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学30年 ║ 田建荣：科举学的理论、体系与方法

科举学：理论、体系与方法

田 建 荣

摘  要：科举学是一门正在兴起的新学科，加强学科建设是当前科举学的主要任务之一。本文从研究对象、概念术语、已有成果及社会需要等方面进一步论述了科举学得以成立的原因，并根据科举学综合性的学科特点，展示了科举学的学科体系。最后还就科举学研究的多学科方法论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科举；考试；理论

科举学是“因制名学”。科举制是科举学的特定内涵。自创立以来，科举制即被人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广泛研究，“科举学”研究成果十分丰富。如今，伴随着2005年科举制废除100周年的临近，国际学术界必将又掀起一场新的科举研究热潮，科举学将成为21世纪的“显学”。但究竟什么是科举学？它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理论体系及研究方法是什么？这些都是促使科举学研究进一步深入发展的关键性问题，有必要对此再作一些学科理论性探讨。

一、科举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

“科举学”一词是刘海峰教授酝酿已久，在1992年正式提出的。其“目的在于将科举研究纳入一个新的学科体系，使科举研究走向理论化和系统化，使原来各学科的独立研究更加全面，更加深化，使国际上的科举研究进一步组织和拓展，并为现实考试改革提供历史借鉴”。^[1]

按照“科举学”首倡者的理论，“科举学”顾名思义就是“研究科举的学科或学问”，更严密点说就是“以中国和其它东亚国家历史上存在的科举考试制度及其运作的历史为研究对象的一个专门研究领域”。^[2]其实，因为“科举学”乃是“科举考试学”的简称，所以它更是“一门研究科举发展历史，进而揭示考试发展规律的学科”。也就是说，“科举学”不仅是而且应该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对此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加以论证：

首先，它具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这是其它已有任何学科所无法包容的。科举制虽说是存在于我国古代的选举制度，看似也是属于“时间”的科学，和历史学有密切的关系，或就称其为是历史学的一部分也不为过。但建立科举学的真正目的并不仅仅只是研究中国古代科举制的变迁，而主要在于探明科举考试自身发展的规律性，进而揭示人类社会考试发展的规律。这样说来科举学便与历史学主要是以文献资料的分析为研究对象就有所不同。

另一方面，在习惯上人们往往把科举学研究的成果划归在教育学的名下，这可以说是长期以来科举制与教育相互联系、彼此作用的结果。科举制因昭示出社会所需“贤才”的标准，从而左右着教育的发展方向乃至具体的教育过程。

但总体来看，科举制并不只是一种政治制度或教育体制，因而，科举学的研究范围也就不能仅局限于作为一种制度文化来认识。其实，它对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社会的各个方面都有巨大影响，这涉及社会政治、社会组织、思想观念以及宗教信仰等。因此，如想用教育学来完全覆盖科举学的研究内容也是不可能的。至于其它学科就更是无法囊括科举学所要研究的领域。

其次，科举学的研究对象具备持续发展的趋势，这是衡量科举学是否具有存在价值的一个重要标志。“科举”一词的含义在其一千年的发展过程中是有所变化的。“宋以前科举（或称贡举）多指广义的科举”，即分科举人。“明清以后直至现在，通常用狭义的科举概念”，即进士科举。近代以来，有鉴于“科举仅余糟粕在”，因而“人们往往将考试当作科举的同义词”。

此外，英语、法语等其他西方语言，在翻译中也通常将“科举制度等同于考试制度”。^[3]可见，“考试”是科举制的核心，科举制的实质内容就是“考试”。

所以，虽然科举制被废除快100年了，但考试依然存在，事实上它不可能也不应该在社会上消亡，反倒是伴随着世界性潮流的发展，未来有可能还将逐步过渡到一个考试社会。如此看来，科举学就有了研究对象上的独特性、稳定性和持久性，进而满足了其作为一门学科所应该具备的又一客观条件，为科举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铺平了道路。

