国科举制在建立现代文官制度方面扮演过重要角色。可以明确地说，这是中国对世界的最大贡献。[2]可见外国学者对科举考试给予的评价之高。

日本部分科举学著作书影

在海外，日本东洋史学界对中国各代的科举皆有颇具水平的专文探讨。台湾历来将科举作为制度史研究的重点，近年出版了多部专著。[3]香港也出版过4本科举研究专著，即贾景德《秀才举人进士》、赖恬昌的英文著作《一个学者在帝制中国》、李弘祺的英文著作《宋代官学教育与科举》、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

欧洲的科举研究历史很长，深受法国影响的华人传教士徐劢于1894年就出版了开拓性的法文著作《中国的文科举实则》，1896年又出版了《中国武举制度》。[4]

法文《中国的文科举实则》书中配有

大量科举图片

1932年，法国学者Rober Des Rotours出版了研究和介绍唐代科举的专著《唐书选举志译介》。[5]英国著名汉学家崔瑞德(现居美国)于1974年印行了《中国贤能政治的产生：唐代科举与官僚政治》的小册子；1985年剑桥大学还出版了美国学者Chaffee(贾志扬)的《宋代学子的艰难门槛：科举的社会历史》；剑桥大学中国学教授McMullen(麦大维)1988年出版的《中国唐代的政府与学者》一书，[6]其中有很多章节探讨唐代科举与知识分子的关系；笔者朋友Oliver Moore(莫欧礼)博士于1993年获剑桥大学博士学位，其学位论文题目为《文场：〈唐摭言〉研究》。德国学者Chou Hsiu-Fen Vetter也于1985年出版了《中国科举制中的舞弊与防弊》一书。[7]1988年，Herbert(何汉心)女士在澳大利亚出版的《测验忠诚，评价能力》，专门研究唐代选举制度。

美国从费正清开始的每一代著名汉学家都在科举研究方面留下痕迹．何炳棣、克拉克、张仲礼(现居中国)、顾立雅、贾志扬等人还出版过这方面的专著。他们最集中的成果是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科举与社会阶层流动的问题。1963年，Menzel将9位美国汉学家这方面的12篇(部)代表作连同潘光旦、费孝通1947年发表在《社会科学》的《科举与社会流动》一文，节选编成一本《中国文官：职位向才士开放?》。[8]此书将各位名家的不同观点集中在一起，无异于一次关于科举与社会阶层流动关系研究论战的大检阅，成为西方汉学研究的必读书。书后还附有1963年以前发表的与此问题有关的近50篇(本)西方论著，充分显示了西方有关科举研究的雄厚基础。

1989年6月，在美国加州蒙塔西陀举行了一次“帝制中国后期的教育与社会”的专题学术讨论会，会议组织发起者之一的美国著名汉学家、加州大学洛杉矾分校的历史学教授Elman的会议首篇论文《帝制中国后期的教育、社会与科举》之主要部分，后来以《帝制中国后期科举考试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影响》为题，发表于美国亚洲学会主办的国际性权威杂志《亚洲研究学报》1991年第1期上。该刊在卷首编者按中说：科举是“中国研究方面终年不断的一个主题”，[9]足见国际上对科举研究的重视程度。

朝鲜科举从公元958至1894年存在了近千年之久，成为当时选士任官的首要途径，对(朝鲜)韩国历史上社会、政治、教育、文学也有广泛影响[10]，因此韩国学者十分注重科举研究，1970年宋俊浩便出版了专著《李朝生员进士试研究》。在发表大量科举研究论文的基础上，韩国于1980年召开了以科举研究为主题的全国历史学大会，许多韩国著名史学家都参与研究讨论中国和韩国的科举制，并于1981年由一潮阁出版了收入会议中心论文和讨论发言的专书《科举——历史学大会主题讨论》。

