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机器”的国家——论现代官僚/技术统治｜洪涛

作者｜洪涛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

现代政治理论通常以民主政体为现代政体之正宗，故有民主化、民主之第三波等民主目的论式的表达。长期以来，古今、新旧的关系被置于作为现代国家之自我叙事的“民主—专制”的二元框架之中。现代“革命”——总是某种民主主义革命——被看作是由古至今、由旧到新的突变，是民主对专制的胜利，是人从各种专制制度中得到“解放”。现代国家都共享“民主—专制”的二元叙事。“冷战”期间，对立阵营的各方，都将对方指为“专制”的“国家机器”；“冷战”结束后，统治者们意识到，原来不过是殊途同归，于是乎实现了联合，共同以“机器”为质，文之以“民主”。本文试图对现代国家的“机器”一面有所阐发。

一、大革命建立起来的政权，是“一个比大革命所推翻的政府更加强大、更加专制的政府”

　　对于现代政治进程之日渐民主化的“乐观”想象，最早的警告者之一，是后来被奉作最重要的民主理论家的托克维尔。托克维尔早先以《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享有盛名。不过，在指出“民主”为不可阻挡之潮流后不久，他又指出，大革命之后的现代国家，是“一个比大革命所推翻的政府更加强大、更加专制的政府”(１)。这一说法，出现于他19世纪50年代中期出版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

　　这两种见解看起来彼此龃龉，无法共存，只是它们似乎都以对现实政治之观察为基础。托克维尔在1848年“二月革命”建立起来的法兰西第二共和国中任外交部长，因此，他也是一位政治“实践家”。他觉察到，在号称除旧布新的“断裂性”革命的表象背后，是一条贯穿于15世纪绝对主义王权至革命后现代国家的隐性的、连续性的发展线索。他发现，以自由、平等为名的革命摧毁了旧制度，将一切变成“残渣碎片”，却不是为了终结旧制度已开启的“集权专制”进程，而是重新把“碎片”“吞没在它的统一体中”(２)，以便更好地推进这一进程。旧制度的形式垮了，其“灵魂”或“原则”却得以再生，于是，一种新的更强大的专制政权，崛起于旧制度的残骸之上。

　　无独有偶，几乎与托克维尔同时，马克思也指出，革命后国家的集权与专制，较之前任乃有过之而无不及。从他写于19世纪50年代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我们可以读到：

　　在法国这样的国家里，行政权支配着由50多万人组成的官吏大军，也就是经常和绝对控制着大量的利益和生存；在这里，国家管制、控制、指挥、监视和监护着市民社会——从它那些最重大的生活表现起，直到最微不足道的行动止，从它的最一般的生存形式起，直到个人的私生活止；在这里，这个寄生机体由于非常的中央集权而无处不在，无所不知，并且极其敏捷、极其灵活，同时现实的社会机体却又是极无自动性、极其软弱、极不固定。(３)

　　写于20年之后的《法兰西内战》再次重申了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即革命后现代国家继承了绝对主义君主国的使命且发扬光大之，其结果是，一种拥有“神”一般权力的国家的诞生。

　　这个统一的国家政权以领薪的国家官吏代替封建显贵，把中世纪地主的门客仆从和市民团体手中的武器转交给一支常备军队，以系统的按等级分工的国家政权的统一计划代替中世纪的互相冲突的势力所造成的错综复杂的（光怪陆离的）无政府状态。以建立民族统一（创立民族国家）为任务的第一次法国革命，必须消除一切地方的、疆域的、城市的、省份的独立性。因此，这次革命不得不继续发展君主专制制度已经开始的工作，即使国家政权更集中更有组织，并扩大这一政权的辖制范围和职能，增加它的机构、它的独立性和它控制现实社会的超自然威势，这种威势实际上取代了中世纪的超自然的天堂及其圣徒的作用。(４)

　　1848年欧洲革命，是自18世纪晚期以来的波澜壮阔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收官之战，标志着革命的终结，从此，英、美、法等国步入了革命后时代。(５)此时，可以一看当初播下的“龙种”，收获的到底是什么了。不过，在托克维尔和马克思这两位诚实的、不倦的现实观察者之前，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已经在其小说中道出了现代国家的这一面向。这就是巴尔扎克在1837年7月发表的《公务员》。小说一开始就写道：

　　过去，在君主制度下，是不存在这一支官僚大军的。那时，为数很少的公务员听从首相的指挥，而首相则经常同国王联系，并且差不多是直接为国王效力的。……而自一七八九年以来，国家，或者说祖国，代替了国君。不论我们对“祖国”有多少美好的想法，事实是，那些官吏不是直接从属于一位政治长官，而是成了政府的雇员。……由于总有大量的事务要办，就出现了一批必不可少，而又可以随意解雇，因此都拼命要保住自己职位的公务员。于是，在一群侏儒的推动下运行的庞大的官僚体制就应运而生。它象一块沉重的幕布，横在要做的事和能够下令去做的人之间。如果说拿破仑由于要一切人和事都服从他的意志，因而暂时推迟了这个官僚体制的影响，那么它肯定是在立宪政府下形成的。(６)

　　文人巴尔扎克比托克维尔和马克思更倾向于关注此一变故对人的精神及其生活方式的影响。小说中一些形象化的描写，后来成为学者表述官僚制的常用“词汇”，譬如：

　　由于所有的高级职位都从属于议会势力，而不再从属于王室，公务员们迟早会发现自己都是镶嵌在机器里的齿轮，问题只在于上了多少油而已。善良的人们早已相信自己命定如此。(７)

　　以“机器”意象称呼“国家”，后来成为由马克思所开创的国家学说的一个重要特征。(８)“侏儒”“齿轮”的意象，则为韦伯所延用。从巴尔扎克、马克思到韦伯，官僚制都不只是被看作一种有效或高效的行政手段，而且是被看作一种主导的生活方式：真正意义上的“政体”。(９)

　　稍晚于托克维尔和马克思，约翰·密尔在其著作《论自由》和《代议制政府》中也讨论了“官僚政体”问题：

　　凡是并非例外地具有高度政治技巧和能力但又不是代议制的政府，不论是在君主制形式下还是在贵族制形式下，主要是官僚政治。管理工作掌握在职业官员的手中，这就是官僚政治的本质和意义。(１０)

　　在密尔这里，官僚政体被赋予了与现代代议民主政体较短絜长的唯一一种政体的地位。

　　马克思、密尔、托克维尔和巴尔扎克分属不同政治的光谱：马克思居于激进左翼；密尔是自由主义者；托克维尔是保守主义者；巴尔扎克则是保皇派。然而，基于对现实的洞察和对事实的尊重，他们在革命后得到极大完善的官僚制或官僚政体中，看到了现代国家的“专制性”。显然，现代国家与其所取代的前任之间，绝非简单地是民主与专制的对立关系。

　　马克思最重要的政治著作大多完成于19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它们勾勒出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基本轮廓。细读这些著作，不难看到，官僚制理论是马克思国家理论的核心。(１１)然而，继承马克思这一重要思想的是马克斯·韦伯。韦伯通过对资本主义起源问题的探索，用“合理性”概念取代“资产阶级”概念，以回答“资本主义—官僚制—现代国家”的三位一体现象。(１２)

　　韦伯官僚制思想的另一个重要价值，是在指出现代官僚制之必然性的同时，也谈到了这一“政体”（或官僚机器）作为现代人的一种基本生活方式对人性的影响。譬如，他1909年9月28日在社会政策协会上的演讲：

　　这世界上没有什么机器能像人类机器（官僚政治）运转得这么精确了。从技术和物质的角度来看，它是无与伦比的。但是除了技术标准以外还有其他。它在行政和政治领域带来了怎样的后果？凡是把自己整合到这部机器上的人，都会变成机器上的一颗小小螺丝钉，就像在大型工业企业中的情况那样，他越来越习惯于当一颗螺丝钉的感觉，越来越习惯于问自己是否能成为一颗更大的螺丝钉。……一想到这世界上除了小螺丝钉以外再无它物，就是说，世界上充满了抓着自己卑小的职位不放并渴望一个更大职位的人，这会更加令人惊恐。(１３)

　　在以官僚政体作为现代人之基本生活方式的视角的观察者中，卡夫卡在其深刻性上无出其右。他的众多小说（尤其是《城堡》）深入刻画了“现代人”——“官僚”——的内在“灵魂”：灵性生活的彻底丧失。在揭示“真实”这一点上，小说家相较于社会科学家，有其得天独厚的优势。

二、理性官僚组织：“利维坦”的秘密

　　对于现代国家理论，官僚制之意义究竟为何？从韦伯官僚制理论出发，不难认识到官僚制与现代理性化进程的内在耦合；但是，这还只是回答了官僚制何以成为现代国家必须的一种组织形式，而未能揭示它与现代国家元理论之间的内在关联。本节将指出，官僚制也是解开关涉现代国家之本质的契约学说中难题的关键。

