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雪光｜信息、理性与社会行为：想象中的学术对话

周雪光，1959年生，山东淄博人，现任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兼职教授、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组织管理系系主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客座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组织社会学、中国国家治理、官僚制度。代表作为 The State and Life Chances in Urban China: Redistribution and Stratification, 1949-1994，《组织社会学十讲》等专著，以及《从官吏分途到层级分流：帝国逻辑下的官僚人事制度》，《从‘黄宗羲定律’到帝国的逻辑：中国国家治理逻辑的历史线索》等论文。

      雨季离去，白昼时间延长，给“走路听书”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前段时间热衷走路，居然把这两本书重新听了一遍。从邓肯·瓦茨（Duncan Watts）的 Everything is Obvious: How Common Sense Fails Us（2011）到乔治·阿克洛夫（George A. Akerlof ）和罗伯特·席勒（Robert J. Shiller）的Phishing for Phools: The Economics of Manipulation and Deception（2015），是无意间的连接，但连续紧凑地听下来，居然发现可以将两者作一个有趣的对比，也算是知识社会学的一个案研究心得体会吧­­。

Watts的“物理空间”：信息不完备性与不确定性

      Duncan Watts是一位从物理学家转变而来的社会学家，他的博士论文针对早年心理学家发现的“小世界”现象建模分析，注意到社会网络中高密度地方性链接（high transitivity）与长距离稀疏渠道（short path lengths）同时存在的特点，造就了“小世界”现象。在Watts & Strogatz (1998)的研究工作发表之前，­社会网络在社会学早有研究，Harrison White（另一位从物理学转变而来的社会学家）带领他的一群优秀学生从1970年代开始在这一领域孜孜以求。社会学的早期研究工作集中在发展分析概念和测量以及网络结构的描述技术上，而Watts的“小世界”模型开启了网络研究的建模时期，推动了随后的有关网络形成和演化的一系列模型的出现，特别是推动了物理学、计算机、数学、经济学等学科的参与，大大扩展了网络分析的边界和内容。

      从物理学转来看社会学或社会科学，Watts为社会科学带来了新的视角，因此发现了社会学领域中的许多问题。本书的主题是，人们掌握和处理信息的能力有限，理性有限，因此面对的世界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缘故，人们通常自以为是的理论解释，包括许多社会学理论想法，都是建立在日常生活经验上的“故事”（story）之上，经不起严谨的科学检验。Watts主张，社会学（社会科学）应该走出“常识”性理论，通过大数据和科学的检验程序来缩小“常识”空间，扩大理论的科学性。在这本书中，他从普及的角度引用了许多例子，涉及古今人文、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涉猎之广令人印象深刻。尤其因为他的自然科学训练，对许多有关科学研究发现和检验的讨论把握准确、评论到位。

       书中所涉及的一系列大小故事，大多是我熟悉的，有些是用新近科学手段（心理实验）重新发现文献中已有的研究结论，虽无太多新意，但其基本观点很是认同。但听读下来，心中总有一丝不安，或者说，隐约觉得作者的口吻背后有一种令人不安的自信。想了一下，这是自然科学家的思维习惯。他们的职业生涯所面临的是一个“物理空间”，有着其鲜明特点：第一，这一空间本身没有思想互动，可以通过科学手段来逐步加以认识，历史上科学发展的大趋势即为明证。第二，人们关于物理空间的不同理论猜想，可以通过科学程序来检验证伪，择优去劣。换言之，如果将社会生活视为“物理空间“，那么，学术研究，一如物理学或其他自然科学那样，只要按照科学思维和方法来持续研究开掘，一定会更为深入地发现和解释世界。而且，科学方法、学术共同体的互动和重复检验在知识生产上可以区分良莠，持续递进。当然，Watts不是没有注意到其他方面，如经济学中的博弈过程、囚徒困境等。但他的讨论反映了自然科学的思维模式，看到的是“物理空间”化的社会生活和社会行为。人们所面临的不确定性是信息不完备和如何甄别信息、检验理论猜想的问题。他的讨论也局限于大多信息不充分性、不确定性；因此，可以从收集更多的信息来解决或缓和，还可以通过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模式来加以应对。

       在这个意义上，Watts的思维定势与社会学的基本理论思路如韦伯的解释学、涂尔干的群体思维理论颇有隔阂，对科学知识的暂驻性、非联系性，特别是信息的不对称性及其背后的意义未有正视。在这一点上，Watts一书的主题与Akerlof & Shiller下面的这本书无意间产生了有趣的“对话”。

Akerlof & Shiller的“社会空间”：信息不对称性、利益与政治过程

      Phishing for phools一书的两位作者，Akerlof 和 Shiller，都是诺奖得主，他们的学术背景挺有意思：Akerlof是信息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首先以“旧车市场”为例提出了信息不对称性问题，即当交易双方所拥有的信息不对称时，拥有信息的一方会策略地使用信息，而对方也会因此而防范，这一互动导致原本双方有利可图的市场交易失败。Shiller 关于金融市场上的“非理性的繁荣”(Irrational Exuberance) 的研究工作特别强调人们心理活动和信息解释上的非理性机制。

