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詹姆斯·C. 斯科特（James C. Scott）
耶鲁大学政治学和人类学斯特林教授、农业研究项目主任，曾任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研究员、柏林高级应用科学研究所古根海姆研究员
智人是如何出现的呢？他们在物种历史上如此新兴，守着一点谷物并且与驯养的动物杂居一处，生活在拥挤的定居聚落中，由原始形式的国家统治。这种新颖之生态与社会的复合体几乎成为历史纪录中所有人种的典型模式。此一模式随后又加入人口增加、水力和兽力的应用、航海以及远程贸易等等因素，并在化石燃料开始使用之前流行六千多年。接下来的叙述乃是一场好奇探究，对象是这个农业与生态复合体的起源、结构和后果。过去，此一过程通常被描述为进步、文明以及公共秩序，外加健康和休闲的提升。如今，对比我们所掌握的知识，那类叙述很多都是错的或是严重误导世人。本人以过去二十年来自己所阅读之考古学和历史学的创新研究成果为基础，尝试针对过去的认知提出质疑，此即本书写作的目的。身为地球上的物种之一，人类在美索不达米亚建立最早农业社会与国家的时间点只落在其历史上最近的百分之五。如拿相同指标加以衡量，始于十八世纪末的化石燃料时代，更仅占这一物种历史的百分之零点二五而已。基于一些令人挂虑的明显原因，我们越来越专注于自己在最近这个时代的环境中所留下的足迹。此一影响有多大，单从围绕“人新世”（Anthropocene）一词的热烈讨论中即可看出端倪。该词被创造来指称一个新的地质时代，而在此期间，人类的活动对于世界的生态系统以及大气层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当代人类活动对生态圈产生重大影响的这事虽已无庸置疑，但具争议的是：它究竟何时开始变得具决定性了？有人建议将它订在最初几次核子试验的日期，因为那些试验已在全世界留下永久性的、可检测出的放射性层。其他人建议将工业革命以及开始大量使用化石燃料的年代视为“人新世”时钟的启动点。也有人选择将起始点订在工业社会获得足以彻底改变自然景观之工具的那个年代〔例如炸药、推土机、钢筋混凝土（特别是用于水坝建设上的）〕。在这三个候选项目中，工业革命不过是发生在两个世纪前的事罢了，而其他两项大家对其依然记忆犹新。若按我们这个物种大约二十万年的历史作为衡量标准，那么“人新世”犹如几分钟前开始而已。关于前述起始点的定年问题，我提出一个在历史时间轴上远远更早的年代。基于“人新世”对环境具有质与量之飞跃性影响的信念，我建议将“用火”（人类第一个改变景观的重要工具）或是“生态位的构建”（niche construction）当成“人新世”的起始点。“用火”的证据至少可以上溯四十万年前，但是也许还可提早更多，甚至早在智人出现以前就已存在。定居聚落、农业及畜牧业大约出现在一万两千年前，这标志了人类在改变景观上的另一次长足进步。如果我们留意人类在历史上的足迹就会发现：在“人新世”较近的“深”足迹印下之前，“人新世”还经历了漫长的“浅”足迹阶段。会说它“浅”，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极少有原始人使用这些塑造地景的工具。西元前一万年左右，全世界人类的总数只有区区的两百万到四百万，还远不及今日人口的千分之一。另一个前现代时期的决定性发明乃是“国家”这个制度性的产物。第一批在美索不达米亚冲积平原上冒出头的国家不早于距今约六千年前，这是该地区首度出现农业和定居现象之后再经过几千年的事。在运用技术、改造地景以符合自身利益这件事上，没有哪种组织会比国家贡献更大的了。那么，为了了解我们如何养成栽培谷物、驯养家畜的定居习惯，并且变成现今我们称为“国家”此新机构所管理的人民，我们需要来一趟“深刻历史”之旅。在我看来，历史是一种最具颠覆性的学科，因为它可以告诉我们，那些被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是如何产生的。