　　从思想起源看，现代国家与后来被视作现代政治之核心价值的民主、法治都无甚关联。在马基雅维利那里，现代国家的“初衷”似乎是对外的自我保存；到了霍布斯，重心则转移至对内的秩序维持。在霍布斯处的确有一种“个人主义”——其概念化形态为“自然权利”；但是，它在被转化为臣民权利时，绝不比前现代政治所赋予的人民权利——如中国原始儒家所主张的人民革命权——更多。(１４)在霍布斯的“利维坦”中，臣民不享有任何民主权利：收税权、战争与和平权、思想言论权，悉取决于主权者。对于主权者，臣民只能有一个要求：让他们活。当然，前提还得是无条件地满足主权者的欲望。

　　因此，卡尔·施米特认为，在霍布斯式的国家中，主权者与臣民之间，其实是领主与封臣、赞助人与食客式的封建关系，“庇护与臣服”是这一国家的第一原理。(１５)但是，施米特应该不会否认，霍布斯式的国家不只是一种封建领主国家，因为“利维坦”相较于封建领主国家要强大得多。“利维坦”是一种现代国家。

　　然而，在霍布斯的书中几乎难以找到对“利维坦”何以拥有足以让一切臣民臣服的强大力量之原因的讨论。(１６)霍布斯的“国家”是抽象的，因而是空洞的。在他之前，国家总是被看作某一具体人群（比如部落、民族、等级）的统治。统治者或在武力，或在组织，或在财富，或在文化，或在以上诸多方面，强于被统治者。力量是具体的，因而是有条件的。传统国家总是具体的一些人对立于具体的另一些人。然而，霍布斯的“国家”，全然由无历史、无特质、松散甚至敌对的孤立个人通过缔约而成。这是一种“人民国家”，而非“某某人的国家”。“人民国家”乃是一种无历史的抽象国家，无具体或特定的统治群体。“人民”——缔约者——是唯一正当的统治者。

　　“缔约”似乎是一种“魔术”：一群松散、敌对的个体，一旦被抽象化为一个集体概念，变成了“人民”，“国家”便诞生了。这个抽象的“人民”概念，还威力无比，无限强大于原来个体之集合：“人民”对立于组成“人民”的所有个体。这一“魔术”的奥秘何在？这群人如何能够在一瞬间变得如此强大，以致所有个体——不论单个，还是集合——都恐惧它？它庇护臣民的力量缘何而来？(１７)

　　拿霍布斯来跟马基雅维利比，这一问题尤为显豁。对于马基雅维利好谈的统治术，霍布斯避而不谈。显然，霍布斯颇轻视“智谋”，以为这远不足以使“利维坦”强大。一切权谋诈术无非是属人的力量——其效能有赖于秘密：不宣而战式的突然袭击、以有备战无备、以欲战战不欲战，等等；但是，它的优势不是绝对的，长远看，暂时的优势，有平均化的趋向。看来，霍布斯认为，“利维坦”不能奠基于传统的统治术之上，这不足以使之获得绝对的权力优势。

　　在《利维坦》篇幅不长却极重要的“引言”中，霍布斯对“利维坦”力量的秘密有所提示。他称“利维坦”为“人造的人”，比拟为“自动机械结构”，即“机器”。霍布斯以此明确表示，“利维坦”不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公民团体”，也不是罗马人的国家，总之，它不是一种属人的力量，而是“机器”——尽管它是由人构成的“机器”。正因为是“机器”，才有可能拥有相对于“人”（无论个体，还是群体）的绝对优势。(１８)在他看来，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将国家构造为一部“机器”。他问道：“我们为什么不能说，一切像钟表一样用发条和齿轮运行的‘自动机械结构’也具有人造的生命呢？”(１９)换言之，倘若一些零部件的组合，可以构造出一部神奇的机器，那么，以人为材料，以有理性的“大自然”为摹本，是否也可以制造出一部威力巨大的“国家机器”呢？

　　契约理论只说明了人何以应该组成国家的理由，却未能说明国家何以强大的原因，在霍布斯看来，后者才是真正重要的。因为，只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才有理由要求绝对的服从。只有当缔约个体以组合钟表零件那样的理性方式结合起来，才可能脱胎换骨，变成一种力量远远超出其个体之和的全新之物——一部威力巨大或精确无比的理性机器。

　　建国“魔术”，就是国家制造术。不是缔约——这只是一种旨在说服的修辞——而是制造术，才是国家强大的秘密。它的基础不是传统的权谋诈术，而是建立在理性科学之上的制造技术。钟表之类的自动机器，是摆在国家制造者面前的现成的教科书。

　　为此，第一步，是使人材料化，亦即卢梭所说的“去自然化”(２０)。自然物的力量有限，它会被侵蚀，会朽坏。要使人成为制造“机器”的材料，必须把人从自然关系中“解放”出来，使之成为“个体”。所谓“反封建”，也就是托克维尔所说的，革命以摧枯拉朽之力，打碎一切它之外的“社会组织”——家庭、家族、村社之自然共同体——以及以信仰或习俗为基础的宗教和社会团体，至少也要大力削弱之，以使人成为孤立的原子式个体——制造国家机器的原材料。在“契约建国论”中，这被视作作为国家之否定性起点的自然状态。其实，自然状态全然是“非自然”的，它是人为的产物，目的是为制造“人为的人”或“国家机器”提供原材料，如下页图1所示。

　　图1

　　“反封建”对于现代国家建构之意义，就是打碎人情的自然共同体，使其成员脱离且离散为所谓“自由个人”。这也就是现代个人主义的意义。(２１)在“反封建”“解放”之后，接下来的问题便是：“娜拉出走之后，怎么办？”

　　脱离了自然共同体，“个人”诞生了，无历史、无团契、彼此异在，这就是人怕人的“自然状态”。当然，这不是现代国家的目的，而是现代国家的“理由”。走出“自然状态”之后，自由个体必须被重新组合成一个人造的“人”，即国家。“缔约”是契约论的“修辞”。契约论是追溯式的，其出发点乃是为国家的存在提供理由，而国家则为自己制造了理由，先是使自然共同体瓦解，使个体离散为“原材料”。有了这一“理由”之后，便可以以理性的方式，将诸多个体这些“原材料”重新组合，成为“人造的人”，即“国家机器”。

　　以理性技术所制造的机器为摹本所产生的“人的机器”，就是“理性官僚组织”，如图2。

　　图2

　　显然，将离散之自由个体，编制纳入理性官僚组织并非易事，不仅自然状态中的自然人并非自然，理性之官僚组织更背离自然。马克思指出，这些只保留人力于自身，此外一无所有的自由人，若不使自己进入“组织”，便无以谋生。而韦伯则进一步指出，在各种现代组织中，最后胜出的，只能是效率更胜一筹的理性官僚组织。因此，“缔约”的实质不是个人理性之盘算，而是个体在事实上难以与组织尤其是机器化的理性组织相抗衡。这是一个残酷的“适者生存”的过程。资本家和政府不只是因所垄断的生产或工作资料使人依附于他们，而且是以其理性化组织方式所具有的强大竞争力使人归附。

　　综上所述，“缔约”或者从自然状态到国家的实质，是国家将一切介于国家与个体之间的中间组织——更为自然的组织——打碎，或使之边缘化，使人成为自由个体，再以理性方式将其编制纳入官僚组织。现代国家不是别的，而是无数经营性、行政性、文教性的公私官僚组织的综合体。国家这部总的机器，是由无数小的局部性的机器构成的。

　　现代革命的本质，是瓦解以血缘和人际庇护关系为基础的封建关系，以“人民—机器”的抽象的、机械的关系取而代之。这既是一个消除固有一切非理性因素（血缘或人情）的抽象化过程，也是一个使个体纳入理性官僚机器的理性再造过程。现代官僚制国家，是这一过程的最终和最权威的产物。“利维坦”之强大的秘密，就在于作为一部精密、复杂、人间最庞大的理性“机器”，相对于带有情感的、肉体凡胎的自然共同体及其成员的压倒性优势。在理念上的“人民国家”，在肉身上则是“国家机器”。

　　卓别林1936年上映的影片《摩登时代》，乃是对现代国家的一幅简洁、形象、贴切的白描。(２２)影片由若干小故事组成。头一个故事长约18分钟，讲主人公夏尔洛在车间流水线上工作，无法胜任紧张的工作节奏而发疯，被送入医院。影片的开始画面是一台钟表，遥遥呼应于《利维坦》“引言”中的“钟表”隐喻。在17至19世纪，钟表被视作机器的典范、理性的化身。

　　夏尔洛的工厂以生产流水线这一“物的机器”及其节奏为核心，组成了一架“人的机器”：董事长、工头和流水线上的工人三个等级的官僚制结构。“物的机器”的基于理性或效率的命令，决定了“人的机器”的本性，这是“天道”与“人道”关系的现代版本。流水线上工人的每一动作，甚至午餐都被作了精确算计，以期不浪费一分一秒。只有能够担当机器的节奏，才是合格的或“理性的”人。夏尔洛跟不上机器的节奏，无法成为机器的一部分，便成了“非理性的人”。他被送入医院。出了医院，他又进了监狱。非理性人，不是病人，便是敌人。