一潮阁还于同年出版了许兴植《高丽科举制度史研究》，将韩国的科举研究推向一个高潮。此后，韩国又出版了片泓基《韩国科举史》、朴龙云《高丽时代荫叙制与科举制研究》等专著。至今，科举研究论文仍是韩国许多学术刊物不断发稿的一个重要选题。而越南在社会不再动荡之后，也有一些科举研究成果出现。由上述可见，科举研究确已成为一门国际性的学问。

在国际上对科举研究相当深入的情况下，中国大陆学者若不重视，就可能出现“科举产生于中国，科举学不在中国”的不该有的现象。因此中国学者有责任有使命深入地全面地开展科举研究。

令人欣慰的是，中国大陆的科举研究也方兴未艾。史学界、教育学界、文学界、政治学界的学者都发表了不少有关论著，老一辈著名史学家翦伯赞、吴晗、岑仲勉、郑天挺、唐长孺、傅衣凌、韩国磐、罗尔纲等都发表过科举研究专文。文学界如程千帆、傅璇琮、阎文儒等还出版科举研究专著。在由国家教委考试中心主持召开的历届全国大学招生或教育考试科研讨论会上，都提交有科举考试研究论文。该中心还计划于近年召开科举考试的专题研讨会，并在其基础上再主办科举研究的国际性会议。可以想见不久的将来，作为科举发祥地的中国的科举研究一定会更加壮大兴盛起来。

研究科举的意义是重大而又多方面的。其一，可以加深、提高和丰富我们对中国社会历史和民族传统文化的认识。科举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又对整个传统文化产生过巨大影响。或者说科举既是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中的生成物，反过来又改造了这片土壤的质地，使其更具中国特色，更与众不同。弄懂科举是了解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的关键之一，否则就不易了解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对科举了解得越深越透，对中国历史文化也就理解得越深越透。

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中多次说科举造成了中国的官场。此论很难说是否正确，但科举制确实和中国官僚政治密不可分，科举制是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的基础，搞清楚科举是怎么一回事是了解中国传统政治必不可少的一环。同样，认识中国传统的教育、文学、社会观念，认识中国国情等也离不开科举研究。

其二，有助于中国古代和近代史、教育史、政治史、文学史、社会史、中外关系史的学科建设。科举学研究本身就具有学术价值，并可以从上述学科中吸取营养，反过来其成果又可为这些学科提供丰富而生动的素材和理论支持。举例来说，科举始于何时是差不多每本中国古代史、教育史、政治制度史、法制史、文化史等著作都回避不了的问题，但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此问题聚讼纷纭。致使许多著作在提及科举起始年代时，都不得不用相当笔墨来从头辨析一番。若各学科学者有机会聚集在一起共同深入地探讨此问题，对此问题的相对解决和各个学科自身的发展皆大有益处。

科举考试史是中国教育史的重要内容，科举学的研究成果可以直接丰富中国教育史学科的内涵。对中国古代史、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等学科而言也是如此。

其三，可以扩大中国文化的影响，提高中华民族自信心。牛津大学博物馆长期以来展出一组五枚与科举有关的压胜钱，其文字说明写道：“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笔试选官的国家。”科举制又具有学位考试性质，科第名位实际上就是一种学位。西方论及科举的论著多直接称进士、举人、秀才这些科名为学位，即相当于西方大学中的博士、硕士、学士。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加速器的发明者考考夫在1930年代就曾对留英中国学生说学位是中国人最早发明的。[11]

科举对西方国家教育考试的方式也起过影响，英国牛津、剑侨大学笔试方式的采用、伦敦大学校外学位考试制度的建立都至少间接地受过科举考试的启示。让更多的国人和世人明了历史上中国科举曾影响西方的文官和教育考试制度，明了中国对世界文明的这一大贡献，有助于扩大中国文化的影响和提高民族自信心。

其四，可以为现实各类考试改革提供历史借鉴。关于这点，将在下节中展开论述。

二

笔者在《“科举学”刍议》一文中说过，一门关于历史制度(或人物、著作等)的学科的形成，要求其研究对象具有重要性、广博性、独特性和现实性。与其它专门之学相比，科举学在这四个方面都是很突出的。本文上节实际上已论述了科举学的重要性，这里再分析一下科举学的现实性、独特性和广博性。