“深刻历史”的诱惑力在于：借由揭示许多偶发事件的出现以及它们如何一起塑造出例如工业革命、末次冰盛期或是秦帝国的现象，它呼应了由早期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所主张的以“长时段”（la longue durée）代替公共事件编年史的方法。不过当代对于“深刻历史”的看法又比“年鉴学派”更胜一筹，因为前者通常也将物种的历史包括进去。这是我自己置身于其中的“时代精神”，而这个“时代精神”无疑阐释了如下格言：“米诺娃的猫头鹰只在黄昏时飞起”。“国家形成”的一个基本问题是：我们身为智人，如何在前所未有的情况下开始和栽培的植物、驯养的动物以及其他人生活在一起？若从这个广角视野来看，国家形式绝非自然的或是先天的。智人在大约二十万年前以亚种的身分出现，并且在不到六万年前才开始出现在非洲和地中海东部沿岸以外的地区。植物栽培以及定居社区出现的第一个证据则落在大约一万二千年前。在那之前（换句话说，占人类百分之九十五的生活体验），人类一向生活在小型的、移动的、分散的、相对平等之依靠渔猎和采集维生的游群中。对国家形式感兴趣的人来说，更值得注意的是：第一批小型的、阶级分化的、征税的、筑有围墙的小邦迟至西元前三千一百年左右才出现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谷地，而这时距离谷类作物栽培以及定居现象的首度出现已经超过四千多年了。对于那些将国家形式视为水到渠成后会自然成形的理论家来说，谷类作物及定居生活（Sedentism）等促使国家出现的技术与经济条件都满足后，国家和帝国这种逻辑上必然、且最有效的政治秩序单位将立即崛起。然而，这长达四千年的间隔却构成了一大难题。这些确凿事实与我们大多数人（包括我自己在内）人云亦云所学来的人类史前史版本大有出入。在历史上，人类被第一批强大农耕王国所代表之进步与文明的论述迷住了。他们建构了强大的新社会后，决计尽可能与自己起源地的远亲（那些仍然在边境地带召唤他们或是威胁他们的远亲）区隔开来。基本上，这个“人类力争上游”的故事强调：农业取代了渔猎、采集以及游牧部族那野蛮的、原始的、无法无天的暴力世界。另一方面，定点耕作所收成的农作物乃是定居生活、制度性宗教、社会以及依法运作之政府的起源和保证。那些拒绝接受农业的人要不是出于无知就是拒绝适应新的生活方式。在几乎所有早期的农业文明中，农业的优势都由一套精细复杂的神话所肯定：一个伟大的男神或女神将神圣的谷类交给一群选民。一旦“定点耕作比先前的维生方式更具优势与吸引力”的基本假设受到质疑，便凸显了另一个问题：前述所依靠的另一个更深层的假设却几乎不曾受到挑战。这个假设就是：定居生活本身比移徙生活更优越又更具吸引力。在有关文明的论述中，“农庄”（domus）和固定居所是如此根深柢固，以至于大家对它已然视而不见，就好比水之于鱼那样！如果断言疲惫的智人迫不及待地想要安定下来，迫不及待地想要结束数十万年以来的飘泊和季节性移徙，那么这结论未免下得太草率了。因为有大量的证据表明：各地都有流动族群决心抗拒定居生活的情况，即使生活条件相对有利时亦复如此。以游牧和渔猎采集维生的族群曾经抗拒定居的生活方式，并将它和疾病感染以及国家掌控联想在一起，而这种看法通常是正确的。许多美国的原住民只是在军事失败之后才会被困在保留区里，但其他的美国原住民则抓住与欧洲人接触的历史机缘，反而进一步增加自己的机动性，好比苏族（Sioux）和科曼奇人成为骑马的猎户、生意人或突袭掠夺者，而纳瓦霍人则变成以放羊为主的牧民。许多人遵循移徙的传统（放牧、采集、渔猎、捕捞海产，甚至投身游耕），同时也欣然适应现代贸易，但仍坚决抗拒定居的生活方式。至少，我们根本没有证据可以保证如下的论点为真：现代定居生活的种种“好处”乃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普遍愿望。关于定居生活以及农业的基本论述在提供其养分的神话消失很久之后仍然遗存下来。