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论关键词| 王晓路：种族/族性
一句话概说：种族(race)是一种区分人类群体的方式。在生物学范畴, 这一术语被译作" 人种" , 即根据基因导致的遗传标记, 结合地理、生态和形态(如肤色和体质特征)等因素, 对人类群体进行科学分类。然而在科学概念的掩护下, 种族同时也作为一种社会文化范畴出现。这就是说, 当人们借用生物学概念对人群进行分类时, 他们, 尤其是西方人, 往往将一些假设或想象因素附加在某些弱势群体身上, 并据此形成了固定观念。
大背景解说
人们对于种族、尤其对于少数族裔的认同方式,多受西方主流社会形成的观念支配。所以,对种族的类分过程,涉及到某一群体"低劣于"其他群体的根本原因。实际上,是某一种文化标准(CulturalNorm)界定了种族间的"差异",于是,自然的、非文化的差异就与文化标准联系起来。既然种族间的差异是由先在的、支配性的社会文化因素所左右,那么学者对于文学文本、包括文学经典的解读和文学批评,也必然涉及社会、体制、权利、意识形态、文化等级、艺术表征(representation)等各个方面。种族问题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君主制时代,欧洲各民族都以"纯血统"观念看待自身。18世纪的民族理论家开始在政体(state)与民族(nation)之间划分清晰界线,这是因为,当时在语言和政治界限之间并无直接联系。一些典型的现代欧洲民族国家,诸如德国和意大利这样的政体,就竭力将国家与民族性合二为一。在他们那里,民族性被理解为分享同一文明、语言与文学的同一性。但是,由于政治地理的发展与民族变化并不同步,18世纪的理论家倾向将民族视为自然实体(naturalentity),而将政体视为一种文化产物。到了19世纪,随着自然科学影响力日益扩大,人们逐渐习惯以生物和人类科学的精细眼光来分析、测量、定义并设计人性(humannature)与族性。在此背景下,民族便被认定是一种生物群体单位,它的差异特性则由该民族后裔共同拥有的遗传性本质所决定。
西方民族性的概念形成与再认识
在欧洲许多国家,尤其是在英国,种族和民族观念自有一个缓慢的历史变迁过程,譬如盎格鲁-撒克逊族在英国史上的构成就有着复杂的历史渊源。应当指出,在英国民族文化的发展进程中,所谓英国文学的概念形成,实与赫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的开创性研究有关。身为英国现代民族主义第一位哲学家,赫德在其1767年发表的《论新德语文学:片断》(On the New German Literature: Fragments)中郑重提出:语言并不只是"艺术与科学的工具",而是"其中的一部分"。赫德关于语言精神的概念充分体现了这一思想。他强调,语言不仅仅是交流中介,而且是民族性不可分割的、神圣的本质。赫德在他自己收集的抒情歌谣中进而证实了民族语言在构成民族精神过程中所起到的特殊作用。从18世纪至19世纪早期,英国文化史上有许多想象性写作都带有民族主义成,而以赫德为代表的这一批民族学者,竭力将这些创造性写作编排为一种"被接受的传统"。于是,文学史中对民间文化的收集整理,便成为构成英国民族性的重要部分。而英国人对于文学和文学史的族性理解,从19世纪中叶开始,一直持续到现代主义的开创阶段。(参见Appia,1990:282-4)作为一个历史转折点,20世纪中期的民权运动(Civil Rights Movement)令大批西方少数族裔获得一种族性觉醒,他们中间的精英分子开始意识到自身的种族身份在整体文化观念中严重错位。为此,他们一面在政治领域发起抗争,不断要求主流社会正视种族问题,一面又在学术领域展开持续的反思、批判与创新。应当说,他们的抗争精神和不懈努力,开创了一个围绕种族问题与民族文学的再认识阶段。在这一延续至今的再认识过程中,后结构批评思潮与左派批判理论无疑成为两股重要的学术推动力量。它们的优势是凭借精细的语言分析、先进的意识形态与文化批评方法,对原本属于"自然"范畴的种族概念实施卓有成效的破译与解构。在这方面,德里达的解构理论与反逻各斯中心论,福柯的知识考古与话语分析方法,以及赛义德在其名著《东方主义》中所展示的范例研究,普遍受到各国新进学者的欢迎。
我们知道,西方对于"他者"种族、文化与文明的偏见由来已久。这方面,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文学教授赛义德(Edward Said)率先于70年代发表《东方主义》一书,将马克思和福柯的批判精神应用到东西方文化与种族差异问题上,并因此获得了突出的学术声誉。赛义德指出,自从欧洲人创建东方学起,它的学科体制、知识兴趣与研究方法就反映出一个强势文明的主观意志,以及它对东方民族的征服与控制欲望。这种学问貌似客观中立,其实汇集了欧洲人、美国人针对东方的各种想象臆断。历史上西方学者有关东方的一切客观描述,无不渗透资本主义的扩张逻辑与文化霸权。在西方利益及其价值观的支配下,这种东方研究的根本目的不过是要将东方民族客体化、概念化,从而有效控制其文化身份。