（一）现实性

科举已成历史名词，但科举停罢，考试却没有也不能停罢，这就使得科举学研究具有现实意义。在实行科举的漫长岁月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很值得我们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加以总结参考。比如对考试利弊的研究，历史上曾进行过多次大规模高层次的论战，当时的某些分析对我们今天认识高考的积极作用和局限皆有助益。唐宋以后，科名中不但有黄金屋和颜如玉，而且科第中额也是评价地方长官治绩好坏的一个方面，因而科名不仅是个人和家庭的奋斗目标，也是地方集体追求的对象。现代个别地区高考集体作弊往往与主管及监考人员为提高本校或当地高考升学率的动机有关。研究古代科第中额的分配方法、科场舞弊及防范措施对今天不无用处。

笔者认为，在一定意义上说，八股文是古代一种刻板地通过考察经学知识和文字水平来测验智能的标准化考试文体，《四书》《五经》便是题量巨大的标准化作文考试题库。冷静客观而又深入全面地总结八股考试的教训和经验，对当代各种考试防止作弊、掌握标准化试题之适度比例、控制作文等主观试题的评分误差皆有一定的启示。

另外，东亚科举文化圈各国各地区都很注重用考试来选拔文官和大学生，这种考试社会与科举文化传统有密切关系，[12]致使科举研究的现实意义相当明显。如日本学者宫崎市定以《科举》为名的著作不仅正式出过八个版本(包括两个英文版和一个法文版)，而且其简明新写本《科举——中国的考试地狱》一书自1963年5月刚出版便接连被评为当时日本数一数二的畅销书，至1992年5月在日本就印刷过50次，累计达182,000册。[13]日本各大学入学考试竞争激烈，素有“考试地狱”之称，宫崎此书将所谓“三场辛苦磨成鬼”的科举形容为中国的考试地狱，并加以生动的描述介绍，在日本产生了学术著作少有的轰动效应。这是科举研究现实性的良好例证。

同样，科举研究也可为公务员考试提供参考，在《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施行后其现实性更加明显。

（二）独特性

科举学的独特性是不言而喻的，它既有独自特定的研究对象，又有大量的专门名词。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学科所下的定义，形成专业术语和词汇是一门学科得以成立的重要标志之一。在中国各种专门学中，可能科举学具有最多的专有名词。而且尤为难得的是，这些专有名词还不是仅见于某一两本书或某一文献中一两次、只有少数研究者自己才理解的名词，而大量是出现在成千上万部书中、寻常百姓都能明白的专有名词。

随便翻开一本族谱，总会在其第几代祖先中发现中进士、举人或贡监生员的记载；随便找来一部地方志，总能看到科举门类的专卷。即使像《金瓶梅》那样的小说，也可以在其中找到描写蔡状元、安进士、温秀才、水秀才、倪秀才，和“唐朝身不满三尺王勃殿试”与“及第登科”酒令的片断。[14]

除许多与中国相同的科举名词外，韩国、越南、日本的科举也形成了不少专有名词。如韩国将科举制简称为“科制”，将科举考试的文学体式称为“科文”，将试帖诗称为“科诗”，将每三年的大比称为“式科”或“式年试”，又有所谓贤科、丙科、杂科、制述科、宗亲科、忠良科、百字科、举子科、成均试、南省试、升补试、司马试、增广试，开京试、西京试、汉城试、拔英试、登俊试、春塘台试、重试、三日制、七夕制、九日制、人日制、何论业、明经业、医业、东人唐第、壮元……等等，不胜枚举。这些专有名词有的明显从中国的科举名词演化而来，[15]有的则具有鲜明的韩国科举特色。

在各类科举名词中，仅中、韩、越、日的常科和制科的科目名称就有300个左右。另外，因科举考试而形成了许多成语，有些至今还常为人们所使用，如金榜题名、五子登科、名落孙山、沆瀣一气、破天荒等等。