从汤玛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到约翰．洛克（John Locke）再到詹巴蒂斯塔．维柯（Giambattista Vico）、路易斯．亨利．摩根（Lewis Henry Morgan）、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eriedrich Engels）、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以及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对于一般社会进化的论述，从渔猎采集到游牧再到农业（从游群到村庄到城镇再到城市）的进步顺序已是广受采纳的理论。如此的观点几乎重现了尤利乌斯．凯撒（Julius Caesar）眼中“从家庭到亲族到部族到人民再到国家（一群生活在法律之下的人）”的进化模式。在该模式中，罗马是整个进化过程的巅峰，而塞尔特人和日耳曼人则位居其下。这类记录文明发展进程的论述尽管在细节上有所差别，但大多数都由学校教育行礼如仪地传播出去，并且深深烙印在全世界男女学童的脑海中。从上一种维生方式转向下一种维生方式的过程被认定是清晰而明确的。换句话说，任何人一旦见识过农业技术，谁也不想继续过游牧或采集的生活，而踏出的每一步都被视为人类追求幸福过程中的飞跃：更多休闲、营养更好、预期寿命更长，最终则是促进居家生活技巧以及文明发展。将这种论述从世人的记忆中抹除几乎是不可能的。这种“十二步复原计划”需要绞尽脑汁加以想像，不过我在这里还是踏出小小一步。事实证明，一旦和已积累起来的考古证据对照，大部分可被我们称之为“传统标准论述”的东西都站不住脚。与早期的假设正好相反，靠渔猎采集维生的部族（即使是今天仍居住在偏远庇护区的那一些）绝非如传闻所说的三餐不继、处于挨饿状态、走投无路的人。说到饮食、健康和休闲等方面的条件，事实上，渔猎采集者从不曾像现在一样过得那么好。相反的，务农的人在饮食、健康和休闲等方面则从不曾像现在一样过得那么糟。当前的“旧石器时代饮食”风尚即反映了这种考古学知识对流行文化的渗透。从渔猎采集转变为农耕（其过程是缓慢的、时有停滞的、可逆的，有时甚至是不完全的）并非只是带来益处，其实所付出的成本也很可观。因此，在传统的标准论述中，栽培作物虽然看上去好像是迈向现今美好世界的关键性一步，但是对于那些第一次经历这种过程的人来说，情况却并非如此。有些学者认为那个事实已反映在《圣经》中亚当和夏娃被驱逐出伊甸园的故事里。本人认为，近期研究对于传统标准论述所造成的打击是命中要害的。例如，大家一直认为“定居生活”乃是农耕出现后的自然结果。庄稼能让人口集中并且定居下来，也提供了国家形成的必要条件。然而，定居现象实际上在前农业时代生态资源丰富且多样的环境中也很常见，特别是靠近鱼类、鸟类和大型猎物季节性迁徙路径的湿地。此一事实令传统标准论述颇感头疼。例如，在古代的美索不达米亚（希腊语即“河流之间”）南部就出现了定居的部族或甚至城镇，人口最多可达五千，且没有农业或者农业规模微不足道。另外，我们还看到一种相反的异常现象：从事作物种植的人除在短暂的收获期外，一般处于流动与散居的状态。最后这个矛盾再次提醒我们：事实上，传统标准论述所隐含的假设（即人类迫不及待想放弃移徙生活并完全“安顿下来”）也可能是错误的。也许整个论述最令人困惑的部分是占据其核心地位的文明行为：“植物栽培”以及“动物驯化”的问题原来是如此顽固、难以摸透。毕竟从智人之前的时代开始，原始人便不断在塑造植物世界，而用火即是其主要手段。那么，什么算是栽培行为志在必达的目标呢？是照管野生植物吗？是为它们除草吗？是将它们移植到新的地方吗？还是将一把种子撒在肥沃的淤泥上呢？或是将一两颗种子放进用掘穴器挖出的凹洞呢？或是用犁耕作呢？正如杰克．哈伦（Jack Harlan）所举的有名例子那样，即使在今日，安纳托利亚也还有大片的野生小麦，而且人家可以在三周内用燧石镰刀收割足供养活一个家庭一整年的谷物。