　　《利维坦》1651年伦敦印刷版的卷首页题图，在顶天立地的“利维坦”腰部之下的城堡中，游荡着两种人：肩杠长枪的士兵和身着亚麻或帆布衫、头戴黑帽、脸上戴着可过滤空气状如鸟嘴般的面具的医生。(２３)他们正是为了对付游离于或不为“利维坦—机器”所控的两种“非理性人”：内部的流浪汉和外部的敌人。未能纳入理性官僚组织的夏尔洛——流浪汉的化身，是秩序的危险分子，医生或士兵的对象。从《利维坦》面世的17世纪中叶，到《摩登时代》上映的1936年，正是“理性时代”或曰“国家时代”得以实现的三百年。

　　国家通常透过公私理性官僚组织掌控个体，它也可以随心所欲地直接对付它所认为的“敌人”或危险分子。如《摩登时代》所示，个体是“自愿”甚至争先恐后地进入公私官僚组织的。现代企业或工厂是现代合理化组织的基本形态。作为雇佣劳动者的个人，被纳入这一“组织—技术的依附关系体系”，成为“组织机器”上的一枚螺丝钉，这完全是基于科学和理性的要求。(２４)于是，正如韦伯在《宗教社会学》“总序”中所指出的，职业官僚成为了西方现代国家和现代经济的基石：

　　我们的整个生存——生活中政治、技术及经济的基础……以如此绝对而无可避免的方式纳入受过训练的专家所构成的官僚组织的罗网下：社会生活上最重要的日常运作，以同样方式掌握在受过技术、商业，尤其是法律训练的政府官吏手中。(２５)

　　现代国家是“组织—技术依附关系体系”中最权威、规模最大的一种，是成百上千各种类型公私官僚组织的集合。国家强制力，在理论上只是在面对例外或非常态情况下现身，针对无法被纳入任何一种官僚组织、从而未能使自己成为一种专业化功能部件的不确定者，譬如流浪汉、小偷、未能成功使自己的创作市场化的文人或艺术家。

　　在现代企业官僚制与政府官僚制之间，存在着分工性的互补合作关系：夏尔洛如不能受制于“自由”企业的理性规则，就要受制于监狱或医院的国家“强制”。在“自由”企业和“强制”国家之间，实现了无缝衔接，整个社会领域为它们所涵盖，如图3所示。

　　现代国家的最初目标，正如霍布斯所述，乃是使自己成为一部“机器”，于是，它获得了与传统国家截然不同的特点。传统国家是具体的，依赖于特定群体（部落、民族等），有其独特的历史和习俗；现代国家作为人为设计和制造的机器，在本质上是非历史和非习俗的。官僚机器本身具有反地方性、反习俗和反历史的特征。因此，传统政治学的核心问题是如何使人——主要为统治者——成为“强者”，不论这里的“强者”是苏格拉底意义上的，还是马基雅维利意义上的；现代政治学的核心问题则是“机器”结构的合理性，或者，无懈可击。自然与习俗是传统政治学思考问题的基本框架；个人与整体则是现代政治学的基本框架。

　　马克思更多地是以经济史而非政治史的角度，区分传统国家与现代国家。这使他时而把现代国家视作统治阶级实现其阶级利益的工具，即所谓“资产阶级国家”，时而——当他忠实于所观察的事实时——将其视作一种“中立的”国家机器：经济上占主导地位的资产阶级，是放弃其对国家的政治统治的。因此，马克思的国家观，有基于经济的或政治的两种不同视角的论述。从政治现实的角度，马克思指出，凌驾于一切阶级之上的集权官僚国家，是现代国家的终极形态。历史——在马克思那里，更准确地说，前历史——不是终结于民主，而是终结于集权官僚制国家。鉴于现代国家的这种超阶级性，倘若不打碎“国家机器”，那么，统治者——统治阶级——的改变，不可能改变国家的本质，也不可能改变国家化了的社会的实质。(２６)马克思的这一理论洞见，为20世纪的历史发展所印证。

　　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后颇受马克思的“国家消亡论”的影响，然而，即便此时，他也没有放弃对现代企业“官僚制”形式的认同。列宁理解的“社会主义”，乃是使“社会”成为在理性官僚制原则支配下的一家超大型“企业”。

　　计算和监督是把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调整好”，使它能正确地进行工作所必需的主要条件。在这里，全体公民都成了国家（武装工人）的雇员。全体公民都成了一个全民的、国家的“辛迪加”的职员和工人。全部问题在于要他们在正确遵守工作标准的条件下同等地工作，并同等地领取报酬。……整个社会将成为一个管理处，成为一个劳动平等、报酬平等的工厂。(２７)

　　列宁的这段文字出自写于“十月革命”前夕的《国家与革命》。他的这一思想，与同时期美国原教旨的技术统治论者的主张，大体不谋而合。它们的共同特点是都认为，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克服，就是使无政府状态中的众多资本主义企业进入有政府状态。这可以被看作是由自然状态向国家状态的第二次过渡：企业的无政府状态，好比“自然状态”，企业好比个人，但比个人更能遵循理性的指令，而总体计划的社会，则好比国家。如果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国家只是通过资本主义企业间接掌控大多数的“个人”，而这些企业本身则听命于市场法则而彼此处于无政府状态的话，那么，列宁的主张是，把国家这部最权威、规模最大的“机器”，与无数资本主义企业的小“机器”，实行彻底的一体化。在1918年3月俄共（布）第7次代表大会上，列宁重申了《国家与革命》的思想：“组织计算工作，监督各大企业，把全部国家经济机构变成一整架大机器，变成一个使几万万人都遵照一个计划工作的经济机体。”(２８)

　　因此，列宁的社会主义，就是将各种小的理性官僚机器整合为一个超大型的理性官僚机器，其边界与社会的边界重合，这样的社会，只能是彻底国家化了的社会，即官僚机器化的社会。(２９)需要强调的是，之所以可以使国家“企业化”，是因为它们具有共同的“组织原则”：理性官僚制。由此不难理解，何以列宁盛赞作为“资产阶级剥削的最巧妙的残酷手段”的泰罗制：

　　资本主义在这方面的最新成就泰罗制……既是资产阶级剥削的最巧妙的残酷手段，又包含一系列的最丰富的科学成就，它分析劳动中的机械动作，省去多余的笨拙的动作、制定最适当的工作方法、实行最完善的计算和监督方法，等等。苏维埃共和国无论如何都要采用这方面一切有价值的科学技术成果。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应该在俄国组织对泰罗制的研究和传授，有系统地试行这种制度并使之适用。(３０)

　　既然社会主义国家无非是一家规模巨大的“工厂”，那么，把作为资本主义企业的组织理性和管理原则的泰罗制引入社会主义国家，亦是顺理成章的事。(３１)

　　由此，社会主义国家的“集权”或集中统一，与企业生产和经营的集中统一，在性质上是一致的，都是出于理性和科学的要求。

　　任何大机器工业——即社会主义的物质的、生产的泉源和基础——都要求无条件的和最严格的统一意志，以指导几百人、几千人以至几万人共同工作。这一必要性无论从技术上、经济上或历史上看来，都是很明显的，凡是思考过社会主义的人，始终认为这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条件。可是，怎样才能保证有最严格的统一意志呢？这就只有使千百人的意志服从于一个人的意志。(３２)

　　在这里，出现了不同于马克思的“国家消亡论”的另一个版本。这就是为恩格斯晚年所阐发的思想：国家消亡只是意味着消灭了阶级统治，意味着“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３３)，“公共职能将失去其政治性质，而变为维护真正社会利益的简单的管理职能”(３４)；但是，这决不意味着不需要命令和服从，甚至也不意味着古往今来一向令人反感或痛恨的“专制”的消亡，相反，恩格斯指出：

　　大工厂里的自动机器，比雇用工人的任何小资本家要专制得多。至少就工作时间而言，可以在这些工厂的大门上写上这样一句话：进门者请放弃一切自治！如果说人靠科学和创造性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么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按人利用自然力的程度使人服从一种真正的专制，而不管社会组织怎样。(３５)

　　生产管理是一种知识或技术专制，相较于政治专制，它才是“一种真正的专制”。在此，恩格斯毋宁说是同意巴枯宁的说法：阶级专政或许可以消亡，专家专政却无法消除。只是在恩格斯看来，这是人征服自然的代价，无法避免。(３６)而在巴枯宁看来，这种以科学、知识之名的所谓“学者的治理是世界上最严厉、最难以忍受、最令人屈辱的治理，它尽管具有一切民主的形式，仍然是不折不扣的专政”(３７)。

　　巴枯宁预见到，政治独裁或阶级专政的政治问题，将被“理性化”为一种科学或纯粹的管理问题。于是，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将“由国家工程师们直接指挥，这些工程师将构成新的政治和科学的特权阶层”(３８)。

　　的确，巴枯宁所预见的，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列宁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设想。严格地说，这不是一个与社会相区分的国家，而是一个吞噬了社会的官僚制国家。这个将整个社会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的总体计划之权垄断于自身的官僚制国家，完全可以被视作一家大型的理性官僚制企业，只是它是社会中唯一的一家。