第三，科举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还取决于它拥有特定的概念术语，如进士、举人、贡院、入闱、落第等等，且这些概念术语又具有稳定的内涵和明确的指代。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学科所下的定义，形成专业术语和词汇是一门学科得以成立的重要标志之一。^[4]科举考试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其间产生出大量的专有名词，且在发展中不断增加。及至科举制东传和西渐后，又增添了许多颇具异国特色的新名词。真可以说“在中国各种专门之学中，可能找不出其它任何一门专学会比科举学具有更多的专有名词了”。^[5]

科举学这些特定的概念和术语，有的是长期以来流传下来并约定成俗的；有的则是通过对研究对象的种种表面现象，进行收集、整理、分析、综合和比较后，抽象概括出来的。这些组成科举学的概念术语，虽数量巨大，达到数千个，但一般都具有相对的独立性、稳定性，彼此之间还存在着紧密的逻辑联系，从而形成了一门学科所必需的概念体系。

第四，科举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还在于科举研究历史悠久、成果丰硕，出现了学科性代表人物和代表著作。在科举制创立后不久，即有很多人开始对其进行研究和评论。五代时王定保所撰的《唐摭言》，备载唐代科举制度及相关的文风士习，是“流传至今的最早一部记述科举制度的专书”。^[6]

其后，冯梦祯的《历代贡举考》、徐松的《登科记考》、谭吉璁的《历代武举考》等不一而足。科举制废除后，有关科举的研究才真正开始。1929年由上海民智书局出版的邓定人著《中国考试制度史研究》，堪称是近代“第一部研究科举的专书”。^[7]其它具有代表性的著作还有：邓嗣禹的《中国考试制度史》、齐如山的《中国的科名》、沈兼士的《中国考试制度史》以及商衍鎏的《清代科举考试制度述录》等。

近年来，许树安的《古代选举及科举制度概述》、张希清的《中国科举考试制度》、谢青等的《中国考试制度史》、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等皆颇有学术价值，而宋元强的《清朝的状元》、刘海峰的《科举考试的教育视角》、何怀宏的《选举社会及其终结》等则是极具理论价值的研究成果。

此外，日本学者宫崎市定的《科举》和美国人何炳棣的《中华帝国的成功阶梯：关于社会流动》等，也称得上是研究中国科举制度的代表之作。总之，有了这些颇具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科举学便具备了建立一门学科所必须的基本条件。

第五，当今社会需要科举学。这不仅反映在科举学研究工作者有一股强烈的愿望，还表现在从事实际工作的人员有对科举学的迫切要求和积极参与科举研究的热情。

随着统一高考制度的长期实行，特别是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的建立，公务员考试制度的实行以及各种专业资格考试的普遍推开，掌握考试发展的客观规律，借鉴和吸取科举考试中的经验教训，都迫切需要建立一门科举学。科举学的创立，“必然有助于正确认识中国的国情、传统；有助于正确评价考试的作用；有助于考试的改革及考试作用的完善”。

所以，现任国家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的杨学为研究员对科举学的创立寄予高度评价。他说：“刘海峰同志首倡‘科举学’是很有远见的创举。我十分拥护，并当尽全力支持” ^[8]。同时他还在撰文中将科举学定位为是一门“以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为研究对象的专门学科”，并要求科举学致力于完成“揭示科举发生与发展的历史规律”的任务，以便更好地为现实考试改革服务。

总之，创立科举学有着重大的学术价值和重要的现实意义。“科举学”一词的正式提出，标志着一门新兴的学科——“科举学”已经初步建立了起来。

二、科举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

我们知道，科举制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所推行的一种人才选拔制度，在千百年的改革和发展中，科举制自身不断完善，但也衍生出许多需要加以研究的课题。它所涉及的范围十分广阔，使科举学的研究对象具有了相当程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这些问题包括：科举考试的起源，科举考试的科目、内容、形式、方法，科举考试的管理，科举制的发展特点及其规律，科举制的评价等。其实科举制的每一个环节、任何一个方面都可以作为科举学的研究对象。因为科举学不是关于一时一地或一人一书的学问；而是与中国一千多年间大部分知名人物，大部分书籍和几乎所有地区有关的一门学问；不是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局部，而是关于中国传统文化整体的学问。所以，科举学具有巨大的研究空间。^[9]