在特意将种子播在犁田上之行为出现的很久之前，采集者已经发明出一切必要的收获工具：筛谷篮、磨刀石和杵臼，以便加工处理野生谷物以及豆类。对于门外汉而言，将种子放入准备好的沟或洞中似乎具有决定性作用。但是，如果你因为知道种子自会发芽茁壮，于是把食用果的果核丢入栖身处附近的烂叶堆中，那么这算不算栽培植物呢？对于植物考古学家来说，找到“脆穗性”（受早期栽培者偏爱，因为籽头不会破裂，而是“等人家来收割”）以及大颗粒的谷物才能证明谷物栽培确实存在。现在事实证明，这些形态上的改变其实是栽培作物已出现相当久以后的事。以前所谓完全被驯养之绵羊和山羊明确无误的骨骼证据如今也受到了质疑。这些模棱两可产生双重结果。首先，它使寻找“栽培、驯养”行为之单一起源的企图变得既专断又无意义。第二，它为如下观点提供有力支持：在十分漫长的时期中，存在一段人称“低阶食物生产”（low-level food production）的阶段，其种植的植物既非完全野生亦非完全属于栽培性质。有关植物栽培之最出色的分析都已扬弃“单一划时代事件”的概念，并且主张：在强有力之遗传学与考古学证据的基础上，植物栽培化的过程在许多地区长达三千年之久，并造成了大多数主要作物（小麦、大麦、稻米、鹰嘴豆、扁豆）多重与分散的栽培化过程。这些考古发现使得传统而标准的文明论述站不住脚。我们或许可以将这个早期阶段视为漫长过程的一部分，而且此一过程仍在继续，因为人类一直想办法干预对有利于自己之植物和动物的繁衍功能。我们选择性地繁殖、保护和利用它们。这个论点也不妨将它推至早期农业国家及其宗法制度对于妇女、俘虏和奴隶的控制。关于此一问题，吉列尔摩．阿尔卡兹提出更加大胆的假设：“早期的近东村落栽培植物并且驯化动物，而乌鲁克的城市机构与组织则养乖了人类。”这一类对国家形成问题的探究在本质上都存在风险，因为这可能导致大家在描述人类事务时偏离平衡，赋予国家一个比实际更重要的地位。我希望能避免这种情况。我所了解的事实是：一部持平的人类史会将国家置于一个较平凡的位置上，派给它一个比平常轻一些的角色。国家成为考古以及历史纪录的主导者其实不难理解。我们（亦即智人）习惯以一个或数个生命周期为单位思考问题，国家及受其管理之空间的恒常性似乎是我们生存条件不可或缺的因素。今日，国家除了彻头彻尾抱持霸权主义之外，世界各地大量的考古和历史工作亦受国家赞助，而这往往等于以自恋的态度画自画像。直到最近，考古学传统在重要历史遗迹的发掘和分析上便与制度性的偏颇结合在一起。因此，如果你以石材构筑宏伟建物，并恰当地在单一的地点留下断垣残壁，那么你很可能被人“发现”，然后主宰古代史的篇章。另一方面，如果你用木头、竹子或芦苇构筑建物，那么你出现在考古纪录中的机会便大大减少了。如果你是沿途丢弃可被生物降解之垃圾的渔猎采集者或游牧部族（就算如何人多势众），你很可能会在考古纪录中被完全忽略掉。一旦书面资料（例如象形文字或是楔形文字的）出现在历史纪录中，前述的偏颇就变得更加明显。这些千篇一律都是以国家为中心的文本：税收、社会组织、贡品清单、王室家谱、建国神话、法律等等。没有其他声音与其争辩，而且如果你想努力从中读出有关反对谷物的信息，那就是极端困难又冒险的行为。一般来说，留下来的档案越庞大，用于该历史王国及其自画像的页数就越多。然而，最早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埃及与黄河那些终年迎风之冲积平原淤泥上的最早国家其实在人口和面积的规模上都是微不足道的。它们只是古代世界地图上的小斑点，而且仅是根据粗估西元前二千年全球总人口数二千五百万人当中可忽略的误差罢了。他们只是权势的微小节点、被住在广阔地面上非国家型态的部族（即所谓的“蛮族”）所包围的微小节点。尽管有苏美、阿卡德、埃及、迈锡尼、奥尔梅克／马雅、哈拉帕以及中国秦朝，世界大部分人口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仍继续生活在不受国家控制、无须纳税的状况下。政治环境究竟何时明确变成由国家主导的局面？这点实在难下定论。