　　因此，苏联的“专政”，应被视作是现代机器大生产所必须的、普遍的、无条件的，正如列宁所主张的：“不管怎样，为了使按大机器工业形式组织起来的工作能够顺利进行，无条件服从统一意志是绝对必要的。”(３９)

　　把原来成百上千个实行官僚制的“自由”企业，合并成一个大到了与社会同样边界的国家企业；将仅限于资本主义企业自身的理性专制，推广至所有社会生活。斯大林主义对苏联传统农村的大规模破坏，对各种社会阶层人员的清洗，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基于“理性”生产或制造的角度得到理解：这是使“人”成为“机器”之原材料所必需的，它与对资源和生产进行统一计划、安排和管理的理由完全相同。从结果上来看，这的确是苏联在20世纪20至30年代工业产量突飞猛进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科学和工业世界观的时代，一旦把“人”材料化，使之成为“机器”——无论是国家机器，还是生产机器——的原材料，人不过拥有了一种零部件的价值。

　　20世纪40年代，有着人道主义怀旧情调的《摩登时代》在莫斯科上映，备受冷遇，个中原因不难理解，如韦伯所见，一些想要推翻资本主义的改造“也许仅仅是在延续并强化资本主义的理性主义要求”(４０)。

三、现代国家的技术渊源

　　霍布斯之所以能够设想以自动机械之制造，作为国家制造之摹本，与16世纪以来欧洲的科学革命和技术进步，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自我保存是现代国家的“初衷”；而16世纪以降的历史，则表明了这一点：欲自我保存，便须强大；欲强大，便须机器化。从发展的顺序来看，国家先是渴求机器，其次是依赖于机器，最终自身成为机器。现代国家的命运，似乎也预示了现代人的命运。

　　16世纪初，人们已经意识到，出现了比“勇敢”“辩才”甚至“谋略”这些人的德性更强的东西——机器。马基雅维利率先启动了西方政治思想史上重要的古今转折：政治技艺被视作权力获取、维护和扩张的技术，政治学以“技术—手段”取代古典的“实践—目的”，成为政治思考之核心。但是，马基雅维利所讲的“技术—手段”，还是古代式的，主要指诸如智谋、勇气等人的德性，尽管已经如普罗塔戈拉那样，将德性当作一种政治技艺来看。然而，对其时代军事变革不乏了解的马基雅维利，也意识到军事的强大而非外交的纵横捭阖，才是一个国家兴衰存亡的关键。(４１)

　　军事之重要性日趋增长，与机器登上历史舞台关系密切。马基雅维利的《佛罗伦萨史》中记载，15世纪上半叶佛罗伦萨败于米兰公爵的赞戈拉纳一役，虽然轰动整个意大利，但是，佛罗伦萨折损的，不过是奥比齐和他的两个部下。(４２)到15世纪末，由于机器（火炮）在战争中的运用，战争的作用发生了重大变化。1494年夏，法王查理八世侵入意大利，攻克、洗劫了托斯卡纳要塞费维扎诺。由于火炮的运用，使攻克一座堡垒，从以前的至少数月，到只需几天甚至几个小时。进攻性武器的威力剧增，使战争的优势，从防守方转向发动方，战争成为一个更易采纳的政治选项。此前，国与国之间的政治主要靠权谋诈术，现在则靠技术和机器的决战。(４３)两种机器——作为人的机器的常备军和作为物的机器的火炮——使战争能够迅速决定一个国家的存亡。马基雅维利同时代的圭恰迪尼是这样总结的：“在法兰西人进入意大利时，他们提高了战争的效率，竟至于到1521年，只要输掉了战争，国家也就完蛋了。”(４４)于是，科学家和技术发明家，便频繁现身于宫廷和军队。达·芬奇成了切萨雷·博尔贾的首席军事工程师，迄今我们还能看到这位文艺复兴人所设计的城堡、蒸汽大炮、后膛炮、来福枪和转轮手枪的设计图。

　　战争是现代国家诞生的主要推动力，对这一看法，今天大概不会有人怀疑了。不过，还需进一步指出的是，不是一般的战争，而是采用了机器的战争，才使国家变成了今天的“现代国家”的模样。机器—技术的广泛运用，带动了运动力学的发展。兵工厂成为现代实验科学的孕育之地。伽利略在《关于两门新科学的对谈》一书开头就写道，威尼斯的兵工厂“向有研究精神的人提示了一个广大的探索领域，特别是工厂中涉及力学的那一部分”(４５)。他的有关物体运动的惯性定律和自由落体定律，离不开对炮弹运动轨迹的研究。科学史家默顿指出：“在炮火中力图达到数学的精确性是工业技艺的一个模型，也是与当时科学联结的一环。总之，军事需要，以及前面描述过的其他技术需要，往往把科学兴趣指向某些领域。”(４６)

　　火炮、弹药的制造及其使用是一个系统工程：首先需要理论科学（数学、运动力学、化学）的发展；其次需要严格的制造工艺及相关材料科学以及冶金、采矿、锻造技术等，还要有劳动分工及零部件的标准化生产机制的建立；最后需要建立对于理论研究、武器制造及其操作的专业技术人才的教育和培训体系。这一切，都完全不同于主要依赖个人经验的传统手持兵器的制造，它需要国家的大力介入。16至17世纪，绝对主义国家普遍意识到支持或扶助科学家团体对国家利益的重要性，法国皇家科学院作为欧洲最早的科学院，便是由法王路易十四在1666年创立的。

　　以“机器”为核心的整个研究、制造、使用、培训体系的建立，导致了政府财政支出的大幅增加。(４７)政府财政危机，要求国家征收更多的税。英、法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均与此有关。霍布斯在完成于英国革命爆发前夕的《法律要义》一书中，把任意征税之权，列为君主三大权力之首，声称“人主对赋役之征敛，可谓不受任何法律义务之限制”(４８)。稍后完成的《利维坦》则将军事、税收、学说三种权力，视作主权者最重要的权力，不可以假人。(４９)霍布斯声称，他的《利维坦》若能在大学中讲授，则传道者和士君子们对于和平与防务所需的捐税，就不致于那么牢骚不满了。(５０)

　　机器之研发、制造、使用，产生了指导生产、贸易，以及负责税收的（财政）官僚机构、有关科学研究与教育的理性官僚组织（科学研究机构和大学）以及专业性的常备军。正是在这些机构的基础上，生长起来了现代官僚机器。(５１)这一以物的机器为中心的官僚机器的建设，并没有被资产阶级革命所打断，相反，在革命后，它获得了更强劲的推动。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资产阶级之获得参政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视作对国家征税难题的解决，因此，“不参政不纳税”，倘若不是从民主视角，而是从现代国家建设的视角，完全可以被看作是现代商战的一种应对之道。这的确更合乎历史的实相。(５２)

　　霍布斯使国家“机器化”的构想，正是在围绕“物的机器”，以建立“人的机器”即官僚制的过程中产生的。不过，霍布斯的思想依然具有革命性，因为，他的这一构想不仅意味着与物的机器相关的那些特殊部门的“机器化”，而且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的“机器化”。在对国家作整体构造时，“物的机器”的构造原则，直接被当作了国家的构造原则。

　　机器—技术的进步与现代国家建设携手并进。17世纪的科学革命，引发了将政治理解为是对“国家”这一机器之制造的革命性变化。19世纪工业革命则推动了技术统治论和社会国家化思想的出现。到了20世纪，首先在企业和军队中，然后在政府行政和普通人的社会生活中，出现了以机器座架为主而以人为其附属物的现象。至20世纪末、21世纪初，人与机器不再彼此外在，而是互相渗透，生产机器、武器和办公设备与人的机器（官僚人员）趋向于合二为一。官僚组织正从“人形”机器，向非人机器的方向发展。

　　现代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从使用机器，到依附机器，最终自身机器化的过程。与此相应，人则不断丧失其具体性——亲缘、情感、身体和精神的自然力量，“去自然化”或“去人性化”，抽象化为机器的一个零部件。

　　如果说，古典时代的政治概念，指的是以友爱为核心的公民间交往，政治技艺就是人的德性，那么，这一概念至马基雅维利为一变，德性变成了政治技艺，政治概念被理解为本质上敌对者之间的统治或征服关系。

　　古典政治概念至霍布斯为二变，政治技艺被理解为与国家这部“机器”相关的制造技术，政治意味着将个体合理编制纳入机器的制造活动，它所奉行的是制造—技术的原则。18世纪启蒙哲人孔多塞把“制造—技术”原则表述为：“把大量的对象结合在一种整体安排之下”，从而“使人一眼就看到其中的关系、迅速地就把握其中的组合并更容易地就形成了新的组合”。(５３)现代国家的机器—技术化，是整个世界的机器—技术化的一部分，却是最权威的动力性部分。卡尔·施米特指出：