科举制还是一项“集文化、教育、政治、社会等多方面功能的基本体制，它上及官方之政教，下系士人之耕读，使整个社会处于一种循环的流动之中，在中国社会结构中起着重要的联系和中介作用”。^[10]这从外部关系来讲，科举制曾经对我国封建社会的诸多方面，如官僚政治、士风民情，乃至婚姻家庭、娱乐活动等都产生过深刻影响。而当远播海外后，东亚各国的人才选拔制度又打上了中国科举的烙印。及至西传欧洲，西方的文官制度，穷根朔源，也是从中国学过去的。如今，“科举”已成为中西文化的交融点，科举学研究也已逐渐成为一门国际性学问。

可见，科举学是一个“内涵丰富、结构庞杂、功能多样、影响巨大”的学科主体，它不同于其它单一学科，而呈现出“综合性”的学科特点。这首先表现为科举学与其它人文社会学科之间有相当程度的联系和交叉。并且，科举学内部各领域之间也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有共同的规律性。

“在科举与外部环境的诸多联系中，关系最直接、最紧密的当首推教育”^[11] 。科举制长期以来多是被放在教育中加以研究，也尤以治中国教育史的学者研究最为集中。的确，不了解中国的科举制，就根本无法理解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的教育，研究更是无从谈起。当然，现代教育学中所面临的诸如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的矛盾等重大教育理论问题，也需要从科举学研究中获得必要的启示。

科举学与历史学之间的联系其亲密程度也是不言而喻的。在科举学研究还主要处在科举考试史的研究阶段，科举学可以说就完全成了历史学者的份内事。即便是科举制被提升到科举学的层次后，科举学研究虽并不完全等同于科举史，但也是以此为基础的。所以，历史的研究方法或借助历史的研究成果，依然是科举学研究的重要方面。

除此之外，政治学、社会学、人才学、文学、管理学、心理学等在科举学中都有自己的领地，都可以参与到科举学的研究之中，发挥重要作用并成为其有机组成部分。如此看来，科举不仅仅只是“研究中国文化思想史的人绕不过去的课题”，^[12]而且是许多学科研究绕不过去的课题。

科举学的综合性学科特点还表现在研究资料和研究成果的多样性上。邓嗣禹先生在其《中国考试制度史》中说：“中国载籍言及考试者，几乎无书无之”。的确，历代关于科举的诏诰、表章、考记、随笔、评论等都相当的多，其浩瀚如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尽饮也。即使已有的研究成果也是汗牛充栋，不可胜数。

有关科举制的通史、断代史研究，以及对科举所做的总体考察、区域研究、比较研究、个案研究、跨学科研究，更是包罗万象，不一而论。只不过在科举学未正式创立之前，人们的这些科举学研究都是各自为政，分散进行的，“缺少自身理论的统摄和整体构架的分析”。

科举学概念提出后，才使科举研究进一步走向理论化、综合化和系统化。但鉴于我国的科举学研究现仍处在初创阶段，至今未能建立起相应的科学、完整的学科体系，从而严重地制约着科举学更加全面深入地开展研究。所以，尽快建立起科举学的科学理论体系是十分必要和最为紧迫的。当然，这决非一日之功，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但积极的探索总是有益的。

为此笔者依据科举学综合性的学科特点，借鉴相关学科的体系建设经验，以最大限度地反映科举学的实质内涵为目的，设想科举学的学科理论体系可能应由以下几部分组成：

（1）科举学导论。属科举学的“元研究”。旨在弄清科举学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重点阐明科举学研究的意义，概述科举研究史，形成科学的学科理论体系，探寻科举学独特的研究方法等。

（2）科举考试发展史论。主要研究科举考试的制度变迁、思想演进及科举考试活动状况。这是科举学研究的主体和基础。 

（3）科举与其它知识领域的关系研究。主要是根据科举学综合性学科特点，开展诸如科举教育学研究、科举政治学研究、科举文学研究、科举文化学研究、科举社会学研究、科举人才学研究、科举管理学研究以及科举心理学研究等。