我们在阅读大量资料后可以清楚了解：直到四百年前，地球三分之一的地方仍由渔猎采集者、游耕者、牧民以及独立自主的农艺人所占据，而本质上立基于农业的国家则局限在地球表面一小部分的可耕地上。大部分世界人口本来可能永远遇不到税吏这种国家的标志性人物。许多人（也许是大多数人）都能够自由进出国家空间，并且转换维生模式，同时有机会逃避国家的压迫之手。那么，如果我们把国家霸权主义确定就位的年代订在西元后一千六百年，那么国家可以说仅占我们这物种政治生活最后百分之零点二的阶段而已。如果我们把注意力都集中在最早出现国家的特殊地方，我们有可能会忽略一个关键事实：直到最近，在世界大部分地区根本不存在国家。传统的东南亚国家大致与查理曼的统治年代同期，那时距离农业的“发明”已经超过六千年了。除了马雅帝国之外，新大陆出现国家的年代甚至又更晚了。它们占据的面积也相当小。在它们鞭长莫及的地方存在大批“无人统治”的居民，聚集在历史学家可能称之为的部族、酋邦或游群之中。他们居住的地区不受统治权的约束，甚至连名义上的宗主权也闻所未闻。前述国家一般很少像历史论述中所描绘的那种令人生畏的“利维坦”（权力集中的君主国家），就算偶尔会有，存在时间也很短暂。在大多数情况下，其政权多半处于空白期、分裂期以及“黑暗期”，这比完整统一、有效统治更为常见。这里，我们（历史学家也一样）很可能被它的建国过程与强盛古典时代的相关记载迷惑，至于其解体与动乱的岁月则很少或根本没有形诸文字。古希腊那四个世纪的“黑暗”期（那时的人显然已经丢失读写能力）几乎是一页空白。相较之下，古典时代戏剧以及哲学的荣景则可见之于大量的文献中。这种情况其实不难理解：毕竟历史的目的常在审视我们所景仰的文化成就，但却忽略国家形式的脆弱与易于崩解。在世界很大的一部分地区中，国家（即使它的盛况如日中天）也只是一个季节性的组织。直到最近，东南亚国家的擘划能力只在每年季风降雨期间复甦过来，等到季节一过，它的力量几乎就缩回了宫墙之内。尽管典型的历史书写强调国家的自我形象及其中心地位，我们仍要认清：从它首次出现后的数千年里，它不是一个常数而是变数，而且跌跌撞撞走过人类生活的发展史中。从另一层意义上看，这又何尝不是一部“非国家”（nonstate）的历史。它吸引了我们关注国家创建以及崩解的诸多方面，但是相关纪录不是付之阙如，就是十分罕见。尽管对历史中气候变化、人口增减、土壤质量、饮食习惯方面的资料建档取得了巨大的进展，我们还是很难在物质遗存或是早期文本之中看出最早期之国家的许多面向，因为那些都是隐晦的、缓慢的过程，也许具有象征性的危险，甚至不值一提。例如，在早期国家中，人民从其核心地带逃往周边地区是屡见不鲜的事，然而，由于这事与国家作为文明施恩者之主体性论述相互矛盾，因此就被藏入晦涩难懂的法典里。我与部分人士都确信，疾病乃是导致早期国家如此脆弱的一个主要因素，然而你却很难收集到这方面的证据，因为疫情来得如此突然，而且先人对其知之甚少，也因为很多流行病并不会在骨骼上留下明显的痕迹。同样，奴隶制度、役使行为以及强制迁移也很难找到证据，因为如果不戴镣铐下葬，奴隶的遗骨和自由人的遗骨是难以区分开来的。所有的国家都被非国家体系的部族包围，但是由于后者的状态分散，我们鲜少清楚他们的来来去去、他们与国家那多变的关系或是他们的政治结构。一个城市被烧毁了，但你通常很难确定那是因为意外失火（就像肆虐所有以易燃材料构筑之古老城市的火灾）还是内战、暴动、外敌入侵所导致的。我尽可能将自己的视线从国家自我表现的光辉移开，并探讨被王朝书面历史有系统地忽略的历史力量，那股无法被标准之考古学技术所洞悉的历史力量。本文选编自《反穀》（麥田版），注释从略，题目为编者所拟。推荐购买此刊阅读完整內容。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任何赢利组织运营的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否则勿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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