　　17世纪诞生并风靡欧洲大陆的这种国家，实际上是一件人工作品，不同于所有早先的种种政治统一体。它甚至可以被看作是技术时代的最初产品，是最早的大型现代机制……它是机械的机器（machina machinarum）。这种国家不仅为后来的技术—工业时代创造了本质上精神史的或社会学的前提，而且本身就是新的技术时代的典型作品，甚至可以说是模型作品。(５４)

　　现代国家作为“物的机器”与“人的机器”的契合点，是最早、最重要的“人型机器”，同时，作为一种“强制性力量”，它也是推动人类生活机器化的主要动力。

　　21世纪，古典政治概念将发生第三次变化，这就是人自身的机器化。这一变化的真正关键，不是机器的人化——产生人一样的机器（机器人），而是人的机器化——像机器一样的人；只有后者，才是现代性理想——使人去自然化，获得非自然的力量——的充分实现。那时，一种总体性的社会—国家的机器装置，将为人的退场乃至在大地上的消亡，搭好平台；尽管这一结果，早已孕育于现代政治的以生产或制作取代古典政治的实践或者交往的这一根本性的转变之中。

四、技术政体的诞生

　　1726年，英国“光荣革命”胜利之后第37年，斯威夫特发表了小说《格列佛游记》。和巴尔扎克的《公务员》一样，这也是一部“革命后”小说。斯威夫特曾很深地卷入英国政治，在18世纪初的古今之争中，他是崇古阵营的一员。古今之争是一场思想文化论战，不过，想到英国刚刚成为一个现代国家，那么，这场古今之争，也具有某种程度上的政治性。

　　《格列佛游记》无疑是一部政治小说。小说主要描绘了四种类型的国家：小人国、大人国、飞岛国和慧骃“国”。其中，可以算作现代国家的，是小人国和飞岛国。小说中，小人国是这样自我认识的：

　　领土广被五千布拉斯鲁格（周界约十二英里），边境直抵地球四极；身高超过人类的万王之王；他脚踏地心，头顶太阳；他一点头，全球君主双膝抖战；他像春天那样快乐，像夏天那样舒适，像秋天那样丰饶，像冬天那样可怖。(５５)

　　这一幅自画像，不难使人联想到霍布斯《利维坦》卷首页的题图：戴着王冠的“利维坦”，正头顶天穹，脚踏地心。“利维坦”身躯上的无数眼睛即构成它的臣民，正是作为“机器”之零件的侏儒或小人。斯威夫特笔下的“小人国”，所针对的正是霍布斯的“巨兽”。

　　飞岛国更像一个未来国家。它由悬浮于空中的“飞岛”与它所统治的大地两部分构成。飞岛其实是一部飞行器，由一个科学家团队操纵，在电磁原理下，能够在空中移动、升降。飞岛对下界的统治，是使其飞临下土，遮天蔽日，阻断雨水，迫使下界屈服。这种统治全然凭靠技术，压根不需与下界接触，所以，布鲁姆指出，飞岛哲人“甚至不必因为恐惧发展出一套真正的政治才能”(５６)。这是一种绝对的、无条件的统治，有如天界诸神对下界凡人的统治，因此，这也是一种去政治化的统治。

　　其实，飞岛国比小人国更接近“利维坦”，它是对霍布斯的难题——利维坦何以威力巨大——的解答。答案就是：技术政体。飞岛国的统治，合乎“技术政体”的原初含义，即掌控技术的专家统治，尽管直到20世纪初，作为一个术语的技术政体或技术统治（technocracy）一词，才被构造出来并付诸使用。

　　斯威夫特的“飞岛国”故事，道出了霍布斯于书中未明言的部分。霍布斯曾于17世纪30年代游历欧陆，并于1636年在佛罗伦萨拜会伽利略。他惊叹后者的科学发现打开了“宇宙哲学的大门”，认为伽利略“不仅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也是任何一个时代最伟大的哲学家”(５７)。霍布斯的政治科学，正是在17世纪科学革命的影响下，思想发生重大转折甚至断裂之后的产物。

　　在赴欧陆之前，年轻的霍布斯可能已深受培根的影响。“技术政体”的一个早期版本，正出现于培根的遗作《新大西岛》中。在这部未竟的作品中，最大的篇幅，用来描绘新大西岛上一个名曰“所罗门之宫”的机构。这是一个主要从事应用科学研究的科研机构，可谓后世科学院之鼻祖。但是，它还掌管着外交以及农矿业、机械制造、食品医药、军工和宝石等的生产制作，决定何种技术可以或不可以公之于国家和公众。因此，这个科学研究和技术发明机构，也是新大西岛的真正的统治机构。(５８)培根晚年隐居著述，霍布斯为其秘书，很可能读过这一未完成的遗稿。霍布斯于实验科学素无兴趣，但推崇科学，这使他迥异于好谈权术的16世纪的马基雅维利。

　　《新大西岛》诞生于《乌托邦》行世后一百余年，表面上看，属于“乌托邦”传统。但是，与其说它是《乌托邦》传统的发展，毋宁说它开创了一个技术政体的新传统。《乌托邦》与《新大西岛》之别，可视为古今之别。《格列佛游记》在第三部分中写到一个巫人岛，岛上现身了莫尔的亡灵，斯威夫特将莫尔列入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六人之列，且是唯一一位现代人。作为飞岛统治者出现在这一部分中的科学家团体，不正是“所罗门之宫”吗？以巫人岛与“飞岛”相对照，正是以莫尔与“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５９)的培根相对照，于此不难瞥见斯威夫特暗寓的褒贬之意。

　　《新大西岛》对新大西岛尚有一处细节描写，于即将诞生的现代国家关系甚大。新大西岛规定，凡远道来访的异乡人，为考察其是否为真正基督徒，须对其在特定时间（三天）和特定地点（迎宾馆）内作全面监视。

　　《新大西岛》中的这一情节，或许与某一种新教观念有关，16至17世纪的英国在政治和文化方面的重大变化，与加尔文教这一信仰密切相关。加尔文的日内瓦城，可算是第一个现代国家。它的一种著名举措，便是对人民的日常生活作全面的监视。教徒们发誓要在一生中完全“按照上帝的福音和格言”生活，因此，其一言一行一思，都不能虚掷和妄用，须对一生作全面规划，使之完全受控，正如韦伯所指出：“加尔文教的上帝要求他的信徒的不是个别的善行，而是一辈子的善行，并且还要结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这样，普通人的道德行为便不复是无计划的、非系统的，而是从属于全部行为的有一致性的秩序。”(６０)由此就有了对任何一个时刻、任何一次行为，甚至任何一个念头进行监视的必要，监视是一种“祛魔”且使生活理性化的手段，目的是使人的生活的一切置于理性的省察之下。在韦伯看来，这是加尔文教的使人走出“自然状态”进入“恩宠状态”的道路。(６１)

　　加尔文教以实现对人的生活的理性安顿，达到荣耀上帝的目的。这种安顿，细化到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喜怒哀乐爱恶惧，皆须严格合于律法，意在克服“自然状态”，使人摆脱非理性的冲动的影响。加尔文通过有组织的监视和人们彼此之间的监视，力图使日内瓦人的生活如同他们所制造的钟表一样精确无误。正是出于这一原因，茨威格把加尔文治下的日内瓦，称作一部“严格顺从的机器”。(６２)

　　监视古已有之，现代监视之前无古人处，在于理性化及科学技术的引入这两大特点。前者与宗教改革所引发的变化有关，后者则是17世纪科学革命的遗产。在斯威夫特笔下，监视和探测思想的技术业已成为科学家们的研究课题。譬如，飞岛的下界国度拉格多，便引入飞岛的先进科技，用于对人心的探测：

　　……看他们吃的是什么，在什么时候吃饭，睡觉时脸朝哪边，用哪一只手揩屁股；严格检查他的粪便，从粪便的颜色、气味、味道、浓度、粗细以及食物消化程度来判断他们的思想和计划。因为人们再没有比在拉屎时思考更为严肃、周密而集中的了。……他在盘算怎样才是杀死君王最好办法时，粪便就会变绿；如果他一味在想如何煽动叛乱或者放火烧毁京城，粪便颜色就大不相同了。(６３)

　　斯威夫特暗示，科学技术的发展，将使探察人心这一古老难题迎刃而解。

　　如上述，现代国家或现代社会的监视，在两个根本方面有别于传统的政治监视：1.它被看作是为了保障系统目的的实现而实行的系统的“自我监视”，这种目的包括诸如荣耀上帝、完善德性、保障秩序、提高效率或使机器正常运作，等等，人的一生，或者一个团体、一个企业、一个社会，均可以被视作一个拥有其自身目的的系统进程，监视便是对这一系统进程作全面控制，以避免产生对于目的的偏离；2.它模仿了机器的“自我监视”，是一种合理化的自我控制技术。监视于是被“目的论化”和“合理化”，成为现代生活中堂而皇之的一部分。