即便在西方学者把东方当作一个贬义术语时,这个东方依然是西方恐惧的一种反映,而并非是对东方的"族性与文化"进行科学描述。(参见Macfie,2000:345)受此启迪和鼓舞,大批边缘学者,如女性、少数族裔、非主流学者们从此获得了针对种族概念的反思眼光。他们开始把种族视为一个复杂的文化思想范畴,而不仅仅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来解释,并同时借助西马与后结构主义的成套分析工具,对种族问题进行深入的质疑、解析与批判。在此基础上,众多史学家、文学批评家与文化学者携起手来,尝试将社会文本和文学文本相结合,将历史文本与文学文本相结合,开展一场全方位的历史重读与再描述运动。在美国,这场运动中有几位学者比较引人注目:其一是哈佛大学非洲裔美国研究中心主任盖茨(Henry Louis Gates,Jr.),其二是杜克大学英文系教授贝克(HoustonA. Baker,Jr.),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韦勒·索洛斯(Werner Sollors)教授。
在盖茨看来,种族是一种隐喻,一种专横的语言范畴。而种族主义的特性,则在于运用话语权力与制度规范,强使这种专横的范畴自然化和固定化。在此前提下,盖茨认为种族完全是一种惯例(conven-tion)。而在文学研究中,种族的因素则是一种可以细加分析和层层揭示的"隐形的量"。(参见Gates,1986)贝克进而指出,西方主流文学理论家一般只认可那些久经确认的经典文本,并反复将它们作为自己论述的例证,或从中建构自己的批评模式。与此同时,他们对于大量少数族裔文本干脆视而不见,或蓄意忽略。所以说,要展开对少数族裔文本的批评,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新理论,便只能依靠那些处于边缘的非主流文学理论家。很显然,西方文学理论本身就暗含有严重而深刻的种族问题。(参见王晓路,2002)
索洛斯则认为,美国许多族裔群体在传统上是互相影响的,如果认为种族这一概念具有某种"纯粹"的同一性,那其实是将这种互相影响的方式掩盖了。在索洛斯看来,族性并非仅仅指示某人是何种种族的后裔,它实际上指示此人所愿意加入的群体。因此,族性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概念,而是在与非族裔(non-ethnic)对比中形成的。或者说,它是一种文化互动(cultural interaction)的结果,因为社会中的同一性或身份本身,向来是以文化作为界定的标准。(参见Solors,1986)
种族问题在文学研究中的重要性
长期以来,在西方中心论支配下,欧美学界大量生成并保留下一批根深蒂固的种族观念,由此构成了人们对种族看法的固定模式。这种潜在模式所导致的后果之一,就是利用人种体质差异的客观概念,强使其它一些人为附加的差异观念合法化。
在西方优越论者看来,这些差异不仅证明弱势种族在人种或体质上的特征,而且成为一种证实其文化差异(包括伦理、智商、能力、素质、教养、趣味、以及社会等级差异等)的依据。就是说,与西方白人种族相对应,它们能证明非白人种族的低劣、呆滞、孱弱、及其不良习性或野蛮行为方式。在这一种族意识形态(ethnical ideology)的影响下,出现了西方国家的种族歧视、种族偏见和各种种族主义恶行,德国法西斯的种族大屠杀就是明证。
话说回来,恰恰由于西方文明已把种族问题变成一项基本的社会文化差异,我们如果脱离历史、文化和意识形态前提,便无法对种族问题加以有效的分析。在文学批评领域,这一问题的现实意义显得尤为突出。针对传统种族观念,人们往往提出质疑:为何白人就要比其他民族优越?为何在文学文本中,某些种族与文明进步相联,另外一些种族则离不开愚昧与堕落?可见历史遗留的问题成堆。在一些美国批评家看来,所有的文学文本、理论文本、文学史与批评史,乃至流行文学和大众传媒对于不同文化群体的表现模式,实际上都应受到一次清理与批判。(参见Edgar,1999:326)
由于偏见积重难返,也由于传统批评理论习惯以客观中立自居,种族问题在当代文学研究中显得愈发重要和复杂。应当承认,即便是在欧美文学经典中,种族偏见也是一种常见现象。许多大作家在写作中,一旦涉及异族文化或殖民地,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将那里的人物、环境、风俗与西方文明世界加以对照,进而将对方纳入程式化表述:主人与仆人、文明与野蛮、高贵与卑下、法治与混乱,等等。其潜在含义无非是要表明:一些人种较之另外一些人种,自然要在血统、人性和品质上更高贵、高尚或高明一些。这种不平等的"主奴"关系描写可以追溯到人类早期写作,它是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阐明的哲学寓言,也是西方文学经典反复述说的精彩故事,从鲁滨逊漂流记》到《印度之旅》都是如此。一如黑格尔所表示,主人在征服奴隶的过程中确立了自己的主体意识和精神优势。奴隶则在长期的蒙昧与苦难中逐渐觉醒,缓慢获得了被压迫者的反抗本领与自我独立精神。西方文明史、文学史毫不例外,也因此打上了主奴关系的深深烙印。
从启蒙运动起,西方人开始提倡人的自由、平等、博爱。在19世纪理性旗帜高扬、科学突飞猛进的背景下,人性、人权、人道主义和人文学术得到了迅猛发展。然而理性的巨大进步并未改变多数白人对于有色人种的怀疑或藐视,许多文本中出现了对日耳曼人、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赞美,以及对他们屠杀土著的冷漠描写。(参见Appia,1990:280)具有反讽意味的是,恰恰在19世纪出现了以科学话语编织的现代种族观念,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系统技术与操作规范。近代西方科学家一面依据科学进行种族研究,一面又相信种族主义有其正确性。当他们指认一个种族的本质(essence)时,往往将其生理特征与文化伦理特征结合起来。例如当人们谈及"黑人"或"黄种人"时,他们并不只谈生理遗传,而是自然而然地谈论与其遗传特征相关的其他问题。时至19世纪末,欧美普遍存在着这种针对种族的臆断,由此生成的观念影响着人们对于文学的理解。(参见Appia,1990:276)