      这本书的主题，如该书的副标题所示，即是市场活动中的人们如何利用和操纵信息来追求私利的欺骗行为。这本书的书名中文翻译为“钓愚”，既形象又贴切，涵盖了包括了两方面，“钓”者，操纵信息以欺骗他人；“愚”者，因心理机制和信息局限而被欺骗愚弄。书中引用了大量实例来说明，信息甚至科学发现可以被用来谋取私利，类似行为比比皆是，从商业行为中的推销策略，人们的偏好选择，到政客的操纵手段，林林总总，无所不在。其结论也直白无误：市场并不是万能的。信息的不对称性，人们追逐私利的动机，伴随策略性行为等一系列特点意味着，“钓愚”的市场均衡会诱发出各种操纵信息的欺骗行为。虽然，该书的结尾试图留下一条“光明的尾巴”，即人们的公益心、政府管制和公共政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制约这些钓愚行为，但在通篇的各种例子面前，这些措施显得如此苍白无力。

      如果想象一个思想实验，让两本书的作者同台对话，会是一种什么情景？在Watts看来，只要不断地收集信息，遵循科学检验程序，我们就会持续不断地认识世界，也就可以制定出更好的政策来改进社会。后两位作者会指出，如同他们开篇所列举例子那样，许多科学研究的结论，包括心理机制的研究工作，被人们—奸商、政客、既得利益者—利用来“钓愚”，正如我们在市场活动、政治领域的不同场景下所经历或耳闻目睹的那样。

      在信息不完备性和信息不对称性之外，组织学家马奇指出了信息的另外一个特性：信息的模糊性（ambiguity），即同一信息可能有着不同的解释。这些解释因人们的具体经历、角色、利益和场景而不同，并不因信息量的增加而减少其模糊性。与自然科学领域不同，在今天的公共舆论领域中，不同立场的人们对于所谓“事实”的认定本身常常陷入难以调和的境地。难以想象Watts所期冀的大数据、严格科学验证所能达到的“科学理论”在社会领域和公共政策领域中得以实现。

      这里的核心问题是：信息不是中立的，不是对称的，而是可以被有着不同利益的人们有选择地加以收集、加工、组合和权衡的，并不总是存在一个公认的“科学的”程序来鉴别评估的，谓予不信， 不妨看一看我们周围的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换言之，人们面临的不是一个“物理空间”，而是一个有着不同理解、不同信息、不同利益的社会人构成的“社会空间”。即使科学研究的结论也总是有一定前提条件的，易于为人操纵利用，达到私利。另外一种情况是，那些自以为掌握了科学理论和历史规律的人们，出于良好的初衷而试图动员资源来改造社会，但对各种“钓愚”机制估计不足，因而酿成灾难。类似事例在历史上层出不穷。

      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从科学主义的自信，到顶层设计的雄心，到社会工程的实施，是同一个逻辑链条上的不同环节，这是我心中隐约不安的因由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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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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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读”Misbehaving的感想

作者｜周雪光

       理查德·泰勒（Richard Thaler ）得经济学诺奖。一年多前听读他的Misbehaving一书，写了一点感想，转记如下。

      这几天旅途中听完了RichardThaler新出版的Misbehaving一书。Thaler现任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的经济学教授，是行为经济学领域的重要推动者之一。这本书可以说是关于这个新兴领域八十年代以来大发展的intellectual history的个性解读。Thaler 作为许多重要工作的贡献者或见证者的身份，从个人学术历程和感受，将这些研究工作特别是与传统经济学研究间关系娓娓道来，眼界开阔、逻辑明快。经济学家常有的无所忌讳、直言快语的色彩在他身上尤为突出，更兼趣闻轶事，幽默风趣，特别适合“听读”。以前就很喜欢他在1994年出版的“The Winner’s Curse: Paradoxes and Anomalies of Economic Life”—这个书名就如此有诱惑力—其中汇集了他与同事在这个领域中的一系列研究发现。

      这么多年里，除了自己的专业，在经济学领域中花费的时间可能是最多的，这大概也算是一种misbehaving。以前学习过政治经济学，似乎没有什么触动感受。读研第二年接触到新古典经济学，虽没有系统训练，但这个学科对我有一种持续不断的吸引力，以致经常地翻阅进而订阅经济学期刊，读经济学著作，做博弈论习题...... 参加工作后还去旁听经济学系研究生讨论班课程。记得博士毕业前夕找工作的不确定时期，对工作前景尚茫然无知，和导师之一John M.聊天时说起，如果找不到工作，我想去申请再读一个经济学博士学位。他听到似乎一怔，别有意味地盯着我看了一眼。后来有人告诉我，John给我写了一封很好的推荐信，不知道他的动机是不是要尽力挽救我这个面临“失足”危险的社会学博士。社会学学者大多“本能”地抵制经济学逻辑，我大概属于另类，对经济学有一种偏爱。