　　监视既以保障被监视者的合乎信仰、道德或善的生活为名，且又有理性技术之助，遂在现代企业、国家和社会中，“当仁不让”大行其道，不必如古代那样忸怩闪躲了。(６４)无怪乎提出全景式监狱构想的边沁，远非专制政治的主张者，而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大力推广其全景监狱规划之时，正是皈依民主思想之际。这既不矛盾，亦不是一种巧合：在他看来，民主与全景式监狱相辅相成；监视不正是为了使人向善么？给人以自由，非辅之以使之非“自由”行恶、而“必然”行善之机制不可。全景式监狱正是服务于“自由”的有效机制：

　　显然，在所有这些情境下，应被监视的人越是持久地处于监视者的眼睛之下，这些制度的目标就会越完好地实现。理想的完善境界——若这是目标的话——要求每个人都应事实上时刻处于这种困境。若这是不可能的，退而求其次，就应设法让他们认为自己基于某些理由不得不相信自己处于这种困境，而不是相反。(６５)

　　“受监视”被看作人的“义务”：不仅不应隐藏自己，而且应努力袒露自己；因为，“我们被看得越严格，我们的行为就越好”(６６)。在他看来，无监视，便无自由。

　　边沁是一个“眼见为实”主义者。他服膺现代科学/哲学的基本立场：知识源于对象性的“看”。“看”得越多、“看”得越细、“看”得越深，知识就越增长。自然科学不正是因为无所不用其极的“看”才发现了事物的规律吗？医学不正是因为对病人透入骨髓的“看”才得以了解其病情吗？凡不是“看”来的——譬如宗教，或者形而上学——都是胡说；在他看来，甚至“权利”概念，因为“看”不到，因而也是无意义的。(６７)

　　只有时刻掌控对象的状态，才能充分操控或利用之，使之变“好”，确切地说，变得于看者“有益”。边沁主张监视应当遍及一切机构：监狱、医院、学校、贫民院和工厂，使“看”无所不在。当人们认为——或仅仅以为——自己无时无刻不在被“看”时，外在监视也就被内化为自我监视。

　　监视系出自科学或理性的要求。“机器”的正常运转，须了解整个过程及其每一零件的实时状态，一旦发生偏离功能要求的情况，便要及时对之调控。因此，监视和调控——监控——乃是保障“机器”正常运转的前提。(６８)

　　《摩登时代》中的“电幕”，令人印象深刻。它被用于对生产过程和个人活动的监控，也被用于传达老板的指令。它无所不在，即便在厕所中。失监、失控是不允许的。夏尔洛“失控”，于是乎丧失其作为零部件的资格。送入医院，以恢复其可监控性；关入牢狱，以强行恢复对他的监控。奥威尔《1984》一开始便登场的“电幕”，据说是受到了《摩登时代》的启发。监视技术是现代“机器”——无论物的机器，还是人的机器——得以运作的前提条件。监视是使整个人的社会“机器化”——亦即，使个人成为机器之一分子——的前提条件，福柯笔下的现代监狱，与现代工厂、现代行政机关，乃至整个现代社会，都处于一种同构的关系之中。

　　当整个社会处在制定各种程序——分配人员，固定他们的空间位置，对他们进行分类，最大限度地从他们身上榨取时间和力量，训练他们的身体，把他们的连续动作编入法典，维持他们的彻底可见状态，在他们周围形成一种观察和记录机器，建立一套关于他们的知识并不断积累和集中这种知识——时，监狱已经在法律机构之外形成了。(６９)

　　这里所诞生的，不只是监狱，而且也是现代社会。

　　国家由成百上千公私理性官僚机器构成，其成员均被纳入合理监控的范围中。总之，现代国家的监视出自系统自身的要求，是自我监控的整体性“国家机器”本身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目的在于使作为其组成分子的个体的言行乃至念头，都能合乎其作为“整体”或“机器”之零件的要求。唯有对对象无微不至的监视和操控，才能达到改造对象，使之处处合于要求之目的。受监控成为现代理性人的标志，借此，在每一时刻，他都被打上“正常”的烙印，以表明他的“理性人”状态。

　　现代全景式监视社会的建立，是局部合理性监视逐渐扩张的结果：由企业对生产流程和流水线上工人的监视、政府行政系统的自我监视，到社会官僚化之后对整个社会的监视；从对医院、学校等重点区域的监视，到对一切公共场所乃至私人场所的监视；从对人外在言行的监视，到对人内在意识和思想的监视……举凡一切存在，均被纳入监视之网。在这个机器化的世界座架之上，存在就是被监视。

　　因此，使一切“可见”，成为现代统治的首要问题。现代国家的敌友，是这样界定的：凡能受制于监控的，便是无须以暴力对待的臣民；凡不能受制于监控的，便是须以暴力待之的敌人。

　　从加尔文的日内瓦，到泰罗制的工厂，再到奥威尔的《1984》，监控目的各异。从无可挑剔的信徒生活，到无一多余行为的高效操作，到完全合乎上面要求的言、行、思，莫不是将个体组合入一种全面监控的“机器”之中。因此，《1984》中的全权社会，绝非是脱离现代轨道、误入歧途的结果，相反，它是现代国家逻辑的合理发展。现代政治，简单地说，就是一种“监视政治”。在价值中立或意识形态终结之后，剩下的，便是监控的合理主义。

　　无独有偶，1984年，苏联学者杰缅丘诺克出版了《当代美国的技术统治论思潮》一书。书中指出，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将不可避免地走向技术统治专政，而“信息手段方面的革命”乃是实现这一专政的关键。

　　前所未见的国家对公民的监督则是技术进步的最高体现。计算机为监督人的一举一动提供了可能。生物化学领域内的最新发现使人们能够对大脑施加影响，诱导个人按事先给定的方向行事。大众传播手段将用于“对情感的操纵和使理性标准化”。这里说的实际是借助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建立一种无所不及的政治监视系统。(７０)

　　书中所提到的技术统治（技术政体）论，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本义是以发达的技术科学，对社会及其所有人的生产、分配和消费作总体性的安顿，原是为解决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尤其生产之盲目性与相对不足的购买力之间的矛盾所导致的经济危机的一种构想。技术统治论者试图废除对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使自然资源和生产资料统一归社会所有，生产、消费和分配被悉数纳入社会的统一计划中。这一理论很接近苏联式社会主义，所不同的是，技术统治论者主张由负责机器运作的技术专家、企业的管理人员和科学家组成社会的统治者。(７１)在他们看来，唯有科学或技术科学，才能使这种对生产、消费和分配的全面计划和总体安排成为可能。

　　但是，技术后来的发展并没有完全如原教旨主义的技术统治论者所想的那样，服从于对物质生产、分配和消费的全面计划，而是更多地被用于以社会秩序、公共安全或公共卫生为名的对人的监控，如杰缅丘诺克所说：“知识被用作‘科学化的’社会管理和操纵人们行为乃至意识的手段。”(７２)“二战”之后的技术统治论者，大体放弃了早先的科学精英或技术专家统治论，他们意识到：“最终掌握权力的不是科技治国论者，而是政治家。”(７３)“管理阶级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志来成为占支配地位的统治集团。”(７４)因此，技术政体或技术统治，转而具有了政治统治者以技术专家之技术施行统治的含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技术作为人类命运之主宰的全面登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技术除了在制造杀人武器上继续不遗余力、无所不用其极之外，也开始大规模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以主宰他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20世纪70年代以来，微电子技术和通讯网络技术飞速发展，以至于到21世纪，监听、监视设备的微型化乃至隐形化，加之覆盖至社会每一个角落的网络，整个空间成了对言语进行监听、对行为进行监视、对意识进行监测，以及干扰和打击的连续性、不间断的场域。

　　现代技术统治或技术政体，正在使延续了数千年的人类政治“脱胎换骨”，政治面貌和政治观念将发生颠覆性的变革。传统权力凌驾于社会之上，是点对点的、局部的、断片式的，权力既不能也不欲干预一切人的一切生活，后宫或许是唯一的例外。现代权力则全面渗透于人类生活，后者成为其连续性、无缝隙的监控场域。整个人类世界成为了权力者的“后宫”。权力者可以随心所欲地在任何时刻、任何地点处理任何个体，毫无障碍，毫无风险，后者既无法反抗，亦无从逃避，甚至难以知觉。现代权力不再像传统权力那样，只是针对正发生或已发生的“失序”状况的事后反应，而是在时间的全流程和空间的全领域中展开其运作：自然时空变成了一张被穿透、切割或屏蔽的监控之网。

　　信息时代，自然世界在根本上被再造为人为的机器世界，即一种对权力而言的连续性的、无缝隙的可见和可控的世界。任何人落入其中，都可以被即时定位、探测、度量和打击。于是，出现如下现象便不算异常：为常人匪夷所思的技术、异乎寻常的先进武器、一切自然科学（生命科学、医学、心理学、电磁技术）和一切社会科学的生理心理操纵手段、成百上千的组织，都可能被用之于一个普通人。

　　18至19世纪乐观的启蒙主义者，大概不会想到，人化自然的实现，竟然是人类生活世界被监控。

　　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雅斯贝斯说，今天的国家机器，“在原则上是无法战胜的，一切从内部反抗它的事物都会遭到绞杀。如果实际统治者肆无忌惮地利用一切手段，那么现代技术手段就会给予他巨大的优势。推翻这样的统治就像囚犯推翻监狱管理部门一样困难”(７５)。