不仅如此。科举的独特性既表现在有大量无形的专有名词和相关成语俗谚，还表现在各种有形的特别规制。一提起科举，人们很自然会想到科举专用考场——贡院，会想到那古代为科举考试而专门修筑的森严壁垒的庞大建筑，那明远楼，那至公堂，还有那多少考生又敬又畏又爱又恨的奇特划一的号舍，那《儒林外史》中周进要以头抢撞的号板……。

除浩瀚的文献记载之外，国内外还现存不少八股制义卷、殿试策、状元坊、探花坊、进士第、进士牌坊，甚至状元卷、及第捷报、作弊长衫、为夹带而特意印制的袖珍《四书》《五经》等等各种科举文物，这些有形文物都是特别与科举有关的。

从明代科举定型以后，八股文的作文格式、分房阅卷、秋闱于中秋节考第三场等各种特殊规制基本上是五百年一贯制，而策问试卷的形制则几乎是两千年一贯制，也充分体现出科举学研究对象的独特性。这就难怪有的学者会认为科举取士是传统中国社会中最具特色的一个方面了。[16]

（三）广博性

科举学的研究对象虽然十分独特，却又非常广博，这在其它已有的专门学中是不多见的。当世显学红学尽管精深引人，但以一部作品或一个人物及相关问题为研究对象，“学术范围终究有限得很，”形成了“拥挤的红学世界”。[17]而科举学不是关于一时一地或一人一书的学问，而是与中国一千多年间大部分知名人物、大部分书籍和几乎所有地区有关的一门学问，不是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局部，而是关于中国传统文化整体的学问，又是至今还有相当现实意义并和东亚及西方主要国家有关的一门学问。这就决定了科举学具备巨大的研究空间。

古代朝鲜、越南与中国类似，不仅有一些记载科举的专书如《高丽朝科举事迹》、《国朝榜目》、《大越历朝登科录》之类，而且各种文集、类书、笔记小说也多有涉及科举的内容。

16至18世纪来华的西方人士曾十分赞赏中国的科举制，并惊叹中国书籍之多，没有任何一种欧洲文字的书籍可与之相比；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也认为1750年以前用中文出版的书籍比世界上所有其它文字的书籍总和还更多。实际上在19世纪以前，中国书籍印刷量最大的还是有关科举考试的教材、范文、闱墨、登科录、同年齿录等，尽管这些资料大部分未流传下来，但至今较具规模的藏有古籍的图书馆多少都还能找到一些存本。最近，台湾成文出版社便印行了上海图书馆所藏清代朱卷8000余种420册。

在朱卷、墨卷和乡会试录这一类之外，从五代王定保《唐摭言》算起，现存1905年以前专论科举或以科举为主要内容的书籍如各种制义集、试帖集、张之洞《輶轩语》之类，笔者粗略估计不下1000种。这些书籍十分博杂，内容却又很专门。至于唐宋以后与科举有关的各类书籍，更是难以数计。

另外，19世纪以前西方有关中国的文献中有许多关于科举的记载，也是有待进一步开发的宝藏。既然科举牵涉面很广，故科举与其它专门学也多有联系。选学、红学也好，经学、朱子学也好，敦煌吐鲁番学也好，我们总能找到其中与科举有关的内容和方面。

因为与科举相关的资料汗牛充栋，科举本身包罗宏富，决定了科举学是一片广袤的、可供纵横捭阖上下驰骋的专门研究领域：

我们既可以作科举通史研究，也可以作断代科举研究；既可以作全国性的总体研究，也可以作分省分地的区域研究；既可对中央政府的正统科举进行主体研究，也可对割据政权或农民政权的旁系科举作对比研究；既可作国别研究，也可以作中国与韩、越、日等国之间的比较研究；

既可以对状元鼎甲进士人物进行微观的个案分析，又可以对举人秀才童生阶层进行宏观的群体考察；既可以对某一家庭或宗族延续的科第锁链进行跟踪调查，又可以对某一学派或朋党形成的科举环节加以推敲解释；