       在听读Thaler的这本书时，我明白了这一偏爱的原因，那就是，（好的）经济学研究有着思维上逻辑周密、表达上明了清晰的特点，给人带来了美感。有人说，学术研究有三个不同的追求：美感、真理、正义（beauty，truth，justice）。经济学那种近似数学的简洁、明晰的表达，那种在一定逻辑推理下得到始料不及的结果发现，读来的确是“美”的享受。其实，也不是刚刚才意识到这一偏爱的因由，只是在听书时再次触及了内心深处的这种感受，并勾起了几段经历的回忆。

       几年前在MIT商学院做了一个讲座。讲座后，以前在康奈尔就认识的经济学同事BobG.带我到他的办公室坐坐。在走到办公室的路上，他问我在讲座中的一个观点想法，具体内容已经记不清了，与政府间“共谋”行为有关。我们坐下后，他拿起一个宽大的笔记本，开始把我说的那些行动者和他们之间关系用数学符号和关系式写下来。他说，这样“正式化”后，他就可以明白我要表达的意思了。目视着他笔下吐出的各种符号，突然间感到人世间繁杂世俗生活悄然隐退，只留下白纸上那一行行排列有序的数学符号和关系式，似乎进入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逻辑清晰就可以深入讨论，进而延伸思维的链条。例如，组织中的正式关系与非正式关系这一主题在（组织）社会学的经典著作中一再重现，但这些讨论止于描述和一般性讨论。在经济学的分析模型中（如Aghion & Tirole 1997），这一对关系成为有条件限制的可以分析的研究对象。再如，经济学家George Ackerlof 在2000年发表了一篇关于“Identity and Economics”的文章（QJE），引发了经济学领域中众多的研究工作。但Ackerlof的思路和提法，组织学家James March在多年前就提出了，也多有引用，但没有引发相应的研究工作。究其原因，经济学的分析思路适合于把有趣的现象转化为“可以分析的”研究问题，加上有力的分析工具，和众多的研究人才，容易诱发“从众”趋势，推动高密度的研究工作，有利于知识积累。这种分析力度和知识积累取向恰恰是其他社会科学学科所稀缺的。类似的趋势在Thaler谈及的行为经济学中亦复如是。行为经济学是心理学与经济学交融的结晶，尽管起初心理学发现与经济学基本假设前提多有紧张，但近年来经济学家热情拥抱心理实验，有了大批量的研究工作，在知识积累上有了长足的进步。现在看来，这是一个逻辑上自然而然的结合。心理实验的方法论核心是，将其他因素通过实验设计加以随机处理（randomization），从而集中关注几个关键变量在“treatment”前后的变化，这与经济学的数学模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大概因为经济学是一个“思想的市场”（market for ideas），这里聚集了一些智商颇高的人才，时常有一些极有想象力的思路和概念。可以不完全同意—甚至完全不同意—经济学的一些前提假设、分析手段或研究结果，但这些研究风格和想象还是可以给你“美”的享受，扩展你的想象空间。以前和Jim M. 讨论时，也时常有着这样的经历。不过在自己领域中，这种感觉相别久矣。最近的类似经历是和John M.的讨论。刚回来，和 John M.约好，一起讨论有关reputation的课题，合作写个paper。每周一次，每次一两小时，天南海北、海阔天空，从宗教部落、职业市场、欧洲高教，到大学排名、葡萄酒庄，纯粹知识游戏般的思想碰撞，充满了想象、联想、顿悟。谈完后常有一种空灵通透之感，仿佛仙游了一番。也许我们都不舍得结束这个神聊的机会，持续了一年多也没有写出什么东西，还是继续聊……

      虽然经济学有着自己的术语和模型，但不难发现一个规律：好的学者总是可以用通俗的语言把复杂的问题呈现出来。当学者只能用复杂的技术来说明白自己的研究工作时，思想贫困的窘迫就显露出来了。经济学朋友Q说道，能用（经济学初级教科书中的）简单画图技巧就把道理讲清楚，才是深得经济学精髓的高手。还记得在康奈尔大学任教时，参加了一次有关中国问题的讨论会，学者来自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各领域，什么题目已经毫无印象了。但有一幕记忆犹新。会议结束的最后一个发言是康奈尔经济学家Henry W.，他平时说话细声细气，给人一个有气无力的感觉。他刚开始发言时，大家看上去都没有太集中精力，毕竟是两天会议的最后阶段都很疲惫。但Henry的发言，用简单的经济学模型和画图把两天会议上大家讨论过的主要议题归纳总结，然后在这个简单的经济学模型上稍加调整（模糊记忆中是关于劳动力与资本相对价格的变动），导出了出人意料的结果。随着他慢条斯理发言的延续，大家开始坐直起来，目光追随着他的展示，聚精会神到他的思路上，被这些简单但意味深长的presentation深深吸引了。记得讲完后Bill P. 大声感叹道，如果在会议开始时就有这个发言的话，这两天会议的主题就会完全不同了。这就是明了、简约的道理的力量。

       对于我来说，美感是学术追求的最高境界。

本推送来源于周雪光教授的微博。文字已经过本号整理、编辑。选编不易，转载请遵守基本规则，务必注明原始来源和“勿食我黍”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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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雪光｜韦伯故乡读韦伯“断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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