　　没有任何一个时代的人，如今天的民众那样，更近于蚍蜉、蝼蚁，即便古代世界的奴隶也不是这样。21世纪，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别，远非古代的刀与犁头、枪与镰刀之别，而是如雅斯贝斯所说，监狱管理者与囚犯之别。民众随时可以被置于“实验台”上，在显微镜或其他各种外观的或透视的探测仪器下，被观察、被研究、被注入药物、被发现软弱和缺陷，甚至被制造其软弱和缺陷；可以被污名化、戴上罪名。

　　技术的发展，赋予了统治者“古各斯之戒”：不仅是在他们垄断了对是非、善恶之判断之定义的隐喻意义上，而且是在他们已然做到一切皆为无影无形的不可见、不可知的显白意义上。是非、善恶的判断已毋庸操心，权力之量的极端过剩，使之无论如何为所欲为，都不必担心危及其统治。隐形的伤害，非但旁人不知，甚至受害者本人都难以察觉。

　　五百年后，“绝对主义”统治的理想，因技术政体的登场，变成了现实。

五、民主的终结？

　　20世纪现身的全权统治，从历史角度看，是一种全新的政治形态。它的基础不是别的，正是无限制的官僚政体和技术政体。只有在这两种政体的基础上，对人的生产和生活的全面监控才有可能。(７６)而官僚政体和技术政体，孕育于现代国家的机器本性之中。可以这样说，全权统治，正是现代国家的“理想”。

　　罗素在20世纪30年代已意识到正在发生的政治“突变”。他指出，不同于古代的“演说家”式政治，现代政治的“权力基础”变成了“机械装置”。(７７)这一基础的改变，使得在现代政治中，被统治者完全丧失了古代政治中的那种与统治者谈判的资格。

　　一个曾受专门技术训练的寡头政治集团，由于控制了飞机、战舰、电站以及摩托运输工具等等，就有可能建立几乎无须笼络人民的独裁政权。(７８)

　　民众不再是能覆舟的“水”；他们的数量优势，在技术面前，完全归零。其实，正如罗素所指出的，在现代哲学的技术世界观中，“人数”已经“归零”了，“人”被视作可以任意操纵的“物”。

　　处于支配地位的人学到了运用机械的本领以后，就会像他们学会怎样看待自己的机器那样来看待人类，即把人看成是没有感情的东西，操纵者能够于己有利地运用法律来加以支配。这种政权之冷酷无情绝非以前任何暴政所能比拟。(７９)

　　这里所说的前所未有的“冷酷无情”的“暴政”，在罗素写下这段文字之后没有几年，便不幸得到了验证。犹太人就像流水线上有待处置的“物”，被批量屠杀。全权权力在本质上是一种对“物”的处置权，一种罗素所说的建立“在对事物的权力基础上”的“对人的技术性的权力”。(８０)事实上，19世纪后期诞生的社会科学，已公然将基础建立在自然科学之上，像对待物理对象那样对待人，这是权力对庞大数量之人口实行物化处理的先声。现代国家权力之每一次跃进，都协调于科学的每一步进展，两者并驾齐驱。

　　技术与权力的关系，早在古希腊便已受到注意。普罗米修斯盗火，打破了诸神对技术的垄断，结束了神的统治，开启了人类政治的时代。在2，500年之后，情况似乎倒转了，技术的高度发展，造就了新的“诸神”——技术人或机器化的人。这个机器化的人，拥有了神一般的能力。(８１)技术发展不但未消除固有的不平等，而且制造了新的不平等。随着技术与人的彼此渗透，技术化的不平等，正在内化于人自身。一种与技术内在结合的人，行将问世，于是，人与人之间真地“天然”有别了。21世纪将是“神—人”关系再度降临于人间的世纪。(８２)古代神话中的“神—人”式关系的再启，将意味着人的政治的消亡。

　　去政治化本已内在于霍布斯的“利维坦”之中，斯威夫特“飞岛国故事”，便是对此的一种预言。不过，要建立这个“非政治”国家，还需要政治，需要政治“革命”。因此，霍布斯的时代姗姗来迟，本质上，他是一个革命后思想家。不过，当国家机器制造完毕，除了理性化操作程序以及要求个体完全服从的机器指令之外，还需要什么呢？凭靠技术的统治，是去意识形态化的。知识是专业性的、中立的，每一分支的知识，只是针对整部机器的某一局部功能的研究、维护和完善。科学的这一工具性或“非意识形态性”，成为终结一切意识形态的终极“意识形态”，如阿普特所论：“科学是现代性的意识形态，相比之下，其他意识形态，不管它们是否宣称自己是科学，都已经变得‘浅陋不堪’。”(８３)技术推动人类进入了一个政治的新时代，此时，人的“统治”为“中立”的科学“治理”所取代。然而，没有比技术统治时代那样，政治更为全然地被缩减为赤裸裸的统治的。

　　在技术统治论的视角下，“修辞学式”的传统政治，被看作只是技术欠发展时的暂时替代物。说服和修辞这种古典政治观念中作为公民交往主要形式的以言行事，在技术统治时代纯属多余。人类历史第一次，统治不必面对面。(８４)在技术政体中，为政无须多言：不是在重实践或行动意义上的，而是说一切似乎都可以由无声的计算和对人身的无形的操纵来决定。一切统治问题，皆可通过技术得到有效的、低成本的、可靠的解决。

　　那么，这样一个全监控的、对统治者而言的绝对安全的时代，是否意味着对民众而言的永久和平的降临？

　　不然！斗争将变得无时无刻不在。对统治者而言的百战百胜的无成本的斗争，将使他们更轻于挑起战争。对民众毫不松懈地持续监控（以了解其思想和身体状况、随时随地对之进行精确打击）、进行隔离（避免其势力强大或赢得同情）、进行污名化（以“口实”之制造为目的的“常备战略执勤”）、防范其能力增长（以免增加对付他的难度），于是，不必热战，胜负已定。但是，这并没有使统治者放弃将对象的一举一动、一言一思，译解为某种敌对行为或心思——通过他们自己的“密码”，他们可以译出任何想要的意思——以获得给予对象以文字、思想和实际物质如神经战之打击的口实。这种与实验室小白鼠的战斗，是很令技术政治家们开心的。(８５)

　　就像奥林匹亚诸神，为了打发其永恒的时光，娱乐他们的人间战争也将是永恒的。在技术的全盘操控下，民众得到的未必是和平，相反，很可能是自然状态的再现，只是这是一种人造的受控的自然状态。

　　但是，技术统治时代的战争还不止于此。既然现代国家权力，业已成为一枚只要坐拥它就能天下唯我独尊的“魔戒”，既然它的名义上的主人——人民——并没有一种切实有效的制度，使其真正握有它，那么，它就是无主的，或者说可以服务于任何一个暂时占有它的人。韦伯是如此论述这一“无主”的权力机器的：

　　该机器将会很容易为任何懂得如何控制它的人效劳——这与建立在个人忠诚基础上的封建秩序形成了鲜明对照。一个理性安顿下来的官员群体，即使在敌人占领了本国领土之后也会继续平稳地发挥功能，敌人只需更换最高级官员即可。(８６)

　　任何一个暂时占有它的人，或者洞悉其启动密码的人，都可以使之为自己服务，而且对它的使用往往是匿名的(８７)，因此，不难理解，它会被尽情滥用。从上峰到下层官僚，暂时掌握了操作权的人都会尽最大可能地“使用”它。正如福柯所说，现代国家权力虽然无比巨大，“但这并不是指专制君王单纯地滥用他自己的权力，而是指每个人都可以让强大的君权为他所用，满足自己的目的，反对别人；只要一个人足够聪明，知道如何利用他，就能随意将君权机制操纵于股掌之间，创造机会使其效用符合自己的利益”(８８)。

　　如此这般的“宝贝”问世，难道不会如同武功秘笈或神刀宝剑现身于江湖，引发空前惨烈的争夺？因此，“利维坦”之降世，如霍布斯所言，与其说带给人类以和平与秩序，毋宁说使更惨烈的冲突、战争降临人世。

　　统治的资格或正当性问题，是古典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霍布斯貌似以“契约论”解决了统治正当性问题，但是，他的“主权者”（不论是“君主”，还是“人民”）概念，不过是虚悬一格。“利维坦”实际上是以有效性——理性统治——取代了正当性问题。霍布斯似乎认为，只要讲清楚只有心甘情愿臣服于“利维坦”，秩序、和平、安宁的生活才能得到保障的道理，便化解了“谁应当统治”这个古老的政治难题：统治权之归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行使。(８９)因此，在霍布斯那里，国家的所有权问题，是一个修辞学问题。《利维坦》就是霍布斯的“修辞”。他缄默不语的，则是国家的运作，这是一个科学技术的问题。在他看来，统治是一种中立的、技术性的行政管理。真正的问题似乎仅仅在于，如何使“利维坦”强大，即如何以普遍的、可靠的、非人格化的“科学”，而非以个人经验的、不可靠的“政治谋略”为基础运作它。(９０)