（4）科举考试功过论。通过对科举考试的全方位立体比较研究，总结科举考试发展的经验教训，历史地评价科举考试制度。

（5）人类社会考试发展规律。通过探明科举考试制度长期存在的原因，把握科举考试制度的发展特点，进而揭示科举考试的发展规律，并展望未来考试社会的前景，以便找到科举学为现实考试改革服务的新途径。

三、学研究的多学科方法论

科举学作为一门有明确研究对象的独立学科，自有其专门的概念语言和研究方法。而科举学综合性的学科特点，又决定了科举学的研究必须采用多学科研究方法。

长期以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习惯于用社会调查、实地访谈、历史文献分析以及比较法等。这些方法对于科举学研究来说也都是十分有用的。但如果只是将这些方法孤立起来运用或作唯一的选择，就不足以深入探寻科举学的底蕴。

古代科举和当今考试都是全社会普遍关心的问题，它和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因而，科举和考试问题始终是极易引起社会共鸣而成为社会热点的问题。可以说每个人都有一定发言权，所有人都可以在探索和研究的道路上发挥重要作用。

也就是说，科举学研究不仅从事教育学、历史学研究的人要参加，还需要从事其它专业的人士积极参与，甚至一般科举学爱好者也可以涉足。尤其是鉴于科举乃是一个由众多因素复杂结合在一起的有机整体，所以特别需要广泛吸取各门学科的具体方法，需要从多学科专家所掌握的研究方法和思想中找到“利刃”。

当然，我们并不指望能有一种揭示一切的研究方法，但“宽阔的论述必须是多学科的”，^[13]即要以整体的观念，全面深入地研究科举这一复杂的历史现象。这也就注定了科举学“需要多学科的理论综合和进行全方位的协同研究”。^[14]

多学科综合性研究可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上进行。科举学的宏观研究就是要通过搜集尽可能齐全的资料，用全方位的立体眼光，“把各个不同学科获致的对科举不同侧面和各个层面的认识，有机地结合起来，从宏观上把握其结构和机制，来达到对科举的总体认识”^[15]。同时探索同一时代、不同地区，及至不同时代科举制所表现出的共性及差异性，以便更好地掌握科举考试的发展规律。

微观的多学科科举学研究，就是要在不同的学科领域，对科举学所涉及的具体问题进行专门研究。此不仅作为科举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重在为科举学的学科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目前，科举学已开垦的领地有：科举文学、科举政治学、科举文化学、科举社会学等。而诸如科举心理学、科举遗传学等等还有待进一步拓展、充实和提高。

总之，科举学不是某门学科发展分化的产物，而是多学科不断综合的结果。科举学要拥有独立学科的地位，就必须从多学科的角度深入研究科举学的有关问题。每个研究者都应具有浓厚的历史使命感，在新时代趋势的推动下，通力合作，不断拓展思维空间，形成脚踏实地的研究风格，使科举学成为一门既有理论超越又有理论基础的新兴学科。

注释：

[1]  刘海峰：《“科举学”刍议》，《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2年第4期。

[2][3][4][5] 刘海峰：《“科举学”发凡》《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4第1期。

[6] 刘海峰：《“科举学”：一门古老而全新的学问》，《高教自学考试》1998年第2期。

[7][14] 刘海峰：《“科举学”的世纪回顾》，《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3期。

[8] 杨学为：《中国需要“科举学”》，《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4期。

[9] 刘海峰：《走向21世纪的“科举学”》，《福建日报》1999年12月10日，第6版。

[10] 罗志田：《清季科举制改革的社会影响》，《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

[11] 廖平胜：《“科举学”研究与教育价值取向的制导》，《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4期。

[12] 易中天：《科举、禅宗与中国文化思想史的分期》，《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4期。

[13] [美]伯顿·克拉克著，王承绪等译：《高等教育新论》，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 2 页。

[15] 刘海峰：《“科举学”——21世纪的显学》，收入教育部考试中心编：《中国考试史专题论文集》，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7月版，第203页。

【论文出处：田建荣.科举学:理论、体系与方法[J].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02):7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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