在文学研究中,19世纪于是成为一个重要时期。其中的一个特征是:那时对于边缘种族最令人惊讶的攻击,是以"科学"名义进行的。另一特征是那个时期文学文本中比比皆是的种族等级制(racehierarchy),它渗透于文本结构、故事情节和道德教诲之中。不妨说,当种族偏见成为某一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时,文学文本中的种族问题也就自然成为一个文学主题。麻烦的是,许多文学名著或隐或显地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种族偏见,而这些种族观念在文学中的曲折表现方式,不可加以武断或简单的否认。而在文学史上,一个欧美国家的民族文学,与这个国家的民族性(nationality)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这是一个更值得我们慎重思考的问题。
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显然会增强文学批评的力度与深度。对于批评家而言,种族和族性(ethnici-ty)问题所特有的非主流挑战性质,无疑能拓宽他们的视野,激励他们反思,进而促使他们针对文学文本中那些习以为常的"差异"进行更深入的探究。批评家可以依据新的观点方法对以往的主流文学进行梳,对其文本中隐含的种族歧视与偏见实行批判,或对少数边缘文本进行挖掘整理,使之成为新的研究范畴。事实上,对主流和主流之外的创作,均可以借鉴新方法进行研究。其主题、叙述策略和文化编码都可在新的层面得到考察。
种族问题在美国文学中有比较集中的反映。对于美国各少数族裔而言,他们的生活经历和政治态,长期以来一直由其种族生存模式所决定。表面上的种族差异其实有着深层的心理、经济和其它社会原因。在美国社会结构中,非洲裔的"黑人性"(blackness)与主流的"白人性"(whiteness)相比,前者属于受支配的边缘范畴。尽管黑人文化对于美国文化发展作出了独特贡献,但种族偏见,尤其是所谓"智力差异"的偏见始终存在,而这种智力不平等的前提也一直未得到清算。
作为来自非洲的奴隶后裔,美国黑人被迫在一个白人文化占主流地位的环境中生存,这种生存方式的独特性决定了美国黑人文学的特殊性。为此,黑人作家与批评家必须面对两种传统,即自身的非洲文化传统与西方主流文化传统。与此同时,他们必须借助社会主流的语言形式,即英语,进行自己的文学创作和批评实践。就是说,他们要在西方文化背景中凸显自身,表现那些与主流社会有明显差异的文化传统与民俗风格,在"标准"英语表述中突出自己的异质特点,从而以自身对世界的领悟和体验,对其生存境况加以美学意义上的编码,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和追问人类生存的意义。这种独特性于是成为美国黑人文学和文学理论最具影响力的一个方面。
从其发展线索看,美国黑人文学,尤其是小说创作及批评理论,大致经历了一个逐步成熟的过程,即从激进到内省,从对黑人民族性的倡导到对人类共同问题的关注。有许多美国黑人文学作品关注其种族道义与责任,并从不同角度将它提升到弘扬生命意义的高度。一批卓有影响的黑人作家,也从不同角度反映了黑人民族的美学价值,例如获得1993年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黑人女作家莫里森(Toni Morrison)的创作便是如此。大量丰富的文本又使这一文学类型的理论不断获得新的内涵,在这些理论的梳理与建构工作中,最出色的就是上面提到的盖茨和贝克两位黑人学者。任何批评理论都来自与它相关的具体文学文本,并产生于特定历史文化的构成性语境之中。当它具备普适性之后,这种理论及批评模式自会与那些源自不同文化传统的文本发生矛盾,或产生张力。换言之,黑人文学文本自有它一套先在的美学系统(preexisting aesthetic system)。当这些文本遭遇主流传统时,或在它们没有得到主流传统认可之前,这些文本必然会同现行美学体系(existing aesthetic system)发生冲突。而在此冲突下的阐释行为,不仅会导致错误解码或负面误读,还会导致错误的结论。因此,对于黑人批评家来说,他们的任务是双重的:其一,必须证实那些未被"中心"认可、或遭到忽略的边缘写作,同时应突出这些写作所涉及的异族文化的传统价值。其二,在此基础上建立一套针对性的批评话语和理论体系,以便对那些具有自身特点的少数族裔文学文本进行有效的阐释。用盖茨的话说,就是要依据我们的黑人文化,对"理论"本身进行重新界说。
美国黑人学者通过系统的发掘、考证、整理与阐,已在许多文学工程中展示了黑人文学成果,并探讨了黑人文学的延续性。这些工程将黑人经典文本与西方传统经典文本成功地加以并置,并形成了事实上的共存。更重要的是,它们在很大程度上起到对中心话语或主流文学经典的修正作用,即迫使其承认并容纳非欧洲族裔的写作,并以中心边缘化、边缘中心化的互动方式,使得"非洲裔美国学"(Afro-American Study)作为一门独立知识系统,得到了进一步合法化。非洲裔美国文学批评现已成为美国文学理论与批评难以忽略的范式。(参见王晓路,1995,2000,2002)