　　从霍布斯到后来的技术统治论者，都设想了一种人只是为其所用的自主自动的“国家机器”，他们忽视了“人民”的虚君地位，将极大刺激政治人的权力欲。天赋异禀的人，眼瞅着无技术、乏野心的乌合之众，坐在名义上的“主人”之位，岂有不想成为“权臣”的道理。(９１)设一套修辞，说服人民安分守己不难，但是，要说服那些操弄机器的人（“权臣”）让人民和平、自由地生活并不易。对后者而言，不战人民，其成就感从何而来？

　　“利维坦”以抽象主权回应“谁应当统治”的问题，使主权空洞化。一种人民只有名义上的、却无实际主权的国家机器，如同一枚无主核弹。它的横空出世，不但不能终结自然状态，反而会激发更严重的自然状态。它无论暂时落入何人之手，其他人都将惊恐不已，即便他们毫无染指之意。而它的匿名性——因为，名义上总是属于“人民”——使人们根本无从知道它落于何人之手？其庞大权力能量为多少人所利用？因此，人民主权的虚悬，国家机器的无主状态，乃是将整个社会置于随时喷发的火山之上。

　　霍布斯的“修辞”，成为了后世统治者——“权臣”——的“理由”：后者将国家（机器）之统治之必要性问题，即人类生活的和平与秩序，覆盖了何以“他”才能统治、何以人民必须无条件服从“他”的问题；“统治本身”被偷梁换柱为“他们的统治”。康德《永久和平论》的一开头便嘲讽这种以和平、秩序为口实的“为所欲为”。事实是，在绝对主义国家诞生之后，不是和平，而是连年的征战，不是秩序，而是尸横遍野、生灵涂炭，以至于和平只不过意味着坟场中的寂静。而19世纪以来，“现代国家”之成就为何？19世纪初，拿破仑拉开了席卷欧洲大陆的全民战争的序幕；20世纪上半叶，两次世界大战，杀伤人数以千万计；人类刚刚进入21世纪，全景式的监控社会赫然现身于人间……难道这一切都是人类生活的和平与秩序所必须的吗？

　　在霍布斯之后，洛克马上重新提出了被霍布斯的“修辞”模糊了的“统治权问题”。

　　从古至今，为患于人类，给人类带来城市破坏、国家人口绝灭以及世界和平被破坏等绝大部分灾祸的最大问题，不在于世界上有没有权力存在，也不在于权力是从什么地方来的，而是谁应当具有权力的问题。……用绝对极权主义所能带来的一切光辉和诱惑来装点权力而不说明谁应当具有这种权力，结果只会更加刺激人们去发展其自然的野心使人们更加热中于争权夺势，从而为不断的斗争和扰乱埋下永久的祸根，使本属政府的任务和人类社会之目的的和平及安宁倒不可得到了。(９２)

　　在洛克看来，“争权夺势”才是政治的核心问题。不解决统治的正当性问题，或者，不真正落实人民为国家的主人，那么，国家机器的强大，只能使人民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以各种阴谋劫夺国家机器之操作权的人，丝毫不会对人民负责。在缺乏真正的民主机制的前提下，他们也毋需负责。而国家一意于谋求机器之强大，则只能使之更无人性。

　　洛克的问题，在现代国家建设完成之际，尤为迫切。一部现代化了的国家机器，就是一枚“魔戒”、一颗核弹。真正的危险，重大且急迫的问题，不是霍布斯意义上的原始自然状态，不是无政府，而是一种主人全然失控的恶仆式的权力行使，是为争夺它的使用权的战争状态。

　　现代民主之意义，全然与国家的“机器”化有关。现代民众之参与政治，完全不具有与贤能政治对峙的古典意涵(９３)；甚至也不只是作为人民主权的具体实现——当然，凡反对或阻挠人民之具体政治参与的，皆可视作是对人民主权原则的破坏——而是在现代技术统治之“自然状态”下的自我保存，以使国家机器的操作者，不至于安然无虞地、闲极无聊地以民众为“敌”，不至于民众只能被动地凭靠其自身的庞大数量得以幸存，如同荒野上面被群狮围猎的羚羊和麋鹿。民主并非如一些人所想的那样，是生存问题解决之后的“奢侈品”，事实上，它所涉及的，正是生存权问题。技术统治时代的民主，即“超级大国对立于草民”时代的民主，是对像囚犯一般存在的民众之生存的最低限度的保障。

　　因此，如罗素所说，在技术统治时代，民主政治显得“更加重要”，因为“拥有庞大机械力的人如果不受任何控制，就可能自命为神”，然而，与此同时，由于“技术的发展”，“民主政治可能更困难了”。(９４)

　　技术统治思想与民主观念本已龃龉不和。(９５)至20世纪70年代微电子和网络技术出现之后，公共空间遂面临灭顶之灾。(９６)尽管在19世纪，马克思和密尔都已意识到官僚政体对代议民主政体的严重挑战(９７)，但是，由于普选民主的推广和平等意识的增长，直到20世纪70年代，民主政体与官僚政体尚处于势均力敌的态势。然而，随着以微电子和通讯技术为基础的监控技术高度发展，同时，这些技术的研制、运用又全然掌控在官僚集团手中，于是，即便全民民主，也不过徒具形式。随着自然空间被无形的“网格”所切割，技术设备成为了社会交往的“节点”和中介。人际交往丧失了直接性，人成了屏幕的对象：永远逃脱不了第三只眼的监视。于是，人的一切交往，不是以权力控制的“技术机器”为中介，就是在种种监控器面前的“表演”。这种对人类生活的败坏，乃是史无前例的。技术发展极大提升了官僚集团管控民众的能力。他们是可以以任何口实，甚至根本无须口实——因为，技术具有匿名性——限制乃至消灭任何一种不利于他们的意见的。

　　信息通讯和微电子技术在社会控制上广泛运用的一个重要后果，是官僚权力与技术的彼此渗透与融合，出现了一种官僚/技术统治（政体）。信息时代，社会的官僚组织化，是借助于社会空间的电子网格化来完成的。这样，官僚组织就从单纯的“人的机器”，向一种人作为其附属物的“物的机器”转变。这一发展合乎官僚政体的内在逻辑。因为，技术政体中的管理专家、技术专家或科学家，原本就是理想的官僚形象。但是，专家身上多少还有一些冗余之物——人性；而没有人性的物的机器，较之便是更纯粹的“专家”。尽管在今天，技术在根本上还只是统治的工具，但是，愈来愈多的人——包含中低层次的技术操作者——成为了官僚化网络空间的依附者。无论官僚体系中的官僚，还是普通民众，都不得不使自己围绕计算合理性——被测量、被统计、被计算——的要求而生存。数字化不只意味着一份记录或档案，而是对人的生活的一种强制性要求。

　　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官僚/技术统治的社会的前景：空间是一张神经探测、刺激和信息传播网络，其核心为中央控制中心，末端为无数个体的神经系统。中央控制中心采集任何一个个体的实时信息，即时发出指令，操纵其神经，使其产生所要求的思想与行为。技术统治将使权力者获得古代神话中神或命运的力量。

六、结语

　　卓别林《自传》中的一句话，表达了他对不受制约的技术化未来的忧虑：

　　我深刻感觉到，一些政客和军人，正在误用科技成果，制造具有强大破坏力的武器。在很多时候，这些人的道德责任感和博爱精神是极端缺乏和不够格的，如果任凭这种情况继续的话，有朝一日，世界上所有和平民众的命运都会被这些人掌控。假如这些人真的掌握了大部分权力，他们迟早会再次发动战争，到时候人类都有可能毁灭。但是，却没有人行动起来，去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９８)

　　《摩登时代》的片尾，夏尔洛与漂亮的“吉普赛女郎”手牵手、肩并肩，走在一条通往远方的公路上，这一幅温暖的画面似乎给了观众以微眇的希望。然而，希望在远方吗？难道远方等待他们的，不依然是电幕、流水线、监狱和医院？或许，在卓别林看来，希望只在他们自己身上，是他们自身的生命力量。

　　然而，今天，对人身上最后的一点生命力、野性乃至兽性的围剿，正在生活的一切领域中展开。活着已然成为在铺设好的轨道上的惯性，工作则是一种机器的往返运动，人不过成了机器上的大大小小的零部件，唯有技术和消费尚是喷发着活力的领域……人类到了人性自存的最后关口：要么，能够遏制技术的突飞猛进，以保护人的自然，哪怕仅仅维持人作为动物的自然性；要么，听凭技术完成对自然和人的渗透、切割、改造，届时，极少数技术掌控者将拥有鬼神一般的权力，而绝大多数人则将成为他们的玩偶。

—End—

本文原载于《政治思想史》（2020年第3期），注释从略。特别推荐购买此刊研读。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

点击下列标题，延伸阅读：

周雪光｜韦伯故乡读韦伯“断想”

----------------------------------

混乱时代   阅读常识

长按二维码关注！

👇 点击阅读原文查看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