既可以用文物考古法对许多现存科举文物进行研究鉴定，又可以用社会调查法对民间口耳相传的有关科举的民谚故事进行问卷分析；既可对科举的利弊得失进行理论思辨，又有大量的科举人物统计资料可供实证分析；

既可以从教育学的角度研究科举考试与学校书院的关系，又可以从政治学的角度研究科举与统治秩序和政权结构的关系；既可以从社会学出发研究科举与试馆和乡族籍贯的关系，又可以从文学史的视角研究科举与唐诗元曲和明清小说的关系……

因此，科举学还有大量珍贵的资料有待发掘利用，还有大片肥沃的处女地有待开垦播种，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话说回来，科举学的研究领域虽然非常宽阔，但并非没有学术交锋。因研究人员众多、历史悠久、成果丰硕，科举研究已经出现了一系列百家争鸣的热点和公案，具备了专门之学应有的争论现象和代表人物、代表著作。关于科举研究的历史、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科举学的发展趋势等，本文限于篇幅暂不置评，留待笔者科举学系列论文之三《科举学三论》再加分析。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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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阅黄寿慈《第一届高等考试锁闱日记》，附刊于沈兼士《中国考铨制度丛谈》，台湾商务印馆，1990年5月。

[2] H. G. Creel, “The Beginning of Bureaucracy inChina: The Origin of the Hsie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23, No.2, Feb, 1964, pp. 155-183.

[3] 除笔者前文提及诸书外，尚有李正富《宋代科举制度研究》、黄逸民《历代兴学与选士制度考》、刘泽之《对中国历代学校选举和考试制度之研究》、赵同喜《唐代考选制度》、孙甄陶《清代广东词林纪要》、黄光亮《清代科举制度研究》、叶伯棠《清代文官考选制度之研究》等。

[4] Le P. Etienne Zi, “Pratique Des Examens Litteraires En Chine.” Chang-Hai, 1894; “Pratique Des Examens Militaires En Chine. ” Chang-Hai, 1896. （1994年发表时误以为作者是法国人，现改正——作者附记）

[5] Robert de Rotours, “Le Traites des Examens, Traduit de La Nouvelle Histoire des T’ang.” Paris, 1932.

[6] David McMullen, State and Scholars in T’ang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7] Chou Hsiu-Fen Vetter, “Korruption und Betrug in traditionellen Prufengssystem Chinas.” Printed in Germary by Boscolo & Mohr, Karlsruhe, 1986. 《中国科举制度革废考》的作者傅吾康也是德国汉学家。

[8] Johanna M. Menzel, The Chinese Civil Service: Career Open to Talent ? Boston: D. C. Heath & Co., 1963.

[9] Benjamin A. Elman, Political, Social, and Cultural Reproduction via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50, No. 1 Fed. 1991. “In This Issue.”

[10] 就文学方面而言，笔者根据朝鲜《增补文献备考》卷247-250“艺文考·文集类”统计，朝鲜历史上1,050部诗文集中，有755部标明作者为“文科”、“登科”、“司马”等科第中人，占总数的72%之多。

[11] 见孟东明：《学位制度一夕谈》，《新观察》1981年第8期。关于科举的学位性质，可参阅刘海峰：《论科举的高等教育考试性质》一文，载《高等教育研究》1994年第2期。

[12] 刘海峰：《变革中的台湾大学联考制度》，《中国高校招生》1993年第1、2、3期。

[13] 《宫崎市定全集》15《科举》“自跋”。岩波书店1993年1月出版。

[14] 见《金瓶梅词话》第27、31、36、58、77回等。

[15] 参阅朝鲜《国朝文科榜目》，赵在三《松南杂识》科举类。

[16] Ann Waltner, “Building on the Ladder of Success: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Chinaand Recent Work  on Social Mobility.” Ming Studies, 17, Fall, 1983, p.30.

[17] 刘梦溪：《红学》，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第267页。

（原刊《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4年第1期，65-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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