问题与争论
种族问题进入文学研究后,自然引发大量争论。譬如有学者担心,种族观念的迁移,会掩盖非洲裔美国人的具体情况,并对他们的政治身份带来不利影响。也有学者指出,种族问题的讨论与族性研究相,正如女性主义与性属研究相对一样,成为一对必须加以对比研究的课题。(参见Childers,1995:251)因为族性是拥有共同文化背景的同一社会群体事实或状态,它可以指多数民族,也可以指少数民族,只有在研究中将某一种族置于某一社会中才能得到更好的透视。一些学者认为,非洲裔美国文学问题实际是一种政治问题,正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主义的政治,将其他少数族裔从主流文学经典中排除在外。另一些人则认为,非洲裔写作传统可以单独进行研究。(参见Appia,1990:287)种族差异的重要意义,在于它能启发人们思考自我,认识他人,建构自身价值,确定社会文化同一性。我们说,文学是不同民族生活的艺术性表述,而文学批评又是其民族精神的探索形式。作为文学不可或缺的要素,种族问题也就成为文学研究不可回避的课题。时至今天,种族依然是人们观念中的一部分,它不仅是上一世纪中文学史的问题,也是今后文学生产和文学研究的关注点之一。(参考Appiah,1990:287)
参考书目:
1.Kwame Anthony Appiah, “Race”, in Critical Terms for Literary Study, Frank Lentricchia and Thomas McLaughlin, eds.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
2.Houston A. Baker, Jr., Blues, Ideology, and Afro-American Literature: A Vernacular The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3.Jules Chatzky, " Our Decentralized Literature: The Significance of Regional, Ethnic, Racial, and Sexual Factors”, in Our Decentralized Literature: Cultural mediation in Selected Jewish and Southern Writers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86).
4.Joseph Childers and Gary Hentzi, eds. The Columbia Dictionary of Modern Literary and Cultural Critic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5).
5.Andrew Edgar and Peter Sedgwick, eds. Key Concepts in Cultural Theo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pp .323-326.
6.Henry Louis Gates, Jr., ed." Race”, Writing and Differen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
7.Vincent B.Leitch at al ., eds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Theory and Criticism (London and New York :W .Norton &Company, 2001).
8.Alexander Lyon Macfie, ed. Orientalism: a Reader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0).
9.Werner Sollors, Beyond Ethnicity: Consent and Descent in American Cultu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10.王晓路:《盖茨的文学考古学与批评理论的建构》, 载《国外文学》, 1995 年第1 期;《差异的表述---黑人美学与贝克的批评理论》, 载《国外文学》, 2000 年第 2期;《贝克教授访谈录》, 载《外国文学研究》, 2002 年第 1 期。
【作者简介】
王晓路：现任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文化批评专业博士生导师，同时担任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言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
原文刊于《外国文学》2002年